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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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湖北武汉市的几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抗议他们所遭受的待遇
和共产党的腐败。由于申诉无门，这几名当年曾和美国人兵戎相见的老兵，如今想给布什总统写信，请美国主持正义。这几名年过七十的老人诉说到，他们当年曾经为共产党出生入死，享受过所谓“最可爱的人”的荣誉，晚年却成了中国社会中一批最可怜、最可悲、最无奈的人。改革浪潮把他们甩到了后面，他们的生活更加困窘，有人甚至长期处于贫困线之下。现在我们国家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官商勾结，内外勾结、上下勾结，结成了腐败集团。
中国社会已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期
送交者: newwild 2004年9月10日12:17:00
由于国家长期选择了优柔寡断，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与虎谋皮等弱势甚至愚蠢的对外政策，逐步引导出了人民对国家前程命运的信心弱化的严重局面。
信心危机出源于多方面：政治的无为，经济的表面性，外交的小国民心态，军事上的无能，政府的堕落，文化的奢华等，这些治国方式最终造就了当前的信心危机。而台湾问题则进一步不断曝露着，放大着加深了信心危机。
当前信心危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政府诚信的严重缺失与政权动作能力的低下，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手无足措，造就了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悲观情绪与印象，导致民众对现今社会还能向前发展多远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
正因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共产党本身干部的这一悲观情绪日益加重，人们认为前途缈茫，人们内心深处的社会责任感逐渐丧失以至殆尽。社会各种势力都在想尽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方法壮大自已，以求日后的立足之锥。各种贪婪也不断放大自己以掘取丰厚的经济基础。于是必然地导致国家控制的减弱，最终被弱化到虚化。国家领导人的威信及威严也必然地受到这些势力的伤害。进一步推动人民对政党与政府治理国家维护国家能力信心指数的降低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一往无前地矛盾日益加重，无法得到有有效解决。出现了社会崩溃的征兆。这确实也是社会行将崩溃的前兆。
这就是当今中国暂时的平静下涌动着的暗流！
腐败虽然是损及政权基础的最严重危机，但它不能直接导致一个政权的毁灭，从来就不曾有过。只有信心危机有这一功能，信心缺失一旦固化，只需点点的外力，就足以摧毁一个政权。政权的崩溃从来就都是一种灾难，即使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信心危机是中国所有危机之首。
当然一个事情的量变到质变必须一个催化剂。在当今中国这一摧化剂很显然是台湾问题。
很明显，台湾问题加重了人民对国家认知的信心危机，人们对国家得以维系的信心之不足，因而，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即使遭到打击也不会退缩，一些混水摸渔的集团又乘势而起，从而进一步导致道德失衡固化，进一步将社会推向崩溃的思潮。当前是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所有表面解决方案或说局部非本质解决方案都无法产生真正的长期的效果 ，只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苟延残喘的执着。
“放卫星”与“中国芯”
古浪
放卫星与“流星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忆中，“放卫星”的印记是深刻的，“亩产万斤粮”，“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曾经让人热血沸腾，以致很多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把它称作“激情燃烧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放卫星”不过是吸毒者寻求的梦幻般的美妙感觉而已，但是那种梦幻的美妙实在让人难忘，毒瘾难戒，“放卫星”的习好也就难改，每过上一段时间就有新的“卫星”放出来。农民种粮食“放卫星”，工人炼钢铁“放卫星”，到了高科技时代，也要“放卫星”。眼下“放卫星”放的最热闹的是什么呢？是“中国芯”。
2001年，媒体上捷报频传，“中国芯”赶着投胎般问世，3月出了网络CPU芯片“方X”，接着是图象专用芯片“星X”，7月就诞生了486水准的通用CPU“龙X”。半年之内三个冠以“中国”的芯片问世。“中国芯”是指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尤其特指达到全球业界主流技术的高端芯片。把“芯片”和“中国”联系起来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们没听美国人说“美国芯”，也没听日本人说“日本芯”，同样也没听德国人说“德国芯”，只有中国人热血沸腾地把一个产品贴上“中国”的标签。
把科技同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人的毛病。就像当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一样，今天中国人研发芯片搞科技研究也远远超出了科技的范畴，科技研究在泛政治的中国已经不折不扣地政治化了。就在人们尚无暇思考“中国芯”如何扎堆出世的时候，一个个的卫星不断出现，“中国芯”横空出世，连海峡彼岸没有“放卫星”记忆的同胞也跟着凑热闹，可着整个中关村满大街地立“中国芯”的广告牌，至此，我们似乎感到，中国的IC设计业界不是在“放卫星”，简直就是在下“流星雨”了？
“芯”卫星怎样出笼
众所周知，生产产品是要进入流通领域的，那么，“中国芯”能否进入市场流通？显然，486水准的CPU芯片是不可能进入市场的，网络CPU在PC盛行的今天，人们也看不到进入市场的可能，那么，图象芯片卫星是否可以进入市场呢，该研发商说行，
“中国芯”都冠之以X芯X号，一个号就是一代产品，号数最多的是某数字图像专用芯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竟然下雨般地放出五颗“卫星”，也就是出了五号芯片，理所当然地成为“放卫星”大户。2001年月，中关村传出诞生“中国第一枚网络CPU芯片”的新闻，媒体为之轰动，一时形成热炒，媒体轰动，社会轰动，政府关注，但就当人们喜悦未定之时，３月初，某公司就宣布“中国第一枚超大规模数字影像芯片”问世，由于当时该公司尚不得形象炒作的要领，竟然没有给这个“卫星”起个名字，只有一个罗马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代号，后经人指点，才命名为“星Ｘ一号”。为表示此芯高出方X一头，特别强调“进入国际市场”。进入了哪里，进入的数量多少，这个只有商家自己心里清楚了。业内有心人去查查便知。2002年5月，为配合新一轮的形象宣传，就包装出了“二号”产品，经研究，确定为给芯片的特点是“声音图像同体同步”。当时即有人提出异议说，音频视频同体同步的芯片早就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但是，考虑到政治的需要，“音频视频同体同步”的概念被确定下来。
