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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对埃及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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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对埃及说 “不”! (539 reads)      时间: 2002-4-25 周四, 上午10:30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对埃及说 “不”!



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没有被称为埃及人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而是依然被称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呢?



我们有时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血统,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语言,大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可以生生不息地由我们子孙后代中继承下去。譬如拿“我是中国人”这一个民族上的,文化上的自我确认的意识来说,我们总是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象我们一样继承,和坚守这种意识。



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里,他不再喜欢吃中国餐,不再愿意讲中国话,在价值观上和你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甚至不再愿意和他们的父辈-那些第一代的中国人,交往在一起的时候,你能相信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还会象你一样有那么强烈的“我是中国人”的意识吗?你强迫他吃中餐,而不是卖当劳,强迫他说中文,而不是英语,强迫他上中文学校,而不是去看一场球赛。。然而这一切可能就和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面一样可笑. 极其有可能的是,到了你的孙子这一辈人的时候,他们不但在感情和思维方式都要“去中国化”,甚至有可能连他们的肤色都要变得使你无法想象,让你目瞪口呆起来- 你不信吗?



一个民族在别人的国土上,在别人的文化包围圈里, 究竟能将自己的文化保持多久呢? 如果中国人也象以色列人一样, 曾经被掳到,或是被驱逐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达2000 年之久的话,今天世界上还有 “中国人”这个名词吗. 这一点,只要我们回头看看今天的台湾大概就可以略知一二。日本人不过是在那里统治了半个世纪而已,可是那里大多数非外省的“中国人”们,已经在情感和理智上对自己是否还是“中国人”都毫无兴致了. 我想,如果让日本人在台湾,(或英国人在香港)再统治100 年的话,那里的“中国人”可能连他们姓氏都要换成什么 “松下” “丰田”之类的冬冬吧。



一个国家灭亡了整整2000年,她的人民则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受尽欺压凌辱.,而这个民族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在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诸多领域内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伟大贡献,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一种叫做 “神奇”的东西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够相信的.



大多数的中国人, 今天还在那么幼稚地相信,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她的衰落和失败仅仅是最近这150 年以来的事情。科教书上教导我们说,中国人这个民族的衰落是由于最近这100 多年来不断遭受外来“侵略”的缘故。那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侵略的话,我们中国人现在也一定也会象今天世纪上所有其他的那些发达国家一样,可以在诸如科学,艺术,思想,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取得一些值得让世界其他的民族的人民景仰的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但是,如果将这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落后与进步”的理论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范围内来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它是何等地站不住脚。要说遭受侵略,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经象以色列人这样,没有一个地方象他们的故乡迦南一样,曾经被如此众多的异族人和外邦人野蛮地侵略和杀戮过。而且,这样的入侵和杀戮,其程度之惨烈,时间之长久,相比之下,我常常都感到我们中国人所遭受的,跟他们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而且更糟糕的是,世界上好象还没有如何一个民族象他们那样,曾经那么长久地,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不得不接受另一个在信仰上于他们完全对立的异族的压迫,和统治过。至少,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150 年来,中国人的确是在对外战争中一次一次地被打败了。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却从来都不曾消失过。更不曾象以色列人那样,她的人民,在历史上不只一次地被从自己的故土上连根拔起, 被“抛到世界万国的民中”(圣经语)而成为无家可归的,被人到处凌辱驱赶的亡国奴。如果要夸耀那个国家被人侵略过最多的话,跟以色列人相比,我们中国人是要幸运很多的。做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那种“亡国奴”,恐怕以色列人比谁都更有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痛楚。



但是没有一个征服者能“同化”以色列人。也没有一个入侵者可以使以色列从历史上消失掉,或者,使她成为那些“衰落了的古代文明”当中的一个,就象今天的中国,埃及,和印度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一般人,一般其他的民族所根本无法理解的谜。



如果我们再将以色列人与埃及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民族不仅在血统方面有“亲缘”关系,在命运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埃及人也象以色列人一样,历史上曾经遭受到无数次的外族入侵,并且在将近2千 7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被外族人所统治,一直到20 世纪的50 年代才算真正地获得了民族的独立。然而,就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贡献来讲,我们除了知道公元前3000年的胡夫金字塔之外,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 而在这2700年的历史中,以色列人则不知为这个世界的文明贡献了多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二者相比,谁又能说,这里面的原因仅仅是由于人种与地域的关系而造成的呢?



