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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4,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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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云起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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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坐看云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4）
庞永
十五
1911年底，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
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年轻时在香港和檀香山读书，回国后即决心用西法改造中国。1894年6月他曾带着自己的一份改革建议至天津求见李鸿章；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他觉得要改革中国就必须用武力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孙中山的大本营当然只能设在国外，因此除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之外，早期的追随者主要是华侨和会党。从1906年开始，革命党在国内多次发难，许多烈士因此丧生。随着满清政府的改革渐失人望，革命党的同情者不断增多。后来，他们在海外留学生和清军中进行活动，居然效果不错。1911年10月，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名单暴露，迫使新军仓促举事。因为事前并无准备，武汉此时也没有革命党的高层领导，革命党人便逼迫清军协统黎元洪充任总指挥。此前湖北许多军队被调至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昌兵力不多；满清总督又闻风而逃，革命党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昌。一个月后，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响应湖北宣布独立，满清朝廷随之瓦解。
随后南北统一，临时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革命领袖基本退出了政坛。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两千年的帝制之后，中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第一次得到了肯定。约法还规定，政府组织以“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以参议院为立法机关并选举大总统和副总统，弹劾总统和国务员；以临时大总统和内阁为行政机关，总揽政务、统帅军队；以法院为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和其他部门的干涉。《临时约法》确实体现了现代宪法的民主精神，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因仓促成章，个别条款因人设法，因此留下一些重大疏漏，埋下了今后政局动荡的祸根。
1912年下半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除了个别边远地区之外，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时参加投票的选民有4000多万人，无疑这是中国一次广泛而伟大的民主实践。当时中国既无广播电视，文化、通讯、交通、出版事业也很不发达；各政党的候选人们只能走街串乡，向人民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据当时人的回忆，“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喊‘某某党某某人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405页）。选民们就是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了解了各政党候选人的政治主张。虽然贿选、舞弊现象也有发生，但当选议员们大部分还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产生。即使是通过贿选、舞弊而产生的代表，也得考虑民意，而不是象后来中共的“人民代表”那样只是顺从官方的意志。随后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基本中断，直到80多年之后才又在台湾得到恢复。
1913年初，大选结果公布，国民党大获全胜。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雄心勃勃，他决心让国民党“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使当权者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威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
4月26日，江苏都督公布了宋案证据。证据显示，作案嫌疑人之一为国务总理赵秉钧，而且事连总统袁世凯。据此，江苏省上海地方检察厅向这位总理发出了传票。
一个地方司法机构向国家总理发出传票令其到庭接受传唤，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的事件，它标志着民国初年的司法系统确实已经独立运转。此后，袁世凯背着国会违法借款以自我武装，孙中山也决心撇开法院武力讨袁，“二次革命”随之爆发，中国刚刚建立的民主体制重新淹没于血雨腥风之中。
1913年底以后，袁世凯宣布取消议会；1915年12月，袁氏在所谓的“国民”的“推戴”下称帝。然而袁氏既得不到外国的承认，也招致国内的反对，南方数省则组织护国军北上讨伐。1916年，袁氏无奈取消帝制后，于6月6日命归黄泉。
十六
袁世凯乃清末改革的新锐，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靠着在清末新政中的核心作用和网罗人才的非凡本领，而成为晚清政坛声誉良好的实权人物。南北统一之后，一般社会舆论已认为民国总统“非袁莫属”。清朝末年，地方督抚位尊而权重，朝廷已呈内轻外重之势；辛亥之后，地方势力更是尾大不掉，新疆和西藏则更试图脱离中国。再加以国会的约束，袁世凯觉得他这个大总统徒有虚名。为了实现整合国家的理想，情急之下便屡屡违宪，又是私下借款，又是擅自用人，“二次革命”后终于用武力控制了大部份省份；随之又解散国会和各级议会，甚至准备废省，希图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直到最后利令智昏，公然叛国（背叛中华民国）称帝。
然而袁世凯并不是要恢复中国的传统帝制。虽然难免挟私行事，但他当时确实认为，只要他做了皇帝，就能使国家重新强大和统一。其实袁氏并不喜欢阿谀奉承，即使在他称帝之时，亲信们对他讲话一般仍然直言不讳。但民初之后，社会上一般人已认帝制为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这就象把一个木雕当众扔进粪坑，你再把它取出之后，无论怎样打扮都难以再使人虔敬；除非象中共几十年后所做的那样另造新神。因此袁氏称帝不得人心，后来的宣统复辟下场更惨。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实现中央集权，派他的党羽带领重兵占领内地各省；袁氏死后,其北洋系的这些党羽随之分裂，他们成为各占一方的地方军阀。其他一些军阀则在西南、东北占领地盘。军阀一般以私人关系相分别，实力强者希图使用武力统一中国，实力弱者则互相联络以求割地自雄。北方几股主要军阀轮流打进北京，将国会、政府当作玩物。其实民国成立之后，这个国家早已破产：国库里面不名一文，巨额外债还待偿还；内有政府雇员索薪罢工，外有部队军人持枪闹饷。此后中央政府成为军阀的筹钱机器；军队对老百姓直接进行抢夺，政府则向外借债以充战费，中国当然只有以主权相让。军阀们时常沿交通线开战，交通不便处则土匪横行。孙中山等此时联合西南军阀，在广东另组护法政府与北京对抗。
军阀并非个个满脸杀气，其中有些人也声称要实行民主宪政；军阀并非个个想割地自王，其中有些人也希望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军阀并非个个目不识丁，其中不少人就曾经留学日本。军阀也非个个贪污腐败，段琪瑞下野后几乎一贫如洗，吴佩孚也做到了“不蓄私财，不借外债，不住租界”。然而，他们的破坏性却至为深重。当时衰弱的中国急待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军阀们却不停地使用武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只有住在租界中的人们，才能免于死亡的威胁。晚清自强和新政的成就也早已灰飞烟灭，现在只剩了个军队现代化的成果北洋军；清廷灭亡前袁世凯即靠着它对朝廷桀骜不逊，民国初年袁氏又仗着它解散国会帝制自为，袁氏死后它更象一群脱缰的野马拼命祸国殃民。清廷片面追求物质现代化、拖延宪政建设进程而造成的恶果至此全部显现。
十七
