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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一个固执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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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彦永──一个固执的好人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蒋彦永──一个固执的好人
(165 reads)
时间:
2004-9-03 周五, 下午3:29
作者:
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蒋彦永──一个固执的好人
京虎子
(一)
网上对蒋彦永意见分歧,赞同的夸蒋彦永尽了一位医生一个诚实人的职责,责怪的指责他欠缺了一个军人最应该遵守的纪律。就从纪律谈起。
先从去年萨斯时说起。蒋彦永给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写了一封信,辗转到了外国记者手中。在SARS时,这种消息泄露绝对不止他一个,只是因为他是301医院医生的身份,被舆论所利用而已。对他在抗SARS的作用,已经证明是催化剂的效果,国内外评价都很正面。
那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这封信的?301头一拨死的四个有两个是家母认识的,其中一个在院里,同单元的全吓跑了,一家四个大人最后就剩下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蒋彦永,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话要说。即使不是蒋彦永,也会有别人。
那么蒋彦永违反了什么纪律?军队对于SARS问题的确有文件,那是在蒋彦永的事情出来以后,总政下文件,给蒋记大过,严防再有第二个,同时统一口径。蒋彦永没有违反这条纪律,在那以后不管他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都没有再就SARS公开发表言论。所以他所违反的只是军人要遵守纪律,不把部队内部的情况外泄。
部队的规定太多,就不一一分析。问题是蒋彦永不是个现役军人,他是个不穿军装的文职人员,而且已经退下来了。当然人在军队内部就要守纪律,可是包括301在内的部队医疗系统几年前就决定移交地方,尽管几天前才开始正式运行,可是这个决定是早就有了。在这种情况下,用现役军人要求蒋彦永这种随时要成为老百姓的退休部队文职人员可能有些严厉了。
蒋彦永这么做也不全是尽了一位医生一个诚实人的职责,是和他本人性格以及部队内部情况有关。
(二)
蒋彦永这个人很固执,这种性格在部队内部很常见,只不过他有一身相当精湛的医术和台湾的背景,出于无人不病的事实和对台统战的需要,他的傲骨才没有被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给熔化。
蒋彦永的固执从文革中的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301同其他地方一样,造反派分两派,他是哪一派都不跟,也不甘心作逍遥派,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派都要抓他,一起追最后追得他爬到301的大烟筒顶上。
按理说部队要下级服从上级,可是正因为这种长官意识使部队下级对上级有很多意见,以至部队的一项传统就是写信告状。家父写过,别人也写过告他的最后转到他手上,我也见过更多的递到他手上的别人告别人的信。这些告状的不仅仅是做下级的对直接上级的抱怨,也包括对非直接上级甚至总部的看法和意见,不仅仅是个人待遇处境,还包括对不正之风的看法和义愤。举个例子说,家父一次收到一封信,举报某某为孩子上中学走后门,要求领导严肃处理。
其次,有时候这种告状远远超过蒋彦永的所作所为。再举个例,一大批49年10月1日以后参军的家乡在南方的老同志,因为只能算退休而不能享受离休待遇,联合起来告状,要求按家乡解放日期为准。在总政不同意之后,这批人决定给江泽民送告状信告总政。一时八仙过海,找江的保健医,托秘书等等,最后党不敢指挥枪,江把信退回总政,签名的每人一个处分,同时这批人每月多发几百块补偿。这夥人除了没有被外国舆论利用外,其他都比蒋医生做得过火。这种事不止一例,可以说是个传统,在部队内部并不是了不得的大事。
因此我看来,蒋医生写信是违反纪律,可是在部队内部却象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一样,只有出事了才有人管。
到底是什么人害怕进而管制蒋医生?
