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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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已经进入疯狂的年代
李扬
在1997年时，我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大陆每年20万人自杀成功。刚看到时，我还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甚至认为可能是记者笔误，又或者是在排版时的失误；及至后来又主动查
阅了大量的资料，这才相信。可怕呀，要知道那是20万人啊，一场战争都未必死这么多
人呀！
到了2000年时，又看到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每年自杀成功的人数是25万人。看到这则消
息时，我只剩下了感叹。而2003年看到国外一则报道，说是中国大陆自杀成功人数已近
30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都说中国人的劣根性，说中国
人苟且偷生，面对惊人的自杀数字，现在谁还敢说中国人贪生怕死？！中国经济提速恐
怕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吧？！中国政府难道没有从数字中发现什么，还是自杀的人数
不足以引起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重视？！
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人民的精神面貌是何等可悲，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何等压抑；
自杀成功的数字后面，还有数倍的中国人希望自杀！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口号：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且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波
又一波的扫黄打非，故且不说“黄、赌、毒”是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发展
中的客观存在，就说现在“黄、赌、毒”越打击越泛滥，甚至党、政、军、警参与
“黄、赌、毒”而乐此不疲，中国大陆的研究家和理论家们都在忙于什么？
到底什么是精神文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虽然大陆媒体受到世界
上最极端地管制，仍然常看到强奸、杀人、盗窃、放火等重特大案件的报道，一些幼女
受到最残忍地伤害；投毒和爆炸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了一种时沿流行，数人、数十人甚至
数百人倒毙。清华大学生居然把目光瞄准了动物园的黑熊们；过去说广东人“除了人不
吃、什么都吃”，连南边国家都走私野生动物，以满足广东人的胃口，更可怕的是这种
“吃疯”已经由南向北漫延，甚至吃出了威胁全人类的病毒SARS；现在民间悄悄流传南
方某些地区还喝“婴儿汤”，据说这种烹饪婴儿的汤滋阴壮阳，属于十全大补；中国大
陆2002年更公开推出“人乳宴”；而英国电视台播出中国大陆某人表演的“行为艺术”
——吃婴儿尸体。
象这样令人发指连畜牲也不如的行为，在中国大陆太多了。我不禁想起鲁迅的小说《狂
人日记》，可鲁迅只是通过艺术想象来说明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而21世纪的中国大
陆，却是真正到了人吃人的时候了。难道这就是中国政府所标榜的“精神文明建设”？
难道这就是建国五十多年的伟大成就？
我写了8万字的《情况反映》，是反映公安行业腐败的行为。每一个看完的人都吓了一
跳，家人亲戚劝我别写时声调都变了，就连公安局一位处长劝我别再上交时，那眼神中
的恐惧都是看到了我的将来。人人都知道等待我的是可怕的后果，然而朋友、同学、同
事一方面知道我的下场，另一方面却又对我进行侮辱和打击，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
是最勇敢和最有智慧的，可是他们表示的方法却是对我下毒手，打电话到我家里侮辱我
，在外面造我的谣言，最好的朋友甚至给我服毒药。。。。。。
而中国政府不仅调查我是不是间谍（我真不知世上有没有这样的间谍），而且派国家安
全机关的人员凌辱我、残害我，利用心理学技术企图让我精神错乱，这个我都有准备，
所以我没有为自己的困境难过，因为我相信我只是说了真话而已。可我没想到的是，连
我的家人都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残害和凌辱，封建社会的满门抄斩、诛连九族都给我使
上了。中国政府残暴、邪恶，而且低能，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精
神文明就可想而知了！
就因为心理学有唯心的一面，就因为中国政府需要利用催眠术控制国人，所以中国大陆
至今没有发展完善心理学。中国大陆有1，600万精神分裂患者，其中800万人是重度精
神分裂（这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数字，已经被压缩到了最低线）；而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
1个存在心理障碍。有时候我看到街上汹涌的人群，想起这些数字都感到汹涌的人群可
怕！
是的，别的国家也存在自杀者，也存在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但物质越发达的社会，人
们的心理问题越严重，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发达国家的心理医疗系统健全，社会中存在
大量合格的心理医生，以满足不同阶层人们的治疗需要。可是中国大陆有几个合格的心
理医生？许多会催眠术的人居然是在国家安全机关，而不是存在于社会医疗系统中。这
