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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要防“学商勾结”也得反——通过郎咸平讨论透视社会的另一种腐败
[云淡水暖] 于 2004-09-22 21:57:36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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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要防“学商勾结”也得反——通过郎咸平讨论透视社会的另一种腐败
有人说郎咸平闭嘴了，但郎咸平予以否认，果真如是，郎咸平挑起的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讨论就此因“主角”的幡然退场而告一段落，面对越来越汹涌的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公众90%以上的质疑声浪，先是“失语”的主流经济学“权威”、“泰斗”们的反击，语言逐渐升温，然后是同样“失语”的，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负有监管和制度设计责任的国资委官员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定调，“国企改制存在资产流失 但方向是对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试图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扭转什么。
在现实的情况下，公众的言论对此事没有丝毫约束力，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就不无威权地说“从1998年国企开始产权改革到国资委成立之前，因为出资人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完善，国企改制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实际操作中都能按照国资委去年成立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范意见来做的话，是不会再造成流失状况的。”（《经济观察报》），说话听音，一是没有人要对“国企改制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负责，因为无人可以负责（先斩后奏），二是“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在“如果实际操作中都能按照国资委去年成立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范意见来做的话，是不会再造成流失状况的”前提下正确，证明了国资委的“正确”。
然而，从一开始就被定调为“学术之争”的讨论，出现了“学术”争论中比较罕见的景观，就是20几年来一直把持着中国经济论坛话语权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空前”的“一致”，一副“同仇敌忾”的架势，或隐晦、或公开、或“温柔”、或“火爆”，异口同声地声讨着郎咸平这个经济学界的“异类”。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张维迎的反嘴相讥“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哗众取宠。…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经济观察》）。
再比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无情痛斥“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经济观察》）。
还有经济学泰斗吴敬琏的无比公允“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经济学家整体失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啊，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研究来独立的作出结论。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是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公民，都应该发表意见。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些自诩要保持“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学术上的独立性”的，号称“经济学家不是一个集体，所以也没有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啊”的学者们，有如此高度一致的，没有“集体”却胜似“集体”的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并且，我们注意到，学者们的立场的支点，总是坚定地站在这次争论的焦点人群一边，就是有资格、有能力参与郎咸平所谓的“‘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的“饕餮盛宴”大嚼的那个群体，就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富豪、或者说富商们一边，虽然张维迎氏讲的很清楚“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这后一点更难做到，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但是立场的偏好却是在现实面前如此的鲜明。
那么，“大众”和需要学者们为之呼号的阶层，在“大众”当中是个什么比例呢，按照福布斯式的“标准”，“在2004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亚太区副总裁马蓉说，根据美林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翁约有23.6万人，比上一年的21万人增长了12%，而这些富翁们所掌握的财富总额更是飙升至9690亿美元。如果以人民币计算，将有近24万人成为千万富翁。”（《北京娱乐信报》），大概是总人口的万分之二，而根据另外一个报道“短短25年的时间里，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今天表示，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人民日报》），去年光是增加的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不包括还没有脱贫的），就达80万，是24万千万以上富翁的4倍，而一个637元的“脱贫”标准，意味着每月平均不到100元的收入，只是一个千万富豪资产的10万分之一，根据全国政协的调查，全国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低收入人群，占到了人口的60%以上。如此巨大的财富反差面前，学者们却要为那万分之二处处维护、摇旗呐喊、体现他们所谓的“独立于大众流行舆论”的“学术良知”，究竟是为什么。
再请看如下的“高度一致”：
“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他说自己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不论他们是在奥运会上为我们争得了奖牌，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做不到这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他们的贡献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张维迎）；
“在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在市场上有竞争、有交易、有合作，都在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这个很正常。”（许小年）；
