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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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广州市中级法院今天对南方都市报案二审宣判，原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被判
有期徒刑八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原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改判六年。(新华网)
又一重大冤案做成了！喻华峰是无罪的啊！！！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介入此案的审理！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6月15日公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称，中国在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以换取石油和继续允许朝鲜使用其领空、铁路和港口来装运导弹和武器的同时，还为了使其军事现代化和准备对台湾动武而从以色列和俄罗斯大量采购武器，这一令人担忧的现状已让华盛顿更为关注
张惠妹曾演唱王丹诗作“没有烟抽的日子”令北京不满
亚洲时报6月15日邱鑫撰文：台湾歌星张惠妹近日在中国大陆接连遇到抗议，理由是她四年前曾出席陈水扁的就职典礼，更有中国网民扬言要对张惠妹不利。
有人认为，张惠妹当年演唱会，曾演唱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王丹的诗“没有烟抽的日子”改编的歌曲，这事可能开罪了一些保守派人士，因此这次遭恶意报复，但有关说法无法获得证实。
张惠妹6月5日抵达山东省青岛市，为某品牌的红茶造势，当晚，青岛一名市民打出横幅，上书“坚决反对邀请台独人士来青”。
6月12日，张惠妹出现在杭州，计划举行的演唱会又因学生的抗议被迫取消，学生们抗议的理由同样是张惠妹“支持台独”的政治倾向。张惠妹对杭州事件表遗憾，称仍会到中国献唱。
中国部份人士对张惠妹不满，主要是因为张惠妹曾于2000年5月20日出席陈水扁的就职典礼。但一些中国网民的言论十分激烈，甚至扬言要对张作出不利行动等，引发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强烈不满。
除了出现抗议潮外，大陆网站近月出现“绿色艺人”名单后，气氛风声鹤唳，大家都在猜谁会是下一个被对岸“制裁”的台湾艺人。大陆广电部门6月15日明确告知两岸三地影视歌业者，截至目前完全没有所谓的“绿名单”，一切是网路谣言。
近期愈来愈多中国网民批评一些抗议人士的激烈行为，指称这是民粹主义抬头的先兆。
有批评者把要求伤害张惠妹的人比作希特勒，四人帮，指“历史总是通过这样简单的重复来嘲笑那些没有思想的东西”。又有知识份子认为，张惠妹当年已经受到“制裁”，现在再对她的行为攻击，实属不公平。甚至有网民认为，张惠妹当年就职典礼所唱的台湾“国歌”的内容实为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严格来说也是支持“两岸统一”，多年来，台湾“泛蓝”力保这歌而“泛绿”力求将之除掉，中国大陆一些人的激烈行为，实属捉错用神。
大陆网友串联迫阿妹取消北京演唱会
继杭州事件后，又有中国大陆网友在网路上发起杯葛阿妹行动，要让阿妹在7月31日的北京演唱会唱不下去。发起人强调，731反台独艺人行动有组织，将会比杭州的规模更大，也将藉由抗议阿妹，给台湾绿色艺人和绿色企业一点颜色瞧瞧。不过，731主办单位则表示，阿妹北京演唱会已得到文化部批准，没有理由取消。
阿妹在杭州准备演出遭抵制的情况，这样的画面将在北京重演，有网友发起731反台独艺人行动，要让阿妹在北京的演唱会办不下去。
东森新闻报的报导说，发起人之一、绰号叫「阿树」的同学在接受访问时指出，「阿妹一言一行充满台独思想，比如生活中她不知不觉之间，又说你们中国人怎样怎样，我们台湾人怎样怎样，这个完全可以从内心来说，她个人已经把台湾与大陆分割开，她的本性就认为台湾是个独立国家。」这位网友并称，抵制阿妹，可以让其他绿色艺人借镜。
他表示，731反台独艺人发起不到一天，在网路上就已获得热烈回响，报名参加的人数已经破百，他们说北京的抗议行动，规模组织将比杭州来得大，总联络人及协调人都有化名，还有公开募款帐户，并且明定行动方针，包括统一服装，场外抗议场内拉白布条等等，不过他们否认这背后有商业或政治力操作。
活动发起人阿树表示，「我们背后任何任何商业是没有的，我背后只有千千万万的爱国的心，爱国的人支持我们，就因为爱国的动力，让我们勇于向前举办这样有意义反台独的活动。」
