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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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龙应台：民主大道四公里
二○○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气候史上据说是一百二十年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一日。三十五度的高温，加上挥发不去的热带湿气，使得这一天的香港像一个没有排气孔的红火腾腾大蒸笼。人在街上走，棉衫湿搭搭黏在身上，汗水咸咸流进眼睛，毛发在蒸发冒气，额头发昏，两颊发烫。
人们是有备而来的：白色上衣，短裤，球鞋，颈间一条毛巾擦汗，背上一个背包装水。做父亲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亲的推婴儿车。最多的，是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脸庞还有年轻人线条分明的棱角，眼却透一种笃定和安静。香港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岁，一眼望去，彷佛最典型、最能代表这个岛城的香港人在同一个时刻全走出了家门，走到了街上，让你看见。
从湾仔到中环
人潮像一条坦坦荡荡的大河，像一湾沉沉郁郁的火山岩浆，缓缓流动。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钟，道旁景观一变。红红绿绿的招牌──「西贡汤河」、「宗亲总会」、「气功推拿」、「美心西饼」……突然变成现代摩天高楼──太古广场、力宝大楼、中国银行、丰银行、长江集团中心、万国宝通银行，而这七一行走的终点，是政府总部。四公里路，从充满底层市民生活色彩的湾仔，经过象征资本主义和强势全球化运作的中环，到突起在山冈上往下俯视的、代表统治权力的政府，我发现，啊，这条游行路线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宣言吗？
香港人的「冷」
我在罗马看过几万人反战的游行，在莫斯科看过数十万人要求民主的游行，在东柏林看过上百万人要求民主统一的游行，在北京看过一九八九年的学生游行，在台北看过大选前大选后的造势和抗争集会，没有一个城市的集会游行像香港这样静，冷。
罗马的游行有嘉年华会的热闹；人们跟热情的音乐节奏边跳舞边行走。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游行像台风来袭前刻的沉重抑郁，一触即发前的紧张凝聚。北京的八九游行有一种狂喜的等待、激情的盼望，和传染似的同盟情感。台北的集会，在选前是热情澎湃，在选后是慷慨激昂。高音喇叭、尖声汽笛和锅碗瓢盆不足以表达心情的激越，加以击鼓，加以敲乐，加以奋不顾身的吶喊狂号。
香港人，静静地坐地铁而来。地铁车厢中，从衣服、从背包上「董建华下台」的贴纸，看得出一车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静静地等候出发。队伍经过教堂，有人发送矿泉水，送的人不说甚么话，接的人也不言谢。人们肩并肩走在街上，除了时不时几声「还政于民」的呼喊，却并不拉帮结派、交头接耳，不唱歌，不起哄，不喧哗；原来就互不相识，现在也不特别熟络。各走各的，好像专心在办好一件事情。走到终点政府大楼前，也没有特别的激动。事情完成，转身去找冰果店，然后坐地铁回家。地铁车厢中，满满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静静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即使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烛光集会，有人垂泪，有人默哀，但是没有激越。香港人「冷」得出奇。但是，你能说他「冷」吗？「冷」的人会在华东水灾时做那样热烈的人道捐款吗？「冷」的人会在六四时那样认真执地组织救援吗？「冷」的人会在台湾大地震时那样慷慨地解囊付出吗？「冷」的人会在三四十度的高温下一语不发地埋头走完四公里路吗？
香港人表现得那么「冷」，其实心有巨大的热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宁是一种羞怯或者内敛。令我思索的是：香港人作为集体之不善于表露感情和殖民的历史有没有关系呢？
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认为是有的。
