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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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书（第一号）
支持和投入中国（大陆）人民民主革命
结束霸国专政的一党罪恶统治解放与振兴中华民族
李契克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弟兄们：
你们好！
我是李契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前政委（正团职上校）。我曾和你们一样，为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踏上了军旅之途；曾和许多军人弟兄们一起参加了中越边界战争（中国大陆1990年出版的《中越战争密录》一书中自120页至122页叙述了我们参加战斗的情况）。在我服役的26年中，目睹了霸国专政和欺压灾害广大军民的共产党统治势力，利用其霸占的国家政权大肆进行统治犯罪；剥夺广大军民的诸类合理权益（特别是基本人权及其中的民主政权权力）；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不许人民反抗其罪恶统治和维护自身权益；掠夺国民产值供其挥霍享受；将其霸占的国家资本化为私有，大肆贪吞与转移出境；霸占国家资源；支配国家利益；毒害国民生态；灾化社会环境；激促各类民间犯罪（特别是各类重大恶性犯罪）；制造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差距；制造共产党统治国家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把艰辛产值的广大人民压在等级国民社会的最下层；利用其一党专政政治制度和其主宰的国民社会条件损民利党；以灾害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满足其一党私利；迫使军队成为其维护罪恶统治，镇压人民，灾害国家的工具；制造了“毁我长城”的腐恶军风，损害广大官兵的利益，阻止军队履行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应有职能和完成中华民族对昔日侵华列强讨债雪耻的历史重任；遏止了民主政权的利国利民能效，猖獗地施放灾国灾民的政权能效；……共产党统治势力已成为反人民权益，反民主国家，反民族利益，反合理政治制度的恶霸，盗匪，法西斯恐怖统治集团，对人民凶残专政的统治“黑社会”势力，成为最大的国家犯罪势力，成为广大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为早日结束一党专政，解放中华民族，夺回被共产党统治势力剥夺了的人民权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政治制度，实现强国利民和对侵华列强讨债雪耻等等目标，共同遭受共产党罪恶统治势力灾害的广大军民应紧密团结起来，创造条件开展民主革命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为此，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军队中的弟兄们，与一些退伍的弟兄们，开始了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准备工作。我并于退伍后到海外寻找能与我们共同推动中国大陆民主革命的政治力量与共同维护人类制度文明的合作；经过一番周折，得到了答案：中国大陆的民主革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靠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爱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我将随时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民主革命……（我自2000年被中共派赴海外的特务们发现之后，被其围追堵截，寻机密捕；只要他们的阴谋未得逞，我就会不懈地从事推动祖国大陆的民主革命活动，并争取早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广大官兵弟兄们，在共产党的罪恶统治下，中华民族被其逼到了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罪恶统治及其制造的各类极其严重的社会灾害，使中国大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社会环境等整体性国家民族利益遭到空前的破坏和摧毁；使生存于艰辛产值和贫穷困苦中的广大人民遭受其野蛮凶残的压榨剥削和欺凌酷虐的综合性统治灾害达到空前；使国家资本积累，人民财产和不断增长的社会价值被其疯狂盗掠贪吞与密途转移出境等等造成的人民利益的持续“动脉大出血”达到空前；共产党统治势力极大地损害着包括解放军广大官兵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极大地破坏着国民产值能力（“社会生产力”），极大地破坏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爱国救国，必须废除一党霸国专政，必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广大官兵弟兄们，文明人类的凶恶敌人之一是犯罪势力。在诸类犯罪势力中，统治犯罪势力比非统治犯罪势力对文明人类的危害更大；而共产党统治犯罪势力比其它类别的统治犯罪势力对文明人类的危害更大。其霸持反存在真理的所谓“人类终极革命真理”（“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并以此做为压迫人民的罪恶武器（而其决不用此类“革命学说”约束自己）。在中国，任何黑社会势力都不能如共产党统治黑势力那样剥夺人民的合理权益；强迫和压榨国民产值；掠夺社会价值；霸占，贪吞，转移巨额国家资本；垄断国家政治；私定国家法规与政策等；以综合国家实力（特别是其“工具”政治实力）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不许人民合理产值与获利，不许存在合理市场与自由贸易，不许社会公正；勾结各类国际犯罪势力共同灾害文明人类；……
广大官兵弟兄们，共产党统治势力是以霸占国家政权（国民社会体系的中枢条件）为保障，剥夺广大人民的诸类合理权益，以霸国政治制度对广大人民进行剥削，压迫，虐待，欺凌，奴役，诈骗等等；只许其一党享有霸国专政的统治特权，不许广大人民拥有同等做人，正常生存，自由自主，合理获利等等基本人权；……受其灾害的广大军民，之所以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政权权力被剥夺。
国家政权是国民社会必需的护利治害条件，国家政权权力是国民不可被剥夺的基本人权之一。国家政权，含立法，行政，司法等功能；具有对国民产值，国家财政与税收，国有资本等等的掌握条件；具有对国家诸类政治实力的依法作用权力；是聚集综合国能国力，形成诸类国家政策方略，依法作用国家政治生态，等等的中枢条件；……国家政权的国民共同所有制本质必然产生巨大的利国利民的政权能效；而一党独霸国家政权的私有制政权本质，必然阻止利国利民的政权能效，必然是其尽能极力地用政权条件最佳利益其一党与不顾灾害广大人民，必然产生巨大的灾民利党的政权能效。共产党霸占国家政权利己，决不允许人民建立民主政权，极力扼杀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国家政权；民主政治的最高体现是民主政治制度。只有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才能实现国家政治民主。
在共产党不许人民拥有同等的相互监督与制约权力，以保证人民进行社会性护利治害的条件中，霸国专政的共产党必然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类统治犯罪活动。国家被其霸为“党家”，一党私法被其定为“国法”（实际法效）；犯罪势力专政必然无法无天地欺民利党，遭受共产党统治灾害的人民能到哪里去申冤鸣屈与讨得公正？！犯罪势力专政，必然依其好恶颠倒黑白地确定“是非”标准，国民生态，社会利害，施权予利的对象，“荣辱”奖惩，“功罪”生杀等等。共产党统治犯罪势力是不会自认有罪的，却必然把反对与阻止其统治犯罪的人民枉定为“有罪”（如“颠覆国家政权罪”，“反革命罪”，等等），并对这些正义和无辜的人民进行残无人道的迫害……真正有罪的是共产党统治势力，其犯有“霸国专政与掠夺人民产值罪”，“反人民民主政权罪”，“反合理国家政治制度罪”，“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罪”，“反人民罪”，“法西斯恐怖统治罪”，……
