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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宋教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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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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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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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是谁杀了宋教仁？（二）
芦笛
二、密件说明了什么？
从应桂馨家中查获的电函，一直被视为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指使人的最有力证据。但仔细审视这些证据，不难发现，光凭这些电报信函本身，并不能作出如此严重的结论。
根据来往对象，可将这些函电分为两类（根据蔡东藩《民国演义》引文，参照其他来源校补）：
（一）赵秉钧与应桂馨之间的通讯
仅四件，即：
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４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样。
１月２６日，应致赵秉钧电：“应密”，“径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２月１日，应致赵电：“应密，东电”，“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
２月２日，应致赵电：“应密，冬四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芦按：另本作“宋犯确案，刑事提要”）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
这四件均与凶杀案无关，只有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但也和案件无直接关系。
（二）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通讯
２月１日，洪述祖致应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
２月２日，洪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须于题前径密寄老赵，索一数目。”
２月４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等语，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弟以后用川密与兄（芦按：此处疑缺字，所谓“川密”、“应密”大概是密码本中的分类，洪要应以后使用密码本中的“川”类跟他联系）”。
２月８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原注：“辈”字又似“案”字。）
２月２１日（芦按：疑为“２月１１日”之误，待考），洪致应函：“宋件到手，即来索款”。
２月２２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辑长公事不计，因智老（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程经世，时任国务院庶务秘书）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芦案，另本作“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
同日，应致洪电：“川密，蒸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２月１３日，应致洪函：“《民立》（报名，系国民党所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
３月１３日，洪致应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致洪电：“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５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３月１６日，洪致应点：“川密”，“寒电应即照办。”
３月１９日，洪致应电：“事速照行。”
３月２０日，半夜两点钟，即宋被害之日，应致洪电：“川密，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３月２１日，应致洪电：“川密，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致应函，“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原注：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
以上通讯，如果全部属实，则最多只能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赵只给应发过一封信，是给他寄密码本的，并告诉他以后有电直接发给国务院。从未给应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也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指挥的嫌疑。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间谍的专利，其实那时是普遍作法，因为政府没有专线，所有电报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普遍使用密码本。不但政界普遍这么作，民间商务也如此办理。
第二、如果洪所言是实，则赵和袁都卷入了对付国民党人阴谋活动中。至少应拟议抛出“孙黄宋劣史”以及宋的刑事档案之事，赵是知道的，而袁更感兴趣并予以批准。
第三、杀宋是应主动于２月１３日向洪建议的，此时他还没有收到洪于同日发给他的“毁宋酬勋位”的函件。此后他更多次催促，甚至一面声称“转呈候示”，一面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第四、从通讯中并不能得出袁、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洪的函电从未提示这一点。因此，不能排除杀宋是洪自作主张，特别是他已经说过赵“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让他全权处理与应的联系。
第五、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属目，非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
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某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
综上所述，以上函电本身，根本就不能作为袁赵合谋杀宋的证据，只能作为应、洪涉嫌杀宋的证据。