一个集体若是善于表达感情，通常是由于这个集体已经「练习」了很长的时间；集体内部所属的「分众」──经济阶层不同、利益和主张不同、文化养成和价值观不同、历史认同和信仰不同的种种小团体，经过长期的沟通或争吵、对峙或合作，已经彼此了解、相互影响，从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彼此都熟悉的对话、相争和互动的模式，这时「分众」同时成为有共性的「大众」，也就是一个懂得如何表达感情的集体。譬如台湾人脸红脖子粗的激昂争吵，看起来只是不加思索的感情冲动，其实团体和团体之间非常清楚要用甚么样的语言动作、甚么样的明示或暗示，能打动甚么样的群体。因为有长期而密切的互动，台湾人逐渐变成一个很善于表意的集体。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菁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菁英和街市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
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当作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沉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香港人作为集体所流露出来的羞怯和内敛，其实反映了他的历史路程。带这样的理解来看，此刻正在发生的游行，就有它石破天惊的深层意义了。北京或许不会「还政于民」，○七○八年或许不会有普选；特区政府或许仍旧短视而无能，商人或许仍旧强势治港，但是香港的民间社会会发生不可回头的质变：它一向彼此疏离的「分众」小团体透过持续的抗争或协商，会逐渐地认识彼此，摸索出一套对话、相争、互动的模式，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是香港人」
我们其实已经看见一个雏形：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政治团体之外，有很多大大小小非政治团体的参与──性工作者团体、工人团体、妇运团体、外籍劳工团体、反财团垄断团体、宗教团体、文化保护团体、环境生态团体……，但是在组织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两个「副作用」：一个是香港人的权利自主意识会逐年加强，另一个是，各个「分众」小团体从不断的摩擦和接触中学习到协商和对话的民主操作技术，从密集的来往中又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和信任。这两个「副作用」其实正是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意义极其重大。
从这个角度思索，那么七一之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爱国论」和「养狗论」使人们看清了自己今日的历史处境；封咪事件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害怕失去的是甚么；普选权被剥夺使人们明白自己应该坚持的又是甚么；「核心价值」的提出以及所引发的辩论是任何一个公民社会躲不掉的灵魂探索；刘千石和司徒华的路线分歧凸显了策略的多元以及辩论的必要；「六四」集会的八万人彰显了香港人的道德立场……
而今年的七一，没有去年二十三条的刺痛，北京又不断在接近七一的日子讲动听的话；「希望香港阳光更灿烂」，碰碰酒杯，拍拍手，对准镜头笑一笑。但是五十万香港人证明给世界看的是：他并不依赖外面的刺激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棍子不能吓他，胡萝卜不能哄他。
所以七一的五十万人，与其说是香港人想告诉北京「我要甚么」，不如说是香港人终于用最明确不移的语言，自己告诉了自己：「我是甚么！」香港人或许还没有充份的论述和深掘的史观来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是走在七一大道上的人们，即使一言不发，从心底浮起的每一寸骄傲和感动都在加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每一个脚步都在证实自己和这个岛城的命运同体。这不是一九九七年来第一回，这是一百六十五年来第一回。
从「皇后大道」到「民主大道」
道路收窄，队伍稍顿了一下，我刚好站在一条白色的大横幅下面，转过身来读横幅上的大字：「香港无民主，统一没希望」。几个中学生自我身边走过，队伍又动了。这是皇后大道中。
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进入轩尼诗道，转皇后大道中，到政府总部，四公里。短短四公里却是香港人百年民主之路石破天惊的起点；维多利亚女皇早已不再，轩尼诗总督还要纪念几年？所以，董先生，为甚么不把这四公里改名为「民主大道」？
作者为台湾着名作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访问教授，电邮是：[email protected]
中国监狱坚拒三政治犯就医 救助王炳章们就是拯救中国
古拉革群岛
最近有消息传出，中国三位著名政治犯萧云良，姚福信和王炳章分别罹患重病，但是得不到监狱当局的治疗，病情急剧恶化，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监狱犯人的状况充满疑虑。
