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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也)不懂共和就是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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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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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也)不懂共和就是民主!
《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
《走向共和》:三个陌生人和两个名词解释
《走向共和》是一部令人惊讶的电视剧集,编剧张建伟,他的《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一书,当年和余杰的《火与冰》一起,是“草原部落”丛书推出的三匹黑马之一。他的《历史报告晚清篇》尤其是其中的《温故戊戌年》曾引起读书界极大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宪政话题的逐步升温,晚清民初那数十年的宪政史成为学界内外知识分子注目的一个焦点。此剧把握时代脉象,将学界对清末民初宪政运动的重新认识通俗化,用一部表演出彩、气势恢宏的电视剧把“宪政”这一时代的崭新价值走向传递给吃过晚饭的百姓大众。仅此而言,这部电视剧就称得上二十年电视剧文化之冠,堪与十四年前那部洛阳纸贵的电视纪录片比肩。
尽管诸多地方囫囵吞枣,尤其是张建伟未参与撰稿的民国时期的戏份有较重的概念化倾向。也无论该剧在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上引发了多少闹热的争论。但《走向共和》最大的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为大众的“价值重估”带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契机。把一些被公众耳熏目染甚至盖棺定论的人物,一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理解密切相关的概念用一个个镜头推开,让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观众群也惊呼乍唤,跌破眼镜,甚至拍案而起。让熟悉的概念“陌生化”,让隐藏其后的价值颠簸摇摆。这样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诠释、重新教育和受教育的机会。
《走向共和》给我们带来了三个陌生人:李鸿章、袁世凯和孙文。并带给我们两个陌生的名词:共和与宪政。
李鸿章
如果读过李鸿章一生之死敌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就不会对电视剧中“卖国贼”成了“治世之能臣”的描写感到天地旋转。电视剧中借伊藤博文之口,向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首端方提到了这本书。梁启超在书中自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认为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是大清国数十年来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不知道世界大势所趋和民主政治的原理,所以终究成不了“造时势”的非常英雄,为此扼腕长叹。电视剧中,编剧让李鸿章拒绝做总统的建议,亲口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反映了梁启超对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的喟叹。对于甲午之战后清流舆论指责李鸿章为汉奸的骂声,梁启超予以痛斥,说这些言论“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在西洋各国眼里,对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也评价极高。电视剧中提到了“东方俾斯麦”的美誉。中国百年之间在世界政治史中声望最高的人物,唐德刚先生认为仅李鸿章与周恩来二人。1896年李鸿章访美,所受礼遇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格。港内所有船舰鸣炮致敬,纽约曼哈顿万人空巷,50万美国人来到街头,为这位来自衰败帝国的杰出政治家高声欢呼。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抨击《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并欢迎外国资本来华自由投资。他说“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只有竞争才能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如果这话令我们有恍如当世的错觉,再听听这位李中堂对于新闻自由的高见吧:“我们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我们的编辑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将部分的真话。由于不能诚实的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的高贵价值。”
袁世凯
《走向共和》中对袁世凯的权变厚黑之术有淋漓尽致的描述。这一层令观众并不陌生。但袁世凯一生服膺德国的现代化思想,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却让大部分观众感到诧异。因为这是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历史课上从未提及的事实。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到1908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7年间袁世凯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这些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星火燎原,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是不可想见的。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主要原因。刺杀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一放出来就看穿形势,说安定天下“非袁不可”。
