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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等五篇）zt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钱理群：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等五篇）zt (512 reads) 时间: 2004-10-10 周日, 上午11:14

作者：六者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钱理群：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

林希翎至今未获平反，是特意留下、以证明反右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也就把她推到了一个「

历史人物」的地位：成为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群体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为林希翎编纂中的新书《大右派活化石林希翎传奇》所撰写

的前言，全文长约三万二千字，现摘录如下：

林希翎是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一九五七年的活

动及以後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

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

」，这样，就把林希翎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徵。但

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

；我只是希望在以後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

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研究「一九五七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

翎。……

一九五七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

以後，《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

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

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

，时任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後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後的反右运动中，却被

他的部下、後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

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的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

「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於毛泽东

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於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於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援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

是黑旗？众皆噤若寒蝉，仅一位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

报复，脑部被打成重伤。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如前所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五六

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胡耀邦一九七九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一九五七年他曾和

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

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後，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

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

高层也不乏同情者

还有一位元老、时任内务部部长，後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

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

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於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

与亲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

」，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

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

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

命活动」的「罪名」。谭惕吾和黄绍竑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一九五七年的著名的大右派。谭惕

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

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黄绍竑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

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在当时都是属於「恶毒攻击」的言论

，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一九八零年她写给邓

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

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他任何联系。

革命逻辑不信逻辑

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

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於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一九七九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

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

一九五八年对林希翎的「判决书」中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

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

。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

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

一家人都打成右派。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

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援，并称其为「才女」。时任《人

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

内部情况。

後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

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禁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

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

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

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

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与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

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

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

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

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於我的这些天真幼

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

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

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

「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後的政治运动中仍

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

株连残酷且无意义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

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

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

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一

九六五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於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

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

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後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

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後，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

自然「有问题」。

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

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著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

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意味著「株连」

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

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

西？」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

不住抱著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後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我都从不遗憾和悔恨」。

贱民不具人的资格

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

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

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

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

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於，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

」。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

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所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

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也许就因为有了毛

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一九五七届大专院校毕业上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

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

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据王文透露，一九五八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

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

」。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

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於是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

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後以「反革命

罪」宣布逮捕，随後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

破「天机」：「你看著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

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七三年

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於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

，但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七五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

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不找胡耀邦反而好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

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後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

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的人情味不符合

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样天真。

正如一位人民大学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

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於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

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胫而走。胡耀邦终於不能再

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要留下「样板」：於是，中国的

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当右派典型。……

林希翎同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性格、秉性：「我这个人是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陈老总带出来的兵，

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嫉恶如仇，爱抱不平，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天真幼稚，有勇无谋

」。林希翎还谈到自己即使身在监狱里，也向往「公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干预生活但恨政治

林希翎承认：「在政治上我恐怕永远都只是个三岁小孩，这辈子长不大了」，「我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恰恰因为我当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我从来没有读过《资

治通监》这类古书，这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而且我这种人的气质和性格也决定了是根本不适宜搞政

治的」，但一旦政治风暴来临，她仍然会身不由己地投身进去。这都是因为她骨子里的「乌托邦情结」，她与

生俱来的「唐吉诃德气」，决定了她必然要这样「走火入魔」，这是她的宿命。而历史的进步，永远需要这样

的「长不大」的「三岁孩子」，这样的「历史的误会」，尽管对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这正是历史

的残酷。……

一九八三年，林希翎到了香港，一九八五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

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

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

，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

！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

林希翎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

『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就正如我在一九五七年在大陆的

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於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於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

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

後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於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後，「曾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

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

；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她後来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

言论，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以後，台湾民进党执政，林

希翎当年曾支援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

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

永远的反对派。

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我的寓所，出现在面前时，我简直不敢辨认：这就是五七

年五月那个难忘的夜晚，我站在远处看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林希翎的本

名）吗？此刻，她是多么的疲惫和衰老啊。

眉宇依然高傲倔强

但她一开口，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眉宇间依然流露出高傲与倔强：林希翎还是林希翎！但在谈到五

七年那个夜晚时，她说：「那次来参加辩论会，本来我只是准备听听的，突然大会主持人宣布要我讲话，我毫

无准备，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

接著林向我介绍了这些年的遭遇，因为献身於社会运动，无暇照顾孩子，其中一个患了忧郁症，终於跳楼

自杀时，她流泪了，说自己是「不称职的母亲」……

我无言以对，只在她带来的留言本上写下「相濡以沫」四个字；她则以《林希翎自选集》一书相赠。她突

然站起来，说要走了；但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於是，在我家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休息了很久，才恢复过