萧云良和姚福信是东北的工潮领袖，组织了2002年辽阳下岗工人的请愿活动，后以“颠覆罪”被判刑入狱。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说，萧云良目前几乎失明，并患心脏病和肝炎等。香港人权组织也证实，姚福信目前罹患胸膜炎、心脏病和高血压等，还有腿部和听力的问题。
他们的家人说，萧、姚两人在监狱里受到虐待，食物粗劣，还被殴打。但是他们去年申请保外就医的请求被辽阳地方法院拒绝。
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上周访华时，曾经向中国外交部长呼吁关注他们的两人的命运。与商务部长埃文斯一道访华的赵小兰，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政府讨论中国的劳工保护和劳动法律问题。
中国法律目前不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工运活动往往被视作是颠覆政府的犯罪。萧、姚的家人对记者说，去年的审判中控方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证据。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政治犯是王炳章，55岁，中国资深的海外流亡民运人士。他于2002年在越南被绑架到中国，后来被广东深圳的一家法院以恐怖主义和为台湾充当间谍的罪名判处徒刑，现押在韶关的一所监狱。
据华盛顿的一家机构说，王炳章的身体在今年一月份的一次绝食后迅速恶化。在稍早因为患中风、肝炎及严重的胃病住院两个月后，现在已经被送回监房，处于病危中。王炳章的妹妹王梅今年探望过他，说狱方对家属隐瞒病情长达半年之久。
中国新华社的报道说，王炳章曾经在2001年策划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并在泰国北部筹建恐怖主义的训练基地。2002年王炳章被绑架回中国，是中国警方营救了他。但绑架者的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
-转载“德国之声”：www.dw-world.de/chinese
救助王炳章们就是拯救中国
送交者: 王忠效 于 July 04, 2004 13:28:29:
中国人缺什么？缺金钱、财富？缺95%以上纯粹为垃圾和自欺的科学论文？中国人的自私、贪婪、以及在此之上对公义与公益的冷漠、道德行为上的欺诈和堕落，很容易帮助我们个人致（小）富并取得不被世人尊重的“成就”。因此，不论我们在中国还是在中国以外，如果有一颗平常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缺钱，我们不缺毫无意义的数量。
我们缺的是良心、是铁骨铮铮的脊梁。换句话说，我们缺的是高贵！
共产党同样是因为自私，它不要我们高贵，并想尽一切办法从中国消灭高贵。只有这样，面对十亿计自私、懦弱、贪生、苟且的一族，它的统治才可能万寿无疆。
对于这样的生存环境，许多中国人应该是自觉不自觉厌恶的。然而，面对共产党豺狼当道，绝大多数有自觉意识的人选择放弃，选择逃避，选择沉沦，甚至选择同流合污。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贪污腐败充满每一个角落，男盗女娼兴盛、乃至时髦，学子们死活都要往外逃，逃出来的绝大多数厚颜无耻也要赖下去，而官员们不惜一切手段都要将儿孙弄到海外……在他们的心里，表面虚旺的经济数字背后的中国，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沉陷中的大船！
然而，在国外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尊严？人们不考虑，不想知道，或者干脆麻木自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有尊严，除了表面冷漠的、几分之一秒的礼节性见面敷衍，没有人从内心尊重我们——不在乎你的收入比原居民高，不在乎你的房子来得大，不在乎你的车子是否豪华，也不在乎你的垃圾论文数量上如何了得。
人的尊严从哪里来？中国大陆人已经不知道，或装着不知道。答案很简单，你的尊严来自你的公义、你的社会担当、以及由此从内心自然散发出的自重和自尊。如果大群大群受过高等又高等的教育、并以此为资本的人只是为了纯粹低级的物质生存，放弃建设自己的原居地，而一窝蜂、不择一切手段进入、并屈辱地赖在别人的国度，而且行为上一如既往的自私、冷漠、并因此与社会自我隔离，那么，除了我们不得不自我鄙视之外，凭什么指望获得他人的尊重？
的确，我们没有理由不悲观，因为我们大多数同胞做了共产党的奴隶并以做奴隶为安稳、为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们的许多同胞来到国外无论多少年，精神上仍然主动、被动地做着共产党的奴隶、乃至帮凶。人们自私、冷漠、苟且，既不知恩，更不图报，以至数万人沦落到集体吃人血馒头、反过来更对被砍头者冷嘲热讽、妄加谩骂！