(三)
出事以后,党政系统对蒋彦永基本持肯定态度。江泽民的态度不得而知,但没有听说他就蒋的问题下过什么指示,总政总后的训斥是有的,但都集中在301领导没有管好部下上。真正紧张的是301的院长,化了大力气买通了江泽民的保健医,在江那里说了好话。结果最后还受到了表扬。从此该院长大人小心万分,对蒋盯得很紧,一直到现在。
从SARS那封信到现在,蒋彦永可以说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外面风声雨声似乎与他无关,而这一年中国因SARS出现了不少英雄人物,最有名的也是一位医生。这位钟南山医生同样因为说出真相,一跃成为抗SARS的名人,集名利为一身。
钟南山所做同蒋彦永做的有什么区别?区别是蒋是军人,区别是蒋冒风险钟投机。对钟南山因为和本文主题无关就不多说了,借用病毒所副所长在凤凰卫视上的讲话:钟南山作为一个医生,为SARS作出贡献也算是学有所成。
下面就要说今年的事情。蒋医生关于平反六四的信在网上一流传,反响不一。许多人认为其行为前后矛盾,常人难以理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也是这么想的,不合情理呀?
这个问题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是把所闻和我的分析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看完那封信的第一感觉不是他写的,不是别人说的那些,是因为里面提到当时在236任副院长的的秦伯彝,这个人的情况我十分清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二个人也不是那种关系,蒋彦永给人大政协上书为什么要瞎编呀?有的是例子不用,难道当年301、302的例子连我都知道他会不知道?非要找个假的?还有那种部队的例子多了去了,为什么不多列几个强调一下?
现在好像普遍认定是他写的,证据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国外中文媒介和港台的媒介,二是法轮功,三是外国媒介。对于法轮功我就不说了,对于那些中文媒介的消息我也怀疑他们的消息来源,至少五成是有心人伪造的。但的确有些外国媒介如BBC、TIME、WASHINGTON POST等证实这个消息,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的。
别的不说,TIME和WASHINGTON POST我是每期必看的,他们的文章真实性和观点我从来是姑妄听之,他们所证实的事情如果都相信那只有傻瓜了。
(四)
这件事有几点:1、蒋是不是就64写信了?2、如果写了是不是就是那封公开的?3、是他本人还是别人对外公布的?
我听到的是,蒋的确向政协反映了,应该是写信了,但信中的意思并不是网上的意思。蒋的中心思想是:六四要平反,但现在不是时候。
因此我相信当记者问蒋是不是就六四向上反映了,他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于是有人(十分可疑是有意的)就把这个肯定同网上流传那封信联系在一起了。
6月份我在国内时,正是外界传蒋失踪时,现在说被关了七星期。而当时我所打听到的是301医院因为蒋谈到六四,怕出麻烦,特意让蒋进专家组,故意让他四处开会考察,那些部队所在外人能知道消息嘛?小时候家里大人也经常这样一两个月的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风声过去了,他回家了。你说他现在站出来说:我没被关,是执行任务去了。有多少人信?不是越说越黑嘛?他还没说就开始有人造谣说蒋同政府妥协了,要说假话了。所以人家赶紧跟子女吩咐可不能再跟记者随便说话了,那帮记者你说一他联想出十八来。
关没关蒋中国政府从未出面说明,这种事情如果说明了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多六四有关的为什么非关蒋彦永?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嘛?
现在说关他是因为要洗脑要这要那,仔细看看那些新闻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采访家人甚至电话采访蒋什么的。蒋在国内比丁子霖自由多了,丁都能时常畅所欲言,每天在301院里院外随便转悠的蒋却要什么话都通过家人、或者电话,这有些难以置信。
这件事这个人的复杂之处是因为蒋因为六四出了名,成了讲真话的中国人的象徵,结果什么人都往上噌。就不要说民运了,那天看到什么艾滋志愿者也去见了一下蒋彦永,谈谈艾滋病的情况,他估计就是应付几声,当然会说需要的话怎么样。网上便有蒋彦永出狱后要投身中国艾滋病防治,写这种东西的人是不是有些变态呀?他们再这么编下去蒋彦永就成了神经了。
(五)
其实蒋彦永写SARS的信并不是忧国忧民有什么勇气,根本就是看着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意见,他固执所以他要向上反映。没人听他不罢休这才有后来的一切。这种固执在部队里很多,家父就是这样的人。部队人际关系比地方简单,很多人在待人接物上固执或者说不够圆滑变通,可以退一步或者可以换个办法的事情固执的人是不会做的,认定的事无论什么后果也要做到底不后悔。
其次在医学界,动刀子的大拿一向眼高于顶,没人放在眼里。傲是因为有本事,别人也不能不佩服。蒋不光医术好,医德也好。作为家父的主刀医生,他的医德在中国医生中是不多见的。
后来人讲的那些荣誉都是在别人眼中的,是钟南山辈所注重的,我相信蒋彦永只是想有话就说,没有那么远大的抱负。其实人为什么要追求那些虚伪的东西,做人坦坦汤汤有什么不好?
