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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人是世界第一弱智-草庵居士(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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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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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acemak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从香港学者郎咸平先生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评论引发了中国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论，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改革的更深一层次的争论后。我接到了数十封朋友的来信，其中有美国，日本和澳洲的，但更多的是大陆的学者和记者。其中有些比较熟悉的大陆编辑希望我能用匿名的方式写些评论。面对对于相当多的读者朋友，我不能每封信都回答，但这次我是几乎都有回信。一位中国朋友在接我的回信后又给我回信说：“老草，你又可以嘲笑中国经济学家了”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学者是勤奋的。但是因为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将政治和社会因素柔和在其中。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极大不同。海外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而西方经济学无论其何种学派都是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制度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中国因为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问题研究一直是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当制度和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研究经济问题就面临着社会与制度的这个不可回避的基础问题。而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又没有言论自由。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只能单纯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就如同中餐厨师要用西餐调料来制造纯粹的中国美食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偏偏中国学者不甘寂寞，硬要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这就更加可悲和可怕，其误国之深也就远超常人，由此可见这些精英的国人是多么的弱智。
当今出现的郎咸平与“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争论，更显示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的弱智。在我看来，郎先生提出的问题无非是中国如何私有化，在什么条件下私有化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回答的跑题不说，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干脆讲到了中国是否定私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私有化和私有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不久前，我曾和..三位高层官员交流，在我的感觉中，在中国，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没有否认私有制问题。.....甚至讨论过土地私有的问题。中国逐步完善并全部实行私有制几乎是全面的共识。而郎先生提出的如何私有化与中国施行私有制制度根本就是个微观与宏观，战术与战略的问题。这两者有联系但却不是同一问题。而“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怎么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达的思想呢。难道“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真的如此弱智？
我很奇怪，经济上的微观管理，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更奇怪，海外经济学者或管理学者对中国的观点怎么就如此的一致，而“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也竟然如此的一致地弱智？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相信，中国施行私有制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全国的共识，但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施行私有化，这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郎先生提出的问题不过是经济学及管理学中最基本的常识，任何政策及制度的建立都必须要有个基础，这最基本的基础就是公平和法律。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说的是，在经济学家讨论和争论的时候，中国的法学家一直是处于“缺位”的状态。尽管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为龙头发展起来的，但在中国改革开发的初期，政治与法律的改革并未完全缺位，至少在八九年前是如此。但在今天，政治改革的缺位，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中国整个社会新的危机的形成，用中国经济学者钟伟先生的话称：“危机向上集中”。
朗先生的言论在中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炒作”问题。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内学者明知道问题所在的真正原因，而不愿意，更不敢去谈。反而指责郎先生在“自我炒作”。我并不完全赞同郎先生的全部观点，我也看到了郎先生在回避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对经济问题的制约。但，毕竟朗先生揭开了中国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个毒瘤。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缺乏法律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改革情况下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和不公平的私有化问题。任何正常的社会所追求的都是一个公平合理与法制的社会，但在中国，一切法律公平都被所谓的“高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经济和效率是..的遮羞布，是政权的合法性的保护伞。但同时也成为了一些精英的利益保护伞，一个怯懦的精英集团劣等品质的遮羞布。尽管中国的产权改革很重要，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私有制的必要性，但公平的进行私有化不重要吗？难道这就不是我们学者需要研究的改革“路径之一”吗？
偷换概念是中国人自辩的常用方法，强调一面的重要性，而忽视另一面也是中国人自我膨胀的内心平衡方式，更是掩盖自己虚弱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学者和官员强调：“只有打破私有制障碍，全面实行私有制才能冲破政府管制，保障未来中国发展”，也有学者提出：“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是改革路径的选择，这是个用最小成本让中国转型的方式”。但我想问各位一句：“当中国社会因为巨大的贫富分化的时候，谁能保证中国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动乱，谁又能保证现在的付出的社会成本是最小的？难道..自四九年开始的集团掠夺转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掠夺就是社会成本最下的“改革”，就能保障中国不会出现拉美化？
如果大家能真正地考虑一下每个人的自身利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愿意自己的财产被别人掠夺，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国人的反映，自欺欺人的中国人难道不是弱智？