任何有血性的人都应该认识到：幸福和光明靠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这也是对人类负责）；放任共产党祸害中国五十年，是我们前人的罪恶，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只有铲除共产党，重建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中国，我们才有做人——而不是猪、狗——的尊严。
让我们还有一丝自豪和欣慰的是，我们中并不全然满足于做奴隶、做猪民，因为虽然太少太少，但毕竟还是有人苦苦追求做一个高贵的人，做一个对社会、对种族、对历史有担当的人。盘点历史，我们为79民主墙骄傲，我们为64骄傲，我们为王实味、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们骄傲，我们也为秦永敏、王炳章、杨健利、为所有因为政治因为信仰因为利他因为民生在中共巴士底狱曾经和正在遭受磨难的一切仁人志士们骄傲。没有他们，我不知道世人会怎样评判我们这个种群，但我深信我们会同贪生、怕死、窝囊、没有公义、自私成性、人口垃圾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我自己，将没有颜面大白天走在大街上，也绝对不要苟活——因为上帝给我们做人是要我们有做人的尊严，而苟活自身是对尊严的亵渎，更是对上帝彻头彻尾的背叛！
因此，让我们大家奋力救助王炳章，救助秦永敏，救助杨健利，救助蒋彦永，救助彭明，救助所有还在、或将要进入中共巴士底狱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们！他们是人，因此，他们像你我一样有着这样那样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更是中国稀有的英雄、脊梁和良心！救助他们，不仅是拯救中国，也是一切不愿做奴隶和猪民的人对自身的自救。
救助民族英雄，我们义不容辞！
“全球反对中共输出国家恐怖主义大联盟”成立
大纪元记者王芳华府报道/7月3日，全球审江大联盟、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等超过20个团体在美国白宫南面的草坪上举行“制止江泽民集团对外扩张国家恐怖主义”集会。该集会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前往约翰内斯堡，准备在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访问南非期间起诉他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却在高速公路上遭歹徒枪击事件。其中一名叫David Liang的法轮功学员双脚受重伤。
7月3日，全球审江大联盟、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等超过20个团体在美国白宫南面的草坪上举行“制止江泽民集团对外扩张国家恐怖主义”集会。大纪元新闻图片。
与会者大多是华府当地华人和当地美国人，也有路过华府的俄罗斯人和中国北京等地的旅客。与会者认爲，南非事件是中共对文明社会的挑战。
“全球反对中共输出国家恐怖主义大联盟”在华府集会上宣布成立。联盟发言人薛先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鉴于江泽民□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所进行的国内国外的恐怖行动, 特别是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的国家恐怖主义；鉴于中共不断地把国家恐怖主义向海外扩张;“全球反对中共输出国家恐怖主义大联盟”于2004年7月3日宣告成立。
薛先生说：“本组织邀请和协调全球的社会正义力量，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深入、系统地揭露和制止中共在海内外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帮助海外华人免受任何形式的中共海外恐怖迫害行爲，联合起来申诉声讨，还所有善良的人们真正的自由与安全保障, 用正义之手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基本人权。”
他呼吁中国人民，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各界团体和政见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揭露和制止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据悉，“全球反对中共输出国家恐怖主义大联盟”近期将会在全球举办各类集会和研讨会等，呼吁全球警觉中共对外输出国家恐怖主义，协同起来，制止类似南非枪击等恐怖事件。
华府律师叶宁说：“中共有向境外扩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恶行，这些恶行已有很多证据了，我们知道中共在国内，在它统治区域内，它所进行的谋杀有的时候是采取公然的屠杀，有的时候就采取这种政治暗杀，这已经不是秘密。”