可是一旦出名就免不了是非,六四信件一出,大概所有人对他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从简单的说真话上升到大义的层次,也使许多人质疑他去年的动机,在多数人眼中从一个诚实的人变成一个投机者,这也许正是某些方面所愿意看到的。蒋在国人心中的形像可以说是毁了。
每年开两会,多少老同志上书写信要求就六四之事重新评价,蒋彦永只是其中的一个,行使公民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别有用心的人太多了。他如果清醒一点,珍惜羽毛,就不应该牵扯到六四中去,那样的话他就是一个英雄,可是那就不是蒋彦永了。
他可能以前就写过关于六四的信,只不过那时是无名之辈而已。他也可能是因为这一年站在风口浪尖,所以对15年前有新的看法。他也许一下子被那些有心机的人包围,糊里糊涂地当了枪。事到如今,他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
现在蒋彦永真是百口莫辩,市面上已经流传他被政府洗脑、和政府妥协了,人家这套下的实在是高,明摆着是不让他讲话。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是金,让时间证明一切。风波险恶步步惊心,我们能做的就是祈祷好人平安。
这次接触到熟悉蒋彦永的人们对他依然是众口皆碑,公道自在人心。就让历史来回答我们所有的疑问吧。我相信,28年后,当另一位中国人100周岁时,人们或许不会评价这是一个英雄,但人们会说他是一个好人,固执的好人。
没有风云际会哪里能成为英雄?没有血流成河哪里出得了伟人?寻常人所追求的不就是百年后那一声好人嘛。
在我逝去的岁月里,见过许多留名青史的英雄好汉,更接触过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前几天一位朋友张冠李戴了,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管那个人叫叔叔。我曾经叫过叔叔的是一位固执的好人,是我少年岁月中值得珍藏的回忆。
2004年8月
太阳报:江胡的底牌
柳三禅
江胡之间的关系,新一期《镜报》的文章还说,中共十六大之后,江泽民曾经分别与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的第三代领导人,以及胡温等第四代领导人,有一个约定,就是除了继续主掌军队之外,还将参与中央高层就重大的外交关系的决策,并听取中央高层就国内重大问题及两岸关系所作决策的汇报及谘询。例如,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就将会议的主要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事先向江泽民徵询意见,江说很好。
这个有关江胡关系的描述,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三禅过去从内地现实政治生活的□象分析指出,江泽民依然是中国的最高决策人,胡锦涛的角色不过是召开政治局学习会而已。《镜报》的报道,实际把江胡关系的底牌挑明了、揭开了。文章看来是为了替江泽民向海外舆论作解释工作,但是事与愿违,实际的效果是替江泽民描黑了。
军队方面,江泽民说了算,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实际管不了,胡锦涛还解释为「党内分工」,恐怕也成为胡氏笑话。外交方面的决策,江也参与,那么他是参加到政治局会议投票,还是将自己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作决策呢?还有,国内事务,胡锦涛领导政治局讨论作出了决定,再向江泽民汇报,如果江不满意,是否可以一句话就推翻政治局的决定呢?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训是甚么?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将自己凌驾于政治局领导集体之上,邓小平对的决策被「反击」,江青错的东西得不到纠正。
邓小平垂廉听政,比江泽民现在抽离多了,甚少公开露面。但在这种江胡关系下,胡还说搞「党内民主」,岂不荒唐?
:明骂宋祖英暗批江泽民?