眼看新一波的抵制阿妹行动来势汹汹，主办阿妹北京演唱会的公司很无奈，主办这次7月31日阿妹北京演唱会的公司刘董事长说，阿妹北京演唱会批准申请，文化部早已发来，没有理由因为有人要抗议就取消，演唱会目前仍会持续准备，也有办下去的决心。他也说，抵制阿妹的人固然有，但是网路上支持阿妹的声音也非常多，他们不会让支持阿妹的歌迷失望。
主办方虽然坚持演唱会要办下去，但也不讳言，如果抵制行动大规模串联成功，杭州事件重演，演唱会被迫取消的最坏状况，也不无可能发生。
中国时报则报导，张惠妹无辜被贴上绿色标签，遭大陆网友抵制，回到台湾后，狮子座的阿妹尽管情绪再消沉，还是打起精神「开工」。15日晚上她终于步出家门，出发到白金录音室，开始新专辑的录音工作，阿妹笑着说：「之前还担心活动太多，挪不出时间来准备新专辑，没想到现在时间全部都空出来了」。
阿妹新专辑原定暑假过后推出，按照既定作业程序，早就要开始收歌，不过因为阿妹忙着大陆代言和５场演唱会的准备，不但只能把前制作业交给制作人徐光义负责，连录音时间都挪来挪去，现在难得有空档，她心里其实松了一口气，除了把握机会开始听歌，也和制作人讨论新专辑的走向。
不过经过「杭州事件」，阿妹的想法豁然开朗，还被激发出源源不绝的创作情绪，她说新专辑里的歌会很「精神摇滚」，因为她现在已经写好了３首歌，歌曲的主轴是「爱与和平」，正好可以表达她此刻的心情。
另据报导，在她接受专访时谈到这几天心情时，她口气明显哀伤起来，「我完全没办法睡觉，你相信吗？我还对着狗狗哭耶。」阿妹说，怎么也没想到４年前唱国歌的事会像个包袱一样，紧紧缠着我不放，而且动不动就会被人追上来再打一把，只能说自己很无辜，也很委屈，但公众人物注定就是要忍受这样的苦，谁叫我是张惠妹。
阿妹说，我上网看了一下网友的反应，但没看太多，因为我不想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出不去，像我手机关机，就是怕朋友一直打来为我加油，那么我的情绪会更激动。实际上我从上礼拜五就睡不着了，太多事在脑里转来转去，我只能抱着吉他，对着狗狗唱歌，看他们健健康康的，我才会开心点。
阿妹表示，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如果要强调，我该说我是卑南族，那才是我最美丽的身世。我现在不想说话，因为讲什么都会有人看不顺眼，我也交代经纪人和助理都不要再发言了，我真的希望一切就这么结束。
盗版的自由
安田
盗版对于作家来讲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没有哪个作家希望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码出的文字，被不法的商贩印刷成非法的图书贩卖。但今天朋友转来一则有关盗版的消息，却让我对盗版行为有了另外的理解：盗版对于信息的传播，竟然有正版不可比拟的速度。
该则消息如下：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平谷分局检查文化市场
近日，分局对辖区的车站、繁华地区以及新华书店等19家图书经营主体进行了检查，此次检查主要针对有关《新闻风暴：中国现场直播纪实》的影像资料；安田所著小说《天安门情人》；王丹、王军涛所著《六四参加者回忆录》、《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等有关非法书籍 ，检查中未发现上述非法书籍。（平谷分局）（http://www.hd315.gov.cn/ask.asp?aa=13983）
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大陆一个管理部门（平谷分局）的普普通通的内部通告。由此，我们知道，今年有关“六四”的几本书，不仅上了大陆的禁书黑名单，而且已经有了盗版。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对我自己的小说《天安门情人》的了解：根本没有“非法”发行到大陆某个城市19家图书经营主体里去的能力。所以，这个内部通告里所说的《天安门情人》，是盗版无疑。
这个消息真是让我哭笑不得。一方面，作为作家，应该反对盗版。另一方面，作为作家又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在鱼与熊掌之间进行取舍，不会是一件快意的决定。好在我无需为此抉择，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凭借我所无法体味到的嗅觉敏锐，作出了合乎潮流的选择。
省却了选择的痛苦，我才可以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则新闻。我想，这起盗版事件的受害者们，也不得不为这样的盗版鼓与呼！何也？在今天信息封锁的中国大陆，非法的盗版成了打破信息屏蔽墙的工具，成了唯一可以让受害者们的文字得到流传的方法。对于受害者们来说，与其被隔离于大陆之外，何如就让市场经济的车轮偷偷地把自己的思想带进入铁屋中？
