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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旧作：从伪善到真恶──“犬儒”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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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旧作：从伪善到真恶──“犬儒”篇之一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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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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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旧作：从伪善到真恶──“犬儒”篇之一 (624 reads)      时间: 2004-8-16 周一, 上午3:48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伪善到真恶

──“犬儒”篇之一


芦笛


中文网上出过两大世纪昏话，其一是老马的“强奸作爱”论，其二是由胡平先生首倡、由樊弓教授阐发并誓死捍卫的“伪善亦善”论。区区不才，不幸生于这种愚昧国度，不但恭逢了这两大昏话的辉煌出台，而且力驳“不倒”，不但是我个人的悲哀，也完全可以说全民族的悲哀。的确，再也想不出有什么胡言乱语能比这更集中、更浓缩、更具有代表性地体现出敝民族缺乏起码的思维能力了。最令人悲哀的是，当反对者者指出其荒谬之处时，提倡者还死不认错，拥护者还百口喧阗，声势浩大，噪音排空，活脱脱一幅“愚民现丑图”，与５８年群众敲锣打鼓、抬着比大象还大的猪的模型到区政府门口报喜前后辉映。

强奸作爱论我就不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隔壁众议院或我本人的文集中看旧帖。此文要说的乃是“伪善亦善”论。我虽然没看过胡主席的大作，但从樊教授的只言片语中，也能猜想出胡先生那伟大理论的灵感起源，那就是文明与野蛮的鲜明对比在初出国者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国人出国的第一感觉，就是西方人特别有礼貌和善，而中国人特别粗野凶恶。等到呆久了，就发现鬼子其实也不是菩萨心肠，只不过是特别礼貌而已。哪怕是解雇你也能笑咪咪的，还要假惺惺地关心你一番。这种事遇多了，难免就会让人产生“鬼子伪善”的感觉。但哪怕就是这样，人们还是觉得那还是比国内那种乌眼鸡式的人际关系让人心里舒坦些。在那些没受过严格思维训练的人心中，当然就容易产生“伪善也是善，伪善尤强过真恶”的错觉。

这里只想重复以前在《试接樊弓先生六招》中说过的话：

“西方的礼貌待人的社会风气，是基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和尊
重。先生将此当成了虚伪，是极为难得的概念混乱。先生喜欢西方，是因为
这儿处处顾及你做人的尊严，而不是用谎言来欺骗、愚弄、利用、压迫、剥
削你。明明让你当臭苦力还要说是‘领导阶级’，明明是农奴还要捧你是
‘同盟军’。”

中国“知识分子”们居然会犯这种概念错误，实在是让人骇然。其实，要明白这一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智力。伪善的目的，无非是欺骗愚弄对方，诱使对方受骗上当，在本质上是一种欺诈行为。莫非鬼子老板在解雇你时陪笑脸，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能从你这被炒的鱿鱼那儿骗去什么呢？

可怜一般国人从生下来就没让人当人尊重过，从来不知道平等待人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记得我当年为出国的事找到校长家里去。那狗东西居然就有本事大剌剌地坐在沙发上，从头到尾就让我站在那儿讲话！可怜我一路血战上来，从农村挣扎进工厂，从工厂挣扎进大学，但不管我是“同盟军”、是“领导阶级”、是大学教师，有事找领导从来都只有站着讲话的份，居高临下地俯视那张肚子脸（注：沉到最低限度如猪胃的面容）。直到出了国才发现，原来我区区一个博士生，也照样能管教授叫名字，平起平坐地和他坐在酒吧中胡聊海吹，不高兴时还可以发一通脾气。这才觉得“此心安处是吾乡”，总算没白披张人皮一场。不料有的人习惯了被人虐待，等到人家把他当人尊重时，他反倒浑身不自在起来，说那是虚伪、是伪善！

其实要说虚伪，这世上，最不虚伪的恐怕就是老美，最虚伪的大概是大陆人。凡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和鬼子打交道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人家什么都摆在明处，什么都是讲明了的，决不会来东方伪君子那一套，只讲“义”不讲“利”。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谁都公开把“利益”放在头一条。人与人间的利益交界非常明显，那条界线谁都看得见，谁不会轻易去“而今迈步从头越”。你要请朋友办什么事，行不行人家立刻就当面告诉你。人家希望你干什么也讲得明明白白，你觉得做不到立刻就可以回绝，对方也不会因此就恨你一辈子。根本不会像在国内那样，什么都云山雾罩、含糊不清，全得由你仗一点机灵在雷区瞎摸，从各种含糊的暗示中去苦苦揣摩对方的真正意图。倘若不幸把口是心非当成了口是心也是，大祸也就闯下了。