就让中国13亿人象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集体癔症大发作！
就举刚发生的例子，中国漫延SARS，而在中国人群中则漫延癔症。从南到北的中国人抢
购粮食和水，这是战争来临时人们的心态，可就是2003年3月份的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
，伊拉克人民也没有象现在的中国人这样疯狂呀！
前罗马尼亚的领导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在街头，不论是那个时代的罗国宪法，还
是现在的罗国宪法，恐怕都是禁止这种违宪行为的吧？！可是对极权政治充满仇恨的罗
马尼亚人，却在暴乱和暴怒中处死了自己的领导。我欢迎罗马尼亚人进入民主、自由、
人权的时代，但我反对任何践踏宪法的暴民行为。可是以现在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一旦
到了那种时候，死的将不仅是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吧……
这也是中国政府恐惧中国人走上街头的原因之一。当今之中国，正在培养潜在的暴民，
中国领导人必将为其违反社会规律的统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殃及池鱼的是国家和民族
！！！2003年5月3日
邮编：116000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看自行车） 李扬
既温柔又有力
蒋峰
身为北男，与南方女孩谈起恋爱来总觉得不得劲儿：太粗犷吧，人家多少会觉得咱这人有点粗鲁；太温柔吧，自己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总是进入不了轻声细语款款说的状态。于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视与南方靓女谈恋爱为畏途。
近来，我似乎突然开了窍：以前的自己也太偏执一端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自己为什么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呢？为什么就不能既温柔又有力呢？是呀，温柔是表示我爱她，有力是表示我是个男人呀！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以前怎么就想不到呢？原来，对于男人来说，恋爱中的平衡与美就蕴藏在这六字真经里呀！
其实，其它世事的平衡与美又何尝离得开“既温柔又有力”。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温厚大于威严的人。这也许与他18岁就成为小学校长的白面书生经历有关。父亲是那种行动多于言语的人，不论是在教学，做家务或是劳作田间时，他总是默默地在做，细致而耐心。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颐指气使或勃然大怒过。有一个细节至今仍深铭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滴水成冰的隆冬时节，与父亲同住在学校窑洞里的我半夜起来撒尿，蓦然发现父亲正在用他那沾满红墨水的双手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揉搓着我脱下的衣服……一股令人心酸的柔情悄悄而又尖锐地袭动了我那稚嫩的心！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渐渐长大的我却总觉得父亲温柔敦厚有余而威严勇猛不足。直到1998年的春节，我从温暖的广州返回黄土高坡上的老家，才第一次发现父亲身上原来也有另一面：那是除夕的下午，父亲在众多乡亲的簇拥下在院中摆开一方长桌写对联。在他陶然忘情的书写和乡亲们毕恭毕敬的神态中，我突然发现已然苍老了的父亲是那么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哦，这才是我那完美的“既温柔又有力”的父亲呀！
我知道，父亲这我从未发觉的“有力”一面是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积久累年的文化的力量！
说起文化，我常常感慨系之：也许在政客和奸商的眼里，文化只不过是个婊子，只要有权或钱，谁想上就能上。但越来越多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文化其实也有其外在的“温柔”和内在的“有力”两个方面的特质！说其“温柔”，是因为文化不像政治和经济那么富有质感，那么“实在”，总给人一种软性的甚至“虚空”的感觉；说其“有力”，是因为文化其实在柔软的果肉包裹下自有其坚硬的内核在！
仅举一例证之：伟大、光荣、正确如毛泽东者，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大事：1949年，他通过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1956年，他通过国家力量和行政手段完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1966年，被重大政治、经济野心成功得偿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又发动了他人生第三大战役“文化大革命”。可是，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因为文化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能去顺应它，一切妄想用政治、行政等强制力量制服文化的愚妄之举，至少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还未见有得逞遂愿的！
实话在中国仍是稀缺资源
蒋峰
笔者私下里把中国当下的文字分为这样几个类别：其一，社会学意义大于美学意义的文字；其二，美学意义大于社会学意义的文字；其三，社会学意义与美学意义高度统一、协调的文字；其四，纯粹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文字；其五，纯粹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字；其六，既无社会学意义又无美学意义的文字。
