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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 用照片为历史存真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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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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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红色新闻兵」李振盛 用照片为历史存真 (下)
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
事隔多年，李振盛回忆这个决定今後人生关键性的一步，记忆犹新。他笑说：「其实我就只记得这一本书名，再问就答不出来了。」没想到老师此时很满意地说：「够了，不用再说了。」
摄影系除了理论与专业考试，主要看考生是否画得好。招生老师让一众考生画素描，李振盛叁年的夜校绘画课没有白上，节骨眼上派上了用场，击败对手脱颖而出。
「电影学院设有五个系，包括导演系、表演系和美术系等，结果摄影系和编剧系都要录取我，我决定读摄影系。」
过了没多久，由於大跃进导致叁年大饥荒，新开办的电影制片厂纷纷关闭，上头决定让长春电影学院下马，摄影系学生转学新闻摄影专业。学生们对不能从事电影摄影十分不满。恰恰这时，当时的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工作。作为班长的李振盛等人决定，包括他在内的叁个同学去同陈局长谈话。院方发现後劝阻，另外两名同学比他年龄大得多，其中一人当过医生，另一人曾经是教师，都经历了1957 年的反右运动，知道会惹麻烦，最後没有出现。李振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照样去见。
陈荒煤相当开明，听取了李振盛反映的意见，回到北京後，告诉新华社，他们这些学生电影摄影的专业训练很扎实，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新华社从中挑选了五个人，李振盛本来是其中之一，但院长不让他去，因为他「不听党的话」，越过学校领导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在搞「非组织活动」。
被选上的五个人，後来被送去外语学院念英语，培养新华社驻外记者。李振盛的替换者，後来成为新华社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记者。「我失去了一生唯一一次机会。」李振盛提起这段往事似乎不无遗憾。
不过，世事往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初李振盛如愿去了新华社，可能就不会有後来这数万张文革照片留存於世了。或者正是「天降大任於斯人」，李振盛才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燕雀安知鸿鹄志
为了那次的「不听党的话」，李振盛付出不少代价，经历种种一言难尽的磨折。1963 年 8 月，李振盛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了一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燕雀安知鸿鹄志。他相信通过个人奋斗，一定会走向成功。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李振盛无法理解为何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毁坏那麽多珍贵的文物，为什麽要将所有的佛像砸碎，烧毁经书。批斗极乐寺和尚是他最难忘的事件之一。红卫兵强迫和尚们扯起自辱门楣的横幅，上面写着：「什麽佛经，尽放狗屁。」
李振盛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位摄影记者在场，包括一位资深摄影记者，「为了要拍和尚低头认罪的照片，他想让和尚放下横幅，甚至动手将横幅从他们手中打掉。但我让和尚扯起横幅来拍照。因为我学过电影，知道拍摄人物没有什麽能比脸部表情更具表现力，因此，我让和尚抬起头，而且看着前方。」 30 多年後的今天，这幅甚具人物张力的照片，成为控诉那个荒谬时代的有力证据，「有图为证」。
在李振盛拍摄的数以万计的照片中，几乎每幅照片的背後，都有一个故事。如他在 1975 年 7 月 23 日拍摄的一张五万农民在山坡上观看中央芭蕾舞团下乡演出《白毛女》样板戏的照片，触怒毛泽东夫人江青险些招致灭顶之灾，为了拍摄人山人海的观众场面，在女主角喜儿与男主角大春会面的高潮时刻，李振盛突然从侧幕冲到舞台中央，抢拍到这个「决定性瞬间」。由於舞台上突然多了「另一个角色」，而这出戏是由「革命文艺旗手」江青指导排演的，芭蕾舞团团长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电话向在北京的江青直接汇报演出情况。舞台总监对李振盛的「大胆妄为」非常愤怒，江青接报十分不高兴，说李振盛在台上的出现是「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行为，指示团长转告省委，必须对这个摄影记者「双开」 (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
李振盛说，江青以为党报的记者必然都是党员，其实他不是。虽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革命烈士」，父亲是共产党员，他算得上出身「革命家庭」，但被党组织认为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所以一直不让他入党。
本来，李振盛那次触怒江青，一般「不会有好下场」，幸亏他的好友王双印是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时任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正代表省委接待中央芭蕾舞团，暗中压下江青的指示，帮助他逃过一劫。也正应了他出生时算命所言，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化险为夷。
＊抢拍「决定性瞬间」
李振盛另一幅「经典作品」，拍的是时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批斗的场景。李振盛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大汉将任仲夷揪到台上，观众高呼：「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
「他们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一把木制摺叠椅，这种椅子很难站稳，如果没有站在中间，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後站则会使椅子摺迭起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因此，必须小心翼翼。」
红卫兵们先给任仲夷挂上牌子，又拿来一米长、上书「黑帮分子任仲夷」的高帽子要给他戴上，但帽口太小了，一名红卫兵使劲往他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这时，另一名红卫兵想出一个点子，在高帽子的後面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背到後面，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或许觉得任仲夷涂抹的程度不够，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任仲夷的脸、眼睛和鼻孔使劲往上一抖，墨汁顺着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一支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还不够过瘾，乾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任仲夷後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墨痕。