形象工程的特点在“三号”上表现最为突出，这块被界定为“智能机器人专用芯片”的产品，过是“音频视频同体同步”的芯片在一个特定的样品上的一次试验性的应用。我们看看它的问世情况，2002年初，日本X公司要制造智能机器人，采用了某软件巨头的操作系统，由于软件巨头同该公司有合作关系，推荐使用该公司“音频视频同体同步”的芯片作为机器人的视频芯片。2002年10月，富士通发布了这个智能机器人。该公司从网上看到这一消息，不禁为之雀跃，为今后宣传计，想要一个样品，摆放在公司，但是，日本公司的该产品只有一个，不可能提供样品，该公司就急电公司在美国的员工从美国市场上购买一个普通玩具机器人回国，冒称是采用了该公司芯片的智能机器人（见图）。一个芯片在一个特定产品的应用被称为打进国际市场。一个从市场上买来的玩具产品被称做自己具有世界领先水准的标志。当时有员工提出，这样造假将来被拆穿怎么办，而且，如果一个公司能在这个地方造假，会被人怀疑在任何地方都造假。为了政治宣传需要，玩具机器人就堂而皇之摆放在了公司的陈列室。
四号的问世同三号同出一辙，2003年10月软件巨头向美国的一个移动通讯公司提供了手机操作系统，同时推荐该公司的视频芯片用于手机的摄像功能。这也是在一个特定的产品的应用，同样为了显示公司里程碑式发展的意义，这个一次销售行为的芯片，在2003年2月，在进行媒体炒作时被命名为“四号”。
至于“五号”就更是荒唐了。为了政治形象宣传和下一年的融资上市需要，公司计划在2003年底做一次高潮性的宣传炒作，受“神州五号”上天的启发，公司命名其为“XX五号”，而这个产品的特点被这样界定“前五号产品的集大成者”。
放卫星是为了圈钱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芯”的炒作已经超出了科研和商业的范畴，是利用政治理念进行炒作，是典型的出于某种政治的非政治的需要的“形象工程”。那么，为什么要放芯片卫星，回首当年的放卫星是为了什么？历史已经做出结论，是各级官员为了迎合各自上司，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那么，今天由各芯片公司掀起的芯片“放卫星”为了什么呢？有分析说，一是科技领导部门要政绩，二是随着国家对海归的重视，也随着田溯宁等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担任要职，形象工程成为海归晋身仕途的阶梯。三是海归公司多是利用风险投资基金组建，回报的压力逼使他们需要借助政府的支持上市。北京晚报2004年1月2日就报道：“除了在香港上市，国内的高科技概念企业仍然偏爱美国的纳斯达克。据悉，目前正积极筹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国内互联网企业有百度、腾讯、盛大、TOM、e龙、亿唐、263、慧聪、8848、灵通网、阿里巴巴、第九城市等，有着高科技背景的中星微电子也酝酿在纳斯达克上市。”
上市没什么不好，圈钱没什么不对，这本是商界的正常行为，要晋身仕途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放卫星”搞形象工程的方式就不合适了，显然这已经不是商业的行为,用”爱国”的外衣来炒作企业就更值得商榷了。“爱国”一旦被用于商业目的就亵渎了爱国的神圣性。这种观念显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产物。奇怪的是，经历了欧美学习工作历练的海归竟然也有这么强烈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可见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深入骨髓的。但是，我们怀疑披上“爱国”的外衣“放卫星”的有效性，除了政府中既得利益者和企业自身，谁又能相信这种卫星的效能，日渐国际化的商业环境，日益成熟的市场环境，能有多少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这些“中国芯”。形象工程不仅不是爱国，相反是在害国。
2004年7月18日星期日
中国股票市场：美丽的错误
送交者: 苍鸟化玄 2004年9月10日09:01:16
随着中国股市的“崩盘”（且用之，虽余心不以），网络上讨论拯救股市的文章又多了起来，其热闹程度使我回忆起当年仍在国内时所谓的“中国证券市场大智慧”的争鸣（从大智到大悲，中国股市似乎有心向佛了）。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然则早年在中国证券界滚打，如今又在海外金融业厮混，自认为有些心得，如在喉之梗，且一吐快之吧。
先讲两个亲历：
其一：甫进一投行，向前辈讨教，其笑曰：“我敢保证你在这行干多少年，都不会到二级市场买自己亲手承销的股票。”（按：这也是中国股票市场特色之一，放在国外就是个insider trading的罪)。
其二：在中国首届风险基金大会上恰与王连洲同桌，问及《信托法》对信托公司的影响，答曰不容乐观。大概看我似信非信，加重语气道：“中国人里老子连儿子都信不过，会放心把钱给你‘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说这两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其中从中国决定金融改革之初，便犯了美丽的错误，简言之，误把美国的证券市场当成了金融发展的终极真理，而全无考虑中国的实情。更可悲的是，从监管机构到个人投资者，鲜能洞察其间。
抛开政府圈钱论等等，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吏治清廉，法治健全，国家不与民争利， 机构不做假操纵，中国股市就能成为国企改革的良方，众生富裕的市场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用数据说话：
中国经常拿一国股票市场市值和GDP的比重说事，衡量证券市场的发达（随便拿本金融年鉴或上交所年报翻翻）。如果按这个标准，西方国家（暂时没查到亚洲国家的数据，谁留心一下？）中，发达程度最高的依次是：
英国（67%），美国（58%），加拿大（42%），新西兰（40%），澳大利亚（38%） - 看出点端倪没有？没有，那看看其他列强的数据：
德国（18%），法国，西班牙（17%），意大利（10%），等等，换言之，股市在这些国家似乎无法吞吐巨大的财富。
虽然没有数据，但根据记忆，亚洲股市里，发达程度高的应该是香港，新加坡，日韩等反在其后。
按照上述数据，加上自己在海外求学就业多年的体验，可以不夸张地说：只有英美法（即普通法）下的信托制度，才是真正促进股票市场发达的原因。而中国从文化和法律上都更贴近大陆法系国家（窃以为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国家应该是法国），大力发展的应该是债权市场（银行加企业债），而非现在的本末倒置。
股票市场的最大风险，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道德风险（Jenson-Meckling)。而信托制度的目的便是最大限度的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信托本身并非法律上的义务（best effort, best prudency，due diligence），代理人也愿意进行信托行为。具体而言，英美（尤其是英国）更强调的是自律行为，职业人员的法律守则在某些程度上尚不及职业标准(professional guidance)来得详细。所以在英美公司治理中，独立董事，独立审计等成为了日常管理最常见的手段。再具体而言，英美会计体系是同税务报表体系分离的，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真实披露企业财务状况，以供投资者参考（英国的 true and fair view, 美国的fair representation)。现在风头正盛的国际会计报表制度（IAS/IFRS），正是基于英美会计体系，目的在于方便日益全球化经营的大环境下的会计披露。
而相反的，大陆体系下的法律或会计制度，按业内人士的说法，是 firm in principles but flexible in application。因此，为了控制道德风险，必须通过严格的立法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经理人的创新精神（在德国，取代独立董事的是监事会，可笑的是中国眼里看着美国，公司法里却用的是监事会，同样的，中国的会计制度也是嫁接了大陆体系的财务/税务合一和英美法本质的国际会计准则）。因此，这些国家的解决之道，是大量采用间接融资和债务融资：前者通过金融中介的介入减少恶意欺诈，后者用严格的现金还本付息控制公司现金不被经理人操纵。