广大官兵弟兄们，独裁专政的共产党制造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运动”，实际上皆是其一党霸国专政条件下的冒牌运动。其制造的假“社会主义”运动，是其强行掠夺与支配社会价值以保障其不依“按劳分配”而霸占，享受，贪吞国民产值；不许产值人民按劳取酬；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以其一党意志“计划经济”损民利党，保障其特权利益，迫使广大人民艰辛产值供其掠夺并生存于贫穷困苦之中……──没有人民民主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其制造的挂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运动”，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制度是结束霸国专政统治的产物）。没有人民民主政权，就没有人民同等的生存，产值，交换价值，竞争利益等等人权；就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合理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利国利民的“改革开放”等。一党专政只会损民利党（特别是党官）；只会制造对人民迫值夺利和不许人民合理获利的“经济增长”；只会将国家财产化公为私；只会霸占和大肆贪占国家资本并用之巩固一党专政；只会用其贪占的巨额国民产值大肆挥霍享受与为自己增值扩利；只会制造共产党权官资本家群，巨大的国民贫富悬殊，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统治集团以罪权黑政获利并与民间黑社会势力勾结互利和共同欺负人民，以私有政权暴敛私有资本，以私有政权关系损民利官，以“利己为准”持权行政，任人唯亲，肆意进行权-钱交易，以共产党政权的各类“公共职能”条件作为刁难勒索与盘剥人民产值和财产的条件，“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共产党官群疯狂地盗用国家资金和泛滥不绝的银行坏帐，共产党私定“国家”财政的赤字不断增加，等等；只会制造广大人民失去微薄积蓄，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居民失房，学生失学，社会失序；……共产党霸占国家政权就是为了损民利党，其不顾给人民带来何等灾难，其制造了以“三面红旗”为名政治压迫人民期间迫使几千万民众饿死的罪案；其制造了给国家带来巨大政治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其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人民群众；……决不能相信一面霸占国家政权欺压灾害人民，一面假腥腥地表示“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权为民所用”（谁拥有政权，权便为谁所用）等等的欺骗人民的共产党。……
没有人民民主政权，就没有合理的社会制度！
广大官兵弟兄们，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霸占国家政权，疯狂地对人民进行统治犯罪？为什么能对包括你们在内的广大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因为共产党利用其垄断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常备军-做为维护其罪恶统治的主要支柱。其对军队定义为由“党指挥枪”和“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党”是以利己为本质的人群；政权若被一党所霸占，必然产生灾民利己的罪权效应。国家政权必须是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的。争取代理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人，只能在国民拥有同等基本人权的条件下争取代理行使权，并由多数人民决定其是否有资格行使。共产党欺骗与利用人民为其武装夺取政权和霸占政权充当工具；对任何霸占国家政权的势力，人民必须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
广大官兵弟兄们，结束共产党罪恶统治和解放中华民族的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到来。
广大官兵弟兄们，一党霸国专政的共产党统治，必然灾害你们自己。你们同广大人民皆在共产党制造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屈辱与艰难地生存。你们多来自遭受共产党统治灾害最深重的普通人民家庭；你们深知自己和家人是如何艰辛产值，如何被共产党统治势力无情地压榨盘剥，如何艰难地维持生存，如何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各级官员疯狂地掠夺人民价值供其享受与贪吞和以私有政权谋取私利与大发横财，如何被其剥夺人权，如何不能同等地与特权势力竞争产值条件和依产值能效获利，如何无奈地看着共产党的权贵们豪享国利民值，如何在遭受共产党统治势力的欺害之后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无处伸冤，……
你们中的很多人为生活所迫而选择了从军的道路。而你们必然是军队中受共产党统治势力欺害最深的军人。大多数士兵入伍前需要向兵役工作人员交纳几千元的“好处费”，才有入伍的可能（通常一个男兵员额5千～6千元，一个女兵员额6千～7千元）。他们入伍后是付出代价最大而受损害最多的军人；是服苦役，服险役的军人；是待遇最差和受歧视最深的军人；是受众多上司对其压迫与榨取利益的对象。如果他们不向直接领导人们反复不断地给好处-被迫将自己的钱送给他们或是买礼品送给他们，便会受到百般刁难和欺负（以权索利是军中的普遍现象），而他们的微薄津贴费是不够送的，逼得许多士兵向家人要钱，而那些家境贫寒的亲人们到哪里去找钱汇给子弟们？广大士兵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合理发展的条件；如果他们要学技术，转志愿兵，报考军校，提升职务等等皆要被迫送钱（有时需要花相当数额的钱）给有关军官以争取实现目的；随着以权索利标准不断提高，随着争取自身发展的竞争日益激烈，家境穷困的军人们难以承受对钱财的逼索而无奈地放弃求发展的欲望，不少人被迫借钱（甚至借高利贷）满足贪官们的要求；为获取政治资本而争取入党也要花钱；连请假，探亲等等符合规定的诸类基本需要都会成为贪官们索取钱财的条件。基层单位的官兵生活待遇差。众多上级军官却仍要榨取基层单位的利益，加上成群“喝兵血”的军官和普遍贪污的财务人员，使基层广大官兵生活在恶劣的境况中，而他们要承受高强度的训练等等；……
共产党军队中的贪污腐败之风极盛，各级军官普遍地贪占公费利己（贪污，实报实销，等等）-包括私自吃喝嫖赌，歌舞娱乐，游山玩水，拉关系处理私务等等。各级主官（正职军官）普遍地迫使财务人员设法将公款化归己有（贪污训练与施工经费，等等）；自然，财务人员们的贪污也会得到此类主官的庇护。一些军官集体贪污。军队各级生产经营收益中的很大部分被一些军官私分。各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检查工作，不以工作实绩为评价标准，而是注重下级单位是否对其招待的标准高，以招待质量论是非，由此形成各级对上级来人竞相提高招待规格，军中宴请频繁，各级大吃大喝，公款行贿普遍，大肆挥霍军费，……
军队中的任人唯亲和依己好恶提拔军官之风，已由下级军官为争官而对上级军官献媚争宠，阿谀奉承等等主要方式改变为行贿买官为主（谁给的钱多，谁实现目的的可能性大），“用奴才，不用人才”之风演化为“用给大钱的奴才而不用给小钱的奴才”；想升官而不花钱，在今天的共产党军队中难以办到；与共产党统治势力高层有特殊关系的人，可以在没有正常资历和必要能力的条件下被安排任高军阶职务，有些人可以在原职务基础上被一次性拔高几级后赴任；有权力关系和特殊背景的人在军中“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很多；而不满腐恶军风的正直官兵很难得到重用，并极易被打击与排挤；那些敢于揭露与批评腐恶军风，特别是涉及到上级军官的腐恶之风的军人，必定遭受诬陷与整肃；高中级军官中普遍存在的极力压制不同意见，滥用职权惩治与迫害异己军人的行权之风与共产党的党权之风是一脉相承的；……