「我当时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摄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墨。」李振盛说。
李振盛第一次看到红卫兵真正打人，是在 1966 年 8 月。「当时，他们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後，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於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书记夥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後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 年 9 月 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他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 90 度弯腰低头，然後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模样很像毛泽东。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麽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李振盛在红卫兵动手前，抢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拍了几张照片，画面背景是挂在台上的毛泽东画像，正好将两人发型作一个对照。接着他用一组照片记录了剃「鬼头」的全过程。
给李范五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站到椅子上，李振盛又拍了一张背景是毛泽东画像的对比照片。由於被指控乱伦，李范五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约被批斗两千多场。他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李振盛还拍到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照片。1966 年 9 月底，李振盛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联」，以及毛主席泽东第五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10 月 17 日夜晚，喇叭广播宣布毛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大家激动得几乎整夜没睡，通宵庆祝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李振盛也十分激动地去拍照，只睡了一、两小时。
「当我在镜头中看到毛泽东的吉普车经过时，全体红卫兵激动得热泪盈眶地在道路两旁欢呼，但我没有看到所谓伟大领袖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毛泽东既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直视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双手作鼓掌状。他乘坐的吉普车也开得非常快，机会稍纵即逝，我抓紧时间按下快门，只拍到一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我第二次亲眼看到毛泽东时，他已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1968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李振盛拍摄了一组枪毙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其中两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他们的罪状是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名为《向北方》的小报，被当局指为「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将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振盛记得其中一人叫巫炳源，当他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到死都没有再睁开眼。
李振盛见证了八个死刑犯的行刑经过：他们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後，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然後在离黄山火葬场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迫跪下，然後从脑後被开枪打死。
报纸上根本不会发表刑场处决的照片，报社领导也不准记者去拍摄这类照片，更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於当时他的「莱卡 M3 」相机上只有 35 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看到脑浆四溅的惨象。
在後来整整半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住在单身宿舍半夜起来去公用厕所时，总是闭着眼睛在昏暗的走廊里摸索着往前走，试图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每当我在报社食堂见到原先很愿吃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时，总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紫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当他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体的照片时，他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帮助你们，我制作这些照片是要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直到现在，当我为出版《红色新闻兵》这本画册而在纽约放大这些照片时，我仍然这麽默默地对他们说。」他用这种方式排解看到这些血腥画面的恐惧感。
李振盛通常自己动手冲印照片。在当局下达命令上缴「负面」照片後，他将那些在「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如批斗和处决的底片，放在小袋子里，再藏到他在办公室抽屉中一个自己设计的暗藏隔层内。
文革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大浩劫。1968 年秋，身为报社掌权派的李振盛被一夥在报社支左的「革命小将」点名攻击。10 月 1 日国庆节後，对他的斗争升级，报社楼道里贴满矛头对准他的大字报：「打倒李振盛！粉碎地下黑司令部！」幸运的是，他已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结婚初期，他与妻子分别住在单身宿舍里，约半年後，终於找到一个 12 平方米的房间。他在家中书桌底下的木板地上，锯了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再将锯下的木地板块重新放回去，然後系上一根小绳，以便能打开。当时还没有塑胶布，他只好用油布将底片包好藏在地板下，这些底片在他被抄家时躲过一劫。