以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以散户为主的市场中，由于搭便车的问题，使得道德风险的危害更一步加剧。而先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可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评级机构），降低道德风险，同时提供合理的利率曲线。事实证明，股票市场并非是什么最高级的金融市场（关于国外fixed-income取消equities的笑话太多了，建议大家可以读Liar’s Poker开心一下）。
中国股票市场跌到这个份上，已经说明了空中楼阁（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之可笑。如果大家仍死认美国股票市场的道道，估计离真正的崩盘也不远了。高西庆、史美伦、梁定邦们，不要试图对中国股市修修补补了，这本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关于“圈钱”的澄清和其他的几点异议――回娄阿扯同志
送交者: 有点傻 2004年9月10日03:47:16
股市，有两种主要的交易类型：一种是，上市公司（或者即将上市的公司）发行新股，把自己的股票卖给投资者，这类交易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为“发行市场”（issuing market），或“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另一种，是发行后的股票在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买卖，这类交易的总和称为“交易市场”，或“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所以，任何一种股票要进入公开交易系统，必需要经过两个程序，先是“发行”――中国投资者称为“打新股”，后是“上市”――大家开始“炒”。有一种混合的情况，是上市公司的老股东（一般是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趁着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机会，按照新股发行的相同价格出售自己的“旧”股票，我们也笼统地把这类交易归入到一级市场的范畴。
通常认为所谓的“圈钱”，只发生在一级市场范围内。为什么呢？因为后一种交易，一般不会使得资金流出股市，无非使资金从A投资人转移到B投资人，而前一种交易，不仅一次性交易规模较大，而且使得在股市中流转的资金（或潜在的流转资金――被计划用于投资股票的资金）被“抽”走了：上市公司卖出了股票，拿走了这部分钱，而这些钱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直接回到股市的资金池（capital pool）里来。这里有两个例外：其一是，如果上市公司圈钱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拿来炒作股票，特别是炒作自己的股票，是另当别论的――而这么干，是极为恶劣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违法的，哪怕是在这种做法很普遍的中国；其二，如果这个上市公司是一家基金（公司型基金），而且是股票投资基金，而且该基金的投资目标不是其他地方的股市的话，那么它“圈”的钱的大部分，应该合法地留在股市。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得只有一级市场的交易才肯能配叫做“圈钱”，那就是，“发新股”的买卖双方之间，存在着比二级市场交易更大的信息不对称。
“买的不如卖的精”，这本是个永恒的真理，而在一级市场上买卖股票，就更是如此。新股交易，与买卖萝卜白菜不一样的地方，是买方事先很难验货：因为你买卖的对象，是一家公司的权益。萝卜白菜的质量水份，卖方可以做手脚，但有经验的主妇，加上自备的小秤，菜商就很难有花头，但如果买的是一家公司，你该如何办？如何了解这家公司的成色，掂量它的斤两呢？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有便利和可靠的资料来源，而且花费数以月计或年计的时间来进行研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对它有个确切的了解的。怎么办？全世界办法都差不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中介机构的信誉保证、媒体监督和司法介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几条都做得比较差。
言归正传，我们可以看出，能够圈钱的，是上市公司，加上卖旧股的上市公司股东。那么，娄阿扯君说的“股市就是从大众圈钱的地方”，并不确切：你可以投资股市，可以从中“挣”到钱，但除非你控制了一家足够资质的上市公司，否则你很难“圈”到钱。
“圈钱”的确没有错，但有几条是必需做到的，否则在上述那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就成了“骗钱”，这几条包括：
1、上市公司要说实话，并且要说事实之全部，所谓“全面的信息披露”（full disclosure）
2、上市公司要给予投资者实际的回报
3、上市公司上市后，要有一个有效的和透明的公司治理
妨碍这些规则在中国被有效执行的最大障碍，就只有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上市公司，是所谓“国有”的。如何证明这点呢？妈妈米啊，这可是个巨大无比的题目，待我有时间时，慢慢讲来。
顺着这个话题想说一点的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有两个：“计划”和“生产资料公有”，这两者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惟其“公有”，方能“计划”，只有“计划”，才能在逻辑上符合“公有”的要求。如今的中国，“计划”已经是基本上进了垃圾堆，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市场经济，其实没那么可爱，它是天然与“产权的人格化”勾搭在一起的，换句话，它与“私有”其实是天生一对。于是，表面的繁荣下，深层次的矛盾来了――这是无论如何调和涂抹，也解决不了的，比如“圈钱”的中国之弊，就在于“国有”，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那么，在这里，我要略略同意一下钳工同志的观点：宁可戴个马列主义的帽子，也不要这种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不过接下来我的想法可是与他“你死我活”了，那就是：没了“公有”，对于人格化的产权就有了切实保障的基础，自由和民主的勃兴，就有了坚实的土壤（这也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真知灼见），此时，无论自称社会主义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无所谓，而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的“马列主义”，也就是牛屁股后面念祭文——空话，谁爱坚持就坚持贝。
另外，对娄君的以下几个提法有异议：
1、“其他国家的股市是谁圈钱的地方呢? 基本上是银行集团圈钱的地方”：不对――看看各个市场金融股的市值比例就可知。
2、“买卖股票不是什么权利” ：买卖股票是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作出了股市投资的限制。
3、“美国股民据说占国民的70%前后”：美国大多数人，是通过购买共同基金而分享股票投资收益，并不是真正的“股民”。
4、“中国股市至少现在不容许外国资本来圈钱”：现在已允许了，至少外资控股的合资公司可以上市.
