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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宋教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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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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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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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是谁杀了宋教仁？（八）
芦笛
八、北京政府和其他嫌疑人的说词
四年多前，老芦下海，推出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那是赵奸无眠在《多维观点》上推出的《如果日本战胜中国》的大作后引出来的。在其中我驳斥老赵，指出日本人并无全盘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七七事变更像是个偶发事件，并非日本人深谋远虑地蓄意挑衅，更可能的是中共特工的杰作，因为抗战爆发，唯一的受益者就是日夜担忧两面受敌的苏联和濒于灭亡的中共。
那文章贴出后，《新语丝》便登出了老赵写给方舟子的信，其中说：“有人竟然引用日本右派言论来驳斥我，但我看他的中文很好，不像日本人”，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对我那文章的间接回复，于是我便写了篇文字，告诉老赵，那完全是我自己独立思考作出来的结论，本人至今无缘见到日本右派观点。如果恰与人家偶合，则我也毫无办法。
该文在《大家论坛》贴出后，老赵应声贴出日本右派观点集萃，还把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卖国的《十一条》也贴了出来。我一看铁证如山：那些话确实和拙文的基本立论一致，这“日本右派”的帽子是怎么也跑不脱的了，于是再度上贴，保证自己不但不是日本人，亲属中无一人到过日本，而且不懂日文。本人的思考依据，完全是国内的出版物包括《毛选》在内，以及出国后看的一点英文历史书。此文贴出后，老赵总算相信了，但还要说什么“暗合如此之多，不能不令人怀疑”，云云。
类似的事，竟然又发生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写此文是先根据能找到的起码史料，理出头绪，得出了大致结论，就边写边收集材料，用胡适的话来说，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因此，当网友然然女士提出北洋政府有自己的说词，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跟他们差不多之时，我还根本不知道北洋政府能有什么样的说词。直到然然告诉我那是在丁中江着《北洋军阀史话》中看来的时，我才赶快去找那书来看，一看大吃一惊：我通过独立思考作出的结论，竟然基本上和他们的自辩不谋而合！
那《“毁宋酬勋”考》也是如此。我根据蔡东藩《民国演义》中提供的比较完整的函电，推出那“宋辈有无觅处”其实是手书“宋案”的误读，而“毁宋”并非“杀宋”，乃是毁灭宋的名声之意。过后我才发现，原来洪述祖也是这么自辩的。他逃到青岛租界后，虽经政府出面交涉，租界当局拒不引渡。５月３日，洪从青岛通电否认辨解，说赵秉钧、袁世凯均与此案无关，还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恰与本人在案发九十年后独立思索所得结论相符。
更有趣的是，昨天我才看到，原来赵秉钧早就在通电自辩中痛驳过“酬勋”的鬼话了，那理由跟我使用的如出一辙：
“各证物中，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者莫过于３月１３日洪致应电‘毁宋
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
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
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有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由此
可见，一切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
这反驳极为有力，其实也是成人应有的常识，然而令人咋舌的是，不但国民党孙黄辈对此有力反驳毫无答辩，仍然咬死袁赵为暗杀主谋，大陆史学界也主云亦云，跟着鹦鹉学舌，但见一片趋炎附势，无丝毫学术道德与思维能力可言，端的是有辱斯文！
值得注意的是老赵并非一切都予以否认，他承认：
“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确有其事，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电报告，直电国务院。
各密码电本，均由专人负责，应密电本，即分属洪述祖。”
但他却否认了他将应的密电交给洪，要洪转交袁一事：
“２月４日洪致应函所谓‘冬电到赵，即交兄手，面呈总统’，其‘面呈总统’
一节，尤为虚构。各部员司谒见总统，向有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
来宾均先登记。本人既未领洪谒见，门簿也未见登记，其为不根之谈，显而易
见。至于２月２日应经程经世转致的冬电，本总理实未曾见。”
这在我看来就是撒谎抵赖了。如果洪撒谎，赵丝毫不知洪与应在进行针对国民党人的阴谋活动，那就无法解释他在乍闻宋被刺时的震惊失态。而且，此前应的电报都是发给赵的，在此期间，应和洪只有信件来往，但等到洪自称赵把密码本转给了他、让他以后一手经营与应的联系之后，应便停止向赵发电，而洪和应的通讯便变成函电均有，更何况应的“冬电”本来是发给赵的，洪却知道得清清楚楚，说明洪说的基本是事实，而赵在此撒了谎。
因此，真实情况看来还是：赵原来让应搜集对付国民党人的情报，但等到应在“冬电”中说他弄到了宋教仁在日本的刑事犯罪证据时，赵因为宋是他的好友，不便卷入，便让洪去把那电报交给总统，他自己从此置身事外，“纯令”洪“一手经理”。
不过赵说的总统府门禁森严，洪的地位低下，极不容易见到老袁一节，倒也在情理之中。我也曾提醒过那些革命家们注意这个事实，告诉他们老袁不是他们想像的无业游民，可以一门心思地去琢磨怎么雇佣流氓暗算人。
其实赵的自辩是否属实是不难查清的事：查一下总统府的登记簿就能知道了。奇怪的是，不但国民党人未提出这种要求，就连新闻界也没有哪个记者想起这点来，或许那时的传媒界还很原始吧？