三、赵秉钧的嫌疑可以初步排除
前文已经说过，江苏都督、民政长提出成立特别法庭的请求，被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理由是不符合司法程序。黄兴为此致电袁世凯，指赵为“暗杀主谋之要犯”，要求总统干涉，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刺宋案。袁以立宪国司法独立，总统不便干预为由拒绝。
我觉得这说的完全是光明正大之理，黄兴却坚持“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甚至说什么：“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真相如何姑且不论，这里的笔墨官司，光从来司法程序上来看，完全是袁占足了理，倒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公开违反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甚至未经审判就咬死“总理为案中要犯”，连个“嫌疑人”都不用，完全是只有土匪出身的军阀才会闹出来的天大笑话，倒是他才是“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而且，我实在看不出为何不同意成立特别法庭就是包庇犯人。江苏和上海素为国民党人所据，并不是袁可以在万里之外随心所欲操纵的，有什么“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之说？那特别法庭就算是成立了，不也是设在上海么？而且，请问法官由谁组成？难道不是由据说是被国务院控制的司法系统派人，而是必须由国民党人指定才算公平？该法庭能有什么更高的权力？无非也就是能传赵秉钧到案吧？可上海地方审判厅不也有这个权力么？遮莫成立了特别法庭，老赵就不能称病逃避了？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这些来往通电中为赵辩护说的话：
“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
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 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
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就是事实，也完全符合“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老赵直接发给应的函就只有那么一封，说的是寄密码本的事。如果不经侦察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老袁这点水平，不但为今日之党国元首望尘莫及，而且也是那些热衷于推翻我党的“民主”斗士们无法企及的。如果后世中国人有他的一半觉悟，则或许“解放”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冤狱了罢。
那么老赵自己又怎么说？在黄兴公开指责他是“主谋暗杀要犯”后，他不得不通电自辩，略云：
“关系洪案，自出于本总理及政府意外之计。且洪述祖虽系内务部秘书，然内
务总长（芦按：赵兼内务部长）于其行政法上之犯罪，虽有怠于监督之责任，
于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理。”
姑不论他是否有罪，不能不承认他这自辩极为有力。一个前清旧臣，法治观念竟然如此明晰，把行政法上的“责任”和刑法上的“犯罪”分得清清楚楚。Again， 这点水平当然不在现代文明人（不包括许多阶级感情格外充沛的网上海外华人）眼中，但只怕如今的国务院总理也没他那水平。
以上是从司法程序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着眼，指出黄兴等人的无理取闹，“抗颜弄法”，与案情真相如何无关。必须强调指出，在司法问题上，程序高于一切，无论真相如何，都不能违反司法程序胡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哪怕袁和／或赵真是“主谋暗杀之要犯”，袁的应对也是正确的，从法律上来看无懈可击，而国民党人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输了理。
那么，赵究竟是否涉嫌主持或参与了刺宋案？我觉得，他的嫌疑似可基本排除。
赵、洪、应之间的往来函电泄露出去后，赵成了舆论注意焦点。４月３日，他不得不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一为内务部长，一为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５０００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云云。
这些话基本属实。宋的确和赵私交甚笃。宋婉拒了袁世凯５０万元厚赠，却让赵代他偿还借款。若非挚友，做不到这个地步。
当然，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下的政客，都是感情残废，最强烈的欲望便是权势欲，无真情可言。老赵和小宋的私交可能确实甚笃，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如果洪述祖２月４日给应桂馨的函件可信，则老赵是知道应准备散布“孙黄宋劣史”的计划的，而且并没有表示反对。因此，不能因为他和宋是好友，就断然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在案发后的第一反应。根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１上午，赵正主持国务会议。根据规定，内阁召开国务会议时，除张和第三科长担任会议记录，任何人不得擅入。但那天上午，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在场阁员目睹这种怪诞举动，无不面面相觑，鸦雀无声。直到一位秘书进来报告，大总统请总理立刻去公府，赵才回过神来，停止转圈自语，交代阁员们不要散会，等他回来后接着开，然后便匆匆而去。阁员们奉命一直等到中午，都不见他回来，这才散去。
如果这回忆可靠，那么可以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宋被刺出自赵的意外，事先他并不知情。如果出于袁的密谋，他也是给排除在外的。
第二，他本能地意识到凶手会被抓到，而真相会暴露（须知此时凶手还未抓获，而他本人写给应的信函尚未披露）。
第三，他怀疑与袁有关，甚至怀疑是袁指使的，而他很可能成为替罪羊。
第四，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怀疑，是因为他和袁确实卷入了对付国民党人的阴谋活动，例如那披露“孙黄宋劣史”的烂事。因此，他怀疑袁背着他给应下了刺宋令──这在他看来很自然，袁不会不知道他和宋私交很好。
这四条推论，在我看来是唯一可以解释他那些怪诞言行的唯一理由。如果他事先与闻刺宋计划，则决不会有此强烈意外之感，以致严重失态。所以，愚以为赵基本可以解脱。
如果解脱了赵，则“袁毒死了赵以灭口”之说就无法成立──老袁有什么必要去毒死并未参与密谋的人？如果说是因为他参与了试图搞臭孙黄宋的密谋，那事也早就曝光了。最好的办法还是置之不理，让大家忘记，有何必要去把国家大吏干了，再度引起公众怀疑？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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