1968 年 10 月 30 日，他的儿子出生。为了表示绝不被攻击他的「政治寒流」压垮，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是「笑寒」。
＊初恋女友忍痛 为爱分手
李振盛的爱情也像他的奋斗之路一样曲折。他的初恋女友孙培奎原为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叁年困难大饥荒时期，常常在不被同学注意时往他手里塞粮票，对他说得上有救命之恩。文革期间，孙培奎的母亲被指为地主家庭出身，遭受折磨後自杀身亡。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连死的权利也没有，自杀被视为「自绝於人民，自绝於党」的行为。
一夜之间，原为重点培养对象的「模范教师」孙培奎的生活改变了。为了不连累她深爱的男友，她从任教的吉林省四平市来到黑龙江的哈尔滨见李振盛，说为了李振盛的前途而不能跟他结婚。她注意到同一报社的女编辑祖莹侠，既聪明又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李振盛发起创建的「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之一，还是党员。孙培奎到报社时住在女宿舍□与祖莹侠认识，她劝说他应当选择跟祖莹侠结婚。
李振盛恳切地对她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响我当记者的话，我就不干记者了，让我们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但孙培奎认为这不可行，最後不辞而别，只在他的房间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李振盛发现後，追到火车站，遍寻不获，便搭下一班火车赶到吉林四平找孙培奎，希望她改变主意。两个月後，她寄来一封信，内有她的结婚照片，对象是她在大连老家的邻居，早在她上电影学院之前就追求她，她决定嫁给他，是为了让李振盛死心。她在信中说：「我只是嫁给了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我所爱的人。」
半年後，1968 年 1 月 6 日，李振盛和祖莹侠结婚。那是个典型的「革命婚礼」。编辑部几位同事用恶作剧的黑色幽默方式，在新郎新娘的脖子上挂了两个牌子，上书「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
他和祖莹侠结婚十个月後，祖莹侠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农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由於他的中医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他满身大汗，然後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件背心和短裤，将他推到室外去挨冻，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第二天，不堪受辱的他便在隔离室上吊自杀了。」
祖莹侠得知父亲自杀後，大哭一场，但她没有时间也不能悲伤。第二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去向进驻报社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报告，表示「自己父亲背叛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即使如此，如同孙培奎一样，祖莹侠自此也被归入「政治不可靠」之列，被迫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曾被认为是报社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女编辑之一，但在她父亲自杀後，再也不允许她在编辑部工作。
李振盛最难忘的是，1968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 75 岁生日那一天。当天晚上，在报社支左的一夥学生造反派专门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他被押到台上，被迫低头，在 300 多名报社职工面前共批斗六个多小时，他们批判李振盛这一派「反对省革委会，反对在报社支左的解放军与红卫兵」，企图要「主宰」报社，建立「独立王国」，还指控李振盛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1969 年 9 月 6 日，李振盛夫妇与其他 26 人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即使在那林海雪原、前途茫茫的情况下，他仍相信将来还会做摄影这一行，所以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而不少人在砍柴时失去了手指。一次，他看到一个人操作电锯时被一块飞出的木头击中头部，当场死亡，由於此人在 1957 年曾被划过右派，他的□体被草草地埋葬。
1972 年 2 月 6 日，李振盛的女儿出世了，取名为「笑冰」，「期望她能具有笑傲冰霜的坚强性格」。经历了难以想像的痛苦，终於熬到「红色革命风暴」结束，生活又恢复了原来轨道。
现在已退休在长春孀居的孙培奎与李振盛夫妇成了好朋友，两家的儿女们之间也都很熟识。一向风趣幽默的李振盛有时跟女儿笑冰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你孙阿姨主动劝说我跟你妈妈结婚，可能就没有你的存在了。」
＊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四人帮」倒台後，李振盛调往北京工作，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 15 年。1996 年 10 月，应邀赴美国哈佛、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演讲，随即以杰出人才身分移民美国，目前他一家四口人定居纽约。近年他以写作为业馀爱好，并很快掌握使用电脑，「回顾往事烟云，用键盘敲击出所感所悟的千言万语」，文章屡屡见於海内外报刊上，书也出了一本又一本，「内心不禁洋溢着馀热发光的充实感」。
总结他 64 年的风雨人生，「有幸」亲历文革这样一段波澜起伏的大时代，见证政治风云变迁，这是很难得的人生阅历。李振盛谦逊地说：「漫漫人生路，我虽无甚建树，却也跟随着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甘苦，风一程、雨一程地走过来了。」一直以来，有一个无声之音总在他身耳边萦绕，呼唤并引领他在风雨中前行。「这个呼声就是：百姓的经历，黎民的故事，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他说，在历史长河中，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在这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全力以赴追求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到头来，成功的辉煌与喜悦，失败的无奈与苦涩，统统伴随着人生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惟有那些纪录历史足迹的碎片会留存人间。」
(原载2004年8月29日世界周刊，本文略有增删)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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