对第二类文字我并无非议，但总觉得有点儿遗憾。因为它太“为艺术而艺术”了，在中国真正成为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国度之前，窃以为这类文字未免有些回避责任，撂脱使命之嫌，太过奢侈、前卫了！因此，笔者一向对其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至于第三类文字，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观之，尚付之阙如。而第四、第五、第六类文字只存在于理论层面。
由于第一类文字流淌着滚烫的社会关怀的暖流，笔者私心里最为偏好之。
窃以为，李昌平先生的这本《我向百姓说实话》（2004年1月第一版）就属于第一类文字。在这本书的封底，李昌平先生提出了振聋发聩的“24个为什么”，个个掷地有声。这本书可以说就是对这“24个为什么”的扎实解答。作者在该书中探讨了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债务、农村费改税、农村教育、农村官僚式上层建筑、农村底层民众的非法生存等一系列敏感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从农民的儿子、曾经的基层农村干部和“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鲜明而切实的见解和观点。可以说，李昌平先生在本书中提出的每个问题及对其的分析都是切中当下“三农”问题要害的实话实说！因此，该书甫一推出，便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关注。这很自然地让人们联想到了3年前李先生那部在国内外都产生过巨大反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
为什么这样两本既无性的桃色包装，又无暴力的红色渲染，也没有所谓的时尚杂色炫目的朴素的文字却能激荡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就在于“实话”二字。
纵观中国的当代史，如果执政党能够一以贯之、不折不扣地切实推行其“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那么，像“反右”、“大跃进”、“文革”这样的历史惨剧和政治笑话还能够在人间粉墨登场吗？难怪有学者慨叹到：“真实是可怕的！”窃以为，中国当下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只要能抓住“实事求是”这个纲，那么就肯定会实现纲举目张的大好局面！
同时，上述两本书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反响，恰恰说明“实话”在中国的当下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它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常态！
记得去年，著名言论家余a杰先生曾在南京理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追求的写作目标不是非得要写出一部当代的《红楼梦》来，而是要尽可能地说出真话！”诚哉斯言！我不禁为之击节赞叹！的确，当下的中国并不缺少那种躲在象牙塔里“专饮天上琼浆”的自得其乐的所谓“安全的”“纯文学”，缺乏的恰恰是“也食人间烟火”的鲁迅式直面当下的社会关怀！
“实话”、“真话”、“扎实话”……让我们自李昌平和余a杰二先生始，“尽可能地”“实话实说”吧！
“让全社会来监督媒体”是一句空话
蒋峰
2003年12月14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子川在该报《时事评论》版头条社评《媒体权力也需要全社会监督》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公共行为，媒体的权力必须受到全社会的监督”。很显然，其对媒体权力监督缺位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现象的忧虑和谋求割除这一“媒体肿瘤”的努力是十分令人赞赏的。但是，将对媒体权力的监督简单推诿于“全社会”，窃以为，这种提法未免失之笼统，其实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众所周知，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必须以一定的权力或实力作为后盾，一个合格的监督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制约甚至抗衡力量。试问，作为“全社会”最大多数的普罗大众，他们有没有能力或实力去监督媒体？作为“全社会”最大多数的一般机构，它们又有没有能力或实力去监督媒体呢？在当下的现实中，恐怕他们只不过是媒体监督的对象罢了，哪里还能够谈得上“反宾为主”呢？何况，这里不但存在着上述“权力”与“实力”的缺位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窃以为，正像对公检法的监督权主要是由人大（因为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有这个权力与实力）来行使一样，对媒体的监督主体也应该更明确一些，以作到责权明晰、统一，也使其监督更专业、更理直气壮，更强有力。
那么，由宣传部或新闻出版局来监督媒体是否可行呢？我个人认为，上述两个机构恐怕更多地只能履行其管理的职能罢了。因为，现在的媒体数量甚多，每天披露的信息也很庞杂，由上述两个机构来切实地实施监督，恐怕他们会有点儿力不从心。
那么，由媒体来监督（其它）媒体是否可行呢？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国情下，这不失为一条次优选择之道！因为，至少同一级别的媒体，在“权力”与“实力”上毕竟大体相当，信息也可以作到大致对称，更不用说级别比其低的媒体了。同时，有的媒体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影响力却很大（比如《南方周末》），也有能力监督其他级别更高的媒体。何况，媒体之间的监督还可以弥补普罗大众和一般机构固然有监督之心，可是并无监督之力（能力、实力、影响力等）和缺乏信息发布平台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不足之处。