洪宪帝制之后，中国国内对中央政府的颟顸、无能普遍感到恶心，对袁世凯及后来北京政府的集权措施普遍反感；认为正是中央政府为所谓“统一”而实施的集权措施导致了帝制的重现和军阀的混战。民初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重演，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参照欧美的经验，进行政治分权，实行联邦主义，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安定。章太炎提出，中国应当废去总统，虚化中央，以便权力分散，使枭雄之辈不能专权害民。陈达材指出，权力越大越集中，监督便越困难；特别是中国人民监督政府的能力自古就很薄弱，因此中国政府总是腐败、作恶。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监督政府，就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多加分割。在横的方面，进行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分立；在纵的方面，将政府权力在中央、省、县、乡之间进行层层分割。这样不但可以使从政者彼此互相制衡，使他们为恶不足，为善有余；同时也可把政治拉到国民的身边，使他们通过对自己较为熟悉的乡、县、省等地方政治的参与，最终对中央政治发生影响，并提高他们的参政能力（胡惠春《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332至333页）。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政治变革，政府和军阀都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而必须靠国民自己去奋斗。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1920年前后，知识分子们和地方士绅一起，在中国发动了“联省自治”运动。
民初政治的焦点在中央，地方政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当时的国会议员都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但议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开支却都要仰耐于总统或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的自由和生命后来还不断遭到当局的威胁，因此不少议员逐渐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再加上国民、进步两党在国会内党同伐异，经常不顾大体，因而也给政府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死后，许多国会议员到处流浪，寻找能够乞食的地方，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军阀们穷兵黩武，全国人民则仍旧麻木、顺受，国家政治陷入了黑暗。如果是在和平宪政环境之下，人民主要依赖他们选出的议员来行使其政治权力，也许能够使宪政制度正常运转下去；但在军阀称霸的民初，一旦这几百个议员难以自由行使职权，宪政的希望将完全落空。看来，必须让人民都来关心国家政治。正如陈达材所言，要使人民懂得参与国家政治，首先应从他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地方政治着手。所以，“联省自治”的重点是地方政治。实际上，人民如果能够控制地方政治，则军阀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联省自治”运动首先发端于湖南。1920年7月22日，湘督谭延闿在率湘军驱走北洋军阀张敬尧后，顺应湘省士绅的建议，宣布在湖南实行地方民主，湘人自治。随后，湖南各界人士竟相提出各种自治建议，其他各省的社会贤达，也都不断为湘省自治、民主选举、废督裁兵献言献策。9月13日，湖南省第一次自治会议开幕；10月10日，湖南30余团体联合在长沙举行了万人大游行，鼓吹迅速制定省宪法，并唤起民众对自治问题的注意。11月25日，湖南省议会选出了临时湖南省长，开中国民众自己选举省长的先河。1921年4月20日，省宪筹备处的专家们提交了省宪草案并向社会公布；随后由全省民选的150位宪草审查委员开始了对宪草的审查。经过激烈争论，9月9日宪草审查通过。12月11日，宪草交给全省人民投票公决，最后省宪法以1800余万票赞成、57万票反对获得通过；1922年1月1日，省宪正式公布施行。这部湖南省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使用的宪法。
根据省宪法的规定，1922年1月27日，湖南开始了新一届省议员的选举，到3月31日，选举结束，新的行宪省议会正式成立。无疑这次省议员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但选举舞弊现象也相当严重。这次选举急于实现全民政治，对选举权的限制非常少,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但省内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在农村）都不识字，对自己的权利茫然无知，根本不知道选票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因此他们的选票难免会被当局者利用。在有些县，选举承办者自己填写选票，然后举着投票箱转上一圈，就算选民投了票（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93页注）。还有一些人，由于过于贫困，竟然为了几个铜板而将自己的选票卖给他人。比之于清末的咨议局议员选举，那时对选民文化水平、财产状况的要求相当高，因此基本没有发生选举舞弊现象；因此当选议员的个人品德非常高，参政能力非常强，对人民利益的保护也非常到位。民初的国会选举，对选民的资格限制大为放松，选举舞弊现象也就出现了。
1922年9月15日，省议会选举赵恒惕为第一任行宪省长，11月，省议会选出了其他的省政府组成人员；至此，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地方行宪政府。
在湖南发起省自治运动之后，全国其他许多省份也开始了省自治运动。1920年，浙江各界人民都开始卷入到省自治运动的潮流之中。1921年6月16日，浙江省议会成立了省宪起草委员会，宪草完成后，于7月12日提交省宪法会议审查，9月7日宪法会议通过了省宪，史称《九九宪法》。但由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九九宪法》未能实施。后来浙省人士又提出了三色宪法等其他方案，都因为前后控制浙江的军阀卢永祥、孙传芳等的压迫而未能实现。同样，广东、福建、四川、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广西、贵州等其他各省士绅，也都不屈地进行了省自治运动的宣传和试验。
各省在进行本省自治活动的时候，人们也在考虑以联邦制形式将自治各省联合起来，废除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组成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中央政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22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此次会议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出席者有各省省议会、各省教育会、各省商会、各省农会、各省工会、各省银行公会、各省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之代表。会议由著名宪政专家张君劢执笔，起草通过了两个联邦宪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布。
鉴于共和政治在中国虽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人民的自由和生命却毫无保障的现实，各省的宪法草案，均不厌其繁地列举了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浙江等省宪还规定，拘捕机关在捕人后，必须在6小时内将拘捕理由通知本人；本人或其他人都可以请求法院审查其理由。各省宪法都规定，政府各级官员都必须由民选产生。由于军人干政是民国时期一切灾难的根源，因此浙江等省宪规定，军人当选者必须解除军职；国事会议宪法草案更进一步规定，现役军人不准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人必须退役3年以后才可以参加总统竞选。各省宪法也都列举了省的权力，一方面作为省政权机构的运作依据，另一方面作为将来制定国宪时中央政权和省政权的分权标准。
这些宪法方案，大大完善了民初的临时约法、天坛宪草等宪法方案，体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宪政水平的提高和对国家和平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希望。当然，这样的方案不可能得到军阀们的同意。即使是实施了宪法的湖南省，军政当局是以民选的形式上台的，他们对省议会的决议也不怎么执行。等到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占领湖南，湖南省的自治即被取消，省议会被解散；其他各省的自治运动同样也被迫终止。此后，民间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始停滞，1948年后则进入了倒退时期。
十八