袁世凯为人诟病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告密是袁世凯一代枭雄政治投机主义的一贯做派。但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无直接因果。窃国之说更加颠倒黑白。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项城刚刚过世,中国将会是怎样战乱不止的局面,倒令人不寒而栗。袁世凯实乃民国的开国功臣,而不是陈伯达篡改历史称为的“窃国大盗”。而恢复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一命呜呼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宪政民主道路的负面影响倒是无关于痛痒的。至于二十一条事件,目前研究资料证明是袁世凯授意故意透露日本的要求,借国内舆论来增加拒绝的筹码。而和日本军方有秘密勾结、甘愿接受二十一条的恰恰正是想借机反袁的孙文。但这一节学界尚无定论,牵扯又过于重大,所以电视剧中彻底回避了这一历史教材中轰轰烈烈的事件,干脆对此只字不提。
孙文
针对“国父”孙中山长期以来的正统形象,电视剧中对他外在形象的刻画激起的争论比前两个人物更甚。但随着民国建立后的戏份中,孙文形象开始由谐变庄,也有人认为这恰恰增加了领袖人物的亲和力。是不是欲擒故纵的艺术塑造手法姑且不论,孙文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前半生为民族主义革命摩顶放踵,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瓦解。这一点功在千秋。但后半生他为追求民主主义目标,却开始背离早年崇尚的英美宪政民主的道路,过分推崇武力和领袖的个人独裁,先后与主张议会道路的宋教仁、主张法治道路的黄兴和主张联邦道路的陈炯明发生分裂。最终开创了国民党长达80余年的党国极权模式,对蒋介石建立在训政名义下的独裁政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使中国追求宪政与共和的传统发生中断。
《走向共和》或明或暗的提到了关于孙文的几处负面史料。其一是借助黑社会势力,并在兴中会中以权术谋夺杨衢云的首领地位。电视剧中第一次广州起义描写了这些事实,并以一个镜头点到为止。筹划起义的会议结束时,杨衢云问孙文,“民国成立后,谁来当president(总统)”?孙文戴起帽子,背对杨,犹豫了片刻,说“当然是你”。其二是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不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当时几乎为之瓦解。电视剧中也反映了这一幕,但以黄兴的一段话为其辩护。
其三是孙文为发动革命多次在海外以提供“股友生财之捷径”的引诱进行募捐,并多次接受德国、法国和日本政府军方的资金扶持。在民国成立后也多次不经参议院批准私下举借巨额外债,以各种优惠条件进行秘密外交。1915年,陈炯明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称“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电视剧中有一段,就是描写一位曾经捐输革命的旅店老板娘认出孙文,对他追讨本息大打出手的狼狈场面。
其余如1912年初不惜以武力威胁干预参议院定都北京的决议,与宋教仁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错误发动二次革命以及1913年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始走向独裁,要求党员按血手印,向其宣誓效忠。这些情事,电视剧都颇有分寸的予以了表现。
共和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的国家。“共和”的意思就是共有和共治。(按:这么解释是不对的。“共和”的意思,就是民主的意思。)“共”到什么程度各不相同,但最起码的一个底线是不能一个人独裁,因此共和首先是与君主制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概念。在电视剧中,宋教仁向乡村选民解释“共和”,提到了我国历史上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称之为“共和”的典故。(按:这恐怕不是历史上的宋教仁的真正看法,而是剧本作者的一大败笔。基本概念都没搞懂。)尽管事实上那不过是寡头体制,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两人共同执政的事实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突破了君主制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按:错。不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突破了君主制,而是两个大人辅佐一个孩子。事实上,这个典故和共和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共和是从洋文republic翻译来的,而republic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和来自希腊文的democracy民主,是一回事。-智叟)真正的共和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一开始就有着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分别,一些城邦自始就没有君主,国家权力在各种制度安排下被分散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但那时的“共和”还没有与民主概念和宪政制度相结合,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共有、共治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尚未出现。因此所谓“共和”仅仅是上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共享权力的某种政治模式。这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较强的贵族精神和精英化的自由传统,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于共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这个意义上,斯塔尔夫人曾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
