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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再版的話《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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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再版的話《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再版 (395 reads) 时间: 2005-1-07 周五, 下午6:2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事务论坛总编辑：伍凡

《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再版

再版的話

《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一書，曾於1998年由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父親金堯如於2004年1月18日在洛杉磯去世，為了紀念他一生矢志追求人民民主、國家進步的奮鬥歷程，我們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際，重新整理出版他的這本《憶往》，並附錄了在他逝世期間社會賢達親朋好友，以及我們子女輩悼念他的文章。
這次再版《憶往》這本書時，我們對原稿作了大量的訂正、校勘工作，並對書本樣式和封面重新設計。期間得蒙父親五十年來肝膽相照的好友、《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先生命筆為序，承蒙香港知名人士葉國華先生、共歷艱辛的忘年之交程翔先生為他作序。特在此對此書再版給予關愛與幫助的前輩和朋友李子誦老伯、以及葉國華先生、程翔先生、周奕先生、李波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金陵金虹

2004年11月

葉國華：代序

正逢再版金老先生的回憶錄，金老先生的家人請我作序，特追憶我在年初金堯如老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代作序文，以志紀念。
我懷著凝重的心情，來到金堯如先生的追悼會。有人問我會否猶豫出席此追悼會。我根本沒有想過應否的問題，除非不知道或不在港。毛主席在為一個炊事員張思德的追思活動中就說，只要為人民做了好事，就應該紀念他。作為一個戰後長大的香港青年，在五十年代這段特殊的歷史環境、也因緣際會入讀「愛國學校」，我得以每天看《文匯報》，閱讀管見子先生的社論，從中加深了認識社會、國家、世界，亦幫助了我建立今時今日的價值觀及環球視野。雖然在今天看來，那些觀點帶有當時的局限性。
我是在這殖民地環境下如此長大的少數：在我周圍環境的影響教育下，對國家、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對愛國民主、進步的思考及追求，對是非判斷的理性分析----如果這些都是值得今天肯定的話，我又怎能不肯定過去幾十年閱讀《文匯報》所帶來的文化沉澱？又怎能不承認管見子社論文章帶來的教益？後來我知道管見子即金老先生時，我對他又怎能不心懷敬重？
在八九「六四」後，儘管有人對金老先生有不同的看法、對他的做法有人不以為然，歷史將來自有公論，但在我個人來說至今仍持正面肯定。

2004．12

程翔：
為《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一書作序

中國古代聖人，有「三不朽」的說法，即立德、立功、立言。在金先生終生為之奮鬥的愛國民主事業中，他的德行、功業、文章，都足為後人景仰，並為我等後輩立下一個不朽的楷模。
論德行，他終生對愛國民主事業的追求，其出發點都不是一黨一己之私，而是國家和人民的福祉。當中國共產黨未執政前，由於處於地下狀態，時刻有滅頂之災，但金先生入黨為公，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當中國共產黨執政後，莫能逆轉權力腐蝕規律，十年浩劫才結束，「六四」殺戮又再開。1989年金先生以年近七十的高齡毅然退黨，視個人榮辱如塵土。其入黨也為國家，其退黨也為人民。金先生的高風亮節，為真正愛國者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論功業，金先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愛國民主事業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特別是對發展鞏固文化界的愛國力量更是結下纍纍碩果。五十年代由於他認真貫徹執行統戰政策，協助周恩來總理成功說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回國，更是新中國建立後一個重大成就，值得大書特書。來港工作後，他致力於愛國新聞工作，至今香港很多新聞界的翹楚，都曾是金先生先後培養出來的。可惜的是，這些不朽功業，卻因「道不同」的原因而被當權者刻意抹煞。然而，客觀的歷史事實並不以權貴的喜惡而改變。金先生的功業不會因與當權者「道不同」而被歷史忘記。
論立言，金先生以《管見子》筆名發表的言論，曾經鼓勵不少青年走上愛國的道路，他在「六四」時，與李子誦社長合擬「開天窗」的《痛心疾首》社論，其動員群眾反對殘民暴政力量之大，更是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所僅見。「六四」後雖然播遷海外，卻不顧老耄體弱，繼續評論時政、月旦人物，鼓勵人民擁抱民主，改革國家。金先生在立言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我們重刊金先生的書，就是要突顯他的道德文章，誌念他在推動愛國民主事業中所作的貢獻。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金先生憶述他在香港工作時，如何在複雜甚且危險的政治環境中開展愛國民主工作。從歷史價值看，本書是第一本系統闡述中共早期對港澳政策的著作，是目前記載這段歷史中最為詳盡的回憶錄。它的初版在1998年發表後，其內容已經廣泛被海內外地多位歷史學者所引用，足見其潛在的史學上的價值。
本書更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這條路如何走？大家都沒有經驗。如果抱持金先生恢宏的愛國觀來落實「一國兩制」，則路子會越走越寬。如果以狹隘的愛國觀來落實「一國兩制」，則局面會越來越窄。很不幸，今天很多共產黨人已經忘記了早年周恩來總理的關於「愛國一家」的教誨，尋且提出愛國要等同愛黨這種極左怪誕的言論。這是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困難重重的核心所在。重溫金先生這本書，我們就可以看出香港今天碰到的問題，同當權派執行一條極左路線有莫大的關係。
值重刊之際，本人有幸親聆金先生教益，願以一己之得，向一切關心香港前途的朋友推薦此書，故欣為之序。

2004年12月

趙紫陽悼念金堯如

趙紫陽獲金堯如逝世消息後，深感惋惜說：怎麼去得這麼快。
在1989年前，金堯如和老畫家許麟盧〔己故〕曾合畫一幅國畫贈送給趙紫陽。為悼念金堯如，趙紫陽特將此畫掛起，以示哀悼。