联省自治运动在国内的巨大影响表明，许多中国人已经觉悟到不能一味依靠政府，而应该自己行动起来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实际上在联省自治运动发动之前，国民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1918年6月，各省省议会即发表宣言，要求南北双方停止内战；1919年4月，山东人民因青岛主权，召开了国民请愿大会；5月4日，北京13个学校的学生，因为山东问题而举行了大规模示威；6月24日江苏教育会等15团体要求解散北洋政府召集的新国会；12月，湖南省请愿代表团要求北京政府罢免湖南督军张敬尧；1920年4月，上海国民大会发表通电，声讨“毁法”、“卖国”、“残民”之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6月，开封民众集会宣布驱逐河南省长王印川；10月，江苏省议会要求废除督军；11月，直隶省议会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制定省自治法；随后，联省自治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虽然民间的这些运动有时不无偏激和不完善之处，但在一个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国度，这些缺陷其实也难以避免。这些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表明，体制内的改良道路被堵死之后，人们只能求之于体制外的力量。而体制外的力量的出现，则有待于新思想的激荡。从1917年开始，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兼容并包，讲学自由，北京大学从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中心。此时胡适等人也已从国外归来，一股新思潮在北大开始涌动。文科学长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后改称《新青年》），此后他成为思想界的新星。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他告诉人们，“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他开始大力提倡个人主义思想：“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98页）。”他还告诫人们，我们“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从这些原则出发，他动员人们起来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号召人们挣脱一切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束缚，以获得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就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发展。然而不久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偏离了自己的初始方向。新文化运动后期，留学生们纷纷回国，他们把世界上的各种学说都带入了中国；这让中国的思想界犹如万花筒，班驳陆离，正误杂陈，令普通中国人眼花缭乱。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抨击，既过分偏激，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此后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甚至自由、民主也已经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些学说在西方已不新鲜；而那些时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则让他们心潮澎湃，其中的有些人已在渴望着依靠这些学说使中国立即超过西方。后来某些时髦学说的实践，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二十年前严复翻译的、当时风行一时而且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无限启迪的几部经典著作，例如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这时已经被不少人看成古董。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就开始相信，还有比科学与人权更好的东西，那就是苏俄的马列主义学说（晚年他又基本回归了青年时期的人权思想）。李大钊则觉得，为了在中国实现马列主义，就要进行暴力斗争，甚至不惜牺牲人命。胡适则继续坚持民主理念和重视证据的学术思想，从此他们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无疑这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风潮，而这些社会风潮也使新文化运动传播更远。此后，一帮热血青年奔赴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激励着他们去实现自己改造中国的奋斗理想。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5）
庞永
十九
1920年，苏俄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上海会见孙中山，陈独秀、张申府等则开始了对马列主义的热烈研讨。1921年初，孙中山返回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则来中国组党。几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陈公博、李达、周佛海、张国焘等人在上海租界内成立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此时苏俄与中国北洋政府在边境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孙中山也因西方不承认广州政府而寄希望于他方。这样就有了孙中山和苏俄的合作。1924年，孙中山接受苏俄的建议，仿效苏共的组织形式改组国民党，并且委派蒋介石等组建党军（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此后中国社会深受苏俄的影响。孙中山从本年开始在国民党内实行联俄容共，允许苏俄派人担任国民党顾问，并让中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中共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令其成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再将其推翻。
1925年孙中山去世，第二年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之后，中共在军队后方发动农运，并在工厂组织罢工；许多北伐军官的家属被斗被杀，前线的供应也大受影响；两党的磨擦正式产生。孙中山去世后，苏俄代表鲍罗廷对国民党颐指气使，党的负责人汪精卫等则对之唯唯诺诺。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与鲍罗廷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展开舌战，蒋愤而指责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双方的关系从此决裂。不久后，国共两党投入了生死角力；其中的一方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另外的一方则以共产主义作标榜。
1927年，中国的政局犹如螳螂捕蝉： 4月6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突入苏联军营，逮捕了中共重要领袖李大钊，不久张作霖将其杀害。4月中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等人在上海实行“清党”后，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随后指挥部队跨过长江北伐到达徐州。5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两个多月后蒋介石通电下野。7月底，武汉政府张发奎所部东征到达九江、南昌一线后，中共策动其部分军队倒戈，“南昌起义”发生，起义部队进至福建、广东边境后被李济深所部击败；年底，武汉政府汪精卫等被迫辞职。
1928年，南京、武汉政府合并，蒋介石重回徐州。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以日本作后台的张作霖败回东北，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年底，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之后，各个省份终于全部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当然租界这时还是例外。
二十
外国的租界在口岸城市产生，它们分布在沿海和沿江，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上海公共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外国人开始来到上海。1845年清廷公布《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外国人居住区即租界的范围，并且规定“华洋分居”，互不影响。然而1851年的太平天国之乱，1853年的小刀会之乱，逼使许多中国人逃到租界躲避战火。1854年租界中的西方人与清廷谈判，取消了“华洋分居”的规定，租界逐渐成为上海的中心。