对于在南非发生的恐怖枪击事件，叶宁说：“中共把无产阶级专政向境外扩张延伸，这是有据可循，而公然的、彰明昭著的这麽干，这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
叶宁认爲，被中共通过酷刑和折磨致死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白白献出生命。正是这些无辜的牺牲者，这些殉道者，他们爲了他们的信仰、爲了他们的理想献出的生命，他重新改变了整个人类对世界一些事物的看法。
他说：“这些受难者提高了人类对这种残害人类、残害自由、残害民主的这股邪恶的反人类事物的觉醒。”
叶宁认爲：“我看到这个觉醒过程正在发酵当中，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的契机，不要让这个机会就白白地错过，因爲现在在南韩，当他们的儿子被恐怖分子杀头以后，全国上下举行巨大的抗议示威，我们在美国还没有看到。”他呼吁不能让这样一种残害人类的邪恶的暴行、让反人类、反和平、反自由的力量肆意横行。
他强调“一个觉悟的过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我们不应该让它白白地过去。”
王健民：近距离观察曾庆红
出访非洲四国，是曾庆红作为国家副主席之后第一次出国访问。他率领一架专机，八十多个人，从北非的突尼斯开始，再深入非洲中部的贝宁和多哥，最后一站在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南非结束。从地中海边直布罗陀海峡的非洲海岸，到非洲最西南端大西洋边的开普角(Cape Point)和好望角，这位中共最强势领导人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给世人留下了他头一回在国际政治舞台表演的开场好戏。
非洲之旅战略之旅
非洲之旅，被认为是曾庆红一次颇具眼光的战略之旅。他从最不引人注目的非洲开始，初试他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累积他的国际『人脉』 。南非副总统祖马也颇具眼光地指出：『这是曾副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开始在世界各地，而不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又一次‘长征’。』
曾庆红自己在谈到为什么选择非洲作为他首次出访的国家，以及这次非洲之旅的行程安排时，说是要『抓两头(北非的突尼斯和最南端的南非共和国)，带中间』 ，他要以此『问侯整个非洲，了解整个非洲，学习整个非洲』 。实际上，曾庆红要从非洲开始，问侯整个世界，实践他小时候就立下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的志向。
作为一个政治家，曾庆红在中国政坛以谋略着称。当他开始介入国际事务之后，他也要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未雨绸缪。此次曾庆红率领的代表团，与同样规格的中国领导人出访代表团相比较，规模虽然不大，却颇具份量和特色，体现了他的务实风格。代表团主要成员，除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书记戴秉国，教育部长周济，商务部长薄熙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等人之外，还包括中国煤炭，钢铁，航空等领域的九大企业集团。
据了解，这些企业集团大多是与战略物资有关的企业。有关人士告诉亚洲周刊，曾庆红此次出访非洲，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把眼光盯在非洲丰富的战略资源上，比如南非的铁矿，煤矿和铬矿，就是中国所需要或缺乏的。中国驻南非一位企业界人士告诉本刊，目前广泛用于生产不锈钢的铬，中国年产只有区区三千至四千吨，但中国在南非合资开发的铬矿，年产量即达四十万吨，不但供应国内所需，自给有余，还供应日本，欧洲等市场。
为中国能源寻找新出路
曾庆红证实，他此次访问非洲四国，除签署了政府间的二十七个合作协议之外，随行的九大企业集团，也签署了七个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铬矿的开发和对中国能源战略具重要意义的『煤变油』(煤液化) 技术。他透露，中国将利用南非这项已经五十年的成熟技术，在煤炭资源丰富的陕西和宁夏，搞两个『煤变油』 项目，每个项目将投资几十亿美元。而这项技术，将从战略上缓解中国未来的石油资源短缺问题。
随曾庆红出访的一位企业界人士向本刊表示，这些年来，曾虽然主管中共党务，但对企业一点都不陌生，尤其对于资源型企业，更是了如指掌。此次与南非有关企业签署了一项企业间合作协议的甘肃酒泉钢铁公司(酒钢)，就得到了曾庆红的亲自关照。六月二十八日，刚结束有关会见的曾庆红，在比勒陀尼亚喜来登酒店大堂偶尔看到酒钢董事长马鸿烈，立即走过去向他问长问短，就象久没见面的老朋友。曾还向在场的香港记者招呼：『你们一定要去酒钢看看。』