后来国务院还发了个声明，基本与本人的独立猜测不谋而合，只是我想不出那些细节而已：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
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
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
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
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
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
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
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
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
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
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
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
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象，必不可得。渠在监内
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
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
下耳目也。”
这里说的到底是真相还是谎言，当然无法贸然断定。可以肯定的是：
第一，这是对方的自辩，凡是稍微有点文明常识的现代人，如果想坚持旧说，必须先把人家这段话驳倒。不管你是革命家还是反动派，在法律和史学面前一律平等。国务院对陈、黄的指控，与孙黄辈对袁赵的指控具有同样份量，决不能在感情上厚此薄彼作左右袒。
第二，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国务院的指控和孙黄的指控无本质差别──两者都没有证据支持。但从纯思辩的角度看，两者却有可信度的区别：前者言之成理，不但在逻辑上无懈可击，而且可以圆满解释破案的迅速，以及武士英暴死在上海监狱中的怪事──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此事须赖不到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政府头上去；而后者违反逻辑和常理之处比比皆是，堪称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只有因为感情偏爱而丧失了客观立场的同志才会看不出这点来。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警察总监王治馨披露的内情。他说：
“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
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
止如此。钝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钝初究竟何人加害，
洪曰：‘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有不豫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由此可见，袁虽然对有人捣乱深感头痛，却并不以洪建议的“剪除二三子”的献策为然，知道那会从“一面捣乱”恶化为“两面捣乱”，事后并对洪自作主张杀人很不高兴。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３月３０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在湖广会馆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赵托王治馨前往解释。王说：
“赵、宋因政党内阁问题，颇有密切关系。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
证据，牵涉内务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
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赵与袁面议，彼此始坦然无疑。惟
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
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
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
此话与我的独立思索结论完全一致，能充份解释赵闻宋死讯后的反常举止。对此我已经在本文第三节中论证过了：赵知道袁利用洪、应对宋搞阴谋活动，但因自己是宋的朋友而未曾与闻，事后闻讯，第一反应便是老袁下了手，害得自己成了嫌疑犯，所以才有那些自行抓屎糊脸的失态失言。
正因为王说出了真情，袁才在见报登出他的演说来后勃然大怒：“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后来王以贪赃罪被枪决，所贪污的也不过是区区５００元而已，可见老袁确实是以细故擅诛大员。这倒不是什么杀人灭口，无非是报复而已，干这种事倒很符合他宦途出身的背景和传统帝王心态，与暗杀完全不同。如果不是王恰好道出真情，他也不会这么气急败坏──毕竟，在反对党背后商量如何有效对付之，乃是见不得人的事，有损他公正无私的明君形像。
不过，此话更能证明袁不是传统神话中描述的那么蠢，知道对付反对党并不是杀去一二人就能解决问题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国务院声明和王治馨的说词比起国民党的指控来更可信些，只是我不认为黄兴卷入了此事，而是认为陈其美是在得到孙的默许后主动进行的。
当然，我已经说过了，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假说。它和经典假说的区别只在于：第一，经典假说的拥护者们不承认那不过是假说，却把它当作了千真万确的史实；第二，从逻辑和常理的角度来看，芦氏假说远比经典假说更有说服力，破绽更少；第三，芦氏假说是在我看到北京政府自辩词之前，通过独立思考作出来的。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和洪述祖之类的嫌疑人当然也不可能预知９０年后芦某的思索过程。因此，芦氏假说的导出符合“双盲法”原理，而两者之间竟有若干吻合之处，说明北京政府的自辩接近真相的可能性更大。