“不要以为站在富人立场上，就是站在穷人对立面。现在穷人更需要富人，…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民营企业家自己”。”（钟朋荣）；
“国外都是私营经济,根本就不存在你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当然就是私营经济发展。只要是正常的经济学家,大都会支持民营经济。”（谢百三）；
“…一些人充满仇恨心理，还象过去那样认为应该永远只有穷人不要富人，对富人要采取打倒的态度。这是不对的。不但对富人不利也对穷人不利。因为社会的进步大部分要靠是象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这些高收入者的推动。如果用打倒精英分子的办法保护穷人，结果就是一个诺大的中国永远都只有穷人没有富人。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也会因此而停住不前。”（茅于轼）；
茅于轼把“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列为“高收入者”的行列，这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但如果按照万分之二的比例，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无法跻身那个阶层，倒是在人口占少数但在经济学界占多数的主流经济学精英们，已经或者正在进入那个阶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能够与那个阶层如此紧密地结合，只有他们才有能够参与、参谋于那个阶层的经济活动的机会和可能，只有他们才能够被那个阶层所接纳为“合作伙伴”。当然，这不是任何组织的、行政的、道德的结盟，用吴敬琏教授的一个代表词，就是有“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二者的接近与最终的“联姻”，在市场经济理论支配下的经济学精英们，也膜拜于、臣服于一个最简单的定理“一切皆为利”，这“利”就是实实在在的钞票。
有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例子“近年来，大量经济学研究者参与证券市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参与的方式包括成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担任顾问等。根据上证报统计，国内上市公司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21世纪经济报道》），而这个“独立董事”或者“顾问”不是白当的，先有买方的殷切需求 “为了对外树立公司治理结构健康的形象，大股东们纷纷寻找知名学者来做自己的独立董事。由此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既可以借学者名声提升公司形象，又可以借学者之口左右舆论，为自己进行舆论造势。可以说，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拉虎皮作大旗，制造公司治理结构健康假象的图谋催生了市场对学术的需求。”，然后有卖方笑纳丰厚的报酬，“从学术对市场的供给来看，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或者顾问往往意味着一年数十万的收入，实际的经济利益催生了学者投身独立董事的‘时尚潮流’。反过来，大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身份也成为经济学者提高身价的砝码——获取一个独立董事的身份不是远比进行一项持续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研究项目更具有经济效益吗？”。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的鼻祖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的相关统计中，离任或现任高管人员在全部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81%。”，没有学者掺和，中国的学者们为了利益，连“祖宗”都不效法了。
再看学者们的利益图景（不完全统计的不完全罗列）：
钟朋荣——20多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10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吴敬琏——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独立董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问；
萧灼基——10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
张维迎——国旅联合独立董事、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独立董事、亚信科技独立董事（海外上市）。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开设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一年共30天的课程学费是34800元,学员中的民营企业总裁占一半,加上上市公司高管、国企总裁、金融企业高管，超过了90%。如果1年招生50人，就是180万左右的学费收入。
“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或者顾问往往意味着一年数十万的收入”，还有学者们一年四季在神州大地穿梭飞行，出现在各地商贾云集、富豪聚首的林林总总的“报告会”、“研讨会”会场，高谈阔论之间，数以万计乃至数以十万计的“出场费”，“研修班”讲课费，几项相加，帐不可细算，一个“顶级”的主流经济学者，担任十数家甚至数十家公司的“独董”、“顾问”，加上各种“研讨”、“报告”、“授课”等等，其年收入可能高达百万，可以说富甲一方。在这里，学问知识、学术地位、道德良知都根据学者的知名度“明码实价”、草标而沽。
这样，主流学者们就在传统意义上的角色定位被模糊化了，我们记得无论中外、不分古今，都有“耐得住清贫才可能学有所成”的训诫，成天在商场上流连，混迹于富豪之间，然后自己也混成富豪，亦学亦商，可学可商，这可能是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学界的一大特色。在这次郎咸平改制之争中对朗言辞最激烈的北大教授周其仁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但是，周其仁却把中国特色的市场活动中“学”的身影推得一干二净，殊不知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链条上，还有“学”的干系，许多“学”间接或者直接地提供了这些“交易”的“理论”色彩，最起码，在“学”的指导下，那些“交易”堂而皇之地抓住了“学”们“奉送”的“漏洞”。
再说，一些“学”本身就学商不分，起码他的家族不分，比如，报纸披露的“现在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通过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业等相融合，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是很难说的。个别人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某经济学界“大腕”，集“学”、“政”、“商”于一身，人称“X股份”，其家族拥有庞大的公司，如果说有“官商不分”的话，我们不妨再加一条“学商不分”、乃至“学商勾结”。如果说“官商不分”危害社会的话，“学商不分”又该如何呢。我认为，同样危害甚烈，从某种意义上说，尤为甚之，因为它更加“理性”，更加堂而皇之，更加道貌岸然，影响更加广泛。
第一，颠覆学术形象，败坏学术道德，瓦解学术基础，学者们动不动就不无矜持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学术独立”的，是有“学术良知”的，是代表了社会的“良心”的，但是，他们如此紧密地在财富的漩涡中扑腾，如何能够“心如止水”地保持所谓“独立”、“良知”、“良心”呢。真正的学者是什么，是观察家、是研究者、是独行侠，而你一门心思扎在如何取悦于能够支付得起学商交易成本的阶层，为他们、也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在利益面前，“独立”、“良知”、“良心”如何经得起冲击？谁来监督和断定你是保持着“独立”、“良知”、“良心”的。