其实，曾庆红才刚刚在五月份到甘肃视察时到过酒钢。马鸿烈告诉亚洲周刊，曾庆红在酒钢呆了一天半，除了解企业情况外，还突然要求到职工家探访。他根据自己的要求探访了一位退休的电气工程师，一位中年女工，以及一位年轻的女大学毕业生，实地体察民情，表现了他的亲民作风，也表现了他对国家发展的强烈企图心。
北京官方消息人士表示，作为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事实上早在担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任上时，就对中国的战略资源型企业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对这一领域中央一级企业负责人的任命，他亲自找人谈话，交代任务，表现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战略资源瓶颈制约的焦虑。
因此，他选择了政治资源和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作为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出国访问的第一站，并以此作为开端，向国际社会展现他的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而他与随团采访的香港记者的良好互动，也证明了他与其他北京高层领袖的区别，表现了他『近人情』 的一面。那一天，在北非国家突尼斯，曾庆红在工作之余，突然邀请香港记者进行将近二十分钟的茶叙，主动谈香港问题，令不少香港记者始料不及。
把香港记者当成朋友
他要透过香港媒体告诉香港百姓，要争取民主，要表达意见，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包括游行示威来表达，但要为香港好，个中意思清楚但语气却是委婉和讲理。他表示中央政府与民主派的沟通是重要的，也是应该的，中央政府要与香港各个方面的人士沟通，但沟通要有一个基础，要以『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为香港好，为香港繁荣社会稳定作为沟通的共同基础。
他不同意有关香港社会大和解的说法，认为本来就没有冲突，哪来和解？比如以巴之间有冲突，才有和解这样的说法。他承认民主派人士在回乡证方面的问题，但有关部门不给回乡证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他相信有关部门将来一定会讲出这个道理，但要『且听下回分解』 。
一位多次采访中国多位领导人出访活动的香港记者表示，比起其他中国领袖，曾庆红给人以清新，透明，平易近人的印象，很容易接近。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开普敦的英美资源集团所属葡萄园农庄，曾告诉接待的主人，这些随行的香港记者都是他的朋友。当中方的新闻官把记者拒之门外时，是他开口说话，邀请香港记者入内采访当时的品酒活动。
虽然是作为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但他却叫得出一些香港记者的名字和所属机构的名称，让人看出了这位中国领袖的细心和用心。在他参观开普敦附近着名的开普角和好望角时，香港记者几乎是与他一起参观游览，这是以前采访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时不可能出现的场面。在有关的景点，他还主动邀请香港记者与他一起拍照留念，说他看到当时的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也想着咱香港也应该阳光灿烂』 。
曾庆红说，他到达开普敦时，恰值下着小雨，南非外交部副部长告诉他，这象征着好运气，果然，第二天上午，当他游览开普角和好望角时，当时的天气是晴空万里。但曾表示，他不讲迷信，『阳光灿烂是一景，惊涛骇浪也是一景』 ，说话时语气充满自信。
曾庆红透露政治秘诀
一位香港记者表示，曾庆红透明和平易近人的特质，应该来自于他的自信和从容不迫。这位曾经辅佐江泽民十几年，被称为『大内高手』 的中共政治人物，是公认的目前中共党内最具眼光，具智慧和胆略的领袖。有人认为，为解决香港目前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香港民主派的沟通，如果没有曾庆红拍板决定，谁也不敢有这样的担当，谁也不敢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责任。
敢于负责任，被认为是曾庆红的特质。不久前，也是他亲自解决了赵紫阳秘书鲍彤出狱之后在北京住房的棘手问题，他给鲍彤批了两百多平方米的两套住宅，解决了鲍彤在住房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样是在数年前，也是曾庆红，帮助因卷入『四人帮』 集团被判刑，出狱之后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解决了有关住房问题，并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让其每月领取一千多元养老金，并享受中共烈士遗属待遇。