就以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为例：对一些媒体的前期虚假报道，难道当地民众就没有一个人看穿吗？问题在于，他们就是看穿了，又能怎么着呢？最后，还不是由《华商报》率先披露了矿难真相，才牵引出这桩轰动全国的记者群体受贿，制造假新闻的肮脏丑闻吗？
当然，普罗大众和一般机构也可以以提供线索和配合采访的形式参与到这种媒体之间的监督当中来。但是，媒体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民主自由是虚无缥缈的吗？
蒋峰
2004年1月11日，《南方都市报》在其《地球周刊·评论》版（B40版）刊出任东来先生的专栏文章《美国兵当选〈时代〉风云人物的联想》，该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解除萨达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借口下，美国进行了其历史上动员规模和伤亡代价性能比最佳的战争：伤亡两百余人，费时21天，便推翻一个维持了24年统治之久的中东小霸王。更令世人惊奇的是，它虽然攻城略地，但既不掠富，也不劫财，为的是寻找子虚乌有的违禁武器，为的是虚无缥缈的民主自由！”
读到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我感到非常震惊！
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方式不是不可以商榷甚或质疑，其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了其口头上一再宣扬的“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自由”一说也不是不可以探讨甚或质疑。但是，“民主自由”本身怎么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呢？！
者本来以为，在21世纪的今天，“民主自由”早已是被世界各国广泛公认的基本价值准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普世原则，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民主自由”作为一种能实现世界繁荣，增进人类福祉的政治理念，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找到的，已经被世界主流国家的发展历史所一再证明，并将被人类实践继续证明切实有效的唯一通途！同时，对目前尚未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国家，它也是一项崇高的理想和神圣的事业，不容任何人佻挞亵渎！但是，真的是“世界上的好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就在高层一再强调要大力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可爱的同胞却在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民主自由”是“虚无缥缈的”！难道说他真的就认为只有专制独裁才是实实在在、天经地义的吗？
为可笑的是，此番谬论竟然出自一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什么狗屁“专家”、“学者”之口！窃以为，如此明显的胡说八道，既是对舆论和公众的误导，更是一个学人信口开河、率尔操觚且缺乏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的表现，是极其不负责任和十分危险的！
实，细细想来，这里所谓的民主自由虚无缥缈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的：我们以前不是常常听到不少基层官员振振有辞地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吗？所谓的民主自由虚无缥缈论其实就是“民主不能当饭吃”这种乡愿式庸俗谬论的最新翻版！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从所谓“以社会批判为职志”并以“社会良心”自居的“高级知识分子”的金口喷出的，不过更显出其更上了一层楼的无知和无耻罢了！
者虽然无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严密论证“民主可以当饭吃”这一重大命题，却也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起码从资源分配这个环节来看，如果能有效引入民主机制，对弱势群体来说就真的是“能当饭吃”！
承认中国当下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们也许在所谓“知识”的填鸭式积累方面比普罗大众要多，但他们有时在思想观念上暴露出来的落后、保守、幼稚、偏执却是让人震惊的！这是我迄今为止对中国当下的绝大多数所谓“专家”、“学者”们尊敬不起来的次要原因。我对中国当下的绝大多数所谓“专家”、“学者”们尊敬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只敢利用民主国家的政治宽容和言论自由对其领导人和国家的大是小非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却对专制独裁国家的血腥暴行甚至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孰优孰劣？
——读《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一书有感
峰