本坛网友都是海外荞糕。大概没谁能否认我上面说的事实吧。一言以蔽之，毛共统治下的道德是伪道德，毛共中国是世上第一伪君子之邦。如今这沉闷反常的局面总算冲破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文明的大量拥入，造成了旧有伪道德的彻底沦丧。整个国家正在处于“从伪善到真恶”的历史性转变之中。这转变吓坏了那些沉溺于伪善不能自拔、把伪善看成是真善的道学家们，于是纷纷鼓噪，谴责起浊浪排空的“犬儒主义”来。

这“犬儒主义”说起来太文绉绉，一般人恐怕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之所以用这个词，是伪知识分子们用来impress people的廉价手段。大夥儿可别让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伪理论家吓坏了。其实他们想说的，不过是中国现在处于“礼崩乐坏”、道德彻底沦丧的意识形态危机之中。而“犬儒主义”其实说的是自私自利、追求物质享受、奉行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等“不道德行为”。

道学家有这种反应不足奇。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有所谓“清流”与“浊流”之分。现在那些谴责犬儒主义的同志，秉承的就是“清流”们的衣钵。但凡在国学中浸淫过的人都难免那股噎酸酸的“清”味，连老芦这邪魔老怪都免不了。这网上大概只有老马那真小人没那股气味。唯其如此，当初我在《说东道西》初逢国内小“犬”们时才吓得亡魂都冒了，首先提出了“道德救国”的说道来。以后又计划写《丧德之邦》，终因没将这问题彻底理清而作罢。在这过程中，我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当初视为洪水猛兽者，如今不但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憎可怕，反倒还有三分可喜可亲。这在某些民主斗士看来，当然这是我迅速堕落的生动表现了。

促使我堕落的有两位关键同志。第一位是现已销声匿迹的邑水寒。当初他和我争辩，说了句话让我思量到如今：“现实主义优于理想主义”。第二位则是原“贼”现“奸”的出尘西贝公子。此人初来奸坛时是成心来捣乱的，取了个故意恶心人的笔名“薄幸郎”。那时他爱国感情高涨，天天和坛里们的汉奸吵架。有一次汉奸们慨叹中国面临法西斯化的危险，他耻笑道：这些人出国太久了，根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国情，谁会去打仗？顶多捐点钱。我看见那话时笑得死去活来，当下就喜欢上了这实话实说的小伙子。因为他那话的触发，我想了许多，思索结果写在《现实主义ＶＳ理想主义》的旧作中。在其中我说：

<<中国似乎是个专出理想主义者的国度。马脸老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类似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等格言，一直被有良心的儒生们奉为宗
教信念而身体力行，这宗教到后来便越演越烈。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
可以看成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奋斗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志
士前仆后继，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干出一桩又一桩
的蠢事错事来：推翻帝制、“逼蒋抗日”、“反饥饿、反内战”、“打
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时代不过是这持续近一个世纪的
理想主义运动的顶峰而已。哪怕在高潮过去后，还来了个八九余波。学
生们好好的书不念，要用绝食去“拍拍人民的良心”、“晴朗共和国的
天空”，险些葬送了改革大业。

按林思云先生的说法，以内心的纯洁度而论，当年日本少壮军人的精神
境界要远高于抵抗他们的中国军人们（大意，以原文为准）。他忘记说
的是，历史不问动机，历史只讲后果。那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几乎
把大和民族全部送上了西天。根据同样的道理，毛时代大概也是中国人
民内心最纯洁的时期，不幸那却是中国人民最糟罪的时代。这就是“志
士祸国”的“辩证法”。

的确，从辛亥到八九，中国人造下这么多孽，总不能全赖在一小撮口是
心非的伪君子、野心家们头上吧？革命要成功，没有无数志士的流血牺
牲又怎么可能？革命成功就是新理想战胜旧观念，就是理想主义者战胜
思想陈旧的反革命，我想这大概是没谁能否认的事实。然而理想主义给
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公平地说，除了把全国浸泡在血海里，它好像也确
实救了国，让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只不过这“救国”是以“害民”
为代价的。连次敬爱的林立果殿下手下那班毛头小伙，都能总结“国富
民穷”的四字经来，而现代理想主义者元先生那篇文章更是把这点说得
清清楚楚：只要中国能做超级大国，便死了一亿人也没什么。