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尽管在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里,这个民族的确有好几次已经处在一个不知不觉的“亡国灭种”的关头了。而这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绝不单单是面来自于所谓的蛮族的军事及文化入侵,甚至也和巴勒斯坦地区那广泛而普遍的异族通婚无关。毋宁说, 这样的危机来自于那个被统治被奴役者们的自身,由于 “异像”(VISION)的丧失而导致的精神与灵魂的无可挽回的幻灭。以色列人的圣典上说 :“那百姓灭亡了,因为他们没有异像”,大概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肉体上的奴役更危险的多的,由于精神上的麻木与幻灭而导致的最终的集体的灭亡。



但是,以色列人抵抗住了这样危险.



作为苦力和奴隶,以色列人在曾经埃埃及整整400 哀哭流泪。年复一年地地为法老建造了比东和蓝塞俩座大城。在这些巨大而旷日持久的苦役不仅消磨了以色列人的精力和体力.更重要的是, 它更慢慢地消磨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的上帝的盼望与期待. 使他们渐渐地习惯于在埃及做人奴隶的那种地位了。习惯于当奴隶,习惯于主人所提供给他们的一切能苟延残喘的物质上的舒适和安裕。



以色列人并非超人. 他们完全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生地爱好自由,自发而积极地起来反抗那个压迫他们的埃及法老.不是这样的. 这一点,从他们日后离开了埃及,获得了自由以后,却不停地抱怨和反抗他们的领袖摩西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说起来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摩西带领他们反抗法老的压迫而获得解放和自由,更使他们以色列人能够免于在埃及人的奴役下, 最终消失亡国灭种的厄运.照道理,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应该非常感激摩西,感激和那位带领他们在红海边上打败埃及法老的耶和华才是。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旧约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抱怨和反抗摩西最多的,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耶和华和摩西不该将他们从埃及那个地方领出来。不该让他们摆脱奴役,不该让他们获得自由。甚至,连摩西自己有时候都不免怀疑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否是做对了。对于这些为数众多的,当惯了奴隶的以色列人来说,自由这种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释放,反而是恐惧,不是快乐,而是厌倦。他们宁愿牺牲掉自由,也要逼迫摩西将他们带回到埃及去.因为在埃及, 他们虽然是奴隶, 可肚子里却常常有食物.而离开了埃及后, 虽然他们不再是奴隶了, 却不得不时常忍饥挨饿.



“谁给我们肉吃呢?” 他们对摩西喊到: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 ,韭菜,葱,蒜”(旧约:民数记)



他们的肚子和肠胃很容易就能得饱足,这大概是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过于富饶的缘故。以至于在那里做奴隶,要比在世界的许多其他的地方做自由人,在物质上生活方面都还要高相当多吧。而恰恰是当他们获得了自由的时候,在去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的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们却要时常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对他们来说,拿“挨饿的自由”去换取“当奴隶的饱足”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合算的事情吗?



有趣的是,这样的故事还不是一次偶然的,绝无仅有的事情。我原先总因为,以色列人这种回归故土,瞳憬自由的精神乃是一种发至于他们的生命中的本能。但是,后来我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其实,不仅仅是摩西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沉迷于一种萎靡的,自甘堕落的奴隶的光景当中,以后,2000 多年的历史中,那一代代的以色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如汉拇雷特那句著名的咏叹:“是生,还是去死,这是一个问题”一样, 很多的以色列人永远会反反覆覆地说:



“是回去呢,还是不回去,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摩西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的话,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毁灭耶路撒冷城以后到公元70罗马人最后一次毁灭这个城市的这600多年间,则是以色列人的第二次大回归的时期。事实上,在以色列人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后不久,50 年中这个帝国就灭亡了。然而,这第二次的回归周期却出奇的漫长。实际上我们在其后的100多年间,根本就没有见到大规模的以色列人返乡的举动。以色列人根本不急于借此巴比伦帝国的覆灭机会, 以及波斯帝国出奇宽大的民族政策所带来宽松的环境返回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历史上记载说到了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叶,回归的以色列人,再加上巴勒斯坦本地原有的人口,总共加起来约有5万人不到。



这正象当年他们的祖先在埃及所遇到的那个情形一样,在“新故乡”巴比伦落地生根,成大成人的新一代以色列人,慢慢地将他们的在遥远的巴勒斯坦故乡给忘了。将他们祖宗从耶和华那里接受到的那个应许给忘了.