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知识界习传着这样一个定见：“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有人甚至把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称之为“国学的复兴”。然而，通读《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一书之后，我却对上述看法产生了深切的怀疑：其实，中国知识界在经历了“六a四”之后的所谓“内敛”，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个浮泛的表层现象，他们当中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那部分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思考。只是这股汹涌不息的暗流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作为社会主流思潮而更多是以一种民间姿态显现而出的罢了。
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启蒙知识界逐渐分化整合成为三大流派：新权威主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占有无出其右的体制内优势，他们重新回归于国家体制，以新的国家主义为诉求，认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的自由化只能在政治集权和政治垄断的框架内实现，政治民主化则应当缓行。由于这一思潮早已成为国家主流价值和主旋律思想，我们在此不予置评，因为自有历史的检验在。
此不同的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正是因为具有不在庙堂而在野的民间身份（这一点也可从两派人员活跃于《读书》、《东方》、《天涯》、《二十一世纪》、《学人》、《开放时代》等具有民间色彩的刊物上得到印证），则更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在，因而才能真正形成中国思想界激烈交锋的两大阵营，更应受到关切中国未来命运的有识之士的关注。下面，笔者试从5个方面来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进行一番爬梳，以弄清其内在理路及影响。
西方根柢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都渊源于西方思想理论，只是后者更纯粹，而前者多少还夹杂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已。
“新左派”而言，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勃兴起来的“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以及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等。作为西方左派的反体制理论和非主流思想，上述各派都不约而同地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弊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另外，有论者指出，“新左派”还与中国秦汉以降的“抑商”等思想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思想和实践被视作“自由主义”的最早渊源，现代自由主义不过是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自由思想和唯信仰主义的现代表达。经由霍布斯、洛克等的发展，现代自由主义在20世纪已经蔚为大观，主要包括以下论著：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和《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柏林的《自由四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以及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现代自由主义是现当代西方的主流思潮，简而言之，他们在政治上主张立宪民主、以法治国，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推崇现代性和普世价值。
双方阵容
新左派”大都是年龄在45岁（20世纪90年代他们发言时的情形）以下，具有高学历的年轻一代，他们没有亲历过“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左祸”体验不深。而因为他们正好赶上了西方反体制理论的最新潮流和在国内、国外有着坎坷的求学、生活、工作的经历等原因，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就体会殊深，因而具有明显的反西方倾向。他们的成员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大陆，包括汪晖、旷新年、王彬彬、韩毓海、韩德强、陈燕谷、李民琪、黄纪苏、萧喜东、张广天等；另一部分在大陆之外，包括甘阳、崔之元、王绍光等。他们当中的汪晖、甘阳、崔之元被称为“新左三博士”。
于“新左派”大都是以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为知识背景的，因而被“自由主义”讥为“泛滥了太多的人文激情”。但是，“新左派”至少在人数上构成对“自由主义”的优势。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大都已在45岁（20世纪90年代他们发言时的情形）以上，他们至少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的极左思潮心有余悸。由于他们背靠西方现代主流思想理论，因而被人目为有亲西方倾向。与“新左派”的遍布中外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论者呈现为清一色的本土化色彩。他们的成员包括：李慎之、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刘军宁、何清涟、袁伟时、任剑涛等。