于浩成：深切悼念偉大的愛國者，民主主義政論家金堯如先生
——在追思會上的悼詞

今天，我們，金堯如先生生前親朋友好與社會各界賢達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在這�舉行追思會，向我們最尊敬和摯愛的導師和友人金堯如先生告別。
金堯如先生於1923年9月生於浙江紹興，在他上中學時適逢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激於民族義憤他滿腔熱情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動，後到福建入暨南大學，接受中共閩西南党的領導，從事學生工作並當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大約在此時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秘密黨員，從事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隨暨大遷回上海。1946年北京發生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金堯如先生召開全校學生大會，聲稱「反美抗暴」，由此帶動起整個上海學生們的大示威，他當選為上海學生反美抗暴聯合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組織罷課、游行等活動。不久，他即接到上海地方法院的傳票，指控他糾眾鬧事，黨組織遂命他逃離上海。1947年2月，他受命籌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並任常委兼宣傳部長，並被派往台灣。他以在台南的台糖中學教書為掩護，從事秘密活動。1947年底國民黨政府進行所謂「全面清除匪諜」活動，他僥幸逃脫追捕，回到香港。1949年後他接任香港「新聞宣傳陣線書記」，並從1955年起在《文匯報》任職，負責中共對港澳地區的宣傳統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調回內地接受審查，被送進廣東「粵北五七幹校」改造，直到「四人幫」倒台後才獲得平反，調至北京擔任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的總編輯，兩年後再度調回香港，擔任《文匯報》總編輯。
金堯如先生原是中共老黨員和高級幹部，但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半個世紀以來的專制統治和種種倒行逆施使他日益覺醒，覺悟到大陸的政治現實與他初入黨時所追求的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使他拍案而起，作為御用報紙，黨的喉舌的《文匯報》總編輯，竟然史無前例的決定在該報「開天窗」，於頭版刊出「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凜然正氣和大無畏精神向以武力鎮壓民運的中共當權者表示強烈抗議。這四個大字金光閃閃，雷霆萬鈞，海內外為之震撼，而這四個大字也就決定了金堯如脫離中共，被迫流亡海外，一去不歸的命運。
金堯如先生移居美國，在南加州洛杉磯哈仙達崗定居以來，仍然密切關注大陸局勢，積極支持海外民運，十多年來他陸續擔任《中國之春》、《北京之春》的民運刊物的顧問，為港台報刊撰寫了大量論文，他對大陸政情、香港政治發展和兩岸關係都有深刻的見解。金老正直無私，嫉惡如仇，性格豪爽，待人熱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往往議論風生，滔滔不絕，表現出一位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一位杰出政論家和老報人的風範。
回顧金堯如先生的一生，他當之無愧的是一位熱愛祖國和人民的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的離去不能不是中國民運以至整個中國民主事業的重大損失。兩年以來我們送走了王若望、王若水、吳祖光、李慎之幾位先生，今天金老又離開我們去了。對金老說來，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應該說是死而無憾的，除了他沒有等到六四事件的平反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啟動，沒有能夠自由地重返自己的故鄉，所謂「葉落歸根」，「狐死首丘」。我國南北朝時一篇膾炙人口的古文說得好：「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這不能不是飄零海外游子們的心聲。這就是說，為爭取我們偉大祖國民主、和平、統一、進步的責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們這些後死者的肩上。
敬愛的金老，安息吧，我們將接過你的重擔，沿著你的足跡繼續前行。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正如金老生前所說的：「春天降臨北京，降臨中國，民主自由凱歌響徹雲霄」，以此告慰金堯如先生在天之靈！
2004年1月24日

司徒華：「卻成遷客播芳馨」
——金老堯如先生追思會的講話

金老堯如先生在香港的時候，他和我沒有見過面；直到「痛心疾首」之後，他移居美國洛杉磯，我們才直接相識。
我每次到洛杉磯，參加會議、座談會，或演講，他都來。逢到必早，每退必遲，總利用會前會後的時間，與我暢談。後來，我到他的住所拜訪。最後的一次，是2002年7月20日，在他家裡，我們縱談了整整四個鐘頭，其中的一些內容，我寫了在2月1日見報的《明報．三言堂》專欄。其它的一些內容，希望以後也有機會寫。
真正愛國者仍痛心疾首
他是那麼樂觀、爽朗、坦率、敢言、健談，使我如沐春風，使我領略得老革命的另一種風格。他從堡壘中出來，反戈一擊，往往能更準確擊中要害。他的談話，使我獲益不淺。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是我的榜樣，同時也給我很大的鼓勵。
我曾送給他一副集句的對聯。上聯是龔自珍的詩句:「又與蛟龍競升斗」。當時，我只是猜測他留在香港的處境，會很凶險。在去年的《大紀元時報》上，讀到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有被綁架回中國去的危險，因此不能不變相流亡地移居海外。下聯是魯迅的詩句:「卻成遷客播芳馨」。他的確成為了「遷客」了，但卻沒有因此而退出江湖，「苟全性命於亂世」仍然愛國愛港，關心國事港事，撰寫文章，發表言論，教導晚輩，支持民運，抨擊獨裁專制，散播出芳馨的余溫。他仍然「痛心疾首」，對這件血腥的歷史事件，沒有絲毫的回避、淡忘、埋藏，更沒有接受招安。可謂風骨棱棱，亮節昭昭！
「朝聞道夕可死」
上月24日，在洛杉磯舉行的喪禮，我致送的花圈，寫上了「朝聞道，夕可死」的悼辭。一生從事革命，險些成為了「被革命吞掉的兒子」，到晚年才猛然「覺今是而昨非」，是可喜還是可悲呢？我以為還是可喜的，因為沒有受騙到底，最後把「昨非」也帶進泥土，與尸體一同腐朽，卻摒棄了尋找得建立起新的正確的信念。羅曼羅蘭說:「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信念。」何況金老堯如先生在「聞道」之後，為這新的正確的信念，以當年投身革命的熱情，繼續奮鬥了十多年呢？他沒有「夕可死」，而是為所「聞」之「道」，繼續奮鬥了十多年，才離開我們。這樣，他大可無憾地安息了！
讓我們後死者，向他學習，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中國而不懈奮鬥，讓他更無憾地安息！

洪亮宇：致堯如兄

堯如兄：
元月二日晚我一到洛城，就來看你，你正在發燒，帶著氧氣，躺在床上，看見我來，馬上拿下了面罩。雖然一面咳嗽，但你仍侃侃而談，訴說你一直關心和執著的兩岸局勢。但越談越咳，我和謝大姊不忍，說改天再來看你。第二天你就住院，從此天人永隔。我屏除了與家人和親友們純潔的聚會，匆匆趕來送你最後一程並帶來了兩岸崇敬你的所有好友的哀思與悼念。十多年前兄一生的理想和信念被石破天驚地打破後，西渡重洋，繼續奮鬥，為兩岸局勢著力著墨，希望有一天能雨過天晴。剛在天亮之前，吾兄瀟灑地走了，雖不無遺憾，但還有你親愛的家人們和你一群追隨你的朋友們會踏著你的腳步繼續前進，來完成你的遺志。安息吧，堯如兄，終究你一生打過如此美好的仗。
弟洪亮宇頓首
○四，一，廿六日清晨

嚴家祺：金堯如用「心」說話

金堯如去世有一個多月了，我不時地想起他、懷念他。天人永隔，不能相見，心中十分悲痛。
我在吃飯、開會、聚談中見過金堯如雖不過十次左右，近幾年中不時通電話、寫傳真，交換對各種問題的看法。金老的智能，使我深受教益，金老為人之真誠，使我永不忘懷。
真誠無忌
一九九六年七月底，我與劉凱申、張偉國拜會達賴喇嘛前一天，當時三十剛出頭的何頻請許家屯、金堯如吃飯，我與張偉國也陪同。我當時覺得，何頻這位小弟竟那麼自然、大方地邀請年已八十的許家屯和金堯如吃飯，頗為驚奇，而「老人」居然赴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許家屯。想不到飯桌上，金老借著酒興，為一個問題「大爭大吵」，不可開交。金堯如咄咄逼人，毫不顧及情面打斷許家屯一次次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爭吵」，許家屯似有修養，少動聲色，金老則真誠無忌，難加非議。
平常與金老談話，我不大習慣聽他用「毛主席」、「周總理」稱呼毛澤東、周恩來，這次在一起吃飯，卻改變了我對金老的看法，拉近了與金老的距離。我發現，這位金老，說話全部發自內心，他談他心中敬仰的「周總理」如此，批判「中國的腦癌」江澤民也如此，就是面對那位前新華社社長之不尊重，也毫無掩飾。在這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許家屯，更談不上與他通電話，卻與金老成了忘年交。今年年初，我與他通電話時，他已十分氣喘，還念念不忘太平洋海峽對岸「台海兩岸」的事情。
我長期注意研究兩個舞台（藝術舞台和政治舞台）上演員「說話」與「動作」的真實性問題。說話不同於寫文章，寫文章要用「腦」，也要用「心」。作概念分析，主要用「腦」。而與人交談，發表演說，只用「腦」，不用「心」，不是呆板，就是做作，甚至虛假。我這裡說的「心」，並非心臟，而是指腦的一種特殊功能，即「不加思索」或「稍加思索」作出的實時反應。金老與人的交往中，全部用的是「心」，他為人之真誠，使我聽他講話如沐春風。
酒達仙鄉
金老還是一位酒徒，我與偉國去他家時，他對偉國說，他的酒太多了，有的度數太低，他不想喝，送給偉國。我注意到他送了一瓶BARRIS給偉國，這是一種愛爾蘭巧克力甜酒，有幾十度高，金老居然還嫌低。
謹以流沙河十六字真言作為本文之結尾：雲散浮名，鐘醒大夢，茶消濁氣，酒達仙鄉。
金堯如精神與世長存，金堯如先生仙鄉永生。
寫於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紐約
《信報》(3/1/2004)