来。我留她吃了一顿便餐，因为有一点家乡菜（我们都是浙江人），她吃得很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她

终於走了，那步履蹒跚的背影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我此刻彷佛还看见那步履蹒跚却永远向前的背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

以後也是要受整的」。这正是林希翎的不幸，也是她的光荣：在当代中国，林希翎这样的人，已经是「稀有品

种」，十分难得了。《亚洲周刊》

★章海陵：不信民主春风唤不回

历经磨难的林希翎，全部的性格美、勇气与责任感，就建立在一份划时代的执著上。

林希翎的激情演说，被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中，但透射著逼人的灼热。对中国历史而言，林希翎的难能可贵

之处，就在於她提醒中共与毛泽东对民主信誓旦旦的承诺，以及中国法治不彰、道德堕落的根源。

回望一九五七年的中国，一场民主试炼由执政党启动，又很快由执政党扑灭。但是，只要抬起头，在笼罩

脚下这片精神废墟的漫漫长夜中，即可以看到两颗结伴而行、晶莹剔透的彗星，象徵著两个高傲灵魂、两位在

反右运动中罕见勇敢的中国女性——林昭与林希翎。

不肯低头的林昭在一九六八年被判处死刑，已离开人世。同样不肯低头认罪、身陷囹圄十五年、被称为「

中国民主活化石」的林希翎，如今将近七十岁。胡耀邦生前曾三次批示要为她平反，胡锦涛访问巴黎时与她热

烈握手，祝愿她生活得更好，但她仍顶著「右派」的帽子，也仍像当年那样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拖著病体，

在两岸三地，在世界各地，为中国的「统一富强、和平崛起」奔走，不信唤不回中国民主的东风。

究竟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时代决定命运？在多灾多难的一九五七年，林昭为遭围攻的同学解围挺身而出

，被当局视为「反动气焰嚣张」，予以坚决打击；林希翎则是作为「校外兵团」，援助了辩论会中因法律知识

不够而力不从心的北大「右派」学生，也同样罪不可赦。

其实，勇者并非不知恐惧。当年春夏之交政治气氛已呈凶险之相，林希翎也有不祥预感与自我保护意识，

尽管同情前来「搬兵」的北大同学，与他们的观点产生共鸣，但终究不愿充当冷酷政治的牺牲品。林希翎基本

上拒绝了北大同学的「求援」，答应仅到现场观察辩论会。没想到，主持人突然宣布，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

系同学林希翎上台讲话。林回忆说，一股巨大的力量如宿命般地裹挟著她，「我毫无准备，上台就讲开了」，

并清晰地感到，「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

在演说中，林希翎首先提到了当时满城争说的「斯大林问题」，因为它密切关系著中国日後的发展路向。

苏联的「英明」领袖斯大林镇压了一大批无辜者，其残暴铁腕的误国错失和罪行，究竟出自「个人崇拜」的风

气，还是制度方面出了问题？林希翎认为是後者。她抨击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病变部分，指出它们体现了

中国社会主义的封建性，也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土壤。林希翎的发言，在辩论会上赢得热烈掌声。

林希翎还以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精神，挑起当年震动全国人民神经的话题——「胡风事件」。胡风是鲁迅的

弟子、中共建政前的亲密盟友，因为与体制内官员有历史纠葛，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遭拘捕入狱。对於这宗经

毛泽东钦定的「铁案」，林希翎表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很难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与判

决。从法律的观点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是什么罪」。林希翎更批驳，

胡风获罪是因为给中央写了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以及被缴获的私信中有不妥言论。「谁的私人信件不是『

秘密』呢」？倘若有罪，「就造成人人自危，不敢交往，说真话……」林希翎毫不客气地道出，这是中国法治

不彰、道德堕落的根源。

锋芒毕露、语出惊人，林希翎在北大、人大的辩论会上的表现，岂止是普通的光彩照人？她此前已是舆论

中前途无量的才女。她十三岁时参加中共军队，早拥有同龄人无法比肩的政治资源。年仅二十岁，她就在「非

本行」的文艺领域内，与专家们辩论「形象大於思想、还是思想大於形象」、「世界观与创作」等系列艰深的

文学理论。仍在同样「非本行」的新闻界，她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揭露已具全国影响的「假先