也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面对它，无论是被禁的作家还是拥有了一切行政司法权利的中共，都失去了控制它的力量。从这一点上说，这也体现了自由的力量。因为相对于鸟笼里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无疑象征着自由的一极。中共已经为经济的自由放行，而整个的中国，也从这样的自由经济中体会到了发展的甜头。那么，我相信总有一天，铁幕下的人在吃饱喝足以后，会打个饱嗝说：我们可否再享受一下蓝天的颜色？看吧，一旦一丝的光线照亮了人们的眼睛，自由的声音必将打碎铁的枷锁。就像今天，中共面对盗版者的无奈一样，他们也必将感叹：自由是无法禁止的！因为对自由的渴望，是天赋人性之一！
感谢盗版者，在“非法”的情况下工作，把信息传播给“合法”的公民。但我突然想到：那些购买盗版图书的人，是否真的是“合法”的公民呢？当他们掏钱购买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对于“合法”的理解一定有和中共不同的概念。作为远在大洋彼岸的作者，我不清楚中共对于这本盗版书的“非法”定义是否因为它没有得到作者授权的缘故。如果如此，我得深切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但我宁愿他们能够网开一面，不要追究盗版者的责任。而如果是因为这本书不幸被党和政府认为威胁了他们的领导，那么我就不得不怀疑他们那几百万的军队、无所不在的警察、六千万的忠诚信徒，为什么没有让党产生足够面对三百页纸张的自信？难道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由也有着和我一样的理解？所以，他们大张旗鼓地禁止这本书，实在是出于对自由的第一丝光线的恐惧？
盗版，就是掘开铁屋门缝的针，自由的光线由此进入。盗版，正是经济自由成熟以后，探索政治自由的必然工具。让我们每一个在海外被禁的作家都对这样的盗版欢呼，只要你的作品有光的魅力，一定不愁没有让它穿透铁屋的针孔。
2004-06-15
张良：说说新华社和它的“清样” ----
《中国六四真相》编者张良对挑战者Alfred L. Chan的反驳
对一位名叫Alfred L. Chan的中国人的“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的反驳
Alfred L. Chan的原文照录：
The “Foundry Proofs of Domestic Developments”and“Reference Proofs” are unavailable outside of China, but a careful check of Xiao’s evidence against what can be collected outside China shows them to be mainly accurate.
“萧何”原文：
资料来自新华社内参
虽然世界上不少大通讯社都有此类资料，为防止侵犯当事者权益或不够准确仅限内部参考。但新华社这批资料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珍贵，循着它提供的内容和线索，可以逐日写出八九'六四'时间的情况。《国内动态清样》是媒体记者在各地采访情况的校稿，《参考清样》是各国媒体报道的综述、转述。以上二种清样的内容一部分是供公开发表的，其他的作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参考阅件。但标有密级的《国内动态清样》、《参考清样》毕竟不能等同于中共的'红头文件'。哗众取宠，试图以某某部门、某某省委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将有关内容推出，只能起到降低这些材料本身价值的负面效果。既对不起学术良知，更对不起朋友的辛劳。
我的反驳和评析：
说说新华社和它的“清样”：
一， 新华社是党政部门中机构最庞大、人数最多的一个部级单位，约28000多人，新华社中一些专门负责“内参”的人员有着极其特殊的背景，相当一部分是安全部等特殊岗位的人员。他们有权列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的一些核心会议，有权不经地方当局而通过一些特殊渠道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所以，一些内容相似或相同的报告通过不同渠道或不同形式向上反映并不稀奇，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为了强调信息的“及时和重要”。举例说，某篇报告可以既出现在国家某部委的报告中，又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或者一篇报告同时会出现在几个部委的内部报告中，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重复发文，文山会海”的一个主要表现，还有一些部门可能因出现内容相同的报告而相互邀功或共同推卸责任的情况。如果“萧何”有幸调阅国家教委、公安等部门有关六四事件的档案资料，他们对这些资料与“清样”中的内容相似或几乎一样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更不会轻率地作出“张冠李戴”的结论了。
