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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办法ZT王思睿：政治演化中的设计──兼评王力雄的“递进民主”（2）

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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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消极的办法ZT王思睿：政治演化中的设计──兼评王力雄的“递进民主”（2） (217 reads) 时间: 2004-12-06 周一, 上午3:2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续前）二、政治设计的难题

王力雄自己也说：“有人说‘逐层递选制’就是我的‘永动机’，我则是那个‘永动机患者’，虽是玩笑，倒也有几分传神。农民永动机患者没有能力制作实物，只能画图，因此始终无法发现其设计不能运转。而我则因为没有权力对递进民主制进行社会实验，是不是也就无法发现错误，因此才至今痴迷不悟呢？”他在这里指出了政治设计者的最大难题：无法对其设计进行实验。

●社会实验

凡是被称为“社会实验”的事，通常不是什么好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为毛泽东的一次社会实验，其结果是几千万人的无辜死亡。毛泽东的另一项社会实验就是“文化大革命”，同样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上亿人在政治上受到冲击、迫害和侮辱。没有权的人固然不能启动社会实验，有权的人也不应当轻易地发动社会实验。历史进程从来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人们无法通过反覆试验来选取某一时段的最佳行动方案。这是政治设计者与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一个根本区别。

既然不能把自身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实验品来对待，就应当格外珍惜别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构成中国人研究自身民主化的一个参照系列。我们对于世界各国（北美、南美、西欧、东欧、俄罗斯、中亚、日本、四小龙、东盟、南亚……）的民主化进程了解和研究得还非常不够，以致冼岩在与人辩论时常常把“宪政民主不适合后发展国家”作为一张王牌来打。

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的不同，对别国的民主化经验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照搬，而需要从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但对中国民主化来说，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有同文同种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像中国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大批的海外华人资本而俄罗斯或蒙古就没有类似的条件。两岸三地同属一个中国，新加坡文化也是大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韩国、日本和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因而在民主化进程上比较具有可比性。

很多人呼吁在中国内地建立政治特区，譬如说把深圳从经济特区扩展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综合实验区，吕日周担任长治市委书记时也曾有人主张选择长治等五个地级市作为政改实验区。但中共高层已经没有邓小平式的人物敢于作此尝试。既然没有勇气在内地建立政治实验区，就应当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一国两制”的行政特区。几十年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宣布过在中国实行普遍直接选举的最后期限，而现在的领导人竟然不敢为香港普选制订具体的时间表，这个退步不可谓不小。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名列世界前茅、文化素质高于内地、言论出版自由基本上有保障的香港行政特区都不能在民主化方面先行一步，中国内地的民主化岂不是遥遥无期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实验是社会实验的廉价替代品。人们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思想设计、思想比较、思想交锋方面做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减少社会实验的高昂代价。所谓思想实验，就是控制某一个或几个变量，推演可能的发展结局。王力雄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譬如他推演了在汉藏民族矛盾持续激化情况下西藏民主化的可能前景。他的《黄祸》，也可以认为是思想实验的一种艺术化文本。而《黄祸》不能在中国内地发行，表明了思想实验和政治设计至今仍有巨大的障碍和风险。

王力雄以下述建议值得各方面的人士高度重视：“目前积极推进西式民主的人士只谈可控状态，对失控前景不予考虑，或只是简单否定。然而当政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会认为可控状态能够不证自明。要解除各方面对政治改革的顾虑，靠的不是回避这个话题，而是要直面乱，重视乱，把乱当作必须下功夫研究的问题，把对乱的防范解决当作政治改革的起点，而对任何可能导致乱的政治改革，无论主义再好也要割爱。”对社会动乱的思想实验做得越多越细，越有可能减少社会转型期间的动乱及其危害。

●社会诊断

医生也是一种技术工作者，但他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工作者。医术的难点首先是要作出正确诊断，而不是诊断后的处置和治疗。与其说政治设计者是社会工程师，不如说是社会医师，他首先要进行社会诊断，才能决定对社会病灶作或大或小的手术或者进行保守治疗。