伍凡：
金老，您一路好走，來世再見！

敬愛的金老，您這一世也夠累了，應該休息了。我正在忙著您的一些後事，送您上路，望您安祥離開塵世。
我們有緣在這一世相識，成了莫逆之交。14年來您對我真誠崇高的亦師亦友情懷使我感動。您的為人品格是我的楷模。您意志堅強，律己極嚴，並有公正不阿的判斷力，堅持走正確的道路。「痛心疾首」四個大字真誠地表露您嫉惡如仇的性格、愛憎分明的品德、關愛六四學生的熱誠。金老，您廣交朋友，左中右各派坦誠相見，台灣朋友敬重您，港澳朋友佩服您，北京朋友忘不了您。中國知識份子如都有您的品德和情操，中華民族肯定有光明的未來。
本來您是有機會成為一個富翁的，在1980年代初，您可以合理合法的收受替港商爭取辦成深圳華僑墓園而獲得一筆港幣的佣金，並且每年還有墓園盈利股息。但您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取非份之財，將這筆佣金和股息全部轉贈給香港《文匯報》員工作福利基金。至今香港《文匯報》員工都還在享受轉贈給他們的這筆福利基金。您1989年脫離《文匯報》來美國時是兩袖清風，以寫稿為生，在新國土、新家園重新開始人生奮鬥的新階段。金老，您每天細讀八份報紙，晚餐後開始爬格子，為五家港台報紙專欄寫文章至深夜，年近七旬堅持寫稿近10年，自力更生以稿酬買下自己的房子，安度晚年，實在是不容易啊！
因共同的理念，反對中共獨裁專政、關心台海關係和中華民國的安全和平，關注中美關係，參與海外民運活動，使我們走在一起，我們共同磋商和探討。一旦有個新觀點、新見解，都令我們興奮不己。您作為有數十年寫作和辦報經驗的老資格，建議我多寫文章，多研究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其能發揮的作用比參與現在民運活動作用還可能大些，明顯些。我接受您的建議，逐漸把精力轉移到研究問題寫文章、做學問的這條路子。我們共同探討中國安全戰略問題、中華民國和台灣問題、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等議題，這些文章都是在您修改後合作而成。這對我今日寫作有極大的啟發，衷心感謝您的指教。
金老，您對鄧小平認馬克思這個外國人作老祖宗特別反感，鄧小平死了要去見馬克思老祖宗，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認德國人作祖宗，不認孔夫子和孫中山，是背叛了中國傳統文化。金老，您為脫離中國共產黨組織而自豪。您的兩句至理名言是我終身難忘：一個人年輕時相信共產主義是少年幻想症，老年時還相信共產主義就是老年痴呆症。
我追思這些情景猶如在眼前，仍環繞在我身邊。我很難相信您永遠離開了人間，您好像只是出門遠行，還會回來的，還會回到我的心中。我深信人間緣份，也相信因果報應、靈魂轉世。我們既然有緣在此世相識，在來世還會相見，我願與您再做朋友，研究學向，暢談理想。
金老，您走好，不要忘了逢年過節時在我的沉思中再相會敘舊，對酒當歌。

您的「伍凡老弟」
追思於2004年1月22日 (猴年正月初一)

徐文立：悼金堯如先生

直言者逝去
吾痛國人痛

於美國羅德島布朗大學
二00四年一月十九日
當日發往金先生府上

吳國光：追念金堯如先生

金老去世的當天早上，于浩成先生從美國打來電話，告知了這一噩耗。一邊聽著于老的電話，我的耳際也就同時響起了金老爽朗的聲音。整整五年以前，一九九八年年初，金老給我打過一個很長的電話。此時此刻，就是那次電話中金老的聲音在我心裡迴蕩。
那是「六四」十周年之前的春天，一群因為抗議「六四」暴行而與中共決裂並棲身海外的人，打算寫一封公開信，呼籲國人推動中共重新評價「六四」，啟動政治改革，打開憲政民主之門。記得那次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字的有九個人，當時身居北京、今天也已仙去的吳祖光先生領銜，金老、于老都在其中，還有方勵之、劉賓雁、蘇紹智、陳一諮、郭羅基等諸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晚輩殿后，份當盡一點勞動，所以是信件初稿的起草者。正是為了討論信中的內容，金老幾次給我打電話長談。此前此後，我見過金老幾次，但都是在會議之類的公眾場合，沒有機會坐下來認真向金老請益。這一次，金老在電話中回顧歷史，分析局勢，展望未來，讓晚輩受教匪淺。他那種豪放、坦誠的風格，尤其動人。隔著大洋，在香港殘冬的濕冷天氣裡，僅僅通過一線電波，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金老那熱愛民族的赤子之心，再次領受與他老人家相處如沐春風的愉悅。
根據金老和其它幾位長輩的思想，那次公開信的主題確定為八個字，「政治和解，民主改革」，並提出了五項建議，即：重評八九「六四」，開放直接選舉，保障言論自由，實行司法獨立，推行憲政改革。這些想法，是我們多少年來堅持的主張。現在，金老仙逝，我非常悲痛，不免萬千感慨涌入心中。
我想，「痛心疾首」這四個大字，決不僅僅是金老和他當時的香港《文匯報》同事們的一時激憤之辭，而是決定了金老最後十五年生命軌跡的痛切宣言。金老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自由、民主和富強奮鬥了一生，其中大半輩子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程聯繫在一起的。事實說明，每當中國共產黨能夠為中華民族做一些好事情的時候，都是金老昂揚奮鬥、能夠發揮才幹的時候；而每當中國共產黨背離中華民族的利益的時候，金老就要遭遇磨難。那一天，中國共產黨居然使用機槍坦克來對付人民，金老「痛心疾首」，從此與中共決裂了。這是他晚年的痛心之舉，也是他一生的偉大壯舉！試想，如果不是「六四」，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一派充滿健康生機的發達興旺。以金老開朗豪爽的性格，應該有極大的力量戰勝病魔，他在自由的祖國，晚年應該可以生活得更開心，也可以活得更高壽。
金老晚年號稱「老頑童」。以我的感受，那是以不帶偏見的童心來待人接物，去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去追求理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說的就是金老這樣的襟懷與風格。童心是不為經歷、關係、利益和偏見所左右的。所以，金老對中共「六四」可恥作為的態度，並不因為自己是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而改變，也不因為自己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而改變，更不會因為自己要在共產黨那裡謀一點什麼利益而有所改變。十五年來，那種舉起「政治成熟」、「人生豁達」或乾脆是赤裸裸的私利招牌，不斷轉而站到為當年「六四」暴行辯護的種種嘴臉，我們見得已經太多了。在我看來，這些人甚至比「六四」屠殺的責任者更為可恥。殺人者也許並不認為他們做錯了，轉向者卻明明知道錯了還要為之辯護。中國人，你什麼時候不懂得這點起碼的廉恥，在同類的鮮血面前尚且不能獲得承認這點廉恥的起碼勇氣，你就什麼時候不能得救，任憑你有地位、有金錢、有權力、有名聲。投機的人，當年在投機，今天也還在投機，可以預期將來形勢改變了他們也還會投機。可是，為「六四」而「痛心疾首」的人，他們的心是不能改變的，一直到死都不會改變！列身於這些人之中，我欣慰地看到，在這個隊伍的第一列，站立著金老這樣的老革命家、老民主戰士、老學運領袖、老報人、老政論家。金老走了，但他的身影永遠都會矗立在我們的心中。
五年前的那封信，主題是通過重評「六四」而建立政府與民眾的新的相互信任，實現政治和解，共同推動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富強和穩定。寫信人不反對某黨某派，只反對某黨某派以黨派之私取代民族利益。可是，這樣溫和、理性的聲音，當政者不要聽，而且視之如仇寇。想一想，金堯如先生在香港《文匯報》工作了幾十年，多年任總編輯，香港有識之士至今認為金老當總編輯的時代是《文匯報》辦得最好的時代，可是，金老去世，《文匯報》有什麼表示嗎？記得兩年之前，也是風雪淒迷的殘冬，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也是因為主張自由民主而被中共開除出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王若水先生去世，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還簡單發表了一條消息。辦在香港這個開放社會的中共喉舌《文匯報》，連這一點兒氣度都沒有，讓人怎麼能夠相信中共在香港可以容忍自由、民主？那些口口聲聲指責別人不愛國而自己的某黨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地下某黨黨員們，懂得不懂得中國文化尊重逝者的起碼規矩？為貴黨計，你們有沒有想過：像金堯如先生這樣有台灣、香港兩地第一手生活和工作經驗而又有水平、有膽識的幹部，今天貴黨裡面還能找到幾個？如果金老在，貴黨對台對港的工作應該不至於走到今天這個困境吧？當然，為了無恥者的私人利益，最好把金老這樣的人物趕盡殺絕，否則哪有你們得志的空間？
金老，走好。且讓那些無恥者糟踐您當年追求中華民族解放所投身的黨、敗壞您當年嘔心瀝血所推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事業吧。上帝無眼，百鬼猙獰，此一時也。我們知道，您的宏論能在天界驚醒顢頇的上帝，世界是會變化的，中國將會自由的。
2004年2月2日，參加香港「金堯如先生追思會」歸來之夜