5、“没有"空抛"或者说"作空"制度,恐怕也是防止外国资本大肆圈钱的措施吧?”：没有做空机制，还很难说与防止外国资本“圈钱”有关，因为“做空”，是二级市场的事，“圈钱”，只涉及一级市场。没有“做空”，也是资本市场的重大缺陷。
6、“对股民参入股市,政府理应有说明义务,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不能简单这么说，所有中国股民在进行开户申请的时候，都会受到“股市风险”的教育，并且会被要求在一份声称了解这种风险的声明书上签字，同时，媒体、交易所、券商也都在不同场合和以不同方式进行这种“教育”，有两个例子：如果你研究新股的招股说明书，你会发现，“股市投资风险”会作为每个公司招股文件的必备风险条款，醒目地列在风险提示部分；此外，中国证监会――国务院下属的证券监管机构，老早就把“投资者教育”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什么？“风险意识”。要问大伙儿为什么这么积极，那是因为，让投资者了解投资风险，对大伙儿有个很大的好处，叫做“免责”。
7、“在社会上大力提倡超前消费，拉高楼市，以低利息刺激大家贷款买房，股市里的钱拿不出来，大家就只有去银行贷款，银行获得大笔住房贷款生意并大笔赢利……这岂不等同于货款买卖股票了吗……这个是股票玩家的大忌！买卖股票必须遵守这个前提∶必须用自己的钱而不是借的钱来买……”：
你说的情况，跟“货（我相信是“贷”的笔误）款买卖股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不是一回事。另外，即使是个人投资者，也有很多主动进行高风险投资的人，很多手段比融资炒股风险高的多，比如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这跟制度、文化背景、个人的风险偏好和机会成本有关，就后者而言，简单地说，越穷的人，越敢冒险，越有钱的人，越胆小。
8、“日本的股市就是日本的"机关投资家"的地方,又由于其殖民地特色,同时也是美国的对冲基金(犹太人资本)从大众圈钱的地方”：如上所述，美国的对冲基金，可以上日本股市来挣钱，但难以“圈钱”。
娄阿扯: 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从股市上圈钱
首先申明,这个贴子是针对goodnews网友的"中国股市终于在今日敲响丧钟"写的,但是不是反驳,仅仅是出发点非常不同.这个标题有搞笑的成分,但是绝对没有错误,是普世真理.且听我慢慢道来.
★股市本来就是从大众圈钱的地方
时不分古今,地不分南北,股市本来就是从大众圈钱的地方.不同的只是由于国家地位的不同,经济体制的不同,圈钱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日本的股市就是日本的"机关投资家"的地方,又由于其殖民地特色,同时也是美国的对冲基金(犹太人资本)从大众圈钱的地方.goodnews贴子的回帖里有网友喝问∶没见过NASDAQ从5000点跌到1100点嘛！
嗯,真的没有吗? 你查一查美国大萧条时代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知道了.那个远的不说,就说日本的近的吧,请看线图(chart)∶
http://quote.yahoo.co.jp/q?s=998407.o&d=c&k=c3&a=v&p=m130,m260,s&t=ay&l=off&z=m&q=c&h=on
这还是最近10年的线图,再倒退10年的话,你就会发现是从1986年的38,000点以上一路下跌,直到跌破8,000点.不但30000被圈去了,连零头8000都无法保全.
在日本股市上,最大最有人气的投资俱乐部是"AI波动经济研究所",每月会费8000多日币,据说有几万名会员,还有更多的非会员阅读每天的短期股市预测以及一部分各股的短期预测.这个俱乐部对日本股市有很大影响,甚至机关投资家都不敢小看.这个俱乐部的支持人网名叫"不了见陵丸",他的口头禅我给你原封不动地录在下边∶
株式市场とは大众からお金を卷き上げるところだ。
忠实地翻译过来就是∶"股市就是从大众圈钱的地方".
他的网址是∶http://www.hadou.net/
如果你连续看一个月,还找不到这句口头禅,你可以来踢我,我保证不还脚,呵呵.
其他国家的股市是谁圈钱的地方呢? 基本上是银行集团圈钱的地方,只不过地位高的国家不容许外国资本单方面地来圈钱罢了.
买卖股票不是什么权利,当然也不是义务,仅仅是一种投资或者投机.股市支撑这一个国家的金融乃至整个经济,所以参入股市是对经济做贡献,是个人冒着风险把自己的钱投入到经济体系中去.所以,一些国家对股民有奖励措施,比如德国政府为股民负担一部分手续费.为了圈钱嘛,总要有一定措施.