进」、「假标兵」，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林希翎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不是偶然的，这一切对她最终形成毁

灭性的打击，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林希翎充满激情的七次演说，尽管长年来被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中，但透射著逼人的灼热。林希翎质疑的胡

风案，八十年代中期由中共彻底平反了。林希翎批判斯大林滥杀无辜的史实，已成为苏共不可磨灭的耻辱，也

转化令为苏联解体的巨大动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视斯大林罪行为教训而铭记於心；大凡坚持斯大林

主义的领导人，在自己国家，都先後遭到党和人民的抛弃。林希翎大力抨击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等制度缺失，则因为得不到认真清理，反受到纵容，引发惨烈的大饥荒，吞噬数千万同胞的生命。

问题是，斯大林的罪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对左倾祸害的反省，在毛泽东与中共高层那里，早就

有清醒的认识。远在中共建政前的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就对到访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庄严保证，斯大林骇人

听闻的「极左」罪恶，中共完全有能力避免，因为「我们信仰民主」。中共建政初期发表的《共同网领》也体

现了对政治异见的尊重与包容。但是，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与记忆。而林希翎的

难能可贵之处，就在於她牢记并提醒中共与毛泽东对民主信誓旦旦的承诺。

林希翎当年在北大、人大辩论会上的七次发言，今天看来，不过是常识性的道理。为何大学生们听得如疑

如醉、血液凝固了一般？略显新意的言说竟引发如此亢奋？那是因为真理的声音被垄断得太久，精神家园已变

得荒芜。林希翎的勇敢发言如激越的马蹄驰骋於沉寂多时的大地，格外撼人心弦。她全部的性格美、勇气与责

任感，就建立在一份划时代的执著上。《亚洲周刊》

★谢晓阳：再也下不来的政治舞台

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林希翎，未能从当年的舞台上走下来，因为始终未获平反，跟中共党内斗争与制度的

随意性有关，也跟她坚决不肯违心认错的态度有关，但「不说假话」却是她遵从中共所提倡的品德及元老的谆

谆教导。

年近七旬的林希翎，近年奔波於法国、北京、台湾、香港之间，希望以最後一口气办完两件事，一是为她

平反她的右派问题，二是透过不同管道向两岸领导人建言，希望中华民族不要再陷入战争的磨难。林名片上印

著的，就是「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和平使者」等字样。

今年七月，林希翎飞抵香港出席「中国和平统一论坛」，她多次无奈却不见悔意的对亚洲周刊说，「没想

到当年偶然被人请上北大的辩论会，就这样登上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从此就下不了台了」。林希翎在接受专访

时坦言，希望这是她在香港的最後一次接受采访，因为每当采访，必会勾起她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等於再

次让她受刑。以下是林希翎在逗留香港期间接受本刊专访的摘要：

○近来华人世界对《往事并不如烟》和「寻找林昭」均作出大幅报道，你也是五七反右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而且至今仍没能被平反，成为「中国最後一个大右派」，你认为为何至今仍未能平反呢？

◇我想，我到现在还没能被平反的因素很复杂，可能是我比较倒楣吧。从我当年偶然被请上北大辩论会，

後被划「右」、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再到後来毛泽东偶然机会下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问起我

的事，提前释放，还有後来我多次争取平反失败，这里头，有偶然，也有必然，跟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有关，

也跟这个制度使当时拥有权力的人可以任意运用权力有关。

○这十多年来，海内外一直有流传你跟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你能不能谈谈你跟胡是

什么时侯认识的，他在你生命里又扮演著什么样的角色？

◇我首先要公开澄清，我跟耀邦同志完全没有像外界所谣传的什么「绯闻」。我们是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

见面的，当时我们谈了四个多小时，就不同议题交换意见，後来他还建议我到共青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报》

当特约记者，之後我们也曾短暂地碰过几次面。

正因为这样，我跟他当时的秘书曹治雄认识，曹不断热烈追求我，後来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可是，五八

年我入狱到现在，便没有再跟耀邦同志见过面了。

到我一九七九年争取平反的过程中，北京还传出「胡为什么对林那么感兴趣，两人说不定有什么暖昧关系

。」这些流言蜚语给他制造了压力，後来胡不敢再插手我的右派问题。事实上，这些流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