可以肯定的是，孙黄等人在宋案发生后，表现比北京政府恶劣百倍，根本就没有尊重法律的起码概念。所谓“二次革命”根本就没有任何道义上法律上的理由，完全是蓄意以宋案为借口发动的武装叛乱，应该彻底否定。
九、结语：历史研究决不能作政治的婢女
在写作此文过程中，我反复地想起斯大林的名言：“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而胜利者是用不着道歉的”，深感在近现代中国，所谓史学研究已经彻底地沦为权势者的婢女，毫无独立性可言。
其实宋案不过发生在９０年前，其时传媒已经相当先进。远古不必说，就是比起近古，其资讯也丰富到不可同年而语，按说根本没有什么洞幽发微的困难。
何况当时社会非常开放，执政之透明，远非中共鬼鬼祟祟躲在大墙之后的黑箱操作可比。区区上海地方审判厅竟敢向国务院总理发传票，而总理大人居然也就只能装病逃避，还不得不向媒体发表谈话，甚至通电自辩，表示自己如果真的有罪，一定会投案，云云。堂堂国务院也居然会为此特地发表声明，向全国人民解释案情，并声明自己不懂法律，不知道是否将案子转到湖北审理是否符合法律，等等。现代人看见这些话语，真不敢相信中国还会有这种通情达理、温和善良的统治者。如今咱们有的只是坦克和装甲车屠杀和平示威者。政府违法乱纪胡乱抓人不说，还要有人主张“不认罪服法就是错的”！
仅此一端，就不难看出社会倒退了多远，而那个刚从为思云君嘲笑的“留辫子、抽大烟的满清”中脱胎出来的社会，比起现在来又有多先进。全靠过往一个世纪的不断革命，中国人民才丧失自由到了今天这种可怕的程度，而统治者的权威也才高到了根本不容人民质疑、遑论挑战的史无前例的地步。而我们的同志还嫌这以剥夺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唯一客观效果的革命搞的不够多！
最可怕的，还是革命制造出来的极权政体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和对知识分子思维能力的无情阉割，也就是至今还有网人鼓吹的“历史研究宜粗不宜细”、“历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
如上所述，宋案不过发生在９０年前，按理说真相并不难查明──起码当时的报纸和审讯档案还可以查到，但要弄清其真相却简直比埃及考古还艰难。何也？“为尊者讳”的优良传统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压制关键史料。咱们的“历史学家”不是发掘史实，而是有意淹灭史料，不是查明真相，而是伪造历史并千方百计为他人的独立研究制造障碍，使查明真相几乎成为不可能。
仅以应、洪之间的函电往来为例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先在网上查到几个不同来源的版本，基本内容都一致，于是便着手为文分析之。但后来看了蔡东藩的野史《民国演义》，才愕然发现其中关键之处竟然被人作了手脚，如“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一段话，那“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语竟然被删去了，改用删节号代替。
作这番下流“整容手术”的同志用心很明显──删去的话语乃是诽谤伟大革命先烈的“防扩散材料”，如果流布民间，必然会起副作用，有损伟大革命先驱的光辉形像。如果蔡东藩生在文禁森严的“解放”后，则恐怕我到死也不明白为何老袁会龙颜大悦，并称赞应有本事。而如果不是看到袁要应先把那“刑事提票”寄去作为“信征”的话语，我也不会推导出袁其实并不放心应，并进而导出他托之以暗杀重任的不可能来。
这就是“历史研究宜粗不宜细”的生动表现：你要知道那些细节干嘛呢？人家毕竟是开创了革命道路的先知先觉嘛！俯伏在泥地里团团罗拜就是你的“责任伦理”。
可惜，不去翻箱倒柜地查明为伟人藐视的细节，我们就永远只能是被权势者愚弄的愚民。例如我如果不去翻腾这一通，“二次革命”的土匪胡闹实质，也决不会如此鲜明地浮现在眼前。那么我能做的事，无非也就是跟在众人屁股后面团团罗拜，顶多只能发扬鬼大校风，咕噜两句貌似高深、其实一钱不值的废话出来，夹以若干洋名和现代流行话语，去廉价地impress people around。
这就是为何老芦不过是个远居海外、根本谈不上起码的研究条件的票友能作出国内专家作不到的发现的根本原因。说来令人泪下，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的疑案，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训练，更不需要王国维式的过人智慧。我仗的便宜说穿了一钱不值：不过是敢于独立思考，有点科研训练和现代法治常识，知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充份证据的解释便再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过只是假说而已，绝对不能当成铁定的史实来引用。
正因为此，我敢说一句：我辛辛苦苦写下来的本系列，不过是再度发明车轮而已。类似的观点早在“解放”前肯定早就有人提过，只是被权势者豢养的“学者”们压制下去罢了。
在写作过程中，看着那些以破绽百出的假说为确凿不移的史实，斩钉截铁发宏论，大义凛然讨袁贼的垃圾文字，我不止一次地悲从中来：大陆学者怎么会缺乏常识到了这个地步，连起码的逻辑论证都不会，连充足理由律都不懂？如果民智就是这点水平，则我看未来神州大地上还会再度兴起文革，冤狱终将再度遍于国中。
要避免这种悲剧，最起码的一条，是大陆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从权势者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脊梁骨，意识到一切学术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彻底独立于政治。In particular，在历史研究中必须跟在法庭上一样，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革命家与反动派都必须一视同仁，只忠于历史真实而决不忠于某种意识形态。只有像加利略那样舍命求真，超脱一切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权势考虑去追求真实，中国也才会有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出现。
做不到这一点，则无论是哪个党派当国，无论再搞多少次“大破大立”的革命，未来中国都永远只会是换汤不换药的奴才之邦、马屁之邦，民主化也永远只会是痴人说梦。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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