1869年之后，上海租界的体制也逐渐成型。在租界的外国人，按照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原则建立了租界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租界无疑相当于一个国外的地方自治政府。租界建立的这种“自治”、“法治”、“安全”、“自由”的体制，给许多中国政治家以多方面的启示；租界当局的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路桥建设、市政管理、水电交通、消防绿化，乃至租界内西方人的工作、娱乐、生活方式，都逐渐成为租界外中国人的效法对象。新式马路，从租界不断向外延伸；电报电话，从租界连到四面八方。奈克工程和海德生工程建成的外滩，至今仍令上海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上海，似乎成了中国的心脏。此后，无数的中国百姓，心目中出现了“大上海”这个偶像，“上海”这个词给了他们以无限的遐想。
上海，不仅给普通百姓以遐想，也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影响。开埠之后，它成为中国的现代商业中心；1890年后，它又成为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在清末报纸、杂志大量出现之后，它又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的舆论中心。租界，也是那些不为当局所容的政治活动家的避难所。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大量难民挤过外百渡桥至租界避难，而在广大内地则只有基督教堂或西方人建立的“安全区”才能庇护一二。达官贵人们在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一些道德家痛心疾首，外国人把上海当成国中之国也令民族主义者们无限愤恨。1943年，蒋介石把上海称作是邪恶的污水坑；20世纪下半叶，中共又把上半叶的上海称为美国人、国民党和资本家的天堂。
无疑，上海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西方人将他们的工业品运到上海，又在上海成立公司，当然也带来了现代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有些中国人用心观察、细心模仿，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民国初兴，军阀横行，也只有租界所在的大城市，才能给企业家们提供安定的创建企业、发展经济的环境。
二十一
然而，民国早年，中国的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而是在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工业方面，发展非常迅速。铁路建设方面，1927年前所建不多，但清末开工的路线已经基本完成，到1927年，中国铁路总长已达到1万3千公里，1937年则达到2万1千公里（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铁路运力也大幅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至为明显。公路建设北洋时期确实微乎其微，但1927年后发展很快，至抗战前夕已达到11万公里（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航空、电报、电话、银行、邮政等也有快速的发展。农业方面，通过改良品种，推广经济作物，农业的商品化水平也有相当的提高。
在经济立法方面，北洋政府做得也卓有成效。民国成立不久，就根据清末的相关法律，修订出台了《公司律例》、《商人通例》、《破产法草案》、《公司法草案》、《商标法》、《保险契约法草案》、《中国银行则例》、《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条件。北洋政府也在人才培养、产品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政府还组织国货出国参展，一些产品获得的巴拿马金奖，直到今天还被相关企业拿来作为宣传推销的法宝。
当时国家负债累累，政府财力非常有限。除了在法律方面对工商业加以规范外，政府并没有资金进入经济领域，因而经济建设方面完全依赖于民间自身。今天看来，当时又小又弱的政府，倒是中国经济的福音。其时国有企业非常之少，民间可以自由开办企业；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有些国产商品在洋货面前也不逊色。据统计，1912至1936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9.4%；其中1912至1920年，年均增长率更达到了13.4%（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无疑这个时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在军阀混战时期，设在口岸城市的企业因有外国势力的保护，也能免于军阀的掠夺和战火的破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政府有效控制范围的增加，国家实力不断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同步增加，经济发展速度相应地有所下降。随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被迫中断。
现代自然科学实际上到民初才正式大规模传入中国，经过中国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到二、三十年代，在许多方面，中国已能和世界并驾齐驱。李四光在1926年开创了地质力学，1934年中国建成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华罗庚1936年在数论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俞大维在拓扑学上，陈省身和苏步青在微分几何方面，还有曾炯之、赵访熊、许宝禄等，在数学上都取得了世界水平的成果。在人类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医学等方面，中国科学家也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二十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政府机构。但此时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却是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即国家建设应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进行：国家统一以前必须实行军法管制；国家统一后则是训政的开始，这时必须由党（国民党）来领导国家；等到国家政治安定，人民得到了基本的民主训练，那时党就在国内实行民主、还政与民。国民党这样一“训”就是70年；虽然1948年国民党宣布开始行宪并实行民主选举，但其后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却以需要剿灭中共武装叛乱为由宣布内战时期政府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此后国民党政权成了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的这种一党统治的“党国”体制，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倒退，专制思想换上了新的画皮后在中国还魂。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使这种体制大大强化，而且以“专政”取代了“还政与民”。
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其本质与晚清政府迟迟不愿真正实行立宪的想法同出一辙。事实表明，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或是中共政府，其民主意识都比他们所反对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要低得多。再加上当权者对权力的贪恋，指望他们去推动宪政、实行民主，无异南辕北辙、与虎谋皮。
不过后来的国民党在“训政”阶段也并没有完全一党独揽政权。30年代之后，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担当起了国家建设的重任。此后，国家开始了银行、货币、税收、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工业建设的现代化建设高潮。在城市中，经济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城市已不是中国老式的破旧木房，西方式的大楼已经拔地而起。街道两边的银行、商场和交易所连绵不绝；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厕所的出现，也使城市的生活、卫生状况大为改观。
但是，国民党并不欢迎自由市场经济。国民党的经济思想是“民生主义”，或者叫“和平的集体的社会主义”，也即重点发展国有经济，特别是对重要经济部门，实施严格的国家控制。抗战之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可观，但是重走洋务运动的老路，抑制了民间的经济活力，使经济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传统的官商作风、政治腐败也随之产生。