陳奎德：悼金堯如先生

金堯如先生去世了。滿頭銀髮，飄逸自在，滿面紅光，稚心童顏。人們記住了他。歷史記住了他。
一個人，逸出凡軌，彪炳史冊，垂之久遠，常常就是因一句話，一件事。
思及金先生，第一個冒到我腦海中的，就是四個字：「痛心疾首」。我想，在金先生，有此四字，就堪稱雖死猶生；有此四字，就足以蓋棺論定，壁立千秋了。
「痛心疾首」四字，典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作為北京出資的香港《文匯報》前總編，金先生在北京當局六四鎮壓當日，史無前例決定在該報「開天窗」，頭版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此四字，如重錘擊地，字字千鈞；如巨型挽聯，赫然天下。一時眾口成碑，海內外震撼。
這四字，是金堯如先生對北京的斷絕書，是金先生向中共的挑戰書，是金先生個人的「獨立宣言」，是金先生靈魂的「新生文告」。鑒於金先生幾十年的老共產黨員身分，鑒於中共歷來內部清洗的血腥和殘忍，鑒於中共對「自己人叛逆」懲罰的加倍凶狠，不難想見，金先生當年的義舉，需要何等凜然的正氣、義氣和勇氣。
但是金先生站出來了！他決絕地同那個政權一刀兩斷，義無反顧。正如李慎之先生一樣，「剔骨還父，剜肉還母」，從此陌路，毅然再生。就這樣，他不計後果地把自己置於懸崖之邊，致使家人也擔驚受怕，飽受牽連。但是，他認定了歷史正確的一邊，他選擇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在中國關鍵時刻的金先生，良知戰勝了恐懼，正義戰勝了利益。從此，他擇善固執，再不回頭，哪怕去國萬里，埋骨天涯！
「痛心疾首」，這命運攸關的四個字，把金先生的生命一劈為二。從此，他把自己判決給了自由。作為自由人，晚年的他，把一輩子淤積壓抑多年的話，如火山爆發一樣噴涌了出來：厚積薄發，筆力雄健。痛快淋漓，直斥北京為政弊端，坦陳國是，孜孜以求中國融入世界文明的正途。他的晚年，在自由的燭照下，生命迸發出奇異的光華，璀璨奪目，大徹大悟，智慧圓通，了無羈絆。
在另一方面，固執的金老頭同時又是個充滿人情味的「老頑童」。我與金先生僅有數面之緣，但就在不多的交往中，也屢屢感受到他撲面而來的真率豪士風範。作為一個典型的性情中人，他一身俠氣，豪氣，正氣、喜氣，獨獨不見中共高幹身上常見的戾氣和霸氣。與他一起，如拂春風，如沐秋陽，一掃人們的滿臉愁雲和陰霾，率性而言，無遮無攔，嬉笑怒罵，機鋒四起，手舞足蹈，赤子之態，每每令在座男女隱忍的涕淚化為銀鈴叮噹，流連串響。
金先生去了。滿頭銀髮，飄逸自在，滿面紅光，稚心童顏，漸行漸遠，漸行漸隱⋯⋯消失在了地平線之外了。廳堂裡，不復有他的朗朗笑聲，書桌前，不復有他的伏案身影,電視屏上，不復有他的侃侃而談⋯⋯。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金老，你放心去吧。你的遺願，天下昭昭，何人不知，何人不曉？放心走吧.它銘刻眾人深心，一日不曾稍忘。我們將謹記：
「屠城血案公審日，故國吟詠自由時，焚香毋忘告金翁」。
願金堯如先生安息！

星島日報：王丹悼念金堯如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目前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王丹，廿四日專程從波士頓扺達洛杉磯，代表「天安門晚輩」為金堯如送別。並接受本報訪問指出，未來中國最重要的民主力量集中在媒體。
王丹說，他正在撰寫博士論文，課題是台灣歷史，學習的情況很好。他認識金堯如已有六年，第一次來洛杉磯就見到他，平時也有聯繫，辦捐款活動，金老一直樂捐。金老對晚輩比較關愛，年輕人對他的感覺都是滿親切的。金老曾說：「是你們這些年輕人教育了我。」「八九」一代晚輩，在他面前也是毫無拘束，私下稱他「老小孩」。因此，金老病逝後，他能在最短時間內，徵集到王超華、程真、易丹軒、童屹等十五人，聯名發出第一份唁電，表達對金老的敬重和哀悼。
王丹回憶，當天在天安門廣場就知道香港《文匯報》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對學生鼓舞很大。因為《文匯報》是黨報，黨報都能站出來，說明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執政黨內有正義感的高級幹部們的支持。金老秉持一個新聞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良知，不惜流亡他鄉，這種精神永遠激勵著他們。王丹認為，未來中國最重要的民主力量集中在媒體，不僅像胡績偉、李普這些老一輩報人仍在發揮影響力，當年「八九」一代中，很有很多人轉入了媒體，他們將在中國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從SARS到蔣彥永事件中，可以看到媒體的作用。因此，未來媒體對推動中國政治改革將發揮積極作用。

