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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社会更可怕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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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单一的社会更可怕ZT (105 reads) 时间: 2004-12-16 周四, 上午7:0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单一的社会更可怕

翟羽佳

在德国，西特勒在选举之前，清理政治上的左派势力，可是，右派势力跟着叫好。选举胜利后，西特勒又通过一个新的紧急法令，开始禁止政党和工会，于是，又有人跟着叫好。直到有一天，整个德国只剩下了唯一的政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及其附属团体的时候，那些政治上左倾或右倾的人，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误。因为，西特勒当时并非取缔的工人组织，而且其他所有反对垄断、自由表达独立自己意愿组织和公共机构也全部被取缔。
一个社会，当一些左派被清洗的时候，右派跟着叫好。等左派被清洗之后，权力者也就腾出手来，开始对右派清洗了。一旦，左右派都被清洗了，这个只有一极的社会，权力的中心也就成了真理的中心。二战前的德国，民族社会党今天取缔共产党，明天取缔工会，依附劳动者的组织被搞得毫无自卫能力，任凭资本占有势力的摆布。可是，直到有一天，因为左派的、右派的甚至骑墙的组织全部被取缔后，国家的的规章制度也就没有了保障，连议会也成了独裁者的花瓶。
任何理性的社会，都应该有左中右的存在。左中右的存在，是平衡社会的最有效的途径。一个社会要想理性发展，就必须允许各种政治力量的舆论存在。可在一些政治落后的国家，很难容许各种政治势力以及代表他们声音存在。他们今天铲除各种社会势力的舆论，明天就会取缔各种社会组织，今天情理这个，明天取缔这个。可是，对于这种权力扩张的结果，必然是一党独大或专制。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的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中国社会，最大的毛病就是动不动就跟着叫好。镇压地富反坏右的时候，党内、党外叫好，说是英明伟大的决策。不久，取缔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也跟着叫好，也说是英明伟大的决策。可是，毛很快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人们依然跟着叫好，说是英明伟大的决策。可是，取缔来取缔去，“右”也不叫了，“左”闭嘴了，直到有一天，大家发现谁也不能说话了。
一个社会，必须允许各种势力存在，哪怕他是一种可恶的势力。只有各种势力均衡，社会才能理性发展。如果今天取缔一种势力，不让他们乱说乱动，明天又取缔一种势力，也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后天被限制发表意见的将是我们——一时幸运的群体。
老翟寓言讲：草原上，生活着一群家驴和一野驴。可是，家驴家族经常受到野驴的欺负，家驴家族发誓要把野驴家族赶走。可是，要赶走野驴，必须借助远方的人类。于是，家驴族长来去请人类帮忙，人类很爽快的答应下来，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在驱赶野驴的时候，为了不伤害家驴成员，你们最好最好在自己的脖子上拴个绳索，作为便于识别的标志。家驴照办了。可是，家驴很快人类将野驴赶跑之后。可是，因为自己的脖子也套上了一个绳索。家驴很快就发现，赶跑对手后，自己也成了奴隶。
牛芒在《权利高于是非》一文指出：“中国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什么时候才能悟出‘权利高于是非’的道理——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一定要维护你的权利。在外国人看来，当别人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自己应该站出来，维护别人的权利。因为，别人的权利有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才有保障。中国人则相反，当自己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总巴不得别人的权利也一起被剥夺。结果，不但自己的权利丧失，而且连同别人的权利，大家的权利都丧失。于是乎，就只能是查封，叫好，闭嘴，傻眼，活该……”自由不是一天就失去的。自由的丧失，是公民权力阵地不断丢失的结果。公权对公民自由不断剥夺，是公民自由丧失的前提。不能警惕公权的极端扩张，也就等于公民放弃自己的人身自由。社会秩序混乱一点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和一个组织。社会需要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见存在，也需要宽容不同的社会意见，哪怕大家都认为应该取缔的言论。对于很多社会现象，允许它的存在远比完全把它取缔更能保证社会理性的发展。容忍公权肆意扩张的结果，必然是私权阵地的不断萎缩。所以，我们必须时时警惕公权的权力膨胀。公权膨胀，必然带来绝对的罪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必然构成对民间自由的加害。
世界上没有绝对纯而又纯地整齐划一。尽管整齐划一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但是这个时代也并非纯而又纯，这种所谓的单纯，必定与僵化、短命化上等号。
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产阶级的苗拔光了，无产阶级的草也没有了，荒芜的土地成了封建糟粕的大面积的泛滥，旧东西非但没有破除，连个遮拦的东西也没有了，复辟也成了国粹。在一大二公的年代，其他经济成分被当作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分或尾巴被人为地消灭掉后。经济发展由万马奔腾变成一枝独秀，一元化的结果必然是万马齐喑悲惨的局面，整个社会没有了生机。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福。多元化的好处就在于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其他方面可能照常运转；一个局部出了大问题，整个社会还照样发展下去。即便出现了大问题，社会完全可以靠自身进行纠错。而一元化的社会，因为不具备自身纠错机制，所以很少不发生大方向或原则性错误的。这种错误往往因为缺少纠错机制，而导致严重性的灾难后果。