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披露着名歌星宋祖英在四川贫困县豪华演出的同时,还引述中纪委研究室资深专家李永忠,炮轰这场政治骚是「权为己所用、情为星所系、利为官所谋」,违背了胡锦涛关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李永忠说:「在革命老区强行摊派票款,集巨资请明星演唱,不仅是场华而不实的政治骚,不仅暴露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存在问题,而且说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宋祖英卷入四川穷乡腐败丑闻,被指在一个纪念红军活动的晚会上,独唱四首歌曲,就要收取高达四十二万元人民币的酬金,相当于当地农民年收入的二百一十倍。而当地政府为确保晚会演出成功,竟强迫辖区政府部门、学校买票,惹得民怨沸腾,有教师不甘被屈,大骂:「就算来的是仙女,我们哪有心思看下去啊!」
现年三十八岁的宋祖英,是解放军的着名歌手,深受一些中央领导的器重、欣赏,曾多次在江泽民等党政军领导人面前献唱。而被揭发以四十二万元歌酬邀请宋祖英献唱的万源市,位于四川省东部山区,是典型的贫困乡,市府年财政收入仅四千万元,且债台高筑,前年财政赤字高达一亿六千万元。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为了纪念红军万源保战胜利七十周年,万源市政府趁宋祖英到四川演出时的空档,决定八月七日晚举行万人纪念晚会,除了宋祖英外,还安排台湾歌星费翔等上台演出。据报,宋祖英在晚会独唱四首歌,歌酬高达四十二万元,有当地人士认为,高薪请歌手演出纪念先烈,有侮辱先烈之嫌:「红军烈士若是地下有知,还能安眠在自己洒满鲜血的这片土地上吗?」
而为确保晚会演出成功,市政府竟以政治任务为名,下达文件,强迫市内的各级单位、乡镇企业,甚至穷得当当响的学校,拿钱买票看演出,当中以无权无势的中小学校最苦。
许多学校即使无钱支付教师薪酬,也得买票看演出。有被拖欠薪金的老师骂道:「一张票,可以支付我们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让娃娃好好地上一年学!真不明白,政府欠我们几年的工资,还要摊派学校买票看演出。就算来的是仙女,我们哪有心思看下去啊!」
除了强迫学校买票外,市政府还扣起当地干部的薪酬,支付晚会的制作费。当地一名普通干部每月仅得四百多元工资,上月份有干部领取工资时,就发现自己微薄的薪酬被无端扣了七十八元,因此大骂「都是那场豪华演出害的」。
《苹果日报》分析说,中国歌星,甚至香港歌星在中国演唱时索取高价,已屡闻不鲜。《中国青年报》如此报道宋祖英的豪华演出,表面上炮轰的只是万源市地方党委、政府,但关注中国政情的读者,难免猜测其背后是否涉及中共高层的猛烈对轰。
分析指出,宋祖英是江泽民最欣赏的女歌星,《中国青年报》则是胡锦涛嫡系共青团的机关报,时机上适逢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地点又是中共元老精神寄托所在的革命根据地万源市,而胡锦涛藉以抗衡江泽民正是「两老」(老同志、老百姓)。在诸多背景下,这一新闻报道很难说不是高层权斗硝烟的扩散。 据《亚洲时报》引述相关报道,宋祖英以「高价」表演引起老红军和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而达州市委书记晏永和更加拒绝观看演出。
报道指出,在一九九○年的春节晚会,宋祖英以一曲《小背篓》而一举成名,当时为座上客的江泽民,也对宋祖英大为欣赏。宋祖英一九九一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舞团,现为中国国家一级演员。据称,不少有江泽民出现的场合,都会找来宋祖英演出,例如江泽民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席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一○周年大型音乐会」,宋祖英表演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
《亚洲时报》的报导说,翻查中国官方纪录,二○○三年三月十四日政协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的选举投票中,有政协委员将宋祖英的名字写入「政协常委」的名单,政协委员闻唱票哄笑。有不少人认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这是在调侃江泽民。
“双规”,江泽民时代的产物
林保华
最近,中国司法界,对名闻遐迩的“双规”提出非议。“双规”,就是“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据说这种手段“违法违宪”。
“双规”名声之响亮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但是却有更长的历史渊源。最早在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颁发的《行政监察条例》有一条就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行政监察法》,原有的《行政监察条例》被废止。《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在这里,“指定的时间、地点”替换了“规定的时间、地点”,“双指”代替了“双规”。但是被废除的“双规”却从此红了起来,而且变成了对犯罪嫌疑犯而不只是违反行政纪律者的“变相拘禁”,这是对中国“以法治国”的莫大讽刺。