军风军纪败坏并不断恶化，伪造与谎报工作成绩以至战绩等等现象普遍，欺上瞒下成风，军官群中以权力关系互利与相互包庇劣迹比比皆是；依权力关系与钱财作用，没有立功的人可以伪造立功证明并将其装入个人档案；没有被提职的军官可以伪造晋升几级的假证明装入个人档案后以新军阶赴新单位任职，不少人为提职更改年龄。军官群中普遍存在着培植亲信势力与结成团伙争权夺利，扩大控权范围，共同违法乱纪并串通一气对付调查等等。对军官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调查往往不是被问题当事人与调查人的共同领导所阻挠，或被问题当事人的同伙势力的上级军官所包庇，就是调查人被问题当事人行贿收买而对其“网开一面”；军官群中本位意识，山头意识，乡土势力意识等等旺盛；逃兵现象严重；军队战斗力诸要素中的军风军纪与综合军人素质等方面的质量水准普遍地持续下降。军中奴役士兵的现象严重；各级普遍存在强迫士兵从事额外的无休止的各种繁重劳作的问题，众多军官迫使士兵为其干私活；无特殊权力关系的官兵，无论其如何尽能极力地设法改善自身发展条件，皆难以实现目的；……
众多伤残军人的生活境况凄惨；众多烈士家属只得到十分可怜的抚恤金。
多数军人退伍之后，面对腐恶政治制度造成的社会环境，大多被冷落，难以找到恰当的工作，艰难谋生；不要说没有特殊权力关系关照的复员士兵，就是无此条件关照的转业军官亦是如此；有些转业军官被地方官员勒索光了转业费，也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得到基本生活条件，到头来落得个“竹篮打水”，有的人被迫跳楼自杀，……
共产党的腐恶本质必然造成其领导的军队中的腐恶之风不断深化，必然造成地方各级权官损害广大退伍军人切身利益的局面，……对此，实难以如此简述而逐一涉及各类概要情况。
我想再提一件事：众多官兵参加了中越边界的老山战役和轮换作战。我做为当年参战军人的一员，是对前线发生的诸多事实的见证人（我在老山进攻战斗中任“老山主攻团”九连指导员；老山防御战斗中任该团一营副教导员）。我与一期参战部队和参加轮战部队中的广大官兵弟兄们有着深深的同感，即由共产党腐恶本质影响形成的腐恶军风，不但体现在平时，而且体现在战时。
在共产党夺权30多年后，其军事高层无人关心解决部队作战需要解决的诸多基本问题，从而严重地增加了人员的伤亡。一批军官为给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单位创造特殊战绩，滥用职权，在大范围内为此类单位挑兵选官，并向其提供最易取得战果的作战条件（如攻击位置，上级支援的火力配系及其它加强条件，等等），为此类“关系”单位创造战功；对其不欣赏的单位和欲通过作战惩治的军官，则不设法为其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将尺度把握在不致影响自己权力的范围）。由于权力关系作用，一些应该立功的单位和人员立不了功，一些不该立功的单位和人员可以立功；突出的战绩可以被人为地抹煞，不存在的战绩可以被编造；……
仅举一例，惨烈的进攻战斗结束后不久，转入防御的一线部队出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受到两种炮弹的打击，一种是越军的，另一种是我军内部制造的精神炮弹。”原因是，一线作战部队某师政委陈培忠之弟陈培俊（该师某连指导员），在进攻战斗中没有负伤，逃离战场；进攻战斗结束后，陈政委令其弟所在团提拔其弟，该团政委王应洲不从，而该团副政委周忠仕编造了“（陈政委之弟）进攻中全身几处负伤，带伤战斗，直至昏迷”等等“指鹿为马”的谎言上报，团政委随即被发落到地方武装部，给师政委“拍马屁”的团副政委当了政委；师政委之弟立功，提职，参加作战宣讲团进北京作谎言报告，……此事引起一线作战部队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而凡对此事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人皆受到打击报复，而陈氏兄弟却继续升官；……
战中诸类腐恶军风在各轮战部队中盛行。
……
广大官兵弟兄们，对共产党的腐恶统治及其制造的诸类腐恶军风，你们一定深有感受。弟兄们，实在不值得为这个罪恶的统治势力卖命了！
江泽民为巩固他在共产党内的“核心”地位和对国家的独裁权力，为使他这一最大的国家级贪污罪犯不被查办，为使其贪吞和秘密转移出境的巨额国家资本不被追回，为使他这一祸国殃民的罪恶统治势力的头子和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恐怖专政的元凶不被押上正义的审判台，他尽能极力地把军队变成他有效垄断的“江家军”-变成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迫使广大官兵为他效力卖命，在遭受巨大统治灾害的同时充当其维护罪恶统治的工具。江泽民将其奴患亲信势力中的一批“重量级”鹰犬爪牙塞进军队，凭其一己意志让这些男盗女娼替他监视和控制军队；他将其两个儿子塞进军队担任要职；……
而无论他在军队中安插多少亲信，如何频繁地提拔与更换高级将领，如何破坏军队保卫国家的功能和只顾使军队便于受他的摆布利用，如何给军队施以小恩小惠（如频繁地给军官加薪）等等，江泽民解决不了由一党专政必然形成的以他为首的统治势力疯狂犯罪问题；解决不了一党霸占国家政权必然灾害广大人民的问题；解决不了“解放军”的广大官兵必然无法摆脱江泽民为首的罪恶统治势力及其制造的罪恶政治制度对他们的巨大灾害问题；解决不了罪恶统治势力必然逼迫广大人民奋起反抗并将最终夺得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问题！……
中国大陆广大人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斗争即将到来。
弟兄们，你们是这一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之一。
广大官兵弟兄们，中国大陆人民民主革命势在必行。人民将通过这一革命从罪恶统治势力手中夺回应为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的国家政权。夺回被共产党剥夺了的诸类人民权益-特别是基本人权，即：生存权力，做为人的具有人格尊严的权力，反抗政治欺压特别是统治欺压的权力，合理获利的权力与反对不合理获利特别是罪途获利（如统治罪途获利等等）的权力，依产值能力竞争产值条件（使用国有资源，资金等等产值的条件）的权力，自由自主生存的权力，政治权力（国民共同拥有国家政权的权力，共同参与制订与遵守和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力，国民相互制约以促进社会性趋利避害的权力，等等民主政治权力）等。夺回被其掠夺的人民财产和其所霸占的社会价值。由多数国民意志确定国体，政体，国法，政务等等；共同确立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民主政治制度；使民主政权有效地维护国民人权；使民主政权充分施放利国利民的政权能效；使人民在没有统治欺压的条件下，在充分解放人民产值能力（社会生产力）和以最快的速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条件中愉快地生活；……
广大官兵弟兄们，我们知道，中华民族长期遭受霸国统治势力的灾害，并在历史上遭受了诸多外族的野兽般的侵害，至今蒙受着巨大的民族屈辱。中华民族之所以屡遭外族侵害，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霸国统治势力残酷地欺压人民，掠夺与挥霍享受人民产值，破坏国民产值能力（社会生产力），贪吞国家资本，衰败国家实力，导致敌强我弱，……中华民族必须根除灾害民族的霸国统治。
中国共产党专政是国贼霸政，是汗奸专政-其从日寇全面侵华时期暗中勾结日兽求和，极力扩充实力为日后夺权做准备；从夺取政权后决不允许人民对日讨债雪耻；到其容忍印度在中国割地建邦（“阿鲁那恰尔邦”！）；到其拱手向俄国献出辽阔的中国领土；到其持续贪吞巨大的国家资本和严重衰败国防实力以至不能有效守护祖国的南沙海域；……让我们为早日结束一党专政，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民主中国，为民族讨债雪耻而共同努力奋斗。