做学问最忌讳的就是浮躁，而投身、参与一系列物欲横流的财富游戏者，在物欲的引诱和驱使下，怎么会有一颗平静的心坐下来苦读、苦思。学问、学术、地位一旦变成了商品，在财富游戏的市场上“等价”甚至“不等价”地交换起来，在所谓的“学术活动”中处处闻到刺鼻的铜臭，以“清高”、“纯洁”、“责任”标榜了多少年的“学术道德”的牌坊，已经荡然无存，那牌坊就不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顶着“教授”、“学者”的桂冠者，一个主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为人师表”，以自己的言行榜样于后人，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而“大师”们一年四季奔走于各富豪云集的场所，夸夸其谈，周旋于自己或者自己家族的公司，打理营商庶务，算计于收入的多寡，体味富豪般的喜忧，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教学与研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师”、“前辈”如此，后生奈何不会如此，教育界、学术界的教学、研究基础也化为无形。
第二，为富者谋，为自己谋，破坏公平原则。从道理上讲，经济学者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第三者”，超脱于市场、超脱于阶层利益，站在政府和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圈子之外看问题，找矛盾，提建议。多少主流经济学人们也是如此信誓旦旦地宣示不已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凭着真理说话，不管在公众舆论，还是宏观政策，或者是在现实利益上，不会为了你那个企业说什么话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策问题是个公共产品，某个民营企业不会因为你某个经济学家说了什么好话而为你付费。”（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袁志刚）。
可是事实上呢，有的学者、“大师”本人或者本家族就是在市场上活动的经济实体，有的学者、“大师”本人就参与证券市场的活动，在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机会”面前，是为大众计、为国家计还是为自己计，孰能摆平，又怎么能够保证一直摆平，如果摆不平，屁股坐在何方。比如，在今年年初，国家经济运行环境一系列“过热”的苗头初显，政府不得已采取了宏观调控的措施，经济学“大师”厉以宁无视大批民营经济企业不顾大局，疯狂投资高能耗、高投入行业，造成原燃料、电力、运输的空前紧张，一批违规违法企业被查处的客观事实，到处放话“厉以宁再轰“经济过热” 认为经济大体运行正常”。再比如，“良心大师”吴敬琏教授曾经对中国股市提出过严厉批评，斥责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而经济学家萧灼基、厉以宁、吴晓求、韩志国等又出面反击，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而旁观者指出，这些表演无非是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致。
最为可恶的是，这些无法脱身于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学者、“大师”们，往往又身兼国家公共经济政策的决策参谋的角色，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应该最大限度地兼顾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可以说是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判”，然而，有这么一些既可以参加规则制定，又可以拿起裁判旗帜，还可以在商海中扑腾的学术怪物，社会的公正将极大地被削弱，自由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自由”地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么，他们“自由”地寻得利益了，能够保证所有人都能够“自由”吗。
第三，无责任化，文过饰非。纵观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有成就，还有众多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利害两面，经济政策也不例外，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并且日益尖锐化，比如大批城市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一直偏低、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猖獗，教育、医疗产业化对低收入人群的严重冲击、贫富差距愈来愈扩大化、两极分化不是有没有，而是有多大，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无序索取，污染严重等等。与经济政策的制订和修正，肯定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系。
可是，多少年来，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大师”、“泰斗”们总是一副“永远正确”的嘴脸，在他们的自我概念里，没有“错”和“失误”的痕迹，只有指责和推脱的意识，他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大筐，就是“体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都往“体制”上推，对了都是他自由经济学的，错了都是“体制”的，他们仿佛一直要与这个唐吉坷德的风车一样的怪物——“体制”战斗一辈子。
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些“大师”、“泰斗”们不是一直在“体制”内，拿着国家的俸禄参与着么，如若不然，他们今日如日中天的主流显赫是如何来的？在“体制”外的边缘处，有那么多好处么。如果真如他们所言“体制”有问题，他们怎么可以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在审视“体制”的同时，他们怎么就没有半点审视自己的冲动，“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恐怕就是最贴切的镜子。
如果主流们非要彰显自己的“独立”、“道德”、“良知”、“责任”等等，我想不用到处发誓赌咒，亮出底牌，抖清家底就行了，比如你顶着“教授”、“专家”的那个职位，公开收入几何、比如那些个眼花缭乱的企业职位、那些个名目繁多的“研讨”、“报告”，其背后究竟有没有金钱利益，没有，如何证明，有，又有几何，有没有照章纳税，整明白了金钱利益，你为谁讲话，为什么这样讲话，不就一目了然了么。
所以，我们在痛恨“官商勾结”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了“学商勾结”、“学商一体”，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为广泛和隐蔽，一个贪官危害一方，一批“贪学”可能就会贻患整体，贪官污吏是腐败，学商勾结也是腐败，只要有其公开、职业收入以外的利益、甚至是巨大利益的存在，就有腐败的存在，天上不会掉馅饼，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富豪支付高额的“顾问”、“讲学”、“研究”费用，目的是得到回报，我不相信哪个“大师”、“泰斗”笑纳了丰厚的银两，还会去拆台、挑毛病，找富豪们的不是，更为深远的是，把持着话语平台的主流们靠如此运作成为了富豪的一员，谁来为其他阶层、特别是底层劳动阶层代言。
“官商勾结”是严重的腐败，“学商一体”、“学商勾结”又何尝不是腐败，“官商勾结”要制止，要打击，“学商勾结”也不能例外，最简单的，从查收入、查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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