陳一諮：金老，安息吧！

金老：
十八日淩晨，驚悉您駕鶴西去，不禁悲從中來，流淚不止。從此，你我天人永隔，再也無緣把酒言歡，縱論天下。我痛失良師益友，而中國的民主事業失去了一名勇敢的鬥士。
我認識您以前，早就聽說，「六四」悲劇發生時，您正任香港《文匯報》主編，您憤慨地寫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放在了每日社論的醒目位置，隨即辭職以示抗議。您的高風亮節令世人景仰！
雖然我們年齡相差十幾歲，竟成了無話不說的「忘年之交」，每有大事發生常在電話中討論幾個小時，且深具共識。還記得97年在我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您曾風趣地說，自已早年相信共產主義，參加共產黨，是患了「幼兒狂想症」，現在老了，明白了，若還相信，豈不又患了「老年痴呆症」！人們對你幽默而深刻地表達深表敬佩。
您一生耿直正派，不畏強權，為國為名，一身正氣，追求真理，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你是老一輩革命者中從民主社會主義者走向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典範，您的人格、品德和精神將千古流芳！
因身患重病，難以前來向您拜別。特請月清代我向您敬獻花圈，並向您的家屬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金老，安息吧

王希哲：紀念金堯如先生

我知道金堯如先生的名字，是很早的了。但這個名字開始給了我最深刻印象的，還是1989年六四前後，那時我還在監獄裡，從報紙上看到，香港百萬人民起來聲援大陸的民主運動，抗議中共的屠殺，連《文匯報》都造反了，「痛心疾首」了，帶頭的就有李子誦，金堯如等。真不容易，大義凜然，是非分明，我對他們敬佩萬分。
流亡美國，一到洛杉磯，我的願望就是去見金老先生。向他請益，問疑解惑，視為導師。黨史問題，台灣問題，香港問題，滔滔不絕，他還特別喜歡向我談起當年他興致勃勃步行到北京路擠在人群裡看李一哲大字報，回來向廣東省委提出他的不同意見。後來每到洛杉磯，我都要見金老，但這次趕來見到的，只有金老的遺容了。唉，逝者如斯矣！
剛才聽到于浩成老先生說，這兩年他送走了王若望，李慎之等好幾位老人，淚光閃爍，又念了丘遲《與陳伯之書》，聞之動容，不勝感慨。
現在還健在的于浩成、蘇紹智、郭羅基等老人，是中國的國寶，中國人民民主事業的國寶。所謂「典刑老成」。請他們務必保重保重，健康長壽。這是我們晚輩的最大期望。
我胸前挂的是我向金老請益後，與金老金師母的合照。上面有我的送金老的挽聯。我讀一下：
「把手推心，學生曾炙教誨，忍聞噩耗！直言仗義，國事更需椽筆，胡失典型？」
金堯如先生安息
2004年1月24日
於洛杉磯玫瑰山

康梅：要留精神在人間
－－我認識的金堯如先生

2003年的聖誕節，洛杉磯從早就開始下雨，午後一過雨勢更猛。風卷著雨，雨拽著風，攪得昏天暗地。�里啪啦的雨珠子象連珠炮似地打在車身，甩向空中。車前方的雨刷抽筋似地在玻璃上擺動，可依然看不清路面。
早上我給金伯母（金堯如先生的夫人）打了個電話，說想和丈夫去看看他們，問她下午去方便不方便。
「是你們來看我們，有什麼不方便的，來吧。」金伯母對我們總是像是在歡迎自己的孩子。
我早就想去看看他們。一個月前曾和金伯母通過電話，她告訴我金伯伯最近不太好。吃不下東西，走不了路，總是喘。所以我決定不能再拖了，說什麼也得在聖誕節去看看他們。
平時一個多小時的路程，那天卻開了兩個多小時。五點多鐘才到。原來想到附近的店�去買點好吃的東西帶給他們，可是，在路上折騰了這麼長時間，什麼也顧不上了。讓二老等我們太久實在不好意思。
十多年來，金伯伯總是在書房或者是客廳�等我們，而這次金伯母直接把我們引進了金伯伯的睡房。金伯伯躺在床上，蓋著一條綠色的被子。他瘦多了，扣陷的雙眼少了往日的神采。看到他那麼大的變化，我心�一陣難過，卻絲毫不敢流露出來。
「我說了吧，他們說來就會來，不來也一定會打電話，既然沒來電話，就一定會來。」然後，金伯伯得意地指著金伯母說，「她還說，這麼大的雨你們不會來了，我說，他們會來的，會來的。」
「金伯伯今天你贏了。我們說來就一定會來。」看到金伯伯這麼高興，我也跟著得意起來，而他對我們的那份信任和瞭解更使我感動。
說話間金伯伯已經坐起來了，我幫他穿上了絲棉襖，坐在他的床頭。看著金伯伯又恢復往日說話那手舞足蹈的勁頭，我揪著的心似乎放鬆了點。金伯母此間也坐在床旁的椅子上：「他呀，一邊的肺已經象一張網了，全靠著另一邊的肺。」說著不斷給金伯伯掖一掖被子。
「我現在走到廁所都不行了，不過醫生說了，我的腸胃通暢的很呢。過幾個月還會派個家庭護理來幫我恢復體力。」神情�，他充滿了希望。而我卻無從判斷他的病情究竟有多嚴重，這反倒更加深了我的憂慮。後來我才知道，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
「金伯伯您幹什麼都要慢，千萬不能急。」我知道金伯伯是個急性子。
「他可慢不下來，什麼事都急，幸虧我們這�是地毯，他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是慢不下來。」金伯母像是在數落著小孩。
那天我特意帶了幾張照片給他，有我父親（李普），母親（沈容）的近照，還有我去年六月份回北京時和李銳伯伯，胡績偉伯伯，徐冰阿姨（歷史學家黎漱的遺孀）的相片。
「他們都問你好。」這是我重複了十幾年，傳遞在他們之間的問候，卻也是我最扛不動，放不下的問候。每次都能感受到他們那一代人深沉的友誼，那種相互間有始無終的惦念。
「你爸爸笑容依舊，笑容依舊呵」看著我父親的照片，他臉上流露出深深的思念還有幾份惆悵。那神情至今刻在我的記憶中。他的老朋友，老知己，還有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土地，都距他萬里，卻又緊緊地牽系著他的心。
坐在病榻前，我突然想到應該照張像，儘管此刻提出這樣的要求，我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妥：「金伯伯，我們照張相片好嗎？」
「好啊，來，來，來。」說罷，金伯伯高興地張開雙臂，我和金伯母依偎在他的左右，就這樣，我丈夫拍下了這最後一張合影，也是金伯伯在世時留下的最後一張相片。
應該說我們全家人當中我是第一個與金家人相識的。但卻是從糊塗開始，而且一糊塗就糊塗了好幾年。1960年的秋天，我父親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南局工作，跟著他我離開了北大附小，轉學到了廣州的保安街小學。班上與我同時轉來的還有一個小男孩，叫金渡江。全班就我們兩個不會講廣州話。那時候廣州的男孩多是又瘦又黃，可渡江卻長得比較結實，臉色也透著江南人的白淨，衣服總是穿的很神氣。他從何而來？父母在哪？很長時間都沒人知道。當時我們那群外省來的孩子，父母不是在省委市委，就是部隊或中南局。而渡江跟這些好象都粘不上邊。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聽說他爸爸媽媽在香港。但是他為什麼在這兒上學？為什麼不和父母在一起？沒人能弄明白。
渡江好打架。幾十年後，我跟金伯伯提起這事，他還記得：「老師向我告狀。說你看渡江打架打的臉都腫了。我說，那是同學欺負他，幾個打他一個，他能不還手嗎？」對兒子的勇敢不屈，金伯伯是頗感自豪的。
我和姐姐從小就受到嚴格的「管制」，大人說話的時候小孩不許聽，更不許問。我聽父母提起過金堯如這個名字，但他究竟是什麼人，我一直不清楚。
我在家�見過幾次金伯伯。在父親的好朋友中，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對我來說他有些神秘。他穿的衣服很漂亮，很帥，不是當時國內可以見到的。說他象個華僑吧，可他跟父母的關係又特別好，這是我最費解的事。後來聽說他從香港來的，是辦報的。那個時候對外面來的人是很稀罕。但是能與我父母那麼好，我不明白。他每次來都要請父母到外面去吃飯。當然我們是不可以參加的。但是只要一聽說「金老總」（這是我父母對他的稱呼）來了，就知道爸爸媽媽要出去吃飯了。有一陣，我父親想聽美國之音，國內買的質量不行，聽不清楚。結果金伯母在香港花了相當一個月的工資給我父親買了一個當時最好的收音機。
至於我什麼時候把金渡江是金伯伯的大兒子這個關係弄明白已經不記得了。總之，我終於知道金伯伯也是個中共黨員，長期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和父母一樣，從青少年起就投身到他們那時所信奉的革命事業中。
父親80年代到菲律賓訪問，途經香港。金伯伯為招待父親，招集了他的各方好友，輪流坐班，天天請客。聽父親說，金伯伯愛喝酒。當我和金伯伯接觸多了，才真正知道他對酒的感情可不一般。有一次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他說，「等我百年以後，孩孫們能經常給我送上幾瓶酒，我就心滿意足了。」
1989年「六．四事件」，金伯伯以《文匯報》頭版的「痛心疾首」，震撼了海內外，同時也改變了他晚年的命運。他移居到了洛杉磯。跟隨他的依舊是相伴一生，精心呵護他的金伯母。
應該說我真正接觸金伯伯是他生活在美國的這十幾年。
他們住的地區應屬南加州中產階級，房子是他們的小女兒選中的。地區好，購物非常方便，步行五分鐘就有中國超市，銀行。附近還有公園，可以天天去散步。
雖身在異國他鄉，被開除黨籍，金伯伯卻「黨性」不改，恪守他的人格，光明磊落。
那一年好不容易等到入籍面試，考慮到他的歷史背景，女律師對金老說：「移民官問話的時候你別說話，只當聽不懂英文，全部由我來回答。」金伯伯點頭答應了。
「你是不是被迫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移民官問道。
「當然不是的，我是自願的。」沒等律師開口，金伯伯就用英文回答了。「那個時候我相信共產黨是代表民主，代表自由的。」
女律師急得用高跟鞋踩了他一腳。
「咦，你幹嗎踩我呀？」他奇怪地望著女律師，把剛才的囑咐全忘了。
就這樣第一次的面試沒有通過。
為等這一天，多少人付出過相當高的代價。無限期的等待，不懂英文的還得去參加學習班，背100道考題。更有甚者是假婚姻，假身分，甚至爹媽都先認個假的。只要能過這一關，什麼都在所不惜。
「您當時就不能保持沉默？「我覺得很可惜，就這樣錯過了一次機會。
「這個事怎麼可以沉默呢？，是事實嘛。我們當時追求民主自由，而共產黨當時提出的理念就是這個呀。」