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西方古老的共和制度迈过一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再次获得了新生。共有共治的范围逐步向普选权扩大,开始与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和宪政制度相结合,产生出以美国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义。这就是一百年前孙文等同盟会人所追求的“共和”。推翻帝制仅仅是走向共和的第一步,是古典的、初级的共和概念。把民主宪政制度的内容放进共和国的篮子里,才是现代共和主义的功德圆满。由此可见,在一个君主制度已经被抛弃的现代社会中,离开了民主制度和宪政的价值观,“共和”一词其实缺乏足够的内容。古典的共和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讲古典共和不讲现代共和就是“假共和”。而就如徐锡麟在剧中所说:“假共和一定会带来真革命”。这正是清末立宪失败的教训。但如果远离了民主与宪政的价值内涵,一旦真革命,又往往会带来假共和。这却是民国建立之后漫长时期内的教训,是徐锡麟等烈士不可能意识到的。
宪政
在《走向共和》中,杨度、梁启超、孙文甚至那个参议员罗文等,都被称为“宪政专家”。很多朋友知道我研究宪政,这段时间都来问我“宪政”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对公众来说久违了半个世纪的陌生概念,剧中台词给了一个糊涂的解释,“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但“宪法”这个概念指向的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并非具有确定价值的内容。因此不如用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来解释,他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因为宪政与民主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平衡关系。因为宪政的最核心价值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法律当中的“自由”。休谟称之为“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为了保障属于个人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由,宪政制度用了各种方法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等等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有人说宪政的实质就是“限政”。在民主制度下,当政府权力来自于议会的立法和人民的授予时,宪政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主”或者说“民意”的限制。即那些得到宪法保障的个人自由是任何人(无论君主还是人民)都不能随意剥夺的。
尽管电视剧中被封为“宪政专家”的人很多,但清末民初其实只有一个人对西方宪政文明的理解是最透彻的。这个人就是没有出现在《走向共和》里的严复。全剧中又是在伊藤博文询问端方的时候唯一一次提到了他。当伊藤得知严复仍然在海军学校任教时,他长叹道:“我这位老同学才华比我高得多,可我现在是首相,他却只是一个教官”。
严复用了一句话就登堂入室,他说西方政治文化一言蔽之,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价值目标上是自由,在政治框架上是民主。在制度手段上是权力制约,在统治形式上是法律。这就是宪政民主。也就是走向共和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不是天国,却是尘世间迄今为止一种最不坏的的政治结构。
刘晓波:阻碍媒体改革和葬送新闻良知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二
广东报业一直是媒体改革的先锋,当《南方周末》在整肃下失去锐气之时,《南方都市报》的迅速崛起,接续了媒体先锋的角色。特别是在2003年,“南都”在SARS危机和“孙志刚案”中的杰出表现,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信誉。正当“南都”北上京城创办了《新京报》、准备在政治中心一展身手之时,一场大灾难突然降临。所以,“南都冤案”对中国媒体改革的负面影响,将是巨大而多方面的:
1,阻止媒体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大陆媒体也自发地开始了转型,逐步由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这一转型中,对于那些锐意探索改革路径的先驱者来说,最大的制度瓶颈便是产权模糊和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制度陷阱。特别是在传媒领域,媒体受到具有悖论性质的双重挤压:党的政治正确和市场的利润第一。媒体既要扮演“党的喉舌”,又要满足“受众趣味”;既要服从“党管人事”,又要适应“市场竞争”;二者之间的冲突又无法调和。“喉舌”要求舆论导向符合统一的主旋律,而受众要求多元化的真实信息;媒体领导层要服从党组织任命,而市场又要求在竞争中选拔人才。南都高层之所以身陷囹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掉进了“灰色陷阱”。
众所周知,《南方都市报》曾经是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俞华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仅用三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六年后实现年广告收入13亿元,创造了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的奇迹。作出如此杰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层,本应得到制度性奖励,区区几十万奖金的分配并不过分,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遭遇牢狱之灾。事实上,即便南都高层在决定员工报酬分配上有违规之处,也绝非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新旧体制交替的灰色时期之必然。何况,大陆媒体又有几家没有过类似南都的内部利益分配。为什么偏偏是南都领导层遭此横祸,而其他媒体则安然无让?审判南都高层的台面理由是“贪污”、“行贿”和“受贿”,而台下的理由是因他们屡屡偏离了喉舌立场,没有与广东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特别是被《南方都市报》的舆论监督置于尴尬地位的某些广东高官,他们一直在伺机打击报复。此次审判,就是借经济犯罪之名来行打击报复之实。