如果1000多年以前,埃及人没有将以色列人 给“同化”掉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话,则公元前7世纪这一断时间,又是以色列人历史上另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了。以我们今天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以色列人照道理早就应当在这个时期内,以一种非常 “和平的”方式渐渐地“融入”到当时最强大的两个民族中去了,一个是当时的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人,而另一个则是波斯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人。



说起来,没有一个民族能象以色列人那样, 一方面他们总是遭人痛恨,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非常懂得如何与其他的民族和平共处-甚至是和他们的民族的压迫者们和平共处。 巴比伦,波斯人征服了他们,他们就在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的手下生活,定居,作买卖,甚至当官。渐渐地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或者是将他们的女人娶过来。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放弃那个可以将他们的文化,传统,与道德紧密的保存和继承下去的一神论的信仰的纽带:那个对耶和华的信仰。而一步一步地开始接受那些他们过去从来就不认识的,陌生的,外邦人的多神教信仰,最终,他们将和包围在他们四周那些比他们更强大的民族彻底地融合在一起。



是的,这就是一种比他们以前在埃及所遇到的,更大的一种民族生存的危机。没有直接的压迫, 没有直接的肉体上的奴役,更没有在埃及的那种苦役的日子.就连可以直接威胁到他们生存的外部的敌人,譬如巴比伦帝国,都已经消亡掉了。然而,危机就在他们的眼前:一种在不知不觉当中的,悄无声息的灭亡。一种在外邦人的信仰与文化的浸淫之下的不知不觉的毁灭的危机就在他们的面前。在这里,被征服者们不是逼迫,而是自愿地臣服在征服者的面前。他们交出去的,不是自己的肉体,而是在睡眠和做梦当中,一个轻轻松松地沉沦下去的灵魂。



他们是很幸运的: 波斯帝国的皇帝给了他们以色列人最大自由,让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返回自己的故土,在巴勒斯坦地区,委派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省长来管理他们,而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方面,则是给予了他们最直接的金钱上援助,以帮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与城墙。但是即便是如此,那些沉迷在当时世界第一商业大城巴比伦纸醉金靡,萎淫奢侈的生活当中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对返回那个耶和华要他们去居住的“迦南美地”根本没有兴趣,与巴勒斯坦如今凄凉衰败的情景相比,这灯红酒绿的巴比伦淫荡大城实在太有吸引力了。那里云集着世界上各地的商人们, 财富, 美酒, 妓女及各种堕落腐败的机会, 迅速地吞食者以色列人的灵魂.



这当时的情形,用我们中国诗人描述南宋小朝廷的诗词: “软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卞梁”来描绘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态,大概也是非常恰当的。而另一首诗中说的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于身为亡国奴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是同样地如此易于麻木的.



这个民族,如果在某些危机的历史关头,不是有一些被上帝的话语所激励起来的先知和领袖们,不断地挺身而出,用耶和华利剑一般的话语,不停地猛扎那些那业已麻木堕落的以色列百姓的心灵,使这些“硬着颈项,油蒙了心耳”的百姓多少有一些回转的话,这 “以色列人” 恐怕也要和什么苏美尔人,玛雅人一样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了。就象当年的摩西带领他的百姓们走出埃及一样,以色列人最值得庆幸的,就是他们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总有一些象摩西一样的领袖和先知们,带领他们从那个危险的 “为奴之地”走出去.这些领袖总是及时地挺身而出,将自己的百姓从心灵堕落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



我数了数这个时期以色列历史上那众多的那些先知们: 哈该,以赛亚,撒迦利亚,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反反覆覆地告诫以色列的百姓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巴比伦,波斯帝国的倾覆只是一个迟早的时间的问题,而作为罪恶之渊的巴比伦大城,它的灭亡也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以色列人阿,你们当在上帝的震怒降临之前,赶紧逃回到锡安去。