国民政府乃是一个不新不旧的政权，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因为其不新不旧的作风而被反对者讥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无疑，这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比满清时期要松不少，但在政治、经济方面政府仍不愿放手。抗战时期到来之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许多私人企业被强制接收，民营企业几乎成为国营企业的附庸。在清朝自强运动之后，国家力量持续衰落；至此，政府的权威又开始变得强大起来。而由于民主制度的缺位，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作威作福也就无法避免；清末商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也开始变得不易保持。实际上，就在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次年，对清末改革和民初革命影响巨大的上海总商会即被迫改组，最后基本上为政府所控制。虽然民众和在野党派一般仍可以批评政府及执政党，但政府和执政党却很少听取批评者的意见。以前有些人声称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府从来都是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的政府（今天在台湾的民选政权也许是个例外），说它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或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甚或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纯粹都是欺人之谈。
但是这样说也不是要否定南京政府的经济成绩。确实，南京政府在发展官营工商业方面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特别是从1932年开始建立的资源委员会，在争取外援、建立中国的钢铁、电力、机械和兵器工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些工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对付日本的侵略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另外我们还要知道，国民政府当时能够切实控制的范围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东南数省。1935年后，国民政府以追剿中共军队为名进入西南，才基本控制了四川、贵州等省，此后这一带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在其他省份，有些是原来的军阀宣布服从政府，有些则为国民党内与总裁蒋介石不同的其他派系所控制。
蒋介石正是靠着他善于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政治技巧，将中国四分五裂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国民党的名义下聚拢在一起而成为中国强盛之希望，而中国强盛之前景又让日本军阀觉得今后之中国可能难以吞并而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日本在北平、天津和上海向中国全面进攻，国民政府被迫西迁，中国绝大部分工业城市沦入敌手。1937年12月日军攻下南京后，大肆烧杀奸淫，南京成为一片废墟。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20万以上的南京居民和溃散的士兵遭到日军残杀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定和1942年滇缅路的被截断，使中国的形势更显恶化。此后两年，中国抗战急需的外援只能依靠驼峰空运；虽然中、美空军勇士们前仆后继地血洒喜马拉雅山，但是运到中国的物资仍属杯水车薪。不过，此时的中国也已经今非夕比。民初以来中国的工业已有相当发展，再经过国民政府十几年的经营，中国的国力也已经粲然可观。不同于晚清以来的每战必败，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比日本支持得更为长久。沿海城市沦陷之后，虽然中国的经济与工业体系受到空前的破坏，但人才资源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与清末更不可同日而语。战争中后期，双方的战线僵持于中国中部；待到美国在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中国也在中、缅、印向日本反攻。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宣言》，命令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两枚原子弹投向日本；10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首次抵抗住了外部强敌的野蛮侵略。
1945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扬眉吐气的年代：中国的凶恶敌人日本彻底失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战犯正在东京受审，后来他们被处以绞刑。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在中国进行杀人比赛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等战犯也被中国军事法庭逮捕，随后他们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待到抗战后期，中国已经废除了清末以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西方各国也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除香港外的所有租界。除了外蒙、东北仍在苏俄的占领下之外，清末以来割让的土地都已收回；而且苏俄也不得不承诺今后将把东北交还中国（只是东北的物资和工业设备被苏俄劫掠殆尽）。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它屈辱挨打的历史已经过去，今后将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缔造者和常任理事国，行使它处理世界问题的权利和义务。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要领导者，也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而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欢呼。
然而国内这时却是阴云密布。1936年政府军追击共军至陕北之后，双方因为日本大举侵华而再度携手，抗战胜利之后内战重新爆发。抗战时期在西北近10年的发展使中共羽翼已丰，在苏俄部队的保护下东北又入于己手，此时毛泽东已想问鼎全国。随后两党军队展开激战，有时双方在狭窄的战场上投入上百万人互相拼杀，另外还有更多数量的老百姓也被逼在战场服务。一场战斗结束之后，战场往往尸集如山、血流成河。1949年底，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中共占领了整个大陆。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则败退台湾；此后，世界上出现了两个中国。80年代，台湾完成了经济的工业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90年代，台湾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真正完成了“训政”阶段向“宪政”阶段的过渡。2000年民进党在选举中获胜，国民党退出了国家政权，至此终于完成了民主制度下政权的和平更替。在大陆，则仍由中共独享政权。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6）
庞永
二十三
中共成立之初，只是一些有“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的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俱乐部。在1922年的“二大”上，共产国际代表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从此中共转向了政治革命。此时，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首先中共帮助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然后再推翻国民党，由中共掌握政权，实行社会主义。1927年武汉政府“分共”前夕，共产国际抛出陈独秀作替罪羊，更改了他们在中国的策略，命令中共立即武装打击国民党。然而南昌起义后未能等到苏俄的武器援助，朱德等只好率余部走向井冈山与先前上山的毛泽东的农军汇合,此后根据苏俄习惯他们的军队改称红军。不久后他们在闽、赣边界割据数县，并宣布成立了一个洋味十足、让老百姓感到无比古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这个苏维埃 “不合时宜”（张国焘《我的回忆》），在政府军的攻击之下，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中共只有率领红军和苏维埃国政府向苏俄转移。经过96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中共到达陕北，进入高岗所部占领的地区，从而结束了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时红军人马已经折损大半。