捏造的，我跟胡是惺惺相惜，我们之间结下的是忘年之交，完全光明磊落。

不过，在北京市人民法院否决我的平反申诉，维持「不予改正、不予平反」的原判後，胡耀邦曾经透过关

系，帮我在浙江金华市文联找到一份编辑工作，而且分配了一套房子给我一家居住，後来我出国到香港，也是

胡耀邦请习仲勋出面亲自批示的。

有时候，我也感觉我跟胡的命运好像是牵连在一起，胡夫人李昭在二零零零年跟我通电话时就曾经提到，

胡一九八六年下台的原因，其中一条是跟他处理我的问题有关系。既然胡的问题到现在还没得到平反，我的也

就更渺茫了。

○你曾说过，胡耀邦当年对你的平反申诉案作过三次「以改正有利」的批示，那三次批示的来龙去脉如何

？

◇胡耀邦曾在我寄给他一封要求他查清谣言的信中对我这样的批示过：「愉快地跟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

新生活」。除此之外，他还先後三次批示都是在一九七九年。

第一次跟反右运动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组组长王文有关，王文五七年时处理过我的案子，也清楚我被诬

陷进监狱的经过，所以七九年便在《人民日报》内写了要求为我平反的内参。胡当时看了，就批示「以改正有

利」。

第二次，中组部部分年轻干部联名上书给邓颖超，要求为我平反，邓把信转给了胡，胡再在信上批示「拟

以改正为利」。第三次，是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王仲芳请新华社记者邹爱国采访我，并将采访内容写成内参交给

胡，胡当时仍坚持批示：「以改正有利」。

胡当时还帮了不少人改正右派，包括我的学校（人民大学）两名言论激进的「大右派」，一位是吴景超教

授，另一位就是鼎鼎大名、外传他说过「要杀了共产党」的讲师葛佩琦。

一九八零年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已经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奠定党内地位，

为何他三次关於你的右派问题的批示，仍然遭到阻力呢？

在一九八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北京市委、法院等五个单位为我的问题召开了一

个联合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组部前副部长杨士杰，会议结论是针对林希翎案的：「不改正，不平反」。

胡耀邦亲自委托专门处理我冤案的中宣部两位重要干部王仲芳和戴零出席会议，而且详细讲了胡对我的三

次批示，但他们仍作了这样的结论，背後是有力量的。根据人民大学前党委常委李逸三，二十多年为我的平反

问题收集资料，和去年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所打听到的，原来我的案子由始至终，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系统都直接

介入，而掌控北京市委数十年的彭真集团，和前公安部长罗端卿留下来的班底，都是我的案子不能平反的根本

原因之一。主持五大部门联合会议的杨士杰的後台就是彭真。

同年五月，即联合会议一个月後，我收到北京市法院通知，申诉案维持原判。其实，当时人民大学党委给

北京市委的报告里建议，是同意「不改正」，但要求将我的「反革命罪」撤销，但後来都在彭真派系的坚决反

对下宣告失败。

○你的意思是指，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初期，北京高层之间曾经因为「右派改正」的问题，或是藉著右

派问题，展开权力斗争，那当时邓小平的态度又是如何？

◇邓小平在中共一次内部会议里对反右问题定了性，他当时说，「反右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

错误」，这次讲话等於右派问题不会像文革一样，被定性为「一场酷劫」而彻底否定，而只是扩大化了。正因

为这样，共产党必须留下少数「右派」作为样板，用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像我。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九的右派都被改正了，单单留下我们几个，就被视为扩大化，这是多么荒谬的事。

在彭真、邓小平眼里，完全否定反右运动，不仅等於完全否定毛主席，也等於否定他们自己，因为当年他

们就是反右运动的最积极打手。这些保守势力根本没有能耐去改正自己的错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

、邓小平到江泽民，权力都来自於前任权力者，当然，他们没有权力和也没有勇气来改变前人的决定，那怕是

极端错误的决定，包括对或不对的决定。

你一直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讲假话」，这个坚持令你五七年被划右後，因不愿作检讨，至当时公安部

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等罗织你的「反革命罪」，送你进监狱。这个「不讲假话」的坚持，也同样影响到你争取

平反吗？

是的，但我依然坚持，希望生前能继续保持「不讲假话」的记录，这正是当年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对我的

嘱咐，我不认为这应该是造成我不能平反的根本原因。不过，我宁折不曲的性格，的确让很多曾想为我平反而

奔波的人感到头痛。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的秘书戴云约了我去钓鱼台（当时中宣部办公厅所在地），叫我好好写检讨蒙混过关

