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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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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1/6) (334 reads) 时间: 2004-6-26 周六, 上午10:20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张文木 (战略与管理 2004年第2期)

历史就像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

一.大国兴衰中战败而衰落者多是富国
曾有人对我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在哪儿?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人啊只要生活好，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有“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和野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有单间，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野猪则不同，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儿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 1700至1820年间一直为欧洲和日本之首。[1]但在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来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并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犹太人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后来炼出了犹太人一颗爱国心。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的，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入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二.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38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都留下来了。大自然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慢慢来，从教育做起。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幻想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的俄罗斯人，现在已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常猥琐。那谁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在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而在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 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2]叫现在的日本人学30年代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年时间，整个北方，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的战略博弈已近摊牌。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而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

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有24个朝代，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然后再重新建设。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已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问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虽有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来接它，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就外溢到池外并就把这个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重新再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中国经济现在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民族资本开始起来了。而民族资本存在的前提是要有民族市场，因为我们进入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 WTO，参与了全球化，这时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3]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四．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
这里会有人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和中国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了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便向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像多米诺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古罗马被冲垮。古罗马灭亡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的发展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几百年的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就可能被西方人肢解了。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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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2/6) -- 还乡团副 - (4980 Byte) 2004-6-26 周六, 上午10:24 (10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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