在十年前，俄国开始了公平的私有化过程，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看到是什么？是一个丑陋的国家，尽管我相信中国人的智力，但我看到却是中国人的短视和无知，是世界第一的弱智。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看到俄国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为中国人的无知和弱智感到惭愧？是俄国人用最小的社会成本成功地转型了，还是中国人用最小的社会成本转型了？是俄国人失败了，还是中国人成功了？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思？为什么不惭愧？当俄国毫无负担地成长前进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我看到的仍是理论上的争论，私下的毫无道德的掠夺。一个全世界都少见的“豺狼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看看俄国的情况是如何的。
1999-2003年俄国ＧＤＰ累计增长29.9%，其中，2003年ＧＤＰ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公认的超过25%的影子经济情况，则俄国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应在4000美元之上。在衰退过程中受打击最重的工业部门近年表现出了较强的复苏势头：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机械工业增长了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200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了7.3%，其中，新兴产业，如电信业超过42%。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近5年农业产出年均增长4.3%。 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108亿美元，同比增长25.3%，顺差596亿美元，增长28.7%。国家预算状况良好，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财政稳定基金，为偿还内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2003年，俄国在支付了173 亿美元外债之后，黄金外汇储备由2003年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亿美元。俄外债余额也从1999年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俄外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中国约为40%），比欧盟成员国的期望值还低一半。近年俄国证券市场市场发展良好，2003年俄国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社会投资增长升温，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表明俄国企业家对生产部门的投资信心大为增强。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低于2000年的250亿美元、2002年的80亿美元及近10年来年均200亿美元以上的外逃规模。同时，还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 科尔尼咨询公司根据全世界企业家所作的投资信心调查排名，俄国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 年的第17 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 8 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10大投资地之列。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国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近两年俄国吸引外资明显加速，到2003年底，俄国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550亿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5亿美元，同比增长62%。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近几年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在2000-2003年的4年里4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0%，2003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14.5%，为同年ＧＤＰ 增长率的2倍，全国居民平均月工资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银行存款总额在2003年一年内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国失业率下降了近40%，失业人数由1998年857万人下降到2002年510万人，其中，莫斯科市2002以0.6%的失业率成为世界失业率最低和没有罢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贫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万人下降到1998年3480万人和2003年的2900万人。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据2003年9月所作的俄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社会调查，拥有彩电的家庭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拥有微波炉和电脑的家庭从2%上升到10%，拥有录像机的家庭从5%上升到37%，拥有汽车的比例从17%上升到22%，新兴IT产品销量激增，如手机销量在2003年一年内增长了一倍，绝对增加量在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二。
吃惊吗？在吃惊之后中国的读者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统计数据是全俄国百姓，而不是中国统计资料中的排除了中国广大贫困农民的城镇人口统计资料。
中国和俄国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在一个时代上进行了改革，甚至中国的改革还早上俄国十年，但为什么出现的结果不同呢？这是不是路径选择的问题？。俄国为什么会改革成功？这就是因为俄国人更注重未来的结果，在改革中实行了更公平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下的强盗掠夺式私有化方式。同样是要改变国体，同样是要施行私有制，为什么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不能采取俄国的方式？为什么就不能使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完成？从这点上看，中国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俄国？难道香港的朗先生提出的问题不正确吗？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郎先生的指责？
我曾数次与中国官员（包括最近一次与一位最高层官员）提出过中国解决私有制过程中的私有化问题。我个人的建议很简单：“用一年的时间，先将全国土地矿山，国有财产及国有企业进行详细的统计，然后发行金融凭证，平均分配到中国每个人手中。并允许这些金融凭证自由交易，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愿意投资企业的人可以收购这些金融凭证去收购国有土地和企业，愿意换回现金的人可以将这些凭证自由交易换取现金。”通过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国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全面私有化，私有制也会顺利完成。整个中国经济就会全面持续发展。不愿意购买企业或土地的人将凭证转换成为现金可以促进“内需”，也会调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大发展，而有能力的人可以将国有企业公平的购买，成为真正的主人，也会将企业发展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矛盾就会减少。政府由经营型转型为管理型，不仅可以减少百姓对政府的敌意和矛盾，更有精力和财源去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也使得中国政府彻底摆脱集管理者，经营者，仲裁者于一身的尴尬境地。而这时候，政府才能更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才能更准确地进入国际社会来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也更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整整个社会的失衡。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信任危机，金融危机才有可能得到缓解和解决，政府才能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制度。
我说中国人弱智,很多人会觉得无法忍受，但弱智确实是存在。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是否能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治理好，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很多中国学者及官员都是极具信心的。正是这些信心，才有了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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