于“自由主义”大多是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为知识背景的，因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解释显得平实、理性和从容。
所持观点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资本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先，“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如陈燕谷就认为“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而“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全球化也才刚刚开始，阻碍社会进步的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
次，“新左派”认为：中国今天的社会弊病是“西方病”、“市场病”，应遏制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而“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当下问题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现代的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
次，“新左派”认为：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分配不均是由过分泛滥的市场经济引起的。而“自由主义”则认为：这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根源在于过于集中的旧体制，应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分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
着，“新左派”的“向前看”派（如汪晖等）认为：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论，进行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上的前现代问题。
有，“新左派”的“向后看”派（如崔之元、张广天等）认为：应该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甚至把“大跃进”中毛泽东提出的“鞍钢宪法”说成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崔之元说）。而“自由主义”则从“大跃进”和“文革”的本质入手对之进行了批驳。
外，被称为“市场经济下的红色小丑”的张广天在《江山如画宏图展》一文中竟然断言：“鲁迅和毛泽东复兴中华的宏伟计划中，有关文化这部分的最初实践，已由样板戏的革命而完成。”“自由主义”对此表示了不屑置评的轻蔑。
之，“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想与西方接轨的思想观点“不切合中国实际国情”，而“自由主义”反唇相讥“新左派”的思想观点是“让瘦子减肥”，“给婴儿发避孕药”。
意思的是，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观点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自己受到了打压。
对峙态势
从目前双方相持的态势来看，“新左派”显然占了上风。
先，“新左派”是这场持续有日的大论战的挑起者。早在1991年，“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王绍光和甘阳就分别抛出了“新左派”的“开山之作”《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和《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两篇大作，正式对“自由主义”发出挑战（这与当时国内的“毛泽东热”正好相呼应）。而“自由主义”则自始至终都处于“守势”，他们忙于对来自“新左派”的指责进行抗辩，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加以勾画，对自由主义的可信度与有效性提供说明。迟至1998年那个被中国知识分子称为“小阳春”的年份，“自由主义”才作为一种学理立场在东方古国浮出水面。
次，由于“新左派”与中国2000多年以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而对其感到亲近者大有人在。这一点尤其在“强国论坛”等主流网络论坛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自由主义”由于是纯粹的“舶来品”，其必然在本土情感认同上遭遇挫折。
次，由于“新左派”至少在理论上鼓吹公正、平等、高调民主及“关怀弱势群体”等，因而天生就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容易引起广大的同情。
有，“新左派”对国内最有影响的《读书》、《天涯》等知识分子刊物的占领（如汪晖出任《读书》执行主编等）也标志着其优先话语权的确立。
外，正像上文所述的那样，“新左派”已对“自由主义”形成中外联手，合围夹击的有利态势。
者，“新左派”从2000年开始，不仅有理论，而且有行动（如上演话剧《切.格瓦拉》等），而“自由主义”则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
后，由《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一书的书名及编排也可看出，“新左派”处于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仅处于陪衬地位。