所以,每当我读到他们的这一断历史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要掩卷长叹:我没法相信在我们这个庸庸碌碌的地球文明中, 他们以色列人是一个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的,具有“超人”气概的民族。然而,比起历史上无数兴起又消亡了的民族来说,他们却是的确比别人多了一点点叫 “幸运”的东西.而这种的“幸运”就是这个民族,总是在它需要的时候,在她民族的生死关头,能产生许许多多象摩西这样的英雄和先知。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灵魂中,在他们的血液当中,更有一个另他们永远坐卧不安的声音在他们良心上对他们说:起来,离开埃及这为奴之地,到我起誓,应许给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的那一块自由的土地上去。这样的声音,总是不断地和那些先知们的呼唤交相应和。



谁能相信,以色列人可以在灭国2000年后又复国呢? 就算是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他是生活在100 年以前的话,恐怕也很难相信这一点.就算是圣经上有无数这方面的预言, 对于人的理智来说, 这仍然是一个太大太大的奥秘.



当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归回以色列的“锡安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要说是其他民族的人,就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也都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荒诞的,类似于天方夜谭似的梦想. 当赫尔兹和当时的土耳其皇帝接触的时候,对方开出的价码是以8500 万英镑代价,才允许区区5 户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还必须是加入到他们土耳其人的国籍里去才成.由此, 我完全可以想见赫尔兹与巍兹曼这两个疯狂的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五户居民,天大的笑话.没谁会相信这里能有什么 “奇迹”发生



那两位创始人: 赫尔兹与巍兹曼跟白日梦者几乎没有多么大的区别.当他们刚刚开始自己的独立运动的时候, 他们只有区区几个人而已.而他们的对手,除了在巴勒斯坦如今已经生活2000 多年的那些阿拉伯人之外,还要再加上一个更强大的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是那片土地上的主人. 赫尔兹是一为成功的法国记者,巍兹曼是德国一位已经卓有成效的大学教授, 为什么他们愿意放弃自己那已经相当舒适的物质生活,而投身于这个,看来即危险,又不可能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回归运动呢?



但是,这却是一个真正的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神话.



这赫尔兹与巍兹曼的出现, 大概就是以色列人近代历史中最 “幸运”的一件事情吧. 不多不少,他们刚好就比那个30-40年以后,对他们以色列人大开杀戒的魔王希特勒早出生了几十年. 他们两位也许到死都不曾明白他们的出生对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且他们来的是多么的是时候.我倒不是说他们两个在以色列人中是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聪明, 多么的勇敢和富有勇气的人物. 我毋宁是说,他们真是生的他们逢时,他们在无意中所创立的这个 “锡安运动”到后来竟然成了犹太民族在灾难到临时的避难所!



那个时候,在19 世纪末叶的时候,没人会想到30-40年之后,以色列人会遇到那么大的一场浩劫. 赫尔兹仅仅是由于在无意中被卷入到那起著名的 “阿尔佛来德间谍案”中去,这才想自己的国家已经亡国整整2000 年了. 他好象是大梦初醒一般突然发现,他的民族,必须有有一次象当年的 “出埃及”那样的举动.离开欧洲,离开这个不是埃及的埃及,不是巴比伦的巴比伦. 而回到那个耶和华应许给他们祖先的那块土地, 那个他们宗教和历史的发源之地上去.而只有这样, 他们的民族才能逃避那源源不断的苦难.他虽然在世的时间不过短短44年而已.1904年当他去世的之前,他用自己生命中最后的6年时间, 替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创了一个伟大复兴的事业.他生命的唯一个目的, 好象就是为了替后来的那些“幸运”的以色列人完成这么一个伟大事业的奠基礼似的.



而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巍兹曼教授,他后来成了当赫尔兹的继承人.鬼使神差似地, 在赫尔兹过世的同一年, 辞掉了他在德国一所大学的教授教职而移民到了英国.而这位以色列国家的国父级一般的人物, 这个时候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还是默默无闻的, 仅仅是代表了极少数的一些激进分子而已.



但是命运好象特别垂青于以色列民族.



正象当年的波斯帝国帮助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一样,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如果没有一个象今天的美国一样的一个超级强权,出面来支持他们以色列人复国的话,我想以巍兹曼教授这一小部分以色列激进分子的力量, 要想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几乎就是一种自杀. 然而,事实就是,以色列人是凭着英国人日后的一个 “贝尔福宣言”才有了那个复国的机会的. 这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但凭什么大英帝国愿意出手帮助巍兹曼,帮助以色列人呢? 这对他们英国人来说,好象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利益在里面. 一切都是那么的偶然,么地巧合,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以色列人的复国, 是跟巍兹曼教授这一个人一生中的几次非常偶然的巧合联系在一起的.而以色列的未来, 竟然和这个人一生几次非常偶然的机遇有关.