所以，看来这理想主义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货。极而言之，如果晚清的中
国知识分子们都像出尘公子那样成熟：谁要去革命请便，本人恕不奉陪，
顶多捐点钱，后来不就没有那么多孽障了么？往事姑且不论，现在又何
尝不如此？倘若今天的小青年个个出尘绝俗，元昊先生代表的新纳粹主
义就绝不会在中国社会中变成主流，而中国卷入核大战、亡国灭种的概
率也就大大减小了，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幸事？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中国到底是需要元先生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是需要出尘公子那
样的现实主义者？零比负数大，这乃是常识。>>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常识（＝１８岁前积累的偏见）。缺乏这种常识的结果，是他们竟然看不到，中国目前全社会道德沦丧是事实，但原来的道德其实是伪道德，伪善尤恶过真恶，不但不是真善那种正数，而且是比真恶的负数绝对值还要大的负数。伪道德垮掉了，变成了真恶，虽然仍然是负数，但增量其实是个正数。因此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

犬儒主义的出现居然会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这说法大概要让清流们跳到天上去吧。这也毫不足奇。中国人的愚昧，在清流身上的表现似乎要比拙流们强烈得多。例如“伪善也是善”的真理，就绝对只会是“拜善教徒”的伟大发现：因为把“善恶”分野看得那么绝对、“善”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无比肤浅混乱却又至高无上，他们才会连假冒为善都会当成宝贝珍重，郑而重之地歌颂之，于是当伪善如雷峰塔一般垮下来时，当然他们要惶惶然惊呼世界末日已到。

前段高寒先生贴出《立即行动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效法袁世凯称帝》（说明，凭记忆引用标题，以原题为准）的庄严号召，变相吹捧江是当代袁世凯。我那时决定离开奸坛转移到国内去，行前有人劝我不要再和高先生过不去，于是我便给他留了个跟帖，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几句，其中就说到这袁皇上的事。记得我说，先生既然来到西方，恐怕思路还得改改，不能再像在国内那么僵化。例如这袁世凯就不是什么类似“绝对零度”那样的“绝对坏人”，云云。

不料高先生立即跳了起来，和我大吵一通，大概是为了证明他对袁看法的正确，特地把袁称帝的历史照片贴了出来。我一看便哭笑不得：袁关起门来称了几天帝，这便成了“绝对坏人”，可老毛呢？人家不但没称过帝，而且后来连政府职务都没担任。邓小平更绝，最后完全“退休”了，什么职务都没有。如果要根据高先生的思想方法，毛岂不是要成“相对好人”而邓是“绝对好人”？当然要这么说我也没意见，不过实在不知道欧洲那些国王是算好人还是坏人，那些国家到底还算不算民主国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看问题的方式：只看标签，绝对不管内容如何。既然要讲“民主”，则皇帝当然是万恶之恶，“绝对零度”，没有比他再坏的。江泽民没有帝号，所以用袁来比他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孙中山据说是要搞民主，所以当然是绝对英雄。大多数中国人似乎都采用了这种光看包装的“审查”事物的方法，怪不得韩非子要写出那个“买椟还珠”的寓言来。

后来因为思云和老马的《策马入林》的谈袁文，我到网上去搜索了一番，发现没一篇文章不是骂老袁的，于是废然长叹，悟出了为何中国在近现代一直在倒退：这百多年来，咱们干的其实一直是“政治整容手术”，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干的尽是换包装盒的事。

因为帝制的包装太难看，咱们就把它换成“民国”。“民国”听起来还是不如“人民共和国”好听，咱们就乾脆再换一次盒子。每换一次，盒子里的内容都要变坏几个数量级，如果说清室装的是比不上洋银子的铜板，民国装的就是冥币，而人民共和国装的则完全是shit。但无论在人民眼中，在历史家笔下，在各派政治家口中，每换一次盒子，每作一次“政治整容手术”，都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不管咋说，辛亥革命好歹推翻了皇帝，所以哪怕它从此打开了潘朵拉魔盒，把中国人民沉进血海几达半世纪，那也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中共革命当然就更不必说了，人民不是当家作主了么？

这就是“伪善也是善”的伟大真理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全时程应用：帝制就是真恶，民主就是善，伪善也是善，伪民主也是民主，所以伪民主尤强过真帝制。

好在哪怕是中国人也会缓慢进步。如今风靡神州的“犬儒主义”，说穿了，其实是大众终于在潜意识中察觉自己上了包装的当，“包装盒偏执狂”普遍归于淡漠的表现。在吃足了苦头后，他们终于领悟：盒子都是骗人的，这世上根本没有“善”这档子事，只有傻子才会相信那玩意。与其去对那虚幻的盒子苦苦相思发神经病，还不如趁早撬开盒子，看看里面的东西值不值得偷回家去。

在我看来，这就是清流们为之痛心疾首的“犬儒主义”的实质：人民吃够了百年伪善的苦头，发现比起那祸国殃民、误人误己的伪道德、伪理想来，真恶还更实惠些。大体说来，他们的发现并不错，错的是那些清流道学家。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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