广大官兵弟兄们，我们知道，海内外的中国民主革命力量希望能以不流血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革命目标。而以何种方式结束一党专政，取决于以人民为敌的中共统治势力的态度。如果共产党放弃霸国专政，向人民交出政权―由人民建立民主政权，人民会合理地对待他们。否则，人民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广大官兵弟兄们，中国大陆即将到来的人民民主革命，是众多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忘我奋斗的先辈们所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的继续，是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连结为一体的，是与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亲人的利益连结为一体的。做为你们的弟兄，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不要和欺压灾害包括你们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罪恶统治势力站在一起，而应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当人民民主革命开始后，革命人民的斗争矛头不是针对你们的；他们把你们看做是同受统治欺压和灾害的人民；他们的矛头是对着顽固维护罪恶统治的人的。当你们知道你们的一些亲人也会加入到这一争取自我解放的斗争中的时侯；当你们知道那些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惜流血牺牲的人们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斗争的时侯；当你们知道一些你们可能相识的退伍军人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发动，组织，引导群众开展斗争的时候（是的，他们中有些弟兄也许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准备工作）；你们是否也能为这场革命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呢？至少，你们不能充当罪恶统治势力的工具和牺牲品；不能镇压人民，不能向人民开枪。执行罪恶统治势力的命令，等于灾害你们自己！
弟兄们，不要为罪恶统治势力开出一辆坦克，出一次航，飞一个架次，开一枪！
这场人民革命是广大人民摆脱苦难，推翻国賊族奸恶霸势力统治的斗争；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人民一定要把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达目的，不会罢休。我们知道，广大人民希望你们为这场人民民主革命建立功勋。
广大官兵弟兄们，在这场解放中华民族和实现自我解放，实现没有统治欺压与灾害的人民自己的国家中真正做人地生存等等的民主革命中，我将和你们一起进行斗争。
我并真诚地希望：当民主革命的号角在祖国大陆吹响的时候，弟兄们应向顽固维护罪恶统治的势力发起勇猛的进攻；与执行共产党统治势力命令的反革命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将其战斗能力彻底摧毁；与其他革命官兵密切配合，不退缩，不动摇，不怕挫折；抱定“只有革命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否则继续受共产党罪恶统治的欺压灾害”，“没有民主政权就没有人民权益”等等信念，不夺取最后胜利誓不罢休。
欺软怕硬的共产党腐恶统治势力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们，不是民主革命军人的对手！
弟兄们，不要为欺压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不把广大人民当人看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统治势力充当工具和牺牲品了！为建立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对那些甘愿维护罪恶统治的军人（不管其过去是何官职），采取果断措施（对其缴械和有效看管等）。对那些态度不明朗的人，应努力劝其支持革命。
革命开始后，弟兄们应按行动计划迅速控制所在的营区（特别是对各级指挥地，武器弹药放置地，其他军需品囤积地，营区及附近要道等重点目标的有效控制）。机动作战力量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瓦解和摧毁反革命势力的战斗能力。适时抽调人员与人民革命力量汇合，共同占领与控制营区外的重要目标。与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人员和民兵中的革命力量，与退伍军人和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加强联系，密切协同。各军兵种，各军区，和不同建制单位的革命军人应密切配合。努力形成网状的相互支援的战斗体系。利用一切属于人民的武器装备为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而战。迎头痛击反扑之敌。做好奔袭与打击较远地域之敌的准备。按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方案稳扎稳打，并不断扩大战果，逐步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直至取得全局的最后胜利。
民主革命斗争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希望弟兄们在“中国大陆人民民主革命总协调委员会”（下简称“总协调委员会”）及其在大陆各地的分支机构的协调作用中，按照军内斗争组织落实总体部署的具体安排采取行动；争取以更为有效的途径进行斗争，争取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成果。对可能出现的所有困难，应予以足够重视。对行动细节应加以认真研究，使之稳妥正确。……
弟兄们，在国家与军队的本质转化过程中，军队中的革命力量除担负与人民革命力量共同打击反革命力量的任务之外，要保持有效的国防能力（“总协调委员会”对此有具体安排）。
广大官兵弟兄们，你们如立志投身人民民主革命，那么，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所准备（精神，组织，物质，计划等方面的准备）-隐密地组织起来，尽可能在军内外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影响更多的人参加革命的准备工作；熟悉和掌握各有关行动计划；明确各自的任务，分工，协同和与其他革命力量配合行动时应注意的问题等等；……要严格保守秘密。应为完成同一战斗任务而制定不同的行动方案，根据需要适时调整。……
（“关于军队支持和参加人民民主革命的行动计划建议书”，“总协调委员会”将以适当方式另行传送给你们。）
广大官兵弟兄们，你们如能支持与参加人民民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民主国家政权一定会给为革命胜利而英勇斗争的军人们以特别褒奖-对参加革命的军官与士兵，颁发国家特别荣誉勋章及证书；对积极参加革命的各级军官，给予职务的超常规晋升；对参加革命的士兵，直接提拔为军官后送入军事院校深造；军人的革命经历将成为其日后政治进步的重要条件；每个革命军人的薪酬等待遇将有大幅度提高；对革命军人进行评功，对立功人员给予特殊的荣誉与奖励；……
对负伤至残的弟兄们，民主政权一定会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其终身优待；对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不论官兵，民主政权定会按照民主中国关于“特别国家功臣烈士”的规定对其亲属进行非常规的重金抚恤；……
民主革命政权将以革命军人为骨干力量组建新的国家常备军；将接纳不曾反对民主革命的军人为新的国家军队成员；加入国家军队的原军人的待遇在各自以往的基础上皆有提高；……
（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可按照个人意愿退党；不愿退党的人，可将其“党的主义”持为“自由信仰”，但不得将此做为强迫性作用别人的霸政-一切国民的政治行为受民主国家法律的规约；政党可以竞选部分执政权力，而是否能够如愿，当然要以选民的裁决为准；……）
广大官兵弟兄们，你们和广大人民同受共产党罪恶统治的灾害，此共同利害是你们与广大人民连结斗争的坚实政治基础。在你们和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营人员，城镇居民，学生等人民群众的紧密连结的革命斗争中，革命人民一定能推翻罪恶统治势力和结束一党霸国专政。胜利一定属于民主革命人民！
民主中国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不再是任何个人或政党用来利己的工具。国家军队按民主国家宪法规定履行职责；其受民主政权的掌握，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在民主中国，军人与广大人民同为国家的主人，生活在民主政治制度中，享有一切国民权益；其合理获取利益，维护自身权益，行使正当权力等，受民主国家政权和民主法制等条件的有效保障。