曾庆红是讲求实际的人，这体现在他的用人原则方面，除了『靠得住，有本事』 六个字之外，他还曾经提出了着名的三句话：『要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待遇留人。』 在从开普角乘缆车下山的车厢里，他告诉商务部长薄熙来商务谈判的原则和诀窍：首先要注意国家权益，再考虑实际的情况，有时也要妥协让步。他还用『扣，放；放，扣』 四个字，似乎在传授他处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窍门。
在访问非洲四国十天的行程中，曾庆红一路上展现了他的务实作风和政治技巧，时时刻刻注意解决实际问题和平衡各方的利益。那一天，当他参观完南非最大的钻石矿之后，他突然拐道，到中国驻南非大使馆，要看看大使馆的办公条件和居住条件，要表示他对中国外交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关心，他说『要让他们住好吃好，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实际问题』 。曾庆红的这些小小动作，很获各级官员的欢迎和令人感动，为他获得了民心的拥戴，但也被有些人指为是在『笼络人心』。
在南非访问时，这位中共实际上的最高党务主管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到了他的家庭。那是在他与南非副总统祖马共同主持中国和南非双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祖马提到了曾的父母曾参加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曾今天也带领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各地进行『长征』。曾庆红随即进行了更正，指出虽然他的父母都是老红军，但只有他的母亲跟着毛泽东长征，父亲奉毛的命令留在根据地，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曾庆红的出身『根正苗红』，这是他重要的政治资本，中共党内没有人会质疑他对中共的忠诚，加上他善于运筹帷幄，具战略眼光和务实的个性，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使他获得来自海内外的不少赞誉和肯定，这是对曾庆红的祝福，也是对中国改革和未来的期待。
(亚洲周刊)
每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头脑里都被设置了一个检查官----也谈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
(德国) 彭小明
言信先生的文章《谈谈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断言：“中
国目前实行的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每一条新闻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及其界定，对每
一次新闻调查、采访、以致最终发表的权限，都有一整套完备的报批、审核制度，都有
一批分工明确的干部来把关，差一环都不行。”文章还说，“小到一条新闻的发表，大
到一本书的出版都是如此”。
言信先生的说法看似十分有理，好象对国内新闻监控揭露得“很深刻”，其实是不太
了解内情的“想当然”。
中国不设新闻检查官
中国实行的当然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是严格到言信所说的那样程度，在新闻出
版方面不具备可操作性。恰恰相反，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的黑暗，正是没有“一大批分
工明确的干部来把关”。有一年，在科隆中国人权讨论会上，我告诉与会的德国和来自
台湾的知识分子朋友，中国的新闻和出版机构里没有任何标有明确身份的新闻检查干部
（德文Zensor)，令他们大吃一惊。
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没有在各级党部专门设立检查官。国民党检查官责权分明，手起
刀落，遭到鲁迅先生痛骂。共产党新闻监控不设官，许多外国朋友，乃至国内同胞都问
，这是可能的吗？事实确是如此。这也正是中国新闻界和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中国共产
党的新闻监控，不是委任专职的检查干部，而是通过更加隐讳，然而相当严峻而有效的
监控方法。诚如言信所说，每年党中央宣传部都有一些“公事”，即相关规定的文件下
达给新闻出版单位。但是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定期“一年一度”。四项基本原则，香花
毒草，多报喜，少报忧，强调主旋律等等大规矩，没有一位本行从业人员不知道的，何
必重复。各地至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市，都有省市委宣传部。这些中央到地方