对社会的诊断难于对病人的诊断。病人的器官虽然也是活物，但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实施反对策的能力。社会的组成部分（阶级、团体、个人）则具有自我意识和自主性，能够与社会诊断行为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诊断的介入正是社会“测不准关系”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方面来说，医师要对他的每一个病人负责，诊断和处置不当就会酿成医疗事故，医师是要吃官司的，因此，医师很少会把个人的好恶参杂到诊断过程中去。而社会医师尤其是在野的江湖医生对于社会的未来演化是负不了什么责任的，因此，他的诊断就可以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和模糊空间。有的时候，不是配合诊断开药方，而是为了推销药品作诊断。如果让推销补锌药品的商家来作诊断，百分之百的儿童都是缺锌症患者。同理，社会保守疗法的鼓吹者可以把病人说成健康人，社会革命疗法的鼓吹者则可以把小病说成绝症。工程师和医师比较容易取得共同语言，而社会诊断者和政治设计者就很难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是政治设计者面临的又一难题。

王力雄通过一种“崩溃论”的叙述策略来推介“递进民主”：现行体制延续下去必然导致崩溃，实行“西方民主”也必然导致崩溃，避免中国崩溃的惟一途径是实行“递进民主”。他所强调的可能导致崩溃原因有二：一是生态危机，二是文化结构解体。他说：在毛时代，“除了留下‘伟大领袖’所需的‘忠’，并且将其推向极端，中国文化结构的其他支柱都遭到彻底砍伐。然而没有了‘孝’、‘仁’、‘义’从纵向和横向进行的支撑，一个孤零零的‘忠’不可能长久保持稳定。随着毛的离开人世，被其全部据为己有的‘忠’再无他人可以继承，同时邓发动的改革一方面解构毛的神性，一方面为促成经济起飞不断下放权力，在社会心理中进一步消解国家和中央权威，最终把仅剩的‘忠’也砍倒。”“维吾尔民间故事中有这样一段，阿凡提奉老婆之命拿碗去打油，碗装满后油还剩一点，店家问放在哪，阿凡提把碗翻了一个个，让店家把剩下的油放在碗底的凹里。阿凡提端着那点油回家，老婆问其他的油在哪？阿凡提把碗再一翻。对于中国文化的结构而言，毛泽东翻的是前面那一下，邓小平翻的是后面那一下。现在，中国的碗里已经一无所有。”

关于生态危机，这里暂且不论，侧重讨论一下第二点。笔者不否认毛泽东及其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之烈，也不否认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危害之巨，但说现在中国文化的碗里已经一无所有，还是过于夸张了，或者是对本土文化过于缺乏自信。亨廷顿曾多次拿韩国和加纳作对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两国有相近的平均国民产值，制造、矿产、农业等产业的分布也大致相同。三十年后，韩国成长为世界第十四位经济体，加纳的唯一成就则是出了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国现代化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并非如冼岩所说，是因为前者实行威权制度，后者实行民主制度，事实上加纳实行军人独裁的时间并不比韩国短；而是因为两国的文明基础不同、文化底蕴不同。在非洲的许多国家，如果有人鼓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有助于这些国家克服部落主义的危害，实现国家的整合与一体化；而在中国、韩国、日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早就已经过剩了，这就是几千年文化的底蕴。在国际关系学中有一个“权势基值”（或曰国家资源和力量基底之大小）的说法，除人口、国土、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外，“人文基值”（笔者仿照“权势基值”提出）这个因素应当在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权重。“人文基值”包括自信心、凝聚力、对他人知识的学习能力、对引进制度的消化能力、文化创新能力等。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人文基值”远高于加纳和刚果之类的非洲国家，也要高于印度和菲律宾之类的亚洲国家。印度有十六种官方语言，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口超过人口的半数；菲律宾大大小小的岛屿上有说不清楚的语言和民族（想一想台湾岛上就有十几种土着族群），除了少数岛屿上建立过王朝外，多数菲律宾土着民族在西班牙人殖民前还处于部落和酋邦社会。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为引进“西方民主”而崩溃，中国又怎么会轻易崩溃呢？

“崩溃论”偶一用之，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但老是挂在嘴上，就会让说者和听者都变得麻木不仁起来。笔者主张既要重视眼前的困难，又要保持梁启超那样一种乐观主义。他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中写道：“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他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说：“盖‘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比诸任何事业皆倍极艰辛。”“我国古代固有民族之复杂，不下欧洲，其受劣等民族之侵入蹂躏，则视北蛮之祸罗马为尤酷。吾国民在此种环境之下，以三四千年间不断的努力，始能使此世界中永远有所谓‘中华国民’者，庞然屹然，为人类一重镇，此其事实可贵而至难能。”“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我们现在进行社会诊断和政治设计时，千万不要低估了祖先留下的雄厚家底。华夏文明既然过去能够消化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种群，又能消化佛教基督教（甚至包括世界其他地方都同化不了的犹太教）的文化，现在也不会被“西方民主”的制度噎死。

（未完待续）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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