二， 新华社“内参”有多种：最低层级的数各分社编印的“内参选编”，发至科营级；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则发至县团级；在1989年，无论是“国内动态清样”还是“参考清样”则发至省军级，有的“清样”则是增发给相关部门的第一把手。相比之下，“参考清样”比“国内动态清样”发行的范围更小，它只发给在北京的部长，而很少发给各省区市的书记省市长。我曾经向黎安友、林培瑞教授出示的文件中，就包含着上述两种清样。毫无疑问，“国内动态清样”、“参考清样”的级别是非常高的，一般的正部长级官员不可能看到全部的清样。当然，比上述两种清样更重要的，还有“白头文件”、“会议纪要”，而“会议纪录”是所有文件中最最重要，也是等级最高的，一般情况下不被允许流传。这两份“清样”实际是比一般的“红头文件”高得多！“红头文件”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都可以发，而“清样”只有新华社发，并且在1989年，只面向省部级以上官员！
“萧何”在这里故意混淆是非，欺骗读者，将新华社两个最高机密等级的“清样”说成是一般的“内参”，并公然撒谎称“二种清样的内容一部分是供公开发表的，其他的作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参考阅件。”从两种刊物创办至今，从来没有那一份清样上的材料被允许公开发表！“一定范围”在1989年时实则是省军级！显然，在关于“清样”的问题上Alfred L. Chan完全在人云亦云。他连“清样”是什么样的格式、形状都不知道，还要顺“萧何”的论点大谈特谈，岂不令人发笑？在这一点上，Alfred L. Chan是最没有资格谈这个话题的。
Alfred L. Chan的原文照录：
My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many similar passages in TS can also be obtained from other collections that run to thousands of pages. The following are a few examples: The Truth of Fire and Blood: A Documentary o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1989 (1989),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st Problems, Taiwan.
Zhang Jingyu, Ziyou zhi xue, minzhu zhi hua: Zhongguo dalu minzhu de kankelu (The Blood of Freedom, the Flower of Democracy: the Bumpy Road of Democracy on the Chinese Mainland)(Taibei: Guoli Zhengzhi Daxue Guoji Guanxi Yanjiu Zhongxin, 1989).
Han Shanbi, Lishi di chuangshang: 1989 Zhongguo minyun ziliao huibian (The Wounds of History: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2 volumes, (Hong Kong: Dongxi wenhua shiye gongsi, 1989).
70 tian dashiji: Hu Yaobang bingshi dao Zhao Ziyang jiezhi (Major Events Over 70 Days: From the Death of Hu Yaobang to the Dismissal of Zhao Ziyang), ed. by Gongqingtuan Beijing Shiwei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0).