的宣传部官员，没有一个顶着检查官头衔，但个个都是检查干部。他们一般不去印刷单
位细读清样，决定取舍。那太辛苦他们了。他们的业务是出席会议，组织学习班，找人
个别谈话，研究处分的宽严。他们懂得党政监控不在印刷厂，不在演播室，而是利用教
育和灌输来驯化新闻出版工作人员，而最终是以整肃、处罚来震慑从业人员的。如果编
辑和记者报道、出版上出了偏差，往往要当事人检讨，主管负责人受处分。并在行业范
围内部通报周知，（不得外传，不准记录）。实际上是用个案宣示政策界限，编辑记者
都是知识分子，立刻就能心知肚明，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只有为修补对外宣传
效应，或对付少数民族的怨怒，才公开刊登对当事人的处罚。如果是严重的出轨情况，
例如五七年反右和八九年六四，则逮捕判刑都有可能，一般编审、副编审记者、编辑等
人员，如果被怀疑历史和社会关系上有问题的，例如胡风集团、著名右派案件等牵连者
，近年来有思想自由化倾向的，一般采取调离、下放的处理，调往教育卫生等单位，或
至少到本单位资料室、校对科，即非直接面对媒体的岗位。工资、职称、住房、出国机
会，都在领导的手心里攥着，刘宾雁、何清莲和南方都市报的案例都横亘在同行们的面
前。每一个满怀理想的大学毕业生跨进编辑部的大门之后，理想和良心都会跟这些现实
而隐形的卫道障碍作一番较量。
新闻监控的奥秘
中国新闻监控的奥秘在于，这里没有新闻出版检查官，但是每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的
头脑里都被设置了一个检查官。这个无形检察官是用长期的“党化新闻喉舌论”教育驯
化出来的，并且用政治运动的处罚来加以威慑和物质待遇的赏罚加以警示来维持的。
一般的大政方针，根本无须各级宣传部官员操心。从延安时代的成例，到反右文革的
传统，决不会出现问题。关于恶性事故，重大伤亡情况，不准如实报道，规定都有基本
成例。倒是在许多具体的宣传个案上，会出现争议。新闻事件千差万别，常有突发事
件。事无巨细都要报请宣传部核准，根本无法操作，言信先生所说“每一次新闻采访都
要事先报批审核”，是不符合实际的。编辑和记者在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立刻采访摄
影录音，再呈报编辑部，先斩后奏，仍是受到鼓励的。即使是不宜公开刊登的事件，内
参也可能需要。新闻封锁是针对人民的，党政高层并不糊涂，决不希望闭目塞听。只有
特别突出的个案，比如对处分个别知名人物，限制查禁某些书刊，会从中宣部下达明确
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一般日常的掌握都不在宣传部党官手中，而在各编辑部。外勤
记者和普通编辑会搜寻和获得新闻和来稿，关键由编辑部主任来决定取舍，出版社领导
拍板。编辑和主任都知道，政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黑白分明的东西，一般不会闪失。
擦边球是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秘诀
一份报刊，一本书，能否畅销，能否引起关注，又不会彻底翻船，往往是编辑部敢不
敢擦边球、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各级宣传部事无巨细样样都来“把关”，那就不
会有擦边球的效应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这
样的好书，出版以后又复遭查禁的事例。如果每份书稿都经高官清查，这样的好书永远
不会露面。而且党官们，除了少数学养较深的例外，一般都不爱读书，大运动量地全面
读书读报，太伤眼神，更劳心神，实在太勉为其难。唯一的例外，是影视作品。形象生
动，声情并茂。宣传官员排排坐，慢慢看，轻松舒适，所以特别是电影作品，常会出现
《太阳和人》《蓝风筝》《活着》这类作品，未及公映，已遭枪毙的厄运。
边球市场化倾向
擦边球有风险，出错可能翻船。可是擦边球又层出不穷，原因在哪里？改革开放以前
，擦边球比较单纯，主要是作者、记者和编辑的理想主义和职业道德驱动冲出重围而越
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书刊畅销开始与利润效益挂钩，擦边球的动机就可能不仅纯
粹是冲击意识形态禁区，而是一种巧取商业利润的手段。情况复杂起来，既有所谓美女
作家之类的垃圾文学等等商业炒作，也有秉笔直书，突破重围的新闻和书籍。突破、查
禁，与党政宣传当局结怨的已经不单纯是理念之争。北大焦国标教授敢于到海外发表《
讨伐中宣部》的檄文，估计也是中宣部已经树敌太多，难犯众怒。而且该文中甚至指责
这些中宣部官僚也在拿好处。那么就是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竞争背景。党中央
就不便出面干预，否则等于用中央的名义把怨愤拉扯到自己的头上来了。焦国标先生至
今没有受到严重惩罚，原因不会单一，大约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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