，他说：「为了你，为了让人民大学有个下台阶，也为了耀邦同志，你就委屈一次吧！」我当时思想斗争很厉

害，挣扎到半夜，我想，十多年来，就算在监狱受尽凌辱，我都坚持不讲假话，到头来，我如果检讨了，那不

等於承认自己有罪，可是，我明明没有罪啊！我不能说谎啊！戴云当时说，如果我写好检讨，很快就可以安排

见胡了，但我最终还是撕掉了几十张草稿，连最後他亲自为我起草，只要我照抄的假检讨，我也毅然拒绝了。

○从一九七三年出狱至今，你曾经间接或直接跟中共多位领导人接触，包括胡耀邦、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等，当中也有谈到你的右派问题，可以简单谈谈吗？

◇一九八六年胡耀邦访问法国，他当时还是中央党总书记，我知道後，便跑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希望跟

胡见一面，但被使馆人员拒绝。胡回国後跟秘书王仲芳提到这件事，才说当时他是不知情的。也因为这样，我

跟耀邦同志就错失了这最後一次见面的机会。至於邓小平，早在一九七八年，我就写了万言书给他，并透过胡

耀邦夫人李昭亲自转给他，後来他有没有看，或有没有看完，我就不知道。

至於胡锦涛，我跟他最近距离的接近是在二零零一年他访问法国的时候，透过使馆人员的安排，我跟他见

了面，我跟他讲：「胡副主席您好！我是林希翎，我送你一本书。」他当时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非常热情

地跟我握手。我跟他说：「我还活著！」他回应著：「哎呀！你怎么这样说。你会活得更好！」他同时接过了

我送的书。虽然我们那时对话不多，不过，我的确对他的话抱著期待。四年来，我的确活比过去稍稍好一些了

。

○你去年至今年初，曾经在北京住了六个月，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和统战部的官员见过面，期间有提到

你的「右派」问题吗？

◇去年底，我又回了中国大陆，那是我一九八三年去法国後第四次回去。那次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学校

餐厅请了我吃饭，我特别跟他讲，「我当年是被人大打成右派，送去坐牢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的历史冤案

问题，还是要找你们解决。虽然你们跟当时处理我的人都没有关系，但遵照毛主席为人大校训的题词『实事求

事』的精神，你们应该给我重新审查，给我平反。」

我在法国可谓受尽异乡之苦，所以当时还跟纪宝成说：「如果你们替我平反，恢复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我愿意放弃法籍，叶落归根，回来享有一个退休干部的待遇。」但纪宝成的反应让我有点失望，他说：「我

们对你的要求，一定认真对待，但一切还要请示高教部、北京市委。」後来几个月，我再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他

，都找不著人了。又是不了了之……

跟统战部官员先後见了两次，一次是今年农历新年，他们带了些年货到我在北京租的房子表示关心，第二

次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去统战部，跟知识分子局一位处长见了面，两次我都提到了平反的问题，但他们都说，「

我们会听取你的意见，认真对待，你耐心等等吧。」我那时要求要见部长刘延东，但他们都说她很忙，安排不

上。我想大概是在我的大案重案的问题上，她这个校友也是不敢去碰吧！

後来，一直不辞辛苦为我的翻案问题奔走的大陆《传记文学》前主编涂光群跟我讲，他在一九九六年一天

，接到统战部知识分子局前局长的电话，他说：「林希翎问题的材料都看过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解决，我

们党做工作是有阶段性的，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一大已经划上句号，当时不予改正的青年右派代表

人物谁属，也是拔拉来拔拉去的，最後定的是林希翎。当年中央决定的，现在任何一个人要更改它，都是很难

的。」这个局长其实已经将我右派问题的处理逻辑讲得很清楚了。

今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顺利交棒给胡锦涛，也算是中共历任领导政权转移最稳定和平的一次

，在胡锦涛时代，你觉得对你平反右派问题有没有希望？

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个好消息。江泽民很保守，我的问题在他当权下没法解决。历史给了他很好去做政治

改革的机会，但却没有勇气去踏出第一步。现在胡温体制，希望前三任留下来的任务，他们能够解决。

尤其是胡锦涛是团派出身，跟胡耀邦一样，也希望他能去完成胡耀邦用尽一生精力都未能完成的事。但是

胡温的屁股还没坐稳，媳妇还没熬成婆。

不过我真诚地期望这种封建的不民主的接班人制度能早日结束，现在最要害的问题倒不是什么提高不提高

执政能力，而是应该首先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当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不能自下而上地由人民民主普选产生，那么空谈什么「立党为公」、什么「执政为