“萧何”原文：
此外，我们还尽已所能地搜集到了许多其他资料，包括陈小雅的论着，〈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包遵信的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檠〉、陈一咨的〈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许家屯老先生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旁旁、金钟编辑的血沃中华--八九北京学潮资料〉、国家教委编写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及〈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解放军出版社的〈平暴记实〉及戒严一日〉，以及〈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东方日报〉、〈明报〉、〈世界日报〉等海内外出版的书籍和报刊。
我的反驳和评析：
“萧何”也好，Alfred L. Chan也罢，其实，关于六四的书远远不止他们所提的那些。张良翻阅了Alfred L. Chan提及的全部书籍，几本书关于六四决策中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共高层内部的确存在着严重分歧，所以才会透露出一些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如杨尚昆在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鹏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辩解，等。但是，翻阅这些书后，完全可以断定：没有任何一本书汇编的文件中有任何关于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元老会议等的纪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戒严部队在北京部署的纪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过关于六四死亡人数的纪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六四惨案后全国性逮捕行动的纪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各大军区对参与北京戒严反应的纪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如此细致的各省区市对六四事件部署的纪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如此清晰地反映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六四事件关注的纪录！难道这些情节可以随便地在《TAMP》、《中国六四真相》中象写小说一样演绎出来的吗？《TAMP》、《中国六四真相》中所涉及的将近700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是任何一部关于六四的书中所没有的，这些被点名的人物中，除了中南海的当权者不会表态，那些身历过六四经历的、在书中被点名的人没有一个说涉及纪录他们的那些资料是假的，相反，他们全都肯定了涉及他们部分资料的真实性！而这些，是“萧何”、Alfred L. Chan之流所提及的上述任何一本书中所不可能有的，这也正是《TAMP》、《中国六四真相》的历史价值所在。
Alfred L. Chan的原文照录：
Taken together, these materials and those mentioned by Xiao (see endnote 12)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detailed daily and hourly chronicles of events in Beijing and the province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Fifty-six Horrifying Days; Remembrance and Reflections; Major Events); memoirs of participants (Inside Story); histories of the m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Crisis; Beijing City; China: The Ten Years), and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 edited by Taiwan or Hong Kong organizations (Blood of Freedom; Truth of Fire and Blood; Blood-Soaked China). They represen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essential for any serious research on the Tiananmen Movement.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sources does not necessarily invalidate Zhang’s claim that he obtained his documents contemporaneously with events. It does show, however, that these documents had been either released officially or obtained clandestinely so that many others are able to draw on them in compiling their histories or fictions. More importantly, the fact that the editors appear unaware of these materials ?C not a word about them is mentioned in either TS or TP ?C may have marred their judgement. If the editors were aware of these materials, it wa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inform their readers. At a minimum, since these sources contain numerous identical or near-identical passages from TS, the editors’assertion that TS could not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by research, and that these materials were only available to a“tiny handful of people in China”may have to be qualified. This lapse also casts serious doubt on the validity of their authentication process.
我的反驳和评析：
事实上，在编写过程中，张良根本不需要也毫无必要去引用任何一本内部或公开出版物，因此，根本不存在在《TAMP》、《中国六四真相》中作出说明的问题。如果用“萧何”或Alfred L. Chan所提的那些书籍进行写作，那就失去了出版本书的动机。如果连写《TAMP》、《中国六四真相》那样的资料都不具备，以至于要到国外通过搜集各种出版物进行写作，谁愿意冒这个危及生命的巨大风险？更有背于我们的宗旨和目的。在《中国六四真相》的扉页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十个大字：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这清楚地昭示了我们的宗旨！如果连写一本书的资料都不具备，何以要去做那么一件出力不讨好、弄巧成拙的蠢事？！
“萧何”或Alfred L. Chan都没有资格也不可能获得我们所拥有的那些资料。Alfred L. Chan上述这个近乎荒诞的逻辑根本不值得一驳。非常希望他能用中文将这篇文章转写出来，不然他就是真正的胆怯和懦弱。如果Alfred L. Chan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通过挑战黎安友教授为自己在加拿大学术界捞取所谓的学术名份？他想得也太天真了！张良愿意针对任何挑战，但对Alfred L. Chan这种类似外行汉的胡纠蛮缠的作为真的不屑一顾。
Alfred L. Chan的原文照录：
Another Formidable ChallengeA more damaging charge has been made by an anonymous commentator on the Internet who claims that large sections in TS and TP are plagiarized from the book, Gangtie de budui: lujun di sanshiba jituanjun junshi (The Army of Steel: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Ground Force’s Thirteenth-Eighth Army). This book, which is classified material, is unavailable, but the relevant chapter was reproduced in the April 1994, issue of Beijing Spring. This chapter, entitled“Maintain order at the capital, protect the venues of the Asian Games, return to the barracks in triumph”describes how the 38th Army stationed in Beijing had, between June 19, 1989, and October 26, 1990, maintained stability and ensured the successful staging of the several major party meetings, the commemorative celebrations of July 1, August 1, October 1, and the Asia Games.