延安时期相对和平的环境给中共提供了发展和定型的机会，毛泽东此后成为中共的领袖。在陕北，中共彻底控制了解放区的政治、经济、舆论出版等各种领域，在一切场合塑造了党、特别是其领袖的慈爱、神武形象和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衷心拥护。当然，实际上的领袖并非如此；只是解放区的地主、富农等“反革命”分子早被杀光，党内不能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的人也已经被清洗殆尽。毛泽东等更发明“审干”、“整风”、“思想改造”的方法，以图消灭党的各级工作人员的独立人格。这“思想改造”的方法是，对于上级感到有可能对党和领导不忠诚的人，首先由这个人的单位领导或整风小组出面，劝说此人坦白自己的“错误”或“罪行”；如果此人不承认，则进行逼供。然后，在他的工作单位召开小型的批斗会，组织他的同事对他进行侮辱和批判，在他周围造成一种对他的敌视气氛。第三步，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批判大会，他的家人、亲戚、熟人、朋友、同事也要参加；在批判大会上继续对其进行侮辱和“揭发”。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对其亲人施加精神压力，促使其亲朋私下劝说其“认罪”，或当面对其进行侮辱和“斗争”。随着这样的“揭发”和批判的持续进行，他的精神压力逐步增加，最终必然会精神崩溃。此时他如果不自杀，就将承认所有人指控的一切“罪行”，而且能够说出未受到“揭发”的其他“罪行”。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还能够“揭发”他的家人、亲戚、熟人、朋友、同事的“罪行”。最后，对那些“认罪”态度好、并积极“揭发”他人的人予以释放，对那些“认罪”态度不好的则关进监狱、劳动改造或者剥夺其生命。经过这个过程，活下来的人即被彻底改造，能够自觉自愿地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当然对于党外之人，只要觉得是“反党”、“反革命”就可立即杀头，一般不再需要象“思想改造”这样麻烦的过程。
曾志后来回忆说，“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每到夜晚，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漂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十章）。当时有的领导人则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整人的原则并不是“逼供信”而是“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韦君宜《思痛录》）
40年代的延安虽然让内部的人“不寒而栗”，但毕竟处在铁幕的掩盖之下，因此外部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照样把它看成了今后的希望。在北平，富家小姐韦君宜带着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而奔赴陕北；在延安，农民的儿子王实味因为批评中共领袖“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而被砍了头。此后的中共党内，只有“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人才能“受表扬、受重用”（韦君宜《思痛录》）。不过今后党的领袖会更显“伟大”，“伟大”的领袖看来更容易夺取政权。
毛泽东可谓治世之蟊贼，乱世之枭雄。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以“打AB团”的名义，将手下那些疑有不同意见的人杀戮殆尽，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当然，毛泽东总是声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和“人民”。在他以前的同僚眼中，毛泽东“满脑都是帝王梦。……他的成功在于动用一切矛盾，他的失败也在于玩弄矛盾。他以下的所有干部，都是他随时任意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中一如草芥”（张国焘《我的回忆》）。
然而仅靠“玩弄矛盾”并不就能取得胜利。其实，中共夺得天下，部分地靠着苏俄的援助，部分地靠着精巧的算计，部分地靠着好运高照。日本对中国的进攻，给了处于国民政府围剿中的中共以喘息的机会。中共迅速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在战场边缘尽力发展，日本投降时其正规部队已达一百万众。抗战胜利之后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之惨烈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对日战争。这“解放战争”的进度也算相当理想，1949年初，中共已要求政府无条件投降。
二十四
和中国近代的那些军事强人一样，毛泽东也把其个人野心与救国救民的理想混为一谈，认为只有自己的独裁才能使中国国富民强。不过他和其他强人不同，他还有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做样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忠恕、宽容思想和当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都嗤之以鼻，但他却对中国古代最残酷、无耻的那些专制思想和当代西方最激进、浪漫的某些社会理论情有独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共宣布“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从此他们开始了对“旧中国”的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式走上了歧路。从1946年开始，中共在其控制区恢复了土地改革运动，新政权建立之后，土地改革在整个大陆全面展开。中共土地改革的情况，在韩丁的《翻身》、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中都所有反映。土改是严格在中共派出的土改工作组的控制下进行的，这和中共其他运动的形式基本相同。土改的大致过程是，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发动村庄的那些流氓无产者将村庄控制住，然后确定那些较为富裕的人为斗争对象，下面便对这些斗争对象进行侮辱，并限制其行动；然后挨家挨户动员、逼迫村民参加斗争。几天后召开村民大会，在会上对斗争对象进行侮辱、殴打；并要求村民对其进行“控诉”。通过制造这种攻击性的气氛，许多村民由于精神压力和从众心理，即会参与对斗争对象的攻击。在此过程中，斗争对象的土地、财产也被剥夺和分配，他们的成分被定成地主、富农，许多人在此过程中被杀或自杀。那些幸存者及其子女的生活此后无异猪狗，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每次都首当其冲受到迫害，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们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中共通过这种划分成分的方法，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就法律和社会意义上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人与人不平等的先例，大概只有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才可以与之相比。
中共的土改带给中国农村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国传统上一直是“王权止于县政”，农村始终处于自治状态，县以下一般没有受国家控制的政权机构；因此虽然人民的权利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但除了战争时期而外，中央政府的动荡和暴政对广大人民的生活一般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今后随着中共政权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党的领袖打个喷嚏，全国老百姓都跟着遭殃；今后的中国将难有宁日。但对毛泽东等人来说，这却并不是坏事。土改之后，中共在各个村庄都建立起了受其控制的机构，因此后来的征粮、征人都容易进行，这种策略有力地支持了针对国民政府的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机构也让中共能够比较自如地动员全国力量来实现诸如合作化、反右、大跃进等各种领袖的意图。
