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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海壁也谈"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与秦晖先生商榷

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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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海壁也谈"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与秦晖先生商榷 (291 reads) 时间: 2004-10-31 周日, 上午9:3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看了胡平先生所推荐的秦晖先生文章《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新世纪》网站，也见《多维邮报》 2004/10/30，总第 547 期），浮想联翩，感慨很多。

首先，笔者很同意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各级贪官污吏不受任何监督地瓜分国有资产。不开放自由舆论，伴随着私有化发展的贪污腐化就会让矛盾激化，中国很可能在下一场农民战争中重新变成一片荒原。这大概就是秦晖先生所谓的“翻船”。作为为数不多的敢用真名讲真话，而且自己的真话也有可能在大陆的报刊上被公开发表的作家，秦晖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为之大声喝彩。

据笔者理解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应当先搞民主化，再搞私有化。这种政见就像“台独”政见一样，对于中国的顺利发展不可或缺，在舆论界存在这种意见很有必要，可以约束共产党在改革中贪污腐化不要太过分。但要认真执行，却立即会导致灾难。事实上一开放自由舆论共产党就肯定要立即下台，在私有制尚未建立的当前的中国大陆同样会演变成国家解体、生产崩溃、军阀混战，与前一种翻船的方式事实上殊途同归，而且发展得更快，更具有现实性。而私有化又非搞不可，不搞就没有出路。这就是目前中国的两难处境。由于大家都同意要搞私有化，在本文中我们将不讨论私有化的必要性问题。

秦晖先生总结出中国的与东欧在当前的私有化改革上有三点区别：1：东欧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做起，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尚未建立；2：东欧的社会福利体系已经建立，而中国没有；3：东欧的改革是在民主环境下进行的，而中国则是在专制的条件下进行的。笔者认为在这里忽略了一点最大的差别：中国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东欧没有。

笔者1968-1973年在农村插队，曾担任过生产小队（现称居民组）的会计。笔者所在的生产队与南面的生产队原在同一个村庄，因此土改后两村人均耕地是相等的（年无霜期230天）。1956-1958年修建引大运河水自流灌溉的水利工程，挖灌溉渠，把一个村落分成两个，分在渠道的南北。笔者所在的生产队是杂姓，心不齐，1958年大跃进时没有瞒产私分，吃了大亏。1957年底统计人口为108人，而1962年底则只剩42人。后来又有几个在外面逃荒的农民陆继归来，到1962年底尚在人世的原居民估计不超过50人。（1958-1962年全队没有一个新生婴儿活下来）。而南村的农民是同姓，心齐，瞒产私分搞得较好，据说没死什么人。笔者当会计时，我们生产队有近100名居民，人均耕地为1.5亩，而南村的人均耕地则不足一亩。在当时南村的生产队就是全大队最穷的小队。在七十年代初，全国的计划生育还只限于口头宣传两个孩子最好。而南村则已经实行自订的土政策，规定超生的人口不准参加生产队的分配。要到十岁之后再视情况决定。1998年笔者回到原插队的村庄访问，笔者原所在的居民组（原生产队）人均耕地为1亩，而南村则只有0.7亩以下。它仍然是原大队（现依水渠分成两个行政村）中最穷的一个居民组。笔者不愿意说大跃进所带来的大饥荒及非正常死亡改善了原大队中其它生产队目前的生活水平，但必须承认中国的人口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没有禁止买卖土地的政策，饥民的暴乱将是很难避免的。

秦晖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中国农民在较为宜农的地区人均耕地普遍不足一亩(1/15公顷)，从这点土地上，最多收获1吨粮食或160公斤皮棉。这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只值100到150美元，或秦晖先生所说的波兰人年均转移支付福利基金的1/3到1/4。假定不计农本，也不算苛捐杂税，这就是一个农民年收入的上限。如果我们不是存心挑拨社会矛盾，不管谁在执政，有没有可能在这点收入的基础上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提供“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福利保障？中国的问题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饼做得太小，无论如何也分不好;在现阶段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生产，力争把饼做大，各人才能分得多一点。事实上在通讯和交通都很发达的现代，不论各国的基层生活水平如何，他们统治阶级的上层生活水平都差不太多，该国基层生活水平越低，上层生活水平可能反而较高，因为他们能用同等的资金购买到更多的服务。上层统治阶级刻意虐待自己，真正“与劳动人民同甘同苦”的，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在世界历史上各国中只有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曾经做到过。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以波尔布特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太少，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屠杀本国人民的屠夫，这恐怕也是秦晖先生的意见。生产水平越低，社会上的贫富差别也就必然越大。社会上贫富差别如此之大，又怎么会有秦晖先生所倡导的“社会公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实现“一大二公”，社会公正，用尽了一切方式，结果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难道我们在私有化过程中还要再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吗？

刘晓波博士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私有权才是公正的基础》（《民主中国》网站，2004年9月号）。笔者觉得写得很好。秦晖先生强调在公有制国家实现私有化必须公正。按照刘博士的理论，没有私有制既然没有公正，也就没有不公正。所以在公有制国家第一次实现私有化时是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的。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不引起动乱，不要让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能保持生产水平的递增，使大多数人都满意就更好。秦文中所鼓吹的“公正分家”，过分重视本企业职工的权益，在中国的情况下，这就是漠视了其它业主的权益。公有资产，它的业主是全体人民，本厂的职工只占业主中极小的一部分，生活水平只有工人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农民才是业主的主体，扩大生产，提高就业，使更多农民从农村转到工业中就业，才能符合绝大多数业主的最大利益，才是真正的公正。

中国的私有化应当如何搞，笔者认为东欧及前苏联与中国的国情相差太大，不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应当内学台湾，外学印度。这两处共同的特点是先有私有化再扩大民主化。与大陆一样，在五十年代的台湾经济中也是国有企业占统治地位。当然台湾的私有化不存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类政治包袱，这是台湾经济民营化很大的优势。除此之外，台湾企业民营化的过程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吸取了它在大陆上贪污腐败导致政权垮台的历史教训，在现在台湾头面经济人物中，像李鹏、江泽民的子女和其它“太子党”这样政治经济一把抓，“出类拔萃”的明星级人物几乎没有。黑金政治是台湾的弊病之一，但经济巨头没有与顶层的政治人物合为一体，没有形成宋子文、孔祥熙这类政治-经济寡头。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台湾的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够不与民营经济抢地盘、抢市场，不严重阻碍台湾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与没有形成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占有垄断地位的政治-经济寡头是分不开的。反观大陆的经济，上有李鹏、江泽民的子女操纵中央企业成为电力、通讯业的寡头做榜样，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的子女也分别在各个省市内操纵几家特别赚钱的国有企业，独占巨额利润，向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寡头的方向发展。这就激化了社会矛盾，阻碍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台湾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注意抑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力图减少政治权贵的关系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演变成政治-经济寡头现象的历史经验对大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在本文的开头，笔者要为秦晖先生《这场改革，发生翻船决非戏言》一文大声喝彩。只有大力宣传这类政见，才能使贪官污吏有所收敛，才有可能在大陆学习到台湾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成功经验。

既要宣传秦晖先生的文章，却又反对实施秦晖先生的主张。笔者矛盾的态度一定不符合许多网友的意见，笔者恳请大家畅所欲言，尽情批判拙见。如果胡平先生或其它网友能把拙见转达给秦晖先生，并能征求到他的意见，笔者更当不胜感激。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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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胡等商榷的三条意见(出院洁本) -- 余大郎 - (693 Byte) 2004-10-31 周日, 上午11:01 (9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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