中国经济中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还很大,上市的公司大部分本来都是国有的,所以圈钱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本国的资产阶级集团或者外国的资产阶级集团从大众圈钱的地方,而社会主义中国的股市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政府从大众圈钱的地方.这有什么错啊?
总之,圈钱本身不是错误,错在别的地方,请看到最后.
★股民应该怎么办?
美国股民据说占国民的70%前后(具体数字如有错误请纠正),日本股民却只占7%.美国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这里只说日本.
在日本,如果你跟别人说自己买卖股票,85%的情况下会被认为是个怪人,余下的15%里有7%是股民,最后剩下的8%是真正的傻瓜,不直到"股票"是什么意思.股民数量如此之少,有分析两个原因,一个是日本人认为只有认真工作,在工作中留汗才是正路.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股市在美国的操控之下,是美国人圈钱的地方,日本人看透了,不愿意参入.
中国股市至少现在不容许外国资本来圈钱.没有"空抛"或者说"作空"制度,恐怕也是防止外国资本大肆圈钱的措施吧?
对股民参入股市,政府理应有说明义务,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从goodnews网友文中引一段∶
// 3.在社会上大力提倡超前消费，拉高楼市，以低利息刺激大家贷款买
房，股市里的钱拿不出来，大家就只有去银行贷款，银行获得大笔住房贷
款生意并大笔赢利。
我的老天爷,这岂不等同于货款买卖股票了吗?这个是股票玩家的大忌！买卖股票必须遵守这个前提∶必须用自己的钱而不是借的钱来买,而且必须用自己多余的钱来买.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只有个别的亡命徒才举债买卖股票. 世界上还没有那个国家的股民大多数举债的. 看来这个问题上政府有的教育责任非常大,犯了过失罪.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国民对股市的风险有很高的认识,所以,甚至有很多人家把"不许买卖股票"作为家训代代相传.我们的香港有没有这样的家族?
我对自己的国内亲属中炒股的人是这样说的∶不要炒股,炒不出钱来.应该在低位吸入,然后忘了它,10年20年的看一眼就够了,或者留给儿孙,或许能成一笔大的财产.
★谁之罪?
首先,政府圈钱没有错.前面详细解释了,股票市场就是从大众圈钱的地方.
那么,股民错了吗?股民也没有错,全世界的股民买卖股票都是为了赚钱,中国股民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是谁错了呢?结论∶又是马克思错了.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发达国家,这种对民众的教育是无处不在的,"股票投资是个人责任"的精神深入人心,即使亏了----当然赚的人是极少数----政府也没有责任.
在美国,从小学开始就有关于买卖股票的教育,通过课堂讨论等等,"投资股票能赚钱,但是也可能亏本","投资股票是对经济做贡献"这样的正确认识深透于国民的心灵,就连自私自利的投机心理都有说的过去的解释∶"股票投资不是以某个个人为对象,不损害个人的利益,对手是整个市场".这样,投资乃至投机的人就不会因为买卖股票而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卫生.
反观中国,有这样的教育吗?在发展股市之前,把股市的性质向国民说清楚了吗?当然没有.中国还没有实现"公民教育",所以连把问题说清楚的场所都不存在.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结局∶政府简直是通过欺骗的手段从股民手中圈钱.
那么无法实现公民教育的原因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公民教育无从谈起.甚至连不可或缺的道德教育都无法实施,而用所谓政治代替道德.具体到股票,就是这样(不管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什么,反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讲的是为人民服务,政府怎么能从老百姓手里圈钱呢?包括股票市场在内,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可是股票市场的本质就是从大众圈钱,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政府只能啥也不说,闷声圈钱.到如今,股民义愤填膺,又能怎么样呢?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错,都是被马克思那个大胡子骗了.
只要一天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公民教育就无从谈起;
只要一天不放弃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就无法施行;
只要一天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就连男女关系都理不顺;
只要一天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股票市场就无法振兴。
马克思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源头！
最后,让我们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早日实现,为了人类的正义和普世价值,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和平崛起以及富国强兵,同时也为了中国股市的振兴,再一次振臂高呼∶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追香派和追臭派
送交者: plugplay 2004年9月10日10:36:48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到了今天，当务之急就是给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分类。
趁着毛主席逝世28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吧：
“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批判教条主义）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分成“香的马克思主义”和“臭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就是给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分类，那些密切结合实际并勇于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追香派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刻板教条拘泥保守的人，坚持的是死的和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就是“追臭派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样一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判断香臭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不可能象愤青朋友那样具有上帝的能力，可以随便用手一指就说：这个是香的，那个是臭的。
那怎么办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建议以中共官方主流思想为划分香臭的标准。
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起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我党拥有庞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机构。中国又是地球上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官方主流思想代表着地球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着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香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比深圳大学的助教或北美马列业余爱好者这样的散兵游勇有权威的多吧）