显然这土地改革的方法是延安时期“思想改造”方法的扩展，以后的“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反右”等运动的进行方法也与此类似。毛泽东后来将这种做法总结为“阶级斗争”、“党的领导”、“群众路线”。1949年随着军队在大陆的胜利，中共决定将其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共虽然一直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1949年以前其队伍中来自工厂的人几乎没有，因此进城以后，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业和城市；毕竟工厂和城市公共设施不能象农田一样一分了之。因此中共进城之初，仍然使用原来的知识分子、商人、企业管理者、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恢复工厂的生产和城市的生活。但党对这些人的利用只是暂时的，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党开始逐步用自己的干部来替换他们。从1950年开始中共介入朝鲜战争，1951年又在国内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前与国民政府有联系的人大批遭到镇压。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使城市工商业者受到羞辱、批斗和关押，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则结束了中国思想界的活动，此后的中国人，都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思想。以后的“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剥夺尽净，今后中国大陆的所有人都必须向当局讨饭吃。从此以后，国内的一切资源，都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全国性的极权体制终于形成。
就在大陆刚刚“解放”之时，中共的宣传部门也同时开始了对于全国人民思想的改造。学校的教科书按照苏俄模式重新编写，以党的思想重新解释自然和社会。过去非党领导的一切社会团体均被解散，据说它们都是“反动”组织；不过中共的起家之本农会也被解散，倒让不少人感到意外。过去由党领导的工会等组织经改造后继续保留，另外解放战争时期支持中共的几个党派也被有条件地保留。不久后，古老皇宫的一部分被拆除，建成为天安门广场，以便进行党组织的集会。今后直到文革开始，任何人对党内的任何一个干部，包括最底层的干部稍有意见，即会被作为反党或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残害；党的各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都有了砍头的权力，杀人一度易如砍瓜切菜。新政权要求人们大公无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为了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经过数年的努力，国内已经只有对新政权的赞颂之声，新政权的领袖统党、党统国家、国家统人民的新体制也建立了起来。看来“旧世界”已经完结，“新世界”的建设可以展开了。韦伯等人早就指出，现代化进程是在破除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各种宗教教条的要求之下的世俗化的过程，它要求把制度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而这时的新政权却逆向而行，希望通过对人民进行洗脑来实现经济的大发展。
这时新政权一边攻击国民党是压迫人民的政权，一边把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官营经济政策推向了极点。中共刚进入城市，便立即开始取缔金融市场，关闭股市，没收银行资产。1950至1955年，新政权宣布垄断粮、棉、外贸和其他主要工农业物资的贸易，对从事这些行业的私人进行打击。这些政策实施后，工商业在经过前两年的战后恢复之后重新陷入萧条。1955年，政府开始实行户口制度，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人口自由迁徙制度被迫终止；这个“工农政权”又在城里人与农村人、大城市人与小城镇人、穷村人与富村人之间建立了一个个等级。政府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低价从农村强行收购农产品，对农民的所得进行了无情剥夺，并企图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来供给政府的消耗和进行工业化。在城市，则开始实行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配给制，以维持市民的基本温饱；当然高官们有充足的配给，只有他们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1954年，新政权仿照苏俄建立起了中央官僚机构，中央负责经济和计划的部委成为工业化的领导机关。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官方确定了一百多个工业项目，随后基本由苏俄、东欧国家的技术人员负责实施。这时的工业计划，基本是苏俄三十年代工业计划的翻版；而苏俄当时的计划，则由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帮助制订。这些项目所需的费用，以中国向苏俄供应农产品来支付；这些项目所需的人力和其他配套物资，也从全国无偿征用。这几年工业化的效果当然也是显著的，据官方公布，大陆1952年至195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学术界估计增长率约为5%。但是，这个增长率的代价是巨大的。此时工业化的重点是重工业（主要与军工生产有关），农业、轻工业方面增长很少，甚至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粮食、蔬菜等农副食品从1955年开始供不应求，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饥荒。
重工业领域集中全国之力，终于有所成就，使中共领导深受鼓舞。毛泽东认为，集体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他号召全党，加速进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便迅速提高经济建设的速度。到1955年底，农村的合作化即基本完成，农民被强迫加入合作社；农村的自由市场被取缔，许多地方出现了砍树、杀羊的现象；第二年，合作社又被改造成人民公社，它以后成为大陆农村政经合一的基本社会单位。1956年底，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国有（其实是官营）工商业成为经济的主流，私有工商业基本被消灭。这时，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了起来，经济的巨大增长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
1957年，毛指挥全国人民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当时的中共领导相信，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创造出人们难以想象的业绩。毛泽东决定，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20年内超过美国。到1958年，看来形势的发展远超预期。根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报纸报道，和去年相比，人民公社的农田里，粮食产量有了几十倍甚至几千倍的提高，有的地方小麦和水稻的单产达到了十几万斤。农业收成“放卫星”之后，1958年夏秋，中共又决定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再实现工业生产放卫星的目标。于是，全国的工厂、学校、机关、农村公社，纷纷建起土高炉，全国大量砍伐树木，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如锅、勺之类投入火中烧炼。
实际上1958年由于农村集体化而导致农业大减产，而大炼钢铁又使粮食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再加上官方又从农村拼命强行征粮，因而导致了随后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大饥荒时期，全国有几千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亡，非正常死亡人数不亚于人类历史上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数目，也超过了有史记载的古今中外的一切其他饥荒。在许多乡村，人口几乎死绝，晚上阴风一起，恐怖犹如鬼城。
二十五
阿马蒂亚﹒森指出，将饥荒“归罪与自然原因和其他国家的背信弃义”（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79页），是一切专制国家的共同特征。“发生饥荒的根源在于权威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在政治上无所顾忌”（（同上，第176页））。其实“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同上，第42页）。正如森所言，中共后来即将这场大饥荒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俄的背信弃义。