民」、什么「提高执政能力」，就都必然会沦为「假、大、空」的话，意义不大。

★谢晓阳：林希翎冤案考验胡锦涛

身为唯一活著而未获平反的中国大右派，林希翎拚尽生命的最後一口气，争取平反自己的右派冤案。越来

越多离休老干部及知识分子，为她的平反案奔波，前仆後继，支持这位与共青团渊源深厚的斗士。出身共青团

的胡锦涛能否面对历史良心的拷问，和坚持共青团理想主义的精神，为林希翎平反，是他无法绕开的考验。
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至今「硕果仅存」的「大右派」林希翎，在中国进入胡锦涛元年之际，将她

这个中共三代领导人都解决不了的历史问题，摊在团派出身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面前。她拚尽生命中最後一

口气，也要争取平反自己的右派冤案。

五七年反右中，中国大陆有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以言论罪、思想罪被扣上「右派」帽子。至七十年代末，

中共替所有「右派」摘帽，当中有极少数人不获改正，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但他们早已作古，林希翎因而

成为现还活著的「中国最後一个大右派」。

林希翎目前住在香港，她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说，「没想到当年偶然被人请上北大的辩论会，就登上了政

治舞台，从此就下不了台了。」

从一九五七年走到今天，林希翎跟「共青团派系」（团派）干部都有很深的渊源，在中共领导人中，以两

位团派领袖人物胡耀邦和胡锦涛跟她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二零零一年底，胡锦涛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出访法国，

定居法国的林希翎有机会跟胡锦涛进行了短暂对话，她当时送了一本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给胡，胡接

了书，握著林的手，感动地说：「你会活得更好。」这是林希翎继一九五六年跟胡耀邦深谈四个多小时後，第

二次跟团派的中共领导人面对面接触、交谈。林希翎对亚洲周刊说，四年来，就是胡涛的话鼓励著她，继续以

共青团的理想主义奋斗。

但林希翎并没有像胡锦涛所祝福的「活得更好」，她在法国异乡中飘零，却怀念中国，对未能全面平反无

法释怀。她认为，她的右派问题一直未能平反，是由於共产党内彭真集团一直在打压胡耀邦及其他相对开明的

党内外人士，以及邓小平迟迟不肯展开政治改革有关。

这也反映中共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摆脱党内利益集团的官官相卫。

但林希翎也指出，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前稍稍进步了。二零零零年，林希翎想要拜访胡耀邦夫人李昭，但这

时李昭还被严格「内控」，林希翎只能跟她在监听下通了电话。但到去年底，林希翎出国後第四次回到中国大

陆，就被允许登门拜访二十多年没见的李昭，两人深谈良久，并拍了照。林希翎说，从这方面来看，中共是进

步了。

不过，今年四月，北京《炎黄春秋》刊登了胡耀邦当年的秘书、林希翎的昔日恋人曹治雄纪念胡的文章「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该文汇编在《怀念耀邦》一书中），但转载内容却删掉了「和林希翎恋爱」全节。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秘书室干部王文提供的资料显示，五七反右运动中，受林案直接株连的有一百多人，引

起千百个悲剧，这是推动林希翎坚持为自己平反的原因。二十多年来，除了林自己，上百位大陆著名知识分子

、老干部也为她的右派问题奔疲、呼吁；他们大部分跟林希翎素不相识，包括一家都受林案株连的中央办公厅

干部王文、死了也拒绝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人民大学前党委常委李逸三、人大前校长吴玉章秘书王宗伯、人

大前副校长聂真、张腾宵、《传记文学》前主编涂光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苦

心、血泪，都被强大而骄横的权力压下去。

开明派被打压

不过，历史的真相不能永远被压著。林希翎多年打听和资料收集显示，一九七三年她突然被通知提前出狱

，是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亲自下令的。这年的一天，老人家突然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林希翎在

哪里？她好不好？」吴德随即四处打听，才发现林希翎已经被关了十多年，向毛报告，毛马上下令放人。坐了

十多年牢的林希翎，就在历史巨人的偶然关心下提前两个多月出狱。

右派只是政争牺牲品

林希翎案件至今不能平反，与其说是因为卷进了中共的内部斗争，倒不如说她成为党内保守派打击改革派

的工具。她跟具有理想主义的团派领袖胡耀邦关系比较深，她形容两人是「忘年之交」，所以包括她的入狱和

後来申诉平反失败，原来全都是彭真集团打击胡耀邦的手段。

林希翎入狱的其中一条罪名是泄露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年林希翎跟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曹治