金伯伯是紹興人，家鄉口音非常濃。我媽媽說，他能說一口流利的香港話，甚至是很土很地道的話，他都會說，但說的是「紹興廣州話」。他的英文也不錯，也是「紹興英文」。他有時候說話快了，我丈夫一句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可別看這樣，他卻有種奇特的吸引力。真可以說他們的朋友遍天下。從左鄰右舍到送報紙的，從名人名流到無名小卒，各行各業。善交朋友的天性使他們兩老很快就在這新的環境�開拓了另一番天地。而經他們慷慨解囊，幫助過的人不知有多少。
有一次他們到加拿大開會，會議期間發給他們每人幾百元的津貼，他們全都給了一位經濟困難的朋友。其實他們在美國經濟收入的唯一來源就是金伯伯的稿費。雖說手�有些存款，但那是坐吃山空呀。再說，他們接待朋友的費用不小。什麼時候與朋友出去吃飯幾乎都是他們掏錢。
金伯伯好客，見人熟的個性有時也弄得金伯母束手無策。
有一天金伯母要出去辦事，剛出門看見一個黑人像是推銷什麼東西。她又折回來，對金伯伯說：「門外有個黑人，無論他怎麼敲門，說什麼，賣什麼，你都別開門。」金伯伯答應了。
金伯母辦完事回來了。一進門，書房沒人，只見金伯伯和那個黑人坐在後院，一人一杯茶，正說的歡呢。見金伯母回來了，金伯伯就問她要錢，去買那黑人推銷的東西。
交朋友，他們從不分貧富，不論貴賤，但是卻講原則，講道德品質。金伯伯有個老朋友在國內地方當官，酷愛收集名人詩畫。有一次，他到訪，金伯伯拿出自己收藏的兩幅齊白石的畫給他看。誰想這個朋友看完，卷起畫就拿走了。這件事並沒有破壞他們的友誼，直到有一次，這個朋友因子女觸犯了法律，來找他們幫忙，被金伯伯拒絕了。從此他們就再不來往了。
有位海外的中國女作家，曾一度名聲大震，她見到金伯伯要認乾爹，見到金伯母要認乾媽。金伯母對我說「這種人我們不能交朋友，她為人不正。」