民主国家的军队不允许欺压灾害官兵的腐恶军风存在，以军人的有利于军队建设的能力做为其自身发展的主要条件。民主国家的法律切实保障退伍军人的各项权益。……
民主中国的国家政权一定会有效地维护国民的一切合理权益。民主中国不实行政党轮权主政。由人民参与制宪和确定独立立法条件，确定依法行政的政府构成，确定独立司法系统，确定政权权系内外的独立监督政权系统；以利国利民为最高国家法准；将广大人民拥护的各类国家管理人才等执政人选通过有关的法律作用和人民普选等方式确定为代理行使政权的群体，并使其在国民具有同等竞争执政权力的条件中接受人民的监督，审评，任免，奖惩，等等；使民主国家政权最佳地施放利国利民的政权权效；……
广大官兵弟兄们，在建立与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的过程中，你们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当民主革命结束一党霸国专政之后，在革命力量夺取和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建立各级国家民主政权成为首要的革命任务。革命军人应担负起保卫国家民主政权建设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任务；担负起保卫人民的行业民主自治的任务；担负起保卫人民代表组成的国民制宪会议和民主立法机构，民主政府，人民的司法系统和特别法庭等机构的任务；担负起保卫人民直接选举代理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类群体的任务；等等。
革命军人在国家向建立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过渡的阶段，应参与维持社会秩序，粉碎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各类犯罪，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合理财产，保卫民主政权对国家资本的清理和追缴工作，保卫民主政权有效地控制国有资源的工作，保卫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工作，保卫稳定金融秩序和物价等工作，保卫人民的正常生活与生产，保卫合理市场和自由贸易，保卫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革命军人应在深入学习民主政治科学的同时，积极地对广大人民宣传这一科学。……
广大官兵弟兄们，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的战斗洗礼，做为真正国家主人的你们，一定会以崭新的生存感受积极地为保卫和建设民主新中国不断建立功勋；你们也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政权的热诚回报。
广大官兵弟兄们，让我们加紧准备，为早日实现民主革命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中国（大陆）人民民主革命总协调委员会”成员：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契克
2004年6月10日
刘晓波:阻碍媒体改革和葬送新闻良知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二
广东报业一直是媒体改革的先锋，当《南方周末》在整肃下失去锐气之时，《南方都市报》的迅速崛起，接续了媒体先锋的角色。特别是在2003年，“南都”在SARS危机和“孙志刚案”中的杰出表现，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信誉。正当“南都”北上京城创办了《新京报》、准备在政治中心一展身手之时，一场大灾难突然降临。所以，“南都冤案”对中国媒体改革的负面影响，将是巨大而多方面的：
1，阻止媒体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大陆媒体也自发地开始了转型，逐步由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这一转型中，对于那些锐意探索改革路径的先驱者来说，最大的制度瓶颈便是产权模糊和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制度陷阱。特别是在传媒领域，媒体受到具有悖论性质的双重挤压：党的政治正确和市场的利润第一。媒体既要扮演“党的喉舌”，又要满足“受众趣味”；既要服从“党管人事”，又要适应“市场竞争”；二者之间的冲突又无法调和。“喉舌”要求舆论导向符合统一的主旋律，而受众要求多元化的真实信息；媒体领导层要服从党组织任命，而市场又要求在竞争中选拔人才。南都高层之所以身陷囹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掉进了“灰色陷阱”。
众所周知，《南方都市报》曾经是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俞华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仅用三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六年后实现年广告收入13亿元，创造了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的奇迹。作出如此杰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层，本应得到制度性奖励，区区几十万奖金的分配并不过分，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遭遇牢狱之灾。事实上，即便南都高层在决定员工报酬分配上有违规之处，也绝非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新旧体制交替的灰色时期之必然。何况，大陆媒体又有几家没有过类似南都的内部利益分配。为什么偏偏是南都领导层遭此横祸，而其他媒体则安然无让？审判南都高层的台面理由是“贪污”、“行贿”和“受贿”，而台下的理由是因他们屡屡偏离了喉舌立场，没有与广东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特别是被《南方都市报》的舆论监督置于尴尬地位的某些广东高官，他们一直在伺机打击报复。此次审判，就是借经济犯罪之名来行打击报复之实。
显然，这次判决作为司法构陷，是对南都的改革奇迹的彻底否定，不仅否定了南都领导层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也使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受挫；不仅否定了以往的广东高层对敢言报纸的保护政策，也让作为媒体改革先行者的广东形象严重受损。
2，扼杀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自发努力。由于喉舌要求对媒体的限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角逐之中，大陆媒体很难靠“严肃化”来立足市场，大都只能争相以“娱乐化”来争取市场。然而，在娱乐化泛滥的媒体竞争中，南方报业集团却独辟蹊径，以关注国计民生和敏感时事的严肃取向，以大胆直言和深度报道的民间倾向，而成为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为中国媒体的改革提供了另类的成功示范，也为走向新闻自由的渐进道路提供了路标。毫无疑问，南方报业的三报一刊是中国传媒业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珍惜。
而现行广东当局，先是整肃《南方周末》和关闭《21世纪环球报道》，造成了广东媒体的萎缩。好在，《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使南方报业集团的开明形象得以延续，也使中南海新主人的“三把火”有了来自传媒界的闪亮。然而，这次审判对媒体改革的打击远甚于以前的历次整肃，不仅是对中国最开明媒体的扼杀，使媒体改革的广东橱窗砰然关闭，也是对新闻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打击。南都案给其他媒体的教训是：当下中国的传媒市场，只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媒体、或拒绝新闻良知的媒体，才可能生存下来且获得暴利，而谁再想以严肃导向和推动新闻自由来赢得市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遂使媒体业的竞争陷于“劣币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3，逆淘汰必然导致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出局。在媒体仍然被官方视为“喉舌”的制度瓶颈中，中国媒体走向独立的内在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优秀媒体人的自发推动，正是他们的开明观念和新闻良知的觉醒，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职业道德的顽强坚守，才使南方报业的改革模式历经挫折而延续下来，严肃媒体才能在打擦边球的夹缝中寻求渐进的点滴改良，起到“半吊子第四权力”的作用。