如果不是他在赫尔兹死的那一年移居到了英国,那么他就不会遇到那位著名的放射线专家卢瑟福,而如果他没有认识卢瑟福的话,他当然也不会进而有机会结识了那位日后起草了著名的 “贝尔福宣言”的,大英帝国的外交部长.但是更有趣的是,如果这个巍兹曼教授,没有在1916年的世界大战中帮英国人发明了火力更强大,射程更远的无烟火药,因而使得英国人能在战场上转败为胜,打败德国人话,我相信英国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将那个著名的,承认以色列人返乡合法性的“贝尔福宣言”作为一种回报给予以色列人的. 个人生活里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国家的崛起的契机,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一些令人无法想象的 “幸运”之事.



当然,这在1917年的那个时候,恐怕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谁可以明白他们是多么地幸运.否则的话,他们不会等到1947 年以后,才真正开始他们的复国运动. 他们要是能早一点听从他们的先知呼唤,早一点明白巍兹曼教授很 “幸运”地为他们争取到的这么一个不十分起眼的合法的居住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话, 他们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逃避希特勒20年以后的大屠杀. 只是,他们又一次犯了他们祖先在埃及,巴比伦所犯的那个错误.



历史就是这样的相似,在这个时候,正如当年以色列人不愿意离开埃及,不愿意离开巴比伦一样,3700 年过去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问题却还是一如既往. “谁给我们肉吃呢”? 仍然还是一个以色列人要对他们的领袖怒气冲冲地的一个问题. 20 世纪初的欧洲, 就是当年的埃及, 当年的巴比伦.只是没有那一个以色列人可以明白, 这个他们如此眷念的安乐窝, 不久之后就要成为他们的屠场了.可这个时候, 没有几个以色列人愿意回去到巴勒斯坦去, 愿意放弃他们在欧洲的地位,财富,名望,家族,还有那些无数的社会便利和进步,那个 “欧洲的文明”,而回到一个贫穷落后,充满了敌意的 “上帝的应许之地”去. 在世界大战来临前的20 年期间,欧洲各国有1000 多万的犹太人,可是回到巍兹曼呼吁大家归回的耶路撒冷地去的犹太人,却还不到这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想到那600 万以后横死的那些以色列人们,我就常常会替他们扼腕长叹.他们要是 早知道自己会遇到这样的命运,他们还会舍不得抛弃他们在 “埃及”- 就是当时的欧洲,所积存下来的那些财富吗? 他们还会恋恋不舍地留念这个发达的 现代的“为奴之地”吗? 人类的眼光是多么地短浅和有限.他们对理解自由的热情, 往往不及他们追求眼前享乐的百分之一. 而他们对应悲剧的理解,实际上除了担心失去财产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另他们真正感到惧怕的了. 正象以色列人那样,耶和华为他们预备了赫尔兹与巍兹曼,为他们在巴勒斯坦预备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可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知道逃离的. 非要等到那旷世罕见的灾难降临到的时候,他们后悔却已经太迟了.



以色列人如此,其他民族的人民更何尝不是如此?



自由是可贵的. 然而自由不是天生的.我倒是常常想起列宁在他的一部著作了所引用的旧约圣经中的那个著名的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 的典故. 列宁的原意大概是批评他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们,为了一点点眼前的利益而出卖根本的 “革命原则”的举动. 其实,这个典故最能说明的倒是人性本身的可怕的短见与麻木.为了一点点眼前的物质利益, 倒愿意将将自己的理想,生命,灵魂与魔鬼作交换.



埃及的奴役, 巴比伦的堕落, 欧洲的安逸, 这一切都曾经使他们差一点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然而幸运的是,以色列人不仅一次次地从压迫他们的,现实世界的暴君那里挣脱掉了捆绑他们肉身自由的锁链,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次一次地摆脱掉了他们内心世界里,另一个捆绑他们精神和灵魂自由的“黑暗暴君”的锁链。我相信,这就是世人今天在回顾他们 “出埃及”的这一断历史时,最珍贵的一断教训吧.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我们这些虽然已经摆脱了一个外在的专制暴君的统治,内心却依然没有真正的自由的中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民来说,不知要幸运多少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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