雄正在热恋中，林在曹的办公室看到当时被列为「内部文件」的这份秘密报告，马上抄了下来并传了出去。林

希翎被划成右派不久，曹治雄也受株连，被解除职务、开除党藉；胡耀邦对这位视如亲弟的秘书的遭遇是痛心

疾首，却也爱莫能助。

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林希翎被释放後结婚生子，但也放下襁褓中的婴儿，再从浙江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提

出平反冤案。这时的中共宣传部长胡耀邦，曾经三次对林案批示「以改正有利」，但平反案终没通过。一九八

零年一个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主持的有关讨论林希翎右派问题的会议上，不仅对胡委托的两位中宣部干部语言

讽刺，还冷待胡的批示。会议最後决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不改正、不平反」。

林希翎说，杨士杰只是彭真的棋子，彭真集团，包括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及其留下来的班底，从五七年到现

在便一直盯著她，将她押进监狱，逼她认罪，阻止她平反。人民大学前副校长张腾宵曾经明确的跟林希翎说，

如果当年胡耀邦不是对她的案子批示了「以改正有利」，也许问题会比较容易解决。林希翎慨叹，她成了中共

内部保守派打击改革派的牺牲品。

保守派不仅推翻胡耀邦的批示，也没有接纳人民大学校党委对林的平反案提出的建议；人大当时的态度是

同意「不改正」，但要求将「反革命罪」撤销。结果，在彭真集团的运作下，北京市人民法院在一九八零年对

林的申诉维持原判：「不予改正、不予平反」。

那个时候，北京市还流传著胡耀邦跟林希翎有「绯闻」，让胡後来没有再介入林的平反案。不过，胡耀邦

对她的协助一直没有停止，包括她的工作、生活安排，以及後来她获批准到香港，都是胡暗中协助的。

胡耀邦访法未能见面

最让林希翎痛心这个「忘年之交」的是，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前夕，曾经以中央总书记身份访问法国，

当时林赶到驻法大使馆，希望见见胡，却被使馆人员私下挡在门外，使她失去了这最後一次跟胡见面的机会。

胡耀邦後来感叹，贵为党总书记，却连驻外使馆人员都敢挡来见他的友人。

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的不仅是彭真集团的极左保守势力，也包括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八十年代

初，正当中共内部争拗著应不应该将全部右派改正的时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经对右派问题下了结论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有五十四万多人、百九之九

十九点九都平反了，政治人物还可以视之为「扩大化了」的错误，这到底在维护一些什么呢？林希翎认为，邓

小平、彭真等都是反右运动中的打手，如果所有右派都改正，那也等於否定他们自己。她说：「否定自己，在

共产党这个制度里，就站不住脚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政权发生了让人鼓舞的变化，领导人的权力和平移交像一幅家庭大团圆的合照，国

家的政策，人民的生活，不受权力移转而影响，这对中国人、尤其是林希翎这一代人来讲，已经是十分奢侈的

事。

可是，共产党最根本的结构性缺陷问题，仍有待解决。林希翎案的能否被平反，不仅是她生命中最大的事

情，更是中国政治改革史上的大事。政治人物不肯为林希翎平反，是不肯承认错误，之所以不肯认错，是因为

在现存制度里，认错等於否定自己，在一个合法性不足的政权里，政治人物维护权力的力量是戴在头顶上的道

德光环，认了错，道德光环同时褪去，权力也随之消散。

新一代要偿历史旧债

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作为共青团里的理想主义者、更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人民代表，胡锦涛不可

推卸的应该替林希翎平反，结束那前三代领导人残留的历史旧债，更要重启政治改革的机器，让那些随著专制

制度滋生的宁左勿右、权力自保，以及它们所造成的人间悲惨，从此消失。

今年仲夏，林希翎因出席「中国和平统一论坛」，自掏腰包从巴黎飞到香港。当年在北大演讲台滔滔不绝

两、三个小时的青年女辩论家，今天变得老态龙锺，走路蹒跚。但只要一谈起中国的理想及未来，林希翎就立

刻意气风发。她说喜欢留在香港，更希望能叶落归根，回到中国大陆终老。可是，仅靠每个月法国政府几百欧

元的援助，她又如何能在香港找到安身之所？於是，两个多月来，林希翎拖著两大箱行李，在朋友的办公室或

住处借宿，四处流徙。她在飘零中不断寻觅，希望最後寻找到自己和中国历史的最新希望。

林希翎小档案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一九三五年生於上海，十三岁参加解放军，十七岁考进人民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七