俞华峰、程益中等人正是现代观念的先觉者、新闻良知的实践者和职业道德的坚守者，他们经营《南方都市报》的成功，赢得了同行的敬重、知识界的赞誉、读者的认同和党内开明派的肯定。然而，广东当局以新闻管制制度为后盾，非但不鼓励优秀新闻人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反而对他们进行恶毒的司法构陷，使媒体改革的实绩变成了改革者的罪状，使稀缺的媒体人才变成大牢中的囚犯。这，无疑是对所有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媒体人的当头棒喝，将中国的新闻良知置于动辄得咎的改革恐怖之下：不改革媒体死，但搞垮媒体的缺德经营者却安然无忧且赚得暴利；改革媒体活，但救活媒体的有德改革者却可能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
中共现政权正在高倡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新闻自由。一个肆意构陷新闻良知和打压开明媒体的社会，不可能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新闻队伍，也不可能培植出独立的第四权力，逞论新闻自由的现代文明！
2004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余英时：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王友琴博士新书《文革受难者》序言
王友琴博士这部关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专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她从一九八○年便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资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并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过程。基本上她是亲自访问当时的学生和教师，先后共有上千人。大部份受访者以及死难者的家人，不是余悸犹在，便是受不了回忆的痛苦，因此开始都不肯说出真相，友琴必须耐心地作说服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才能打开访谈之门。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友琴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努力，尽可能地到各学校核对记录，确定死难者时间和事件始末。她调查的学校（以中学、小学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个省市区。除了当面访谈之外，她还通过通信、电话和网络种种方式增补了不少资料。访谈和调查告一段落后，友琴又花了几年时间全面整埋所有的资料，最后写成这部专书，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的传记。
成书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二万以上（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二○○一年下册，八百四十六页）。友琴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过是韩愈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干部之外，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成了无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将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从「身与名俱灭」的绝境中挽救了出来，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关于受难者的访谈后来虽扩大到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但主要对象仍是中、小学的教师。这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受难者中显然构成一特殊的「类」，本书关于他们的大量传记等于正史中的合传（如《后汉书》的「党锢列传」），为未来史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因为「文革」的波及面太广，如果对受害人物不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无法展开的。所以我深信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将来史学家无论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会史都不能不建立在这部专书的基础之上。
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便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从六十年代起，展开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后已出版了许多专书，这两处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传。对照之下，本书包罗的人物则多达六百余名，规模宏大多了。但本书所用的访谈和实地调查其实正合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孔子说，「文献不足，是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因为「献」指「耆旧」，即老人。老人传述的故事是历史的另一重要根据。所以司马迁撰史记列传，往往在传末（「太史公曰」）说明他调查访谈的过程。最明显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按：樊哙之孙」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卷三五）。
这不是和友琴的访问调查，先后如出一辙吗？《史记》中尚多他例，这里不必详举了。这一搜集活史料的方法，后世仍然沿用，特别是在宋以后的地方志中。例如民国初年所修《婺源县志》的「凡例」中便标明「采访员报」，可知其中不少事实是从调查访问中得来。我很高兴看到此书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这许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苏共体制与中共特色的可怕结合
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丘学生活活打死，她是红八月的第一个牺牲者。当时友琴才十三岁，正在该校读书。这一惨绝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与恐惧。这才是本书从创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动力。我虽然当时身在海外，却也能间接印证本书的调查结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遗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亲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两次回到故居和他们团聚。我听到有关「文革」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学红卫兵打死校长、教师的情况，他们绘声绘影，描述得如亲临其境。最使我难忘是某一间中学（校名忘记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数字）的学生在教室中用钉板和皮带铜头痛打老师，血肉横飞，沾在四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一位侄媳妇，在安庆教中学。「文革」爆发后，她也是被学生打死的。当时同行中有考古学家亡友张光直，早年在北京上过小学，和校长的感情很好。他听了我的转述，有点怀疑是不是事实。过了两天，他特别去探望了他的校长，回来后告诉我，这位校长的双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