这样看来，标准就很清楚了，那些紧跟党中央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追香派，是香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不能与世俱进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保守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停留在过去，以我党早已抛弃的腐臭部分为精神食粮，就是追臭派，是臭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网上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一些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为了捍卫毛主席，不惜拼命粉饰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的各种错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声称大炼钢铁其实并没有什么，只是一种娱乐活动，还有人声称文化大革命其实是“真正的民主”。其实他们心里也明明知道毛泽东本人既有香的部分，也有臭的部分。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偏偏老是对臭的部分感兴趣，有人甚至自虐到声称自己就是毛主席拉的一泡屎。我们说他们不是毛粪，毛粪只属于毛泽东主席本人。如果一定要打比方的话，那些自称“毛粪”的人，其实只不过是追逐臭粪的屎壳郎。
那么，是不是所有重视和研究社会历史阴暗面的人都是“追臭派”呢？
我们说不是的，很多研究阴暗面的人是为了“揭臭”，“追臭”与“揭臭”完全不同的：
“追臭”是指象屎壳郎一样拥抱大粪，与大粪翻滚在一起，拼命粉饰大粪，把粪团弄的圆光鲜亮，目的是为了“掩饰”。而“揭臭”，则是站得离大粪远远的，掩着鼻子向大家指出来，嘿！那儿有一泡臭屎。
比如同样是研究文革：
有些人研究文革，不是为了粉饰历史错误，而是为了配合当前官方主流思想，分析和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是“揭臭派”。而有些人则反我党的主流思想而为之，拼命美化文革，回忆文革时的“幸福生活”不算，还把文革说成是一种“民主”。这就是“掩饰”，是追臭。
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否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区分“追香派”和“追臭派”的最根本的标准。当然，还要注意“逐臭派”和“揭臭派”的本质区别，不能混淆在一起。
把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分类，在目前历史阶段，对于统一认识，继续发展共产主义是非常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追臭派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装做清醒状，高呼中国目前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甚至造谣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踢到了一边。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狠狠地扇了这些“追臭派”的耳光，胡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国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评价说：“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胡书记在讲话最后鼓励“追香派”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实践发展，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坚持不懈地探索、认识、运用这三大规律，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有些“追臭派”挨了党中央的耳刮子可能还不服，仍然以为自己是坚持真理的好汉。他们可能会痛苦地追问：我们在强权下岂不是只能苟且偷生，当恭敬不如从命的顺民？
我们说你可以提意见，也可以骂香派马克思主义，但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即凡事不能过度，你过了度就改变了性质。
你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你可以保留个人意见，但你不可以公然与党中央的主流思想为敌，更不可以网上散布谣言，把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说成是在步入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更不该诬蔑党中央曲解毛泽东理论，这怎么能叫曲解？这叫发展毛泽东理论，是你自己追臭，跟不上形式罢了。如果实在郁闷的话，你可以自己撒泡尿做镜子，使劲扇自己的耳瓜，边扇边用力喊“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党的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正了错误认识就是好同志。在这里，奉劝那些“追臭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来认真学习一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的讲话，端正思想，紧跟形式，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至于毛泽东主席的一些过了时的臭大粪，能扔掉就尽量扔掉吧。
当然了，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可能将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又来个烧鸡大窝脖转回到毛泽东时代，甚至给大跃进、文革等历史错误平反。到那时，香的和臭的再颠倒一下，屎壳郎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了金壳郎。
但是在这之前，屎克郎只能在荒草中紧拥粪球，望着逐渐远去的社会主义牛车，沾沾自喜道：“我爱我的粪球。”
草动，屎壳郎惊起：谁动了我的粪球？
风起，屎壳郎怒斥，不准吹走我的粪球。
雨下，屎壳郎哀求：别溶掉我的粪球。
美画眉从空中掠过，屎壳郎狂叫：快来欣赏我的粪球。
今夜秋风起，屎壳郎老矣。
他叹曰：”谁也没动我的粪球！拥有：幸福！真美！”
声明：
1）本人写东西从来严格依守坛规，都是先在墙上插箭，再画靶子，无的放矢，不针对任何具体的网友。不过，如果有屎壳郎喜欢对号入座，自动爬到靶心被箭穿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2）本文讨论的，是那些自认为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非马克思主义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3）本文旨在给马克思主义者分类。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灵丹妙药还是穿肠毒药不下定论，也不做任何评价。
4）请“追臭派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要对作者有意见，“香臭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判断香臭的标准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要算帐你去找他们好了。
江胡一搏有戏看 谁将勃起在今年 和平勃起能否成 四中全会把牌摊
究竟谁将为中国这个经济大船掌舵，四中全会自有分晓。
(亚洲时报记者John J Tkacik Jr 9月11日报导)中共16届四中全会9月16日举行在即，中南海内部的权力斗争被指随之日益白热化：一方是握著“枪杆子”，仍握著军权不放的江泽民；另一方则是以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中国总理温家宝为首的温和改良派。究竟谁将为中国这个经济大船掌舵，四中全会自有分晓。
世界对此深表关注，须知今日之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扮演的绝非小角色。简单来讲，江泽民代表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强兵乃富国之本；胡温主张适度的社会、政治改革，保持各地区经济平衡健康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甚少强调“用武力威胁来解决台湾问题”。正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江泽民身居中央军委主席之位，而且在中央政治局也不乏他的“上海帮”亲信。 (博讯 boxun.com)
SARS比拚较量 胡温大获全胜
应该说，胡温趁著去年的SARS危机的确一度占据上风。江泽民在两会期间下达了封锁非典消息的命令，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也一直隐瞒扩散情况。如果不是中国一名老军医蒋彦永揭露了非典疫情的严重程度，所有中国人都还被蒙在鼓里。东窗事发后，江泽民依然没有采取措施积极抗击非典，反而带著自己的糟糠躲到了疫情较轻的上海避灾。江派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胡温，意在袖手旁观看胡温的笑话：一旦局势失控，或者难以收拾，上海帮就可以对胡温进行反扑，强迫两人引咎辞职。