虽然后来中共将这“国法”变成了“家规”,但是因为在党纪中仍然没有明确的条文而处在“妾身未明”的境地。然而只要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发明的所谓“隔离审查”,不需要司法机构,而是革委会或工宣队或军宣队都可以决定将任何被无限上纲的“嫌犯”进行“隔离审查”,也就是变相拘禁,然后进行逼供、诱供,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借以说明“群众专政”的英明伟大。当时这种做法的确令民众丧胆,因为不但逼供的手法千奇百怪,隔离的时间更是没有任何限期,所以有些人宁愿向公检法投案而不情愿被“群众专政”。如今这个“双规”同“隔离审查”的不同,只在于执行者改为“党”,群众专政改为“纪委专政”,虽然它在党纪国法中缺乏根据,但是因为对象是党官,人们出于对中共与贪官污吏的痛恨,也就不计较它是不是合理合法了。
然而既然有这种“家规”,而中共又是“党天下”,因此这种做法难免也会“扩散”到党外,也由于中共的反贪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手段,因此“双规”也会降落到无辜者身上;或者情节较轻的贪官身上。例如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不但被“双规”,被怀疑与他“勾结”的党外商人也被“双规”。
问题还在于,“双规”是“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但是被“双规”的人或公众既没有被告知是多长时间,而交代出来被判刑的罪名有时又同被关进去时的罪名不同。这就说明“双规”的无法无天。也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怪事,也有人因为受不了而自杀。
这个“双规”是江泽民时代的产物,也就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与罗干担任政法委书记的产物,因而在高层更多的被运用作党内斗争的工具,有理由相信,赵紫阳被软禁十五年了,它的法律或“家规”的根据就是后来订出的这个“双规”。而到现在,由中共内部自己提出对“双规”的责难,是不是胡锦涛、温家宝对江泽民的发难呢?这个发难会得到众多中共官员的支持,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江泽民与江绵恒父子“双规”以后,才废除“双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苹果日报:北京流失的千亿元国有土地
张华
中国房地产界近日闹得人心惶惶的「八三一大限」,其实就是中央明令没有办好合法手续而被「圈走」的土地,必须在八月三十一日前退还给国家。所谓没办理合法手续,其实是指那些没公开拍卖、以私人协议方式转让的土地,以及没交纳土地金的土地。这些都是官商勾结之下掠夺而来的,国有土地实际上已成为官僚们掠夺国有资产的捷径之一。究竟国有土地流失得多严重呢?北京市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
圈地问题早在九十年代初已在沿海地区愈演愈烈,近年扩及全国,只要有开发前景的土地,都会被后台硬、关系广的地产商圈走。由于土地转让的手续很不规范,全是暗箱操作,名义上协议转让,也就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与「买主」达成协议后,到国土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实质上是转售),但实际上土地转让给谁,全由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说了算。他们一张便条就可以把辖区内的土地,整片整片地以低廉价格,批给他们属意的企业或自己亲友开设的公司。这就是「圈地」,也就是大量国有土地流失的主要形式。
为了遏止这种趋势,中央在○二年五月下达文件,明令国有土地必须以公开拍卖方式转售。但土地既已成为肥缺,官僚们岂会善罢干休!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自有应付的办法。当时的北京市委在一个月后下达落实中央土地转让政策的文件就留有一手,暗设五个可以继续私让土地的口子。
结果,由于这是最后的免费午餐,北京市各级官员和地产商开始了疯狂的掠夺,从○二年七月到十一月的短短四个月内,北京市以私人协议方式转让的土地,竟超过一亿平方米,是九二年到○二年这十年的批地总和,足够北京市五年开发所用。现在,北京四环路以内的土地已几乎被圈空了。
以北京市区平均地价每平方米五千元计算,一亿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该令国库增加五千亿元的收入。但私让土地的地价比公开拍卖的便宜三成以上,换言之,私让土地令国家损失了一千五百亿元,而这笔钱都流入了官僚和地产商的口袋。巨大利益之下,天子脚下的京畿重地尚且如此,其他山高皇帝远的偏远省分,还会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吗?