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断绝过。晚明以来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民国以后则改为「天、地、国、亲、师」，为甚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过我愿意指出的两个关键性的事实：第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俄国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全面征服了中国；第二是这个征服了中国的「列、斯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又发展了更可怕的「中国特色」。
所谓「列、斯体制」当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极权统治，毋须多说。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中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灭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ism）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事实上早在列宁生前，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一九二二年苏共的刊物上便开始攻击爱因斯坦和其它「唯心主义」的科学家了（见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Oxford,1990, p.213 ）。
「党天下」本质导致惨剧迄今不止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已一语道破，在文革期间他曾作自我评价，肯定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二八）他自封为「马克思」不过是自我陶醉，说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实。这里的斯大林不仅指人还指体制。秦始皇则象征了他的「中国特色」，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却偏偏在这四个字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所以在政治运用上，毛和他的「党」充分复活了中国专制帝王的统治手段，包括特务制度（如明代的东、西厂）、文字狱等。甚至毛语录和红卫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里找得到源渊。明太祖写过《大诰》三编，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从国子监到社学）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说：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岂不是「文革」时期的「红宝书」吗？《明史刑法志一》说：
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试想这和百万红卫兵人人手举《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呼万岁，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过一亿人上下，这十九万余人集会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较之百万红卫兵的声势一点也不逊色，所以毛的「党天下」除了外来的「列、斯体制」之外，其「中国特色」也同样不容忽视。「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无穷。而且不仅中国为然，前苏联的一党专政也同样有其「俄国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年俄国文学家米诺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尔什维克专政在理论上来自西方，在实践上则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历史文化的底层（见Paul Miliukov ,Bolshi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 London, 1920 , P.5）。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个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个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后来一位文学家曾假借十五岁学生的日记的形式创作了一本小说，描写学生如何横蛮粗暴和教科学的女教师最后怎样惊惶逃走，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唯一与文革不同之处，只不过学生没有动武罢了。（详见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vik Regime, New York,1993 pp.318-9）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一九五二年陈寅恪写了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
证羊见惯借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详细解说见我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一九九八年页五四至五六）陈先生极为敏感，所以早在一九五二年已「一叶知秋」。十四年后学生打死老师的现象决非偶然，文革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所能掀起的。这一切都内在于「党天下」体制的本质。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十五年前天安门的一幕，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已变得若存若亡了，但还是有人不能忘怀。最近向「人大」「政协」上书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也）不懂共和就是民主！
《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
《走向共和》：三个陌生人和两个名词解释
《走向共和》是一部令人惊讶的电视剧集，编剧张建伟，他的《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一书，当年和余杰的《火与冰》一起，是“草原部落”丛书推出的三匹黑马之一。他的《历史报告晚清篇》尤其是其中的《温故戊戌年》曾引起读书界极大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宪政话题的逐步升温，晚清民初那数十年的宪政史成为学界内外知识分子注目的一个焦点。此剧把握时代脉象，将学界对清末民初宪政运动的重新认识通俗化，用一部表演出彩、气势恢宏的电视剧把“宪政”这一时代的崭新价值走向传递给吃过晚饭的百姓大众。仅此而言，这部电视剧就称得上二十年电视剧文化之冠，堪与十四年前那部洛阳纸贵的电视纪录片比肩。