总有人高喊这是西方的，要抵制，那是传统的，要控制；这是资产阶级的，要取缔，那封建主义的要否定。可是，这抵制，那取缔，这也控制，那也否定的结果，到头来，非但没有过上美好的生活，一元化的主义却把我们的社会引向了绝路。就是在今天，这个要无条件的取缔，那个也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完全禁止，非要社会达到完美的极左思潮还很有市场。数学家彭加莱说：“强求一律就是死亡，因为它对一切进步都是一扇紧闭着的大门，而且所有的强制都是毫无成果的和令人憎恶的。”一致通过不是民主的结果，全票通过比半票勉强当选还坏。整齐划一，是独裁社会的景观；一元化的社会，只能是幸福生活的人间地狱。“文革”时期，文艺战线一元化的结果，凡是优秀的、不利于独裁的，也就是领导者看着不顺眼的一切旧东西，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搞得臭不可闻；凡是领导者看着顺眼的、有利于独裁统治的糟粕，也就贴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翻新一下，就成了它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又一伟大胜利”后的推陈出新。龙应台讲：“文化是一条滚滚大河，里头的主流、支流、逆流和旋涡彼此冲撞才形成河流的面貌。只有一潭死水是没有逆流的，只有死了的文化是没有逆向思维的。”在对待传统和西方文化方面，我们总是说“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可事实上，我们却干了“剔除了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保留了文化中的最糟粕的东西”。原因就在于，精华中有糟粕，糟粕中有精华，精华和糟粕相互依存，相互条件。糟泊清除了，精华也就没有存在的条件，事情也就更加糟糕。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要求绝对纯而又纯的世界，而精华越是难于生存，而糟粕却横生。独裁社会，凡是不合独裁者口味的书都要焚毁。宣传颓废没落和破坏习俗的，烧；有碍国家和家庭道德的，烧；有政治背叛倾向的，烧；宣传信仰的，烧；宣传人性的，烧；敢于说真话的，烧，烧，烧……可是焚烧书籍的结果，便是国家只有一种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也只有一种形式——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政。
世界不是“一尊”的，而是多元、独裁、多层次的，没有“一解”或“一致”的事物，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是如此。可是，统治者不这样认为，他们非要把复杂化、多样化的事物简单化，单一化，难道能不坏事吗？可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却善于把一切事情“定于一尊”，要求事物只能一个答案，似乎不如此就失去了思维轨道，要求事物纯之又纯，不能有任何发挥。如此对待思想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能不全面萎缩吗？！王学泰说：“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没有单纯意义的幸福，只有纯粹形式的罪孽，幸福有时缠绕着差别与不公，罪孽往往是美好愿望下的现实，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一个不和谐的现实集合。繁荣是一个多元的共存，盛世是一个复合的共享，要打造美好的今天和明天，必须依靠也只有依靠宽容的形式。民主国家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演变独裁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独裁国家的“一致性”，那里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个人意志，“整齐划一”发动运动，“万众一心”发动战争。整齐划一的社会，实在太让人害怕了。陈鲁民说：“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时代，我们也不是没经历过，衣服一样，发型一样，工资一样，消费一样，思维一样，语言一样，整齐可真够整齐的，活像几亿只蓝蚂蚁，可是还有几个人怀念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呢？”权力的控制是每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一元论是民主社会和社会繁荣的死敌。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这样写道：“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邪恶与肮脏中却孕育在一个崭新的世界，善良和美好的愿望下却可能滋生出世界上罪恶的现实，最伟大的思想和艺术都是生长在邪恶的地狱之国，最伟大的罪孽和邪恶都滋生在最纯洁最理想的旗帜下。整齐划一的一元论是社会幸福的敌人，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越是如此，越是欲速则不达。以前，议论“共产主义”，现在看来，是一个一个乌托邦的社会，绝不可能完全实现！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社会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民意，也没有意见的绝对一致。通常的民意能过半数就了不起了，过高的赞同意味着民意虚假和强奸。民主国家能得到半数的领导人，往往就是治国有方的评价，而独裁国家百分之一百“赞同”却往往是最拙劣、最糟糕的表演。对待各种思潮的唯一办法就是宽容，让他们互相登台亮相，互相暴露。如果一味抬举一种文化，而压制另一种文化，事情的结局也只有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任何事物如果趋向极端，就极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
整齐划一是人类幸福的大敌用恐怖的专政的手段对待社会和文化的时候，社会和文化也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沈松勤指出：宋高宗和秦桧为了“和议”，在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禁锢政敌的同时，又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这一高压政治既使文艺创作主体锐气顿失，呈现出集体怔仲症与失语症，文坛呈现出一派“弥望皆黄茅白苇”之势，成了宋代文学史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自然界是多样的，人类社会是多变的，纷繁复杂、异彩分层才是自然社会的真颜色。陈鲁民说：“世界是多样化的，人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是多样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样的世界才充满生机充满活力。”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呢？”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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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写得真差，什么叫权利高于是非，权利能高于是非吗 -- 冬冬 - (0 Byte) 2004-12-16 周四, 上午7:15 (3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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