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由于其主要诉求的政治敏感性，其在中国现实中受到压制的命运也就是必然的。这一点，由对其同道视为重要思想交流平台的“思想的境界”网站的关张以及秦晖、刘军宁、何清涟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两件事中可明显看出。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和大众中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和中国向来重集体轻个人等传统的影响，使得自由主义在这个东方国度早已成为贬义词，至少意味着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这对其精义的传播势必阻力颇大。
外，随着李慎之的驾鹤西去，何清涟的黯然去国，其成员年龄的逐渐老化，以及国内青年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等因素的凸显，“自由主义”在“接班人”的接续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自由主义”的论析都比较平实、明晰，且自有一套针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因而对其传播不无裨益。
像“自由主义”有其优点一样，“新左派”也有其缺点：他们除了挑剔与指责，批判与解构之外，迄今并未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针对中国“真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其致命弱点。另外，由于其文章大多艰深难懂，深陷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其向目标受众的传播也就受到了阻滞。
未来走向
果说新权威主义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主张改革开放的务实派政治精英与大中型企业集团的利益的话，那么“新左派”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而“自由主义”对民间产权、自由竞争、人权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逐渐由“金字塔型”的社会形态向“纺锤型”(或曰“橄榄型”)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无疑，“自由主义”将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而言之，就中国的实际情形而言，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之内，如果上述三种启蒙思潮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产生良性互动，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公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中华叹——兼贺中国民主党成立六周年》
中国民主行动党中央委员会
喑马刚毕又噤蝉，
大好河山成猪圈。
十三亿人齐做奴，
一党小丑手遮天！
公元2004年6月25日
清水君带着手铐被拴着双脚上法庭----6月22日清水君案开庭侧记
2004年6月21日,清水君父母兄姐一行四人,在常州和清水君案辩护律师郭国汀先生见了面.此前,从上海赶来的郭律师就前往常州市看守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要求和当事人清水君（黄金秋）见面,遭到看守所领导拒绝,理由是必须有两个律师才能见清水君.21日下午,郭律师又给常州市中级法院清水君案主办人尤法官打了电话,要求依法开庭前和清水君见面以利核实案情,哪怕只给5分钟时间.但是,也未获允许.
6月22日上午9时30分,清水君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判长与两名陪审员、两名公诉人、郭律师到庭.旁听席上,除了清水君4名亲属外,还有20名左右穿便衣的司法系统工作人员,以及60名左右武警学校学生----这些学生下午就没有组织来了.
清水君到庭时,双手带着手铐,尤其特别引人注目、令人痛心的是,他的双脚居然拴着一根绳子,只能挪动而行!到被告席落座后,打开了手铐,但是,拴着双脚的绳子却一直没有给解开----看样子在里面是带着脚镣的,恐怕当局知道给这样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文弱书生带着脚镣出庭受审,响声太过恐怖,有损“伟光正”形象,故出庭时临时用绳子暂时代替.
据清水君姐姐黄金美说: “不知道他是不是装出来的,看他倒是一点都不怕,挺精神. ”
上午主要是公诉人宣读《公诉书》,罪证3条:
1. 发名片;
2. 写文章（包括呼吁中共审时度势，顺应世界民主潮流，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变革的《陈泱潮与清水君的联合声明》）;
3. 筹备建党.
清水君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作为“罪证”全部下载,有8个卷宗.
下午举证.至17时,因清水君提出有几位证人必须到庭而休庭.
因此,庭审尚未进入清水君作《最后陈述》、辩护人发表《辩护词》、公诉人发表《公诉词》、法庭作出并宣布《判决》的阶段.
但在问答过程中,清水君坚称自己无罪,郭律师也认定清水君无罪.对此,6月23日香港〔明报〕《官提三证据控清水君犯有颠覆罪》一文已有报道.
何日复庭未说明.
清水君家人给清水君带去的物品,一概未获接收交给清水君.清水君父母兄妹均未获与清水君讲话的机会.只是宣布休庭清水君在离开法庭前,才有机会喊了一声“爸爸!妈妈! ”刚与父母握了一下手,就被法警催促强行带离法庭.
据清水君父亲说,郭律师人很年轻,最多不超过35岁,但显得很成熟干练.清水君家人和郭律师22日中午一起吃的饭.郭律师点的菜, “郭律师知道俺困难,点的都是廉价菜,5个人吃了不到 100元钱（约10美元）”.