尽管诸多地方囫囵吞枣，尤其是张建伟未参与撰稿的民国时期的戏份有较重的概念化倾向。也无论该剧在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上引发了多少闹热的争论。但《走向共和》最大的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为大众的“价值重估”带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契机。把一些被公众耳熏目染甚至盖棺定论的人物，一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理解密切相关的概念用一个个镜头推开，让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观众群也惊呼乍唤，跌破眼镜，甚至拍案而起。让熟悉的概念“陌生化”，让隐藏其后的价值颠簸摇摆。这样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诠释、重新教育和受教育的机会。
《走向共和》给我们带来了三个陌生人：李鸿章、袁世凯和孙文。并带给我们两个陌生的名词：共和与宪政。
李鸿章
如果读过李鸿章一生之死敌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就不会对电视剧中“卖国贼”成了“治世之能臣”的描写感到天地旋转。电视剧中借伊藤博文之口，向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首端方提到了这本书。梁启超在书中自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认为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是大清国数十年来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不知道世界大势所趋和民主政治的原理，所以终究成不了“造时势”的非常英雄，为此扼腕长叹。电视剧中，编剧让李鸿章拒绝做总统的建议，亲口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反映了梁启超对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的喟叹。对于甲午之战后清流舆论指责李鸿章为汉奸的骂声，梁启超予以痛斥，说这些言论“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在西洋各国眼里，对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也评价极高。电视剧中提到了“东方俾斯麦”的美誉。中国百年之间在世界政治史中声望最高的人物，唐德刚先生认为仅李鸿章与周恩来二人。1896年李鸿章访美，所受礼遇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格。港内所有船舰鸣炮致敬，纽约曼哈顿万人空巷，50万美国人来到街头，为这位来自衰败帝国的杰出政治家高声欢呼。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抨击《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并欢迎外国资本来华自由投资。他说“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只有竞争才能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如果这话令我们有恍如当世的错觉，再听听这位李中堂对于新闻自由的高见吧：“我们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我们的编辑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将部分的真话。由于不能诚实的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的高贵价值。”
袁世凯
《走向共和》中对袁世凯的权变厚黑之术有淋漓尽致的描述。这一层令观众并不陌生。但袁世凯一生服膺德国的现代化思想，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却让大部分观众感到诧异。因为这是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历史课上从未提及的事实。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到1908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7年间袁世凯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这些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星火燎原，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是不可想见的。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主要原因。刺杀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一放出来就看穿形势，说安定天下“非袁不可”。
袁世凯为人诟病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告密是袁世凯一代枭雄政治投机主义的一贯做派。但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无直接因果。窃国之说更加颠倒黑白。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项城刚刚过世，中国将会是怎样战乱不止的局面，倒令人不寒而栗。袁世凯实乃民国的开国功臣，而不是陈伯达篡改历史称为的“窃国大盗”。而恢复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一命呜呼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宪政民主道路的负面影响倒是无关于痛痒的。至于二十一条事件，目前研究资料证明是袁世凯授意故意透露日本的要求，借国内舆论来增加拒绝的筹码。而和日本军方有秘密勾结、甘愿接受二十一条的恰恰正是想借机反袁的孙文。但这一节学界尚无定论，牵扯又过于重大，所以电视剧中彻底回避了这一历史教材中轰轰烈烈的事件，干脆对此只字不提。
孙文
针对“国父”孙中山长期以来的正统形象，电视剧中对他外在形象的刻画激起的争论比前两个人物更甚。但随着民国建立后的戏份中，孙文形象开始由谐变庄，也有人认为这恰恰增加了领袖人物的亲和力。是不是欲擒故纵的艺术塑造手法姑且不论，孙文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前半生为民族主义革命摩顶放踵，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瓦解。这一点功在千秋。但后半生他为追求民主主义目标，却开始背离早年崇尚的英美宪政民主的道路，过分推崇武力和领袖的个人独裁，先后与主张议会道路的宋教仁、主张法治道路的黄兴和主张联邦道路的陈炯明发生分裂。最终开创了国民党长达80余年的党国极权模式，对蒋介石建立在训政名义下的独裁政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使中国追求宪政与共和的传统发生中断。
《走向共和》或明或暗的提到了关于孙文的几处负面史料。其一是借助黑社会势力，并在兴中会中以权术谋夺杨衢云的首领地位。电视剧中第一次广州起义描写了这些事实，并以一个镜头点到为止。筹划起义的会议结束时，杨衢云问孙文，“民国成立后，谁来当president（总统）”？孙文戴起帽子，背对杨，犹豫了片刻，说“当然是你”。其二是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不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当时几乎为之瓦解。电视剧中也反映了这一幕，但以黄兴的一段话为其辩护。
其三是孙文为发动革命多次在海外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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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书（第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