In TS and TP, however, this tex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eport from martial law troops headquarters submitted to the Politburo on June 1 to show that they were“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ready to clear Tiananmen Square, and that they“told the top decision makers that the choice was now theirs.”Then many paragraphs are lifted from Army of Steel to comprise the report in TP 349-353 (TS 866-869), with only minor changes in wording.（张良：只是少量话语的改变！！！它本身就来自于文件，是对原文件的加工，懂吗？！） For instance, the words“group army”are changed to“martial law troops,”but the two were not the same, since the martial law troops consisted of more than the 38th Army. The charge of plagiarism is more credible here, as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the martial laws quarters would forge a report to the Politburo, or that the Literary Pres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ould pirate a June 1 directive to describe events many weeks later. This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Zhang’s TS, because in academic work, one instance of plagiarism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discredit the entire project.（张良：何为剽窃！请送出网友的全部材料！这是绝对的污蔑！！！恶毒的指控！！！）
我的反驳和评析：
Alfred L. Chan用“Another Formidable Challenge”来作为第六部分的标题，以此显示这是区别于“萧何”的属于他自己的重大发现，然而，被他作为指控来源的则是“an anonymous commentator on the Internet”，并且，Alfred L. Chan借这名匿名者之口称《TAMP》、《中国六四真相》中关于戒严的部分是从那本书“plagiarized”来的。看起来，这位Alfred L. Chan为了彻底否定《TAMP》、《中国六四真相》，真可谓不择手段。对于Alfred L. Chan关于“plagiarized”的指控，张良只能用“嗤之以鼻”四字来表达。
第一， 作为专案组有意针对《中国六四真相》抛出的“萧何”系列文章都不敢提这个问题，显然是想有意回避它，如果真如Alfred L. Chan所称的“plagiarized”，那末，“萧何”是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这由不得发问，为什么“萧何”不抓住这一点进行攻击，他不可能忽视这一点，想一定是有别的隐情而已。
第二， 这么一个被Alfred L. Chan称之为“Formidable Challenge”的文章，只来自于网上，并且出自一位匿名者，本身就有很大的疑问，既然是挑战《TAMP》、《中国六四真相》的一个强有力武器，那位匿名者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署名并将它写出来发表在任何一家报纸上（我相信，如果这位匿名者真的抓住了所谓“plagiarized”证据，完全可以署上他的大名将这篇文章通过港台甚至中国内地的报纸刊登出来）？匿名者本身的行为就令人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他只是想在网上搅一把混水、攻击污蔑而已。就是这样一位见不得人的匿名者，就是这样一篇流传在网上的文章（张良从未在一些大型网站看到过那位匿名者的文章，相信此文在网上没有进行广泛的传播），Alfred L. Chan却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拿来作为“Another Formidable Challenge”，这再次说明Alfred L. Chan不是一个甘心做学问的人。
第三， 如果真的要将这个问题搞清楚，Alfred L. Chan应该本着务实的态度做一些脚踏实地的研究，随后再下结论不迟。Alfred L. Chan至少应该可以与北京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系吧？问问出版社当时出版此书前后的一些情况，并客观地向读者公布一些他亲自调查获得的信息，可是，他连这最起码的调查都没有做，就匆忙地以那位匿名者的口将《TAMP》、《中国六四真相》按上了所谓“plagiarized”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仅草率、肤浅、甚至连一点说服力都不存在！这位Alfred L. Chan所说的论据完全来自于那位恶意中伤的匿名者的逻辑，真是荒诞之极！
第四， 张良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本书，更没有阅读过发表在《北京之春》的那个摘要，到今天，张良还要求黎安友教授帮着找那篇文章呢！天地良心，从未看到过这篇文章的张良居然会被扣上“plagiarized”的帽子，真是荒诞不经。张良为此感叹：到六四档案解密的那一天，如果Alfred L. Chan良心发现的话，他应该跪倒在张良的脚下。
毫无疑问，尽管张良没有读过那本书，但对那个事件的了解却要比Alfred L. Chan清楚得多。张良断定Alfred L. Chan是连下面这样的一个情节都不了解的。作为“内部发行”出版于1993年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那本关于38集团军军史的书在出版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立即被收回并被禁止发行了。原因何在？因为它泄露了有关六四戒严的某些机密，并且不适当地引用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些文件。这一事件，被总政治部进行内部通报批评。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件敢于犯上的事。如果Alfred L. Chan不信，可以专程到北京去跑一趟，相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会告诉他关于此书出版前后发生的经过。待知道了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Alfred L. Chan不仅再不敢提这个“Another Formidable Challenge”，甚至会因此而无地自容的。由此看来，到底是《TAMP》、《中国六四真相》“plagiarized”了那本书，还是那本书“不适当”地引用了有关文件并将它作了些许改动，明眼人应该比较容易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不管怎样，张良将记住Alfred L. Chan那个荒谬的指控，因为那样的指控是连“萧何”都不敢的！
Conclusion