由于户口制度对人身的束缚，虽然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但并未发生农民与党的对抗；而城里人因为可以领取国家配给的少量粮食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大饥荒对他们生命的威胁也不算太大。大饥荒没有带来中国历史上的人民造反，这无疑也加强了当局加紧控制的信念。此后，不仅食品、粮油需要凭票供应，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布匹、火柴、肥皂、水瓶，直到自行车、手表，都得根据职务大小凭票供应。当然，如张贤亮所说，最末一等总是农民。为了将工业品票证变成一件实物，城市居民们不仅要多年吃糠咽菜，而且还要去排长队、挤柜台，甚至还要去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不过，除了布票而外，农民们一般见不到其他票证（况且也没有能力购买），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了挤柜台或走后门的“福份”。
供给制并非新创，而是中共的传统。延安时期中共即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野百合花》）。而此时在全国变本加厉地加以推行，除了加强社会控制的想法而外，主要是因为经济衰败而导致的物资紧缺。大跃进之后，中共领导只能允许农村的自留地、集市贸易等稍作恢复，大饥荒的影响逐步减轻。
大跃进、大饥荒对毛和党的威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期的苏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批判个人独裁，也使毛感到兔死狐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毛泽东声称，苏俄已经成为修正主义；因此在和西方决裂10年之后，中国还必须和苏俄、东欧决裂。以后十几年，中共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然，在极权体制之下，由于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监督力量，因此当权者不可能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行作任何检讨；如果是在中国古代，皇帝这时恐怕也要下一个罪己诏。对于大跃进以来的灾难，毛也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些灾难的产生是因为以前对人的思想改造并不彻底。在党内，刘少奇等人对农村的合作化倒是有所反省；但毛却认为，刘少奇等人这时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看来毛泽东此时对自己从事经济建设的能力已经失去了信心；为了重树自己的权威，他觉得有必要另辟溪径。于是，当局后来干脆宣称，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人民就会感到无比幸福；无疑毛这时认为人民缺吃少穿并不算什么事情。毛泽东还告诫人们，必须牢牢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时清除党内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并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才能够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于1968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无数号称“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红卫兵小将”，将艺术品、文物古迹、各类藏书、特色建筑、各种传统名特产品等作为“四旧”进行打砸火烧，对作家、艺术家、教师、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进行批斗和虐待；也将中共的各层干部作为斗争对象，这些干部中有许多人长期欺压良善，还有些人则是因为失去了毛的信任。为了鼓动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情绪，毛派人到各地煽风点火，甚至8次亲自接见红卫兵，要求他们拿出“革命行动”，对“反党”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派”、“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造反”。文革中，有许多无辜者被侮辱、逮捕、虐待、自杀或被打死；被杀者中也包括了为毛一手提拔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以前打击别人时毫无顾忌，等到自己被剥夺特权、并被批斗和关押时才知道人身自由的珍贵。后来，被毛发动起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又互相攻击（当然他们都打着毛的旗帜），毛泽东在无奈之下只好命令军队将这些组织全部解散，由军队对国家进行军管；军队随后开始清查子虚乌有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又有不少人遭到处决。
文革开始后，官方更是大力营造对毛泽东的崇拜气氛；此时的毛，已将中国过去孔子、皇帝、阎王、上帝的身份集中于一身。呼万岁、跳忠字舞、挥舞《毛主席语录》、对毛像的早请示、晚汇报，让人觉得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个巫神。此时社会的各种生产活动也大多陷于停滞，学校不再教授多少知识，升学也不再进行考试；学校还曾停课数年，不少工厂一度也曾近于停产；似乎人民需要做的就是对党的领袖的极度颂扬。就在这个人民食不裹腹的时代，党的领导还不停地告诉人们：我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生活在古今中外最幸福的时代，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去拯救他们。直到今天，毛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这个政权用滥了的词句如“革命”、“人民”、“专政”、“打倒”、“斗争”、“共产”、“继续革命”仍然能让现在的一些年轻左派激动不已；毛由一介平民变成了中国现代超级皇帝的经历也让某些权力崇拜者无限向往；一些不堪忍受当前官吏压榨的百姓有时也将这个超级皇帝抬出来作为武器，他们知道抬出孙中山、光绪皇帝已经没有效力。从那个时代死亡线上走过来的人们则感到不堪回首，当然那些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是个例外。
以全国性的大串联、大批斗、大集会、歌颂毛泽东、向毛表忠心、狂热地攻击和虐待被批斗者为特征的正式的文化大革命大致于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时结束（当然那时和现在的官方另有说法），但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据估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除了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外，在历次运动中，有数百万人自杀和被杀，还有更多的人被批斗和关入监牢。“犯人”们受到的折磨也非常残酷，例如张志新被害前已被逼疯，并被割断了喉管；而她的“罪行”只不过是在私下批评了当局的一些做法。无疑，当局的统治手法一方面来源于从苏俄输入的极权主义，它以建立人类历史上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为号召，它要求人们为党的领袖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当局统治手法的另一个来源则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除此以外的其他中国传统基本都被当局当作“封建主义”而受到了批判。此后的大陆中国人，成了一个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当代西方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民族；今天的一些当局者和某些文人，则在企图用“爱国”、反美来凑数。当《停滞的帝国》一书的作者1971年随同一个西方代表团来中国时，他发现“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的思想，皇帝的诏书换成了毛的指示。看来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已经终结，中国又回到了它一百多年前的起点。
中国的现代化：苦难与渴望（7）
庞永
二十六
实际上，《停滞的帝国》作者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评论也不全面，毕竟孔子的思想对满清皇帝还能形成某种制约，而毛泽东则可以无法无天。毛泽东去世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明争暗斗，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出掌政权。
作者：坐看云起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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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出路在于解散？ -- 芦笛 - (635 Byte) 2004-7-17 周六, 上午11:39 (18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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