我一直很喜歡寫作，卻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冬天，我寫了一篇關於文革時期的文章《傷疤》，拿去給金伯伯看。他看過後說：「寫的不錯。我給你推薦到《世界日報》吧。」
能得到金伯伯的肯定，我當時那興奮勁真是收不住了。因為金伯伯是不會說假話的，更不會敷衍我。我的文章沒有給任何人看過，包括我們家的人。因為我父母，姐姐，姐夫都是耍筆杆子的。我那時真沒那個膽拿給他們看。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敢給金伯伯看，他也是個耍筆杆的呀！
「我給你起個筆名，叫康梅。梅花的梅，怎麼樣？」
「好啊。」
過了兩天，報社副刊的總編，傳來一張條。上面寫著：文章寫的很感人。
就這樣，用「康梅」這個筆名，我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也從此開始了我的業餘寫作。
今年1月24號，在金伯伯追思會的花圈上，我特意用了這個名字。
我真希望自己能象梅花一樣，在萬花雕謝的隆冬，依舊傲然挺立，吐紅噴綠。像金伯伯那樣，在任何壓力困境中，依然坦蕩磊落，戰鬥不息。
我父母於97，99年兩度來洛杉磯。每次來都在金伯伯家小住些日子。母親第一次從他們那�回來，不但手�多了一個金伯母給她的新提包，還有一件漂亮的大衣。母親告訴我，金伯母對金伯伯的照顧真是細緻之極，是她所不及的。我相信母親的話。因為金伯伯在生活上是個「甩手掌櫃」，什麼也不管，甚至路都不認識。金伯母總說：「你金伯伯一個人出門的話准丟，准找不回家，他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
鄧小平去世和台灣選舉的時候，金伯伯頻繁地出現在電視上，每次都穿的很漂亮，還從不重樣。
我說：「您真會打扮自己，總是那麼精神。」
「都是她的杰作。她讓我穿什麼我就穿什麼。」金伯伯得意地指指金伯母。
有一次金伯伯來我們家，金伯母不舒服沒來，卻帶來了她先做好的一大鍋燒肉，還有家鄉的筍乾。在他們那一代人中，金伯母是我難得見到的賢妻良母而又在事業上與丈夫志同道合的好幫手。我們每次去看他們，金伯母除了端茶倒水，還要在一旁給金伯伯「提詞」，尤其是在金伯伯想不起是哪一年，說不準姓啥名誰的時候，金伯母總能補上去。不論金伯伯說什麼，金伯母都知道，都能接下去說。他們之間的和諧真如同一人，令我這個晚輩羨慕不已。
這些年來，我問過金伯伯不少問題，過去的，現在的，而最後一個問題，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是關於《晚年周恩來》這本書。
當我第一次聽說這本書的時候，就給他打了個電話。想聽聽他的看法。他說：「我也聽說了。別相信他們的。都是侮蔑周恩來的。」
又過了一段時間，聽朋友說值得一看，我又打電話給金伯伯。
「我的朋友說�面有大量的史料，而且都是有出處的，可信的。」
「這本書都再版六七次了。看來賺了不少錢。」他的消息總是很靈通。「可我就是不能讓那些人騙我的錢。我不相信他們說的。我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了這麼長時間，怎麼能不知道他這個人呢？」
他曾對我談起文革前周恩來指導他在香港工作的經過。我當時還說，真應該將這段歷史寫出來，甚至先口述也行。現在想想，他那時正與胃癌做鬥爭，沒那麼多精力。
「這樣吧，金伯伯，我花錢買一本。讓他們賺我的錢，我來當『受騙』的人。等我看完了，給你看。這樣你沒有被騙，心�就會舒服些，書也可以看了吧？」
金伯伯聽了哈哈大笑：「好吧。」
我看完後就馬上將書寄給金伯伯了，因為他身體不好，我一直也沒問過他。直等到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也就是在去年的聖誕節那天。
「您覺得《周》那本書怎麼樣？」
沒想到我提的這個問題竟像是點著了個炮筒子，金伯伯當時一下就激動起來，原來半躺的身子也坐直了，他揮動著雙臂，「我只看了幾篇，就不想看了。那都不是事實呀！怎麼能把總理說成那樣的人呢？他不是那樣的人。我最清楚⋯⋯。」
看到他越說越氣憤，我突然明白了，也理解了。金伯伯尊重這段與周恩來共事的歷史，他相信自己的經歷和感受，珍惜那段不平凡的記憶，不會因為成了「黨內異議分子」，「流亡海外」，而否定過去的一切，否認當年的歷史。
在他大聲疾呼，筆耕不輟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時，始終都保持了做人的正直和尊嚴，顯示了他的道德風骨，展現了他的人格力量，這正是他最最可貴的地方。我相信這也是人們那麼敬重他，懷念他的原因。
萬物皆逝，唯有精神永存。明朝詩人于謙的《詠石灰》道出了金伯伯的這種精神：「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2004年1月30日於LA

劉敏儀：繼承遺志走向共和

我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加入《文匯報》工作的，現在來回顧，我大概算是文革的一代。那時金老總尚未調回《文匯報》，我對他自然談不上什麼印象。到了1978年末，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中國要走開放改革的路線之後，北京決定要調金老總回《文匯報》當老總。那時在《文匯報》內有股不安定的氣氛，不知他回來後會怎樣。雖然在文革前金老總已長時間在《文匯報》當老總，但他和前社長孟秋江一樣，在文革剛開始時已被調回國內接受審查。因此，對文革期間和文革後加入《文匯報》的同事來說，金老總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當時，大家隱然覺得新(其實是舊)的老總會推行有異於當時大家已習慣的文革路線，因此多少有點不踏實，擔心會出現很大的人事變動。當時，金老總人還未到香港，只是調令已下來，發生了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金老總在返港前夕，先打電話來報社與舊同事打招呼。老同事拿著聽筒卻已淚流滿面，飲泣不絕。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讓我覺得，這個老總一定是不簡單的。
果然，金老總上任後，並沒有如個別同事的預期那樣，排斥所謂的文革派，反之，他擅長團結新舊同事，包括在文革期間上位或加入工作的員工，上下一心，開展了香港《文匯報》創刊以來最輝煌的一頁。那時我和他其實是不熟的，因為他地位很高，而我只是小記者。但他也使我見識了真正能幹的領導，並不需要排斥異己、拉幫結派，也不需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個有領導才幹的人，自然能領導有不同傾向的員工朝向共同的方向走。但那些老同事為什麼拿著聽筒、聽見金老總的聲音便已淚流滿面?
是因為文革的氣氛使大家不舒暢、大家懷念在金老總領導下工作的日子?還是因為一種仿如隔世的感覺?其後，我有機會長駐北京工作。有一次，我需要為報社的四十周年報慶特刊訪問前社長孟秋江的遺孀，去到一個大院----人稱「寡婦村」，那裡居住的多是在文革期間夫婿被鬥死的寡婦。那時我還很年青，可以想像我是多麼的震撼，不禁回想那些當年為金老總哭泣的老同事—他們可能是喜極而泣，慶幸金老總順利通過文革的折騰，能夠返回《文匯報》工作，亦可能是簡單地為金老總尚在人世而感到慶幸。因為那時調回內地接受審查的人，多是緲無音訊，生死難卜的。
金老總在年青時便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移居美國後，有一次我們到洛杉磯探訪他，那時他仍筆耕不絕，天天寫稿。在和我們回顧過去時，他感慨地說：「我在年青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的是要向國民黨爭民主；想不到，到了晚年，卻反過來要向共產黨爭民主。」從他的這番說話，可以明白，他加入共產黨，是為了爭取民主，而不是為了支持專制。年青時的他，認為那時的共產黨才代表進步力量，是會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金老總入黨時，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像金老總這樣一批老革命，都是有一份功勞的。
有的人認為金老總在晚年時背叛了共產黨，其實我覺得不是那樣的。他的一生從來沒有背叛他自己的理想，他從來就是為中國，和中國的民主事業努力奮鬥。即使經歷文革這麼大的災難，都沒有動搖他的意志。事實上，文革後金老總仍然獲得重用。可見當時的領導，仍然是相當開明的。
但是今天，連電視劇集〈走向共和〉在內地也被禁播映；原為中越戰爭創作的歌曲〈血染的風采〉，當中有一句歌詞「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六四時曾響徹天安門廣場，今天這首歌亦在神州大地上銷聲匿跡。未知是否因為它當中不斷提及「共和國」而犯忌?
如果中國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我們根本不需要一國兩制，一國一制已足夠；如果中國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相信國家統一，亦不會成為問題。因此，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它是繼承「中華」文明的，是屬於「人民」的，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讓我們繼承金老總、以至自孫中山以還諸革命先烈的遺志，建設經濟之餘，亦要致力共和。力爭祖國早日置身於偉大的現代國家之林。魯迅先生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我們就是這些頑石，我們就是火種，終有一天會化為燎原大火。
2004年2月1日