不料胡温技高一筹，江泽民的如意算盘落空。胡温首先对新闻解禁，鼓励及时公正的报导（非典、腐败甚至政治改革）；罢免卫生部长张文康（江泽民的御医）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高官，迅速建立疫情每日通报制度，向社会公布。去年4月，胡锦涛更是亲自到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广东省考察，称对SARS威胁群众健康和安全“揪心”，充分表现出其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作风。胡温还向西方记者透露，将推动直选，增强政府和政党运作的透明度，放宽党内讨论。
去年8月，胡温推动取消了党政高层夏天去北戴河避暑开会的多年惯例，再次突出自己的“亲民务实”形象；然而，上海帮偏要唱对台戏，江泽民第一个带头上北戴河，随后曾庆红为首的大批江系人马以看望正在休假的抗非（SARS）功臣为名，公开到北戴河度假。
虽然胡温多次重提江泽民“三个代表”，尤其是果断处理SARS危机、威望提高之时大讲“三个代表”，又安排将“三个代表”入宪，有效地化解了江系常委的戒心。观察家认为，这只不过是胡温避免在羽翼未丰时同江派摊牌而采取的策略。
从北戴河避暑归来后，江泽民开始重新钳制新闻媒体。中共中央宣传部警告各大新闻传媒负责人：“有人别有用心利用非典危机宣传西方的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思想。”政治改革的报导立即无影无踪，“识时务”的新闻媒体又变得温顺起来。
“一国两制”Vs“一党两音”
江派和胡温不仅在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方面发生摩擦，而且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也意见不一。胡温主张温和、和平和循序渐进；而江派的战略家、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强调发展军事力量，打压香港的民主力量及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处理香港去年因反对“23条”立法而产生的政治危机时，中共中央甚至出现了两个“司令部”，向香港市民传达著两种声音。胡温对香港人民表示，对23条内容和立法时间没有硬性要求；江派则要求23条立法必须按原计划进行。北京的最终处理方式，将标志胡温等温和派官员到底在中共高层具有多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将是衡量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政策走向的晴雨表。为了避免在“一国两制”外又造成“一党两音”的印象，中共最后决定由江派的先锋曾庆红来主管香港事务。
很快，港岛的政治讨论不断遭到打压。香港的民主人士都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多位赞成民主的电台主持人因受到北京的威胁而被迫辞职；民主分子被人袭击；亲民主的议员探访大陆被拒入境；即使允许入境，也会被大陆当局以种种理由加以迫害（8月13日，香港民主党立法会九龙东候选人何伟途在东莞虎门以涉嫌“嫖娼”被抓）。
“和平崛起”，胡温不敌江曾
比较一下两个“司令部”对香港的政策，就会发现胡温的“温和派”和江泽民的“极权派”政策可谓泾渭分明。譬如，双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设想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在二○○三年博螯亚洲论坛上演讲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宣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应该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郑必坚，该理论的主要设计师、原政府高级官员，拥有很高的党内威信，与胡温关系密切。他的发言标志著两派关于“和平崛起”定义的口水之争揭开序幕。
去年12月访美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阐述“和平崛起”理论时讲到：“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简言之，和平崛起就是依靠自己，发展自己。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上，胡锦涛在演讲中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字眼。今年2月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再次提到“和平崛起”。4月26日，《解放日报》用整版刊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黄仁伟的《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选择和战略观念》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会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在环境、健康、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协调自己的经济发展步伐，形成中国与亚洲同步崛起的局面。
奇怪的是，文章对台湾问题只字未提，倒是回顾了“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藉以批驳军事冒险主义。黄仁伟还说：“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 这不就是批评老江的“军事第一”立场嘛？
江派人士自然大为光火。江泽民在5月中旬颁布命令，要求“和平崛起”内容抑或修改，抑或作废。但是，“和平崛起”已经深入人心，只好作些修改。胡锦涛7、8月份凡是提及到“和平崛起”的内容，都被改成了“提倡战争”。另有一些军事评论家见风使舵，宣称国家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平只是奢求。
这个观点得到了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曾庆红的支持。中央党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近日登载了《中国和平崛起是否可能？》，开门见山地提出“和平崛起”有两道“坎”：一是台湾问题，一是中美关系。文章说，中国并不会因为喊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而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不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力。不能因为中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要行使武力统一台湾的正当权力就不是和平崛起；更不能颠倒黑白，说什么是中国在威胁什么人的‘安全’，挑战什么人的‘和平’。”
文章继续说道：“如果真有什么国家要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国家统一，以武力支持台独、挑战‘中国统一’及其‘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这些强权国家要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和平崛起，决不是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问题。”
对于美国是否会搅入“台海冲突”，文章如此分析：“美国人民对于战争，对于涉及到与世界其他大国的战争，尤其是对于美国对外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都是美国政府对外战争决策的根本性制约力量。”美国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自然就明白即使中国要“入侵”台湾，也是合情合理的。车臣和俄罗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可能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另一道“坎”。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 苏特说：“中国的官员和专家都承认，中日关系本会是中国‘崛起’之路上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因为中韩关系因为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而变得紧张，“和平崛起”也不会主导未来的对韩外交。
尽管标榜自己“在90年代后期同美国建立真诚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江泽民频频攻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其怂恿台湾独立的行径；而现在胡锦涛的外交政策是亲近欧洲。中央党校一篇文章说，江泽民正是由此确立了“大力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政策，作为实现“统一中华”这一至高目标的重要手段。江泽民曾沾沾自喜地说, 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起到了震慑美国的作用，这就说明他的美国政策是成功的。
在与胡锦涛在“和平崛起”博弈中，江泽民似乎是处于优势，这对美国和其亚洲盟友不是好兆头，要知道老江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大家知道《天工开物》一书是如何流传到现在的中国的么?