----对清水君一案的休庭,是中共故作依法办案姿态、并测度海内外对清水君案有何反响的举措.同时,也是海内外表达正义呼声,真正能起到营救清水君作用、强调人权应依法受到保障、民主自由爱国爱民无罪的时机!
希望广大读者关注清水君一案的后续结果!
希望清水君的读者们,希望广大网友,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海内外朋友们,就中共在清水君一案上所表现出来的违宪、违法、肆意侵犯人权、不容爱国青年走理性民主之路、顽固阻挡民主潮流的恶劣表现,积极展开评述!希望一切志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力量,能在此事此时此刻,作出有力的积极的反响!
陈泱潮2004-6-24日凌晨4时敬启.
强烈要求中共依法尽快释放清水君!
陈泱潮
（2004-6-24）
江泽民先生和胡锦涛先生都一再表明要“依法治国”.6月22日倍受海内外网络读者瞩目和关注着的〔清水君爱国有罪案〕开庭了.整个开庭过程反映出来的事实,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当今中国莫说 “依法治国” ,连“依法办案”都根本谈不上!姑且不说共产中国现行法律不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民主法律,就是连中共一手制定的法律,中共不仅也公然置其法律于不顾,而且是公然违宪而行! 公然违法而行!
人们要问:到底是根据什么法律能认定并进而据此起诉清水君发名片有罪、写文章有罪、在境外言及组党而且远远未成事实有罪、在其文章中宣扬中共有进步有善政、呼吁人们走理性民主之路有罪?
对清水君案的起诉,首先严重违反了清水君言行被起诉期间正实用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34、35、36、37、38、39、40、41、47等有关承诺保障公民所有基本自由和所有基本权利的条款!
正是这些条款白纸上落黑字,清清楚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与被选举等等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清清楚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公民享有的这些基本人权必须依法保护!
清水君这样一个充满着爱国热情的青年,以他的聪明才智,本可以在海外找到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他却在留学毕业后,立即满怀热情回国要把自己的才智献给国家.对这样一个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爱国青年,怎么能以发名片、写文章、欲组党来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与被选举等等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你宪法明文规定予以法律保障的!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全世界面前,签字承诺遵守《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请问中共:你为何要一面高叫“依法治国”,一面故意违宪?你们一手制定的宪法,到底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坑害中国人民、引诱陷害中国人民的,还是真要“依法治国”拿来作为治国依凭的?你们要不要遵守、要不要服从宪法?
其次,对清水君案的审理,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有获得辩护人的权利!
“必须有两个律师才能见被告人”----请问:这是什么法律文件上规定的?为何以此为由不让律师和被告人开庭前见面了解并核实案情?
不让当事人和当事人的律师见面,事实上就是公然剥夺当事人依法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就是既要当事人倾家荡产支付诉讼费用,又要使辩护掩人耳目行同走过场,搞假辩以欺骗公众欺骗舆论, 进一步起到加害当事人的作用!
第三,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清水君作为自动从国外回到祖国提倡爱国爱民、主张非暴力推进理性民主的一个文弱书生,出庭的时候,居然被用绳子拴着双脚受审!这是前所未闻的事件!这是中共司法当局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对被告人施行酷刑的明证!
对清水君的起诉,充分证明了中共的昏愦----中共把主张人们应当正视中共的进步和善政、强调非暴力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青年当作罪人,就是在鼓励广大向往民主自由人权的青年,认同暴力革命 ,进而坚决走必须用暴力彻底打倒、彻底推翻中共的道路!
正如同我主张即使对独裁者也应当信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样,我特此呼吁江泽民、胡锦涛先生关注清水君一案!完全应当行使你们的权力,敦促有关部门依法宣布清水君无罪!依法停止对清水君的迫害,尽快依法还清水君自由!
我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所有人权组织、反酷刑组织,呼吁美国议会、总统、联合国,关注清水君一案,声援清水君,强烈要求中共依法尽快释放清水君!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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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疯狂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