年五、六月间，先後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七次公开演讲，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言。六月二十日被共产

党党报《人民日报》点名，成为五七反右运动中第一个大学生中的大右派。次年春，经毛泽东亲自阅批，她被

「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同年七月，北京市公安局以言治罪，以「反革命罪」逮捕林希翎

，後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九七三年出狱，被安置在浙江省武义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期间曾经结婚，并育有

两子。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九年，前後三次上访北京，要求平反，均告失败。一九八?T年，获批准前往香港，

逗留三个月後转往法国，後与母亲及两子入藉并定居法国。一九八五年首次应邀访问台湾，但拒当「反共义士

」。近年，幼子因精神疾病堕楼自杀，母亲患上柏金逊病。林希翎多年来奔波於两岸三地，争取为她的右派案

件平反，也为两岸和平建言。

问苍天．林希翎

天子脚下觅包公
一场空来一场梦
百姓人权鸿毛轻
自古皇权泰山重
沉冤必有昭雪时
叶落未卜归根日
莫非往事真如烟
皇城根前问苍天

二零零四年秋於香港

《亚洲周刊》

★谢晓阳：正直老革命死不瞑目

中国人民大学前党委常委李逸三，多次上书中央要求为林希翎平反不果，死後拒葬八宝山。

在为「中国最後一个大右派林希翎」争取平反的过程中，一定会谈到一位传奇人物，中国共产党老党员、

人民大学前党委常委李逸三。作为老党员，李逸三辞世後理应把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直到死前，他

仍然固执地嘱咐家属，林希翎的右派冤案一天不获得平反，他一天死不瞑目，不肯入葬八宝山。

李逸三是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五十年代曾经在人民大学工作，先後担任校党委常委、党委组

织部长、统战部长、国务院参事等职。直到去年以九十四高龄辞世，李逸三曾经五次被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等单位奖励七次，其中五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老干部念兹在兹毛泽东为人民大学所提的校训「实事求是」

，他一直认为，为林希翎右派问题平反之所以是一件重大事情，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信誉问题，是否对

人民负责的问题。

十多年来，李逸三对林案作了大量的调研和材料搜集工作，包括林当时演讲的各种版本的官方内部记录、

海外撰写林希翎的书籍、文章，拜访多位当年人民大学的领导、教授等，并三次正式上书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

，完全义务的为林希翎申诉冤情。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当时李逸三已经七十七岁，他与部分人士

联名上书中共党中央，认为林案「改正有利，不改正有害」；第二次是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上书的对

象是前政协主席李瑞环和中共统战部前部长王兆国，题目是《建议改正林希翎的右派冤案》，参加联名者包括

人大已故校长吴玉章的秘书王宗伯和文化部《传记文学》前主编涂光群。但这两次上书均杳无音讯。

三次上书中央无回音

直到一九九六年夏，李逸三又将自己写的一份《关於改正林希翎的右派冤案并撤消十五年徒刑判决的建议

书》拿出来，请大家斟酌，并以个人署名上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江过问此事。《建议书》还同

时复印分送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北京高等法院院长盛连钢和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马绍孟。

第三次上书，也是李逸三为林案上书的最後一次。人民大学老教授祝遥（化名）曾经撰文「李逸三为林希

翎冤案申诉的情结」，文章末段描述，当李老听到人大党委书记马绍孟将他苦心准备的材料跟老教授们的支持

信一块塞到抽屉里去，还发话：「这种案子是上边定的，没有上面的指示，我们不可能进行覆查！」之後，李

老只叹了一口气，二话没说，颤颤悠悠地站起来上楼去了。不久，李逸三便得了失语症，行走也须有人搀扶；

李老当时刚好年届九十。直到去年十月李逸三辞世，林希翎的平反仍遥遥无期，他家人也遵照老人家遗愿，没

有将他遗体入葬八宝山，骨灰至今仍安放在家。《亚洲周刊》

作者：六者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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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独知”林希翎的材料，恭呈老芦御览。 -- 六者 - (0 Byte) 2004-10-10 周日, 上午11:17 (20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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