《香港經濟日報》：
報壇耆宿金堯如在美國洛杉磯逝世

一代報壇耆宿金堯如昨日在美國家中溘然長逝，終年80歲。這位前《文匯報》總編輯，寫下大量文采斐然的文章，而且為人耿直，本港不少工商界及報界高層，都與他相當稔熟，對他的離開感到不捨。
金堯如的女兒稱，金老在昨日（美國時間淩晨4時），在醫院過世，家人與親友都在身邊，去時十分安詳。金小姐稱，金老一生為人積極、樂觀，去年的聖誕節仍在家中與家人一起唱京戲，更大唱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
近年金老患上肺氣腫、食道癌等病，但對人生仍然十分積極，思路敏銳，一家人對他的離開感到難以接受，但正如金老家人說：「他的一生已經說了很多要說的話，已經沒有遺憾了。」
金堯如是前《文匯報》總編輯，1989年六四事件後，金老移居美國，更退出他加入大半生的共產黨。
金堯如1949年前加入共產黨，在內戰結束前，更曾經到台灣當宣傳部長，在40年代起，開始在香港工作，由於他為人耿直，不少工商界及報界都與他交好。他的喪禮將於24日在美國玫瑰港舉行。

《世界日報》：
金堯如追思會民運人士感念深

在八九民運中挺身而出支持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並因此脫離中共，被迫流亡海外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追思會及葬禮，24日在玫瑰岡墓園舉行。于浩成、王丹、王希哲等民運人士出席了追悼會。王丹說，他相信未來中國的轉型中，新聞界最能發揮作用。于浩成表示，相信不遠的將來，正如金老生前所說：「春天將降臨北京、降臨中國，民主自由凱歌響徹雲霄。」
在金堯如追思會的玫瑰岡墓園紀念禮堂內四周，擺滿以白色菊花、玫瑰為主調的花圈和花籃，一直擺到禮堂門口外。最令人矚目的是，在禮堂大門口處，由前「新華社」總社副社長、目前還在北京的大陸新聞界名人李普和他的妻子及小女兒、女婿贈送的花圈。
與金堯如一樣，因為「六四」的理由而流亡海外的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八九民運期間與金堯如一同決定在香港中共黨的喉舌《文匯報》上「開天窗」，以「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抗議當局用武力鎮壓民運的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也送了花圈。
贈送花圈的人士中，還有張良棟、張五常、羅孚、傅奇、石慧等香港名人，也有不少著名的民運人士和民運團體。
雖然金堯如最後與中共絕裂，流亡海外，使一些仍在中共體制內的老朋友不敢出面。不過，熟悉粵港文化界的人士會發現有許多花圈，為粵港文化界名人的子女贈送，其中蹊蹺，明眼人均了然於心。
金堯如的親屬也表示，近日收到的唁電中，有從金老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人民政府發來的，也有的是來自現任北京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人員。雖然家屬不便公布名單，但人們可以感受到，金老一生追求中國民主的理念，備受海內外各界人士的認同與敬重。
追悼會上，金堯如的長子金陵回顧父親從學生領袖、台灣「地下黨負責人」、到安排李宗仁親信、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回國，以及文革中挨整、六四後「造反」，一生走過的道路以及對中國民主富強不輟的追求。
長女金朝紅則代表五名子女，回憶父親給子女的教誨和歡樂。當她說到五兄妹聚在一起時，父親讓每人表演一個節目，他自己也唱英文歌、演京劇和講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情景，與會人士無不動容。
前新華社總社副社長李普請他的小女兒李康梅宣讀了他的悼詞。當媒體問李康梅她父親公開表達對金堯如的敬重有無顧慮時，李康梅坦率地說，她自己開始有點擔心，但父親透過電話，讓她把悼詞記下代為宣讀。既然父親自己都不擔心，她也沒有什麼可顧忌的。
除家屬外，在追悼會上發言的，多是著名的民運人士。評論家淩鋒的太太回憶了「九七」前金堯如動員他們離開香港來美定居的動人故事。
于浩成在悼詞中表示，金堯如的離去，是中國民主運動以及整個中國民主事業的重大損失。兩年來，大家送走了王若望、王若水、吳祖光、李慎之幾位先生。對於金老說來，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應該說是死而無憾。除了他沒等到六四的平反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啟動，沒能自由重返自己的故鄉。
王丹專程從波士頓飛來參加金堯如的追悼會，除在會上致悼詞，他還表示，新聞界有金老這樣的人，還有在世的胡績偉、李普這樣的人，他相信未來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力量，就積蓄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界。最近對大陸SARS的報導，也證實了這點。

星島日報：香港資深報人金堯如逝世

香港資深報人金堯如昨天在美國洛杉磯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其五名子女已由港和外地動身，前往當地辦理後事。
金堯如是《文匯報》前總編輯、中共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總支書記，在六四事件後退黨，並移居美國，此後多次在港傳媒發表評論文章。
據熟悉他的報業中人對盧駿說，金堯如約在二次大戰之後，在上海參加地下黨，當時他才二十多歲，在上海暨南大學(現廣東暨南大學前身)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到八九年他退黨時，已是一名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幹部。說他是本港資深報人，一點都沒錯，因他在港期間，先後主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和《香港商報》，且兼任統戰工作。

大紀元編輯部：悼金堯如先生

正值馬年將盡，猴年來臨之際，我們卻驚悉大紀元專欄作家金堯如先生不幸病逝的噩耗，皆深感悲痛。金堯如先生作為大紀元的專欄作家之一，為大紀元時報和大紀元網系取得今日的成就奠定了基礎。他的文風，膽識，氣節和對自由，民主和人權等理念的追求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們深切緬懷這位大紀元的朋友，同道以及報業前輩。
金堯如先生，浙江紹興人。早年曾加入中共，並長期堅持在國民政府統治區組織和開展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前往台灣籌備中共台灣工委，從事地下活動。後事敗，他輾轉到達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工作人員。五十年代初，任《文匯報》總編，專司中共在香港的輿論和統戰工作。
金堯如先生為中共的事業出生入死，但仍然在文革中歷盡磨難。一九六八年，中共電召金堯如北上廣州，隨即將他全家人關押審查。其家人被關四個月，金堯如則長達廿二個月。後中共又以「審查不徹底」為由，將金堯如押往五七幹校勞動改造。直到文革結束，金堯如才得以返回香港繼續工作。
八九學運發生後，金堯如支持學生，並帶領香港其他中資報紙一道反對中共對學運的暴力鎮壓。為此，他遭到中共的嫉恨。他的浙江省政協常委的職務被撤銷，中共某黨魁甚至下令把他綁架回大陸。深諳中共陰險的金先生不得不遠走美國。
金堯如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共黨史。他親身參與了中共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並且見證了中共篡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他的經歷對於中共來說無異於一把刺穿謊言的利劍。一九五三年，閑居香港的張國燾曾托人找到金堯如先生，表達了回中國大陸的意願。但中共領導人不肯捐棄前嫌，不願給失勢的張一個機會。金堯如先生在接受大紀元記者專訪時說：「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燾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一九五五年，中共總理周恩來發表文告，勸說原國民政府高官回大陸。金堯如先生於是說服程思遠和郭增愷回中國大陸，並直接促成了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回國。但後來李宗仁太太罹患乳腺癌，想出國治療，卻受到中共種種阻撓，最終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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