《天工开物》一书是明朝宋应星写的书，崇祯十年初版。这本书现在应该说非常有名，中学的课本里就有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介绍。
可是大家知道这本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技著作是怎么流传到现在的中国的？说出来可以让我们现在的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愤怒和辛酸
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
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彻底从中国消失，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
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中国没有这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都没有，后来他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的最初的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可见明朝民间印刷工业的发达）。然后按照这个原刻本，天工开物这本书才在中国又广为印行，重见天日。
看了这样的事实，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我的感想只有一个，就是愤怒。
被大家嘲笑挖苦讽刺，说是专制无能腐败的明朝，大科学家层出不穷，在明朝末年尚且能有宋应星这样的科学家写出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书籍，里面记载的大量的科技（这些科技是在明朝被广泛应用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比如煤矿开采过程中如何排除毒瓦斯的技术，比如锌矿冶炼技术，蚕种杂交技术，提花织布机等等，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锌矿冶炼，在当时的世界是只有明朝的中国人才掌握的技术。所以这本书在明朝一出版，外国人得到以后，就极为重视，大量翻译发行。
而被某些人吹嘘为盛世的清朝，不仅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部科技方面的著作，而且居然连保存这样一本明朝人写的书，都做不到！以至于这本书居然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将近300年！！
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可想而知，如果当时这本书没有流传到日本，没有流传到法国，英国，那么这本书就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除了少数特别专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明朝的中国曾经出版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里记载了大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科技和农业科技。
满请的文字罗网真是可怕，不仅彻底消灭了大量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历史方面的作者，而且居然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消灭的彻底性，以至于大量的书籍可以让我们现在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天工开物由于被及时到传播到了国外（这里面多半是为了逃避满清魔爪的明朝遗民的功劳，当然也有在明朝的外国传教士的功劳），所以幸运的被保存了下来！可是很容易就明白，明朝出版的更多的科技著作，思想著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满清残暴封闭愚昧的统治下，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科技，思想著作被彻底消灭，已经是现在的人永远也无法知道的。光凭这一点，清朝的罪孽已经是无可饶恕的
现在的人往往把明朝和清朝混为一谈，实在是受了愚民宣传的结果。明朝鼎盛之时，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大小国家皆来朝拜，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过这样的壮举（包括被人称为盛世的唐朝），都没有过这样开放的胸襟和视野。然而在清朝御用文人的笔下，这样的壮举却被大肆丑化，说成是纯粹为了面子的无用之举！可是事实是这样的吗？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人的视野得到了从所未有的开阔，海上的贸易线路也被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通，这为后来明末海上贸易的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朝的中国人也大规模的移民到海外。而且中国和外国之间文化技术上交流也因此终明朝一世也没有断绝过，外国发明的火器，往往没有多久，就迅速传入中国，被大规模的仿制和装备部队，并且还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到明朝末年，中国人在火器的装备和使用上丝毫不逊色于当时世界上其他最先进的国家，甚至还有反超的趋势。
不仅如此明朝的民间思想活跃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包括某些人称羡的唐朝和宋朝，思想活跃状况也比不上明朝的万分之一。
当时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活到了七十岁，这在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贽的书在当时是畅销书，几乎人手一本，以至于某些书店印刷工厂，为了赚钱，居然把一些书冒充为李贽写的，拿来卖，其盛况可想而知
明朝党争之所以如此剧烈，这和明朝思想活跃也是分不开的，而反过来思想的活跃党争的激烈又促使更为先进更为激烈的思想的出现
大家看看明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可以知道明朝思想界的活跃和进步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在这本书里黄宗羲明确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他反对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昏庸暴君的统治，而是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彻底的批判，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为了避免大家认为我断章取义，可以看看他的原话
说“
“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明确的说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臣不是君
的仆妾，相反，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说臣是皇帝的师友
他的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他提倡法制，并且明确指出皇帝的所谓法律不过是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黄宗羲强调只有先实行法治，然后才能有人治，用皇帝的非法之法，就算有能人，也要受到这个非法之法的束缚而不能成就功业
“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而实行了真正的法治之后，有一个好皇帝，固然不错，但就算这个皇帝不好，同样不能危害天下
用他的话说“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
黄宗羲还提倡设立有实权的首相（就是宰相）位置，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并且互相牵制，宰相可以选择贤能来担任，就算世袭的皇帝不好，也不要紧
他主张
“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
他认为“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後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黄宗羲还提出设立学校，作用一是养士，二是议论天下是非
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
他主张学校应该起到牵制朝廷的作用，他驳斥那种明朝是亡于党争的说法，相反他认为正是对党争的遏止，对学校的遏止导致明朝的灭亡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讬之於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
黄宗羲还驳斥那种贬抑工业商业的说法，主张工业商业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从黄宗羲的思想可以看出明朝的思想活跃激进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人说什么黄宗羲的思想是明朝灭亡以后发表的，如果明朝不灭亡，就未必有这样的思想。这种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稍微看一下明朝思想史，就很容易发现，黄宗羲的思想不是他自己发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正是整个明朝思想界的发展趋势导致的必然结果。李贽这样异端思想的书籍在明朝能够成为畅销书，党争能够连绵不断，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等科学家能一个接一个的涌现出来，等等事实本身就能问题
最有说服力的，可以拿宋朝来对比，宋朝被许多人称道，据说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最发达的时代，比明朝要好，可是事实如何呢？宋朝出产的基本上都是最保守最反动的思想家，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的货色都出在宋朝，宋朝灭亡以后，又有哪一个人能提出和黄宗羲类似的思想？一个都没有！！！而明朝的思想家倒是对程朱理学那一套糟粕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大量的思想家都提倡发扬人的个性。
两相对比，就明白究竟哪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最进步的时代，我们印象中明朝那种阴暗僵化封闭的感觉，完全是某些别有用心者刻意灌输得来的结果，和真正的历史事实完全背道而驰。
再看看清朝吧，这个朝代完全是把明朝开始的思想进步，科技进步进程来了一个腰斩，来了一个拦腰截断，使中国丧失了再一次领先于世界的机会
明朝有郑和七下西洋，被满请的走狗文人丑化成了完全是炫耀面子满足虚荣心无益之举，现在许多人也附和这种荒谬的说法。
那好啊，你伟大的清朝，什么据说伟大的象圣人一样的康熙，乾隆，也给我来这么七次炫耀国力的大规模的下西洋的活动啊？你们不是把什么康乾盛世，吹的天上有，地上无，天花乱坠，远超汉唐吗？来这么七次下西洋的活动，应该不成问题吧！被人贬斥的一文不值明朝都能做到的事情，你伟大清朝就做不到么？可惜的是，一次也没有！
究竟是不屑于为，还是不能为，就不得而知。如果清朝的什么康熙乾隆也能象明朝这样来这么一次下西洋的活动，哪怕仅仅是一次，那真是应该磕头感谢他们了，中国也绝不至于那么闭塞，那么落后，要一直到别人打上门来，被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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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市的几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抗议他们所遭受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