显然,这次判决作为司法构陷,是对南都的改革奇迹的彻底否定,不仅否定了南都领导层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也使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受挫;不仅否定了以往的广东高层对敢言报纸的保护政策,也让作为媒体改革先行者的广东形象严重受损。
2,扼杀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自发努力。由于喉舌要求对媒体的限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角逐之中,大陆媒体很难靠“严肃化”来立足市场,大都只能争相以“娱乐化”来争取市场。然而,在娱乐化泛滥的媒体竞争中,南方报业集团却独辟蹊径,以关注国计民生和敏感时事的严肃取向,以大胆直言和深度报道的民间倾向,而成为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为中国媒体的改革提供了另类的成功示范,也为走向新闻自由的渐进道路提供了路标。毫无疑问,南方报业的三报一刊是中国传媒业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珍惜。
而现行广东当局,先是整肃《南方周末》和关闭《21世纪环球报道》,造成了广东媒体的萎缩。好在,《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使南方报业集团的开明形象得以延续,也使中南海新主人的“三把火”有了来自传媒界的闪亮。然而,这次审判对媒体改革的打击远甚于以前的历次整肃,不仅是对中国最开明媒体的扼杀,使媒体改革的广东橱窗砰然关闭,也是对新闻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打击。南都案给其他媒体的教训是:当下中国的传媒市场,只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媒体、或拒绝新闻良知的媒体,才可能生存下来且获得暴利,而谁再想以严肃导向和推动新闻自由来赢得市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遂使媒体业的竞争陷于“劣币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3,逆淘汰必然导致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出局。在媒体仍然被官方视为“喉舌”的制度瓶颈中,中国媒体走向独立的内在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优秀媒体人的自发推动,正是他们的开明观念和新闻良知的觉醒,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职业道德的顽强坚守,才使南方报业的改革模式历经挫折而延续下来,严肃媒体才能在打擦边球的夹缝中寻求渐进的点滴改良,起到“半吊子第四权力”的作用。
俞华峰、程益中等人正是现代观念的先觉者、新闻良知的实践者和职业道德的坚守者,他们经营《南方都市报》的成功,赢得了同行的敬重、知识界的赞誉、读者的认同和党内开明派的肯定。然而,广东当局以新闻管制制度为后盾,非但不鼓励优秀新闻人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反而对他们进行恶毒的司法构陷,使媒体改革的实绩变成了改革者的罪状,使稀缺的媒体人才变成大牢中的囚犯。这,无疑是对所有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媒体人的当头棒喝,将中国的新闻良知置于动辄得咎的改革恐怖之下:不改革媒体死,但搞垮媒体的缺德经营者却安然无忧且赚得暴利;改革媒体活,但救活媒体的有德改革者却可能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
中共现政权正在高倡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新闻自由。一个肆意构陷新闻良知和打压开明媒体的社会,不可能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新闻队伍,也不可能培植出独立的第四权力,逞论新闻自由的现代文明!
2004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如何推翻中共》是一部好极了的书
苍山一竹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看完高光俊撰写的《如何推翻中共》。
为什么看得这么慢?
这一是要看仔细了,还要看过就记牢,因为这本书存在我的手提计算机里是没事找事,因此出事是傻瓜,别的地方出事这本书存在手提计算机里被查获肯定罪加一等,那也是贻笑大方。
这二是看着看着就走神了,琢磨着我,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人,我所处的环境,我过去经历的,我脑子里想象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让你一边看一边想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和怎么出现令人兴奋场面和结局的书,而且你自己就变成了那一幕幕高贵、刺激、兴奋甚至发狂的情景的主人公!
《如何推翻中共》,是一本好极了的书,这辈子我读了那么多的书,还没有那一本书给过我这种感觉--真他妈的是一本好极了的书!
不!《如何推翻中共》不仅仅是一本书,它简直就是一种召唤,神的召唤!
所以,我在把《如何推翻中共》这本书从我的手提计算机里删除了之后,却赶紧又上到我们中国民主正义党的网站上,再次下载,因为我实在是还想看一边,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想看几遍--那种自己就是主人公的一幕幕高贵、刺激、兴奋甚至发狂的情景似乎已经让我上了瘾,我无法抵抗热血沸腾的冲动,又象是一盏在潮湿的空气和呼呼的寒风中终于被打火机点着了的煤油灯。(2004年6月19日于上海)
心田评:彭明在缅被捕并遣返中国--彭明曾有过支持
民运人士说彭没有人支持是错误的,他和其他民运一样,曾受到支持,但包括资金的支持,因其能力和为人,失去了基础,也失去了支持。
他的兴盛和衰败并不是因为其理念,而是因为其人格。这也是民运的普遍弱点。
中国的现实说明,没人找到中国的出路。民运人士片面强调和平理性,太过天真。可以说是婊子立牌坊的心态,既然反共,还讲什么中共接受的方式?而批评他人偏激则是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就是要容纳别人的理念。
中国这几年的变化基本表明了,暴力推翻中共是必然的路,除非中共由畜生变成人类。这点中共最清楚,中共的官员从来对国家前途没有自信,所以孩子、老婆、金钱都往国外转移。
复旦大学一女生惨死宿舍 喉部插著水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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