国土资源部资料显示,九九年全国私让土地的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一百三十元,只及公开拍卖地价的八分一,每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约令国家损失九百元。从九二年至九九年,全国平均每年出售的国有土地约有四亿平方米,国家仅此每年就已损失三千六百亿元!过去十多年来,官商们从国有土地掠夺了多少钱,还不够怵目惊心吗?! (
刘宾雁:无须在疮口上涂脂抹粉
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美国人,都是在大学里担任教授的政治学家,合写了一本书,叫做《光棍.》,主题是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人口的男女比重失调的问题。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四岁以下儿童的男女性别比率超过了120:100,而这个年龄的正常性别比率应该是100:105,或者更低。他们认为,到了2020年,也就是十几年后,中国将有三千万男人找不到妻子。他们还认为,妇女的缺乏将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有钱人,在技能和受教育方面占有优势的男人,可以找到妻子,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人却结不成婚。这就在社会底层构成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也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为了提防“光棍乱国”,政府会考虑把这股祸水引向国外:鼓励青年男子向外移民,或者利用他们为本国政府或海外的军事冒险服务。
这部书在今年五月出版后,在英、美学界引起争论。主要分歧在于有些人认为作者关于人口里男女比例失调将引起的政治后果的观点,缺乏依据。中国学界也有了反应。人口史学家葛剑雄认为,中国人口中男女比例虽然不理想,但并不像外国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按照120:100这个数字,好像就会有20人找不到老婆,但实际上存在着不在同一个年龄层里选择对象的情况。比如双方相差七八岁,那就不存在该书作者所假设的问题了。这个说法有点可笑,因为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并不限于2000年。假定你找一个比你小八岁的女子结婚,有什么理由认为到2008年男女比例就变得合理了呢?选择对象虽然可以相差几岁,但仍然必须是女人,事实上中国人口男多女少并不是从2000年才开始的。
男人找不到老婆的现象,在中国恐怕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除了娶不起,还有一个养不起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缠足的关系,北方妇女历史传统是不下地劳动,一家妻子儿女只能由男人养活。因而才会发生东北农村里两个男人合养一个妻子的事。俗称“拉帮套”,就是把这两个男人共有一个妻子比喻为一起拉车的两匹马。东北是新开发的居住区,儒家影响很小。在关内传统观念强大的地区,这种事恐怕就不能准许。可以想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男人终身不娶者恐怕不在少数。
1949年解放后,这个问题是否就不复存在了呢?不然。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电影《老井》的原作者是郑义,导演是吴天明。吴天明亲自对我说过,当年他带领一批人到太行山区贫困村庄拍摄时,发现那里很多青壮年男子都结不成婚,因为女人都投奔富裕地区去了。事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呢?那个村里一些男人实在熬不住了,竟然不得不去和驴马之类的动物交配!那还是80年代初期的事,内地妇女纷纷奔往沿海城市打工和卖淫的浪潮尚未开始。那时候贫困地区的青年妇女无非是想找一个生活条件较为舒适的地区,而现在诱惑她们的已经是靠肉体可以发财致富的机会了。越是贫困、越是落后的地方,女人也就越是稀少。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现象,今天必定是格外严重了。
外国人出于善意,指出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人却出来说没有那么回事!这也不是新事了,但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已经有了一点不说话的自由,葛剑雄完全可以不干这种事。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华尔街日报:美国取消对华核技术转让限制
美国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核技术转让限制,为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核反应堆铺平了道路。这既解决了美中两国间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又开启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潜在中国核市场。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这正在发生。”他说,制裁、出口管制和绝大多数其他销售障碍都已被取消。
西屋电子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在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该公司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便可开始竞标,向中国提供核反应堆。该公司打算以22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口两个核反应堆。
能源紧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正积极发展核电事业。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公司已率先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过去10年,三国已各向中国出口了两个核反应堆。
更吊人胃口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4月份告诉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到2020年,中国将建造24-30个核电站,每个造价高达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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