The entire Tiananmen Papers project was fundamentally flawed from the beginning.（张良：通读文章到此，根本得不出他所说的那样一个结论）Since the documents were made available under such mysterious circumstances, and since the editors had made the extraordinary claim that they were restricted to a small group of top leaders, authenticity ought to be the foremost concern. The simplest way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documents would be for the editors to select and translate them individually without alteration, but the editors opted for some questionable editorial practices. They did not insist on having access to (let alone authenticate) the original documents as a condition of cooperation with Zhang, but condoned extensive editing and retouching that resulted in tw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documents, TS and TP. Judging by TS and many articles Zhang has written since 2001 (most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he is neither a trained historian nor social scientist, and his style is closer to that of a writer of historical fiction or a polemicist.（张良：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他只提供事实，并以事实讲话，而不是轻率地给人下结论。Alfred L. Chan连这个最起码的素质都不具备，他这样评价张良，“he is neither a trained historian nor social scientist, and his style is closer to that of a writer of historical fiction or a polemicist.”这说明，他不具备作为一名合格学者的素质）Driven by a strong conviction, he may have viewed the cut-and-paste method as legitimate when used to buttress what he perceives to be a just cause. The editors may not have been fully awar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Zhang’s political agenda, expressed only as a desire to repudiate the official evaluation of the 1989 events and to accelerate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张良：黎安友教授不知道我们的动机？围绕着《TAMP》、《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作为合作者，很少能象张良与黎安友教授、林培瑞教授那样交流得广泛、深入。如果黎安友教授不清楚我们的目的和动机，就不可能写出如此详细的前言）。
On the other hand, the editors present the documents as academics, and therefore their standards must be set higher. Yet, their verification efforts are undermined by their faulty editorial policies, their hazy assumptions of authenticity, their unfamiliarity with key Chinese sources, and their misplaced trust on the pseudonymous Zhang Liang. Clearly, it is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many of the documents, as we have demonstrated, with open sources available outside China, not to mention those within China itself. All things considered, we have little confidence regarding the provenance of the documents contained in TS and TP, and we feel that Zhang has misled his editors. However, since the final verification of any of these is impossible unti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pens the archives, Zhang owes it to his editors and the readers to unlock his trove for scholarly scrutiny.
我的反驳和评析：
最后，也就是作为论文结尾的关键之处，Alfred L. Chan却不得不承认，“we have little confidence regarding the provenance of the documents contained in TS and TP”。这个看起来十分喜欢纠缠的Alfred L. Chan为什么一下子口气软弱下来？原因是，他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攻击关于省级报告的部分，只能以“little confidence”承认下来。事实上，《TAMP》、《中国六四真相》并不在乎Alfred L. Chan们的承认与否，因为《TAMP》、《中国六四真相》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你承认它也好，污蔑它也罢，历史最终将洗刷掉“萧何”、 Alfred L. Chan们泼在《TAMP》、《中国六四真相》上的污水，还它本来的面目。因为，《中国六四真相》本来就是完全依照自己的风格建立起来的，它的历史价值正在于它是建立在充分的各类内部文件基础上。
Alfred L. Chan的原文照录：
. The Tiananmen Papers: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Decision to use Force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 ?C In Their Own Word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Edited by Andrew Nathan and Perry Link, with an afterward by Orville Schell.
. TP has been reviewed numerous times. A good collection of reviews is Qin Ling, Liusi zhenxiang mingjia tan (Prominent People Discuss 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Edison, N.J.: Dajiyuan chubanshe, 2001).
. For instance, see Susan Shirk,“The Delaye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dership Politics,”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2), p. 303. Nathan uses TP to confirm points made in a different publication, see Andrew J. Nathan and Bruce Gilley, China’s New Leaders: The Secret File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2), p. 24, 77, 109, and 151.
. Lowell Dittmer,“The Tiananmen Papers,”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pp. 476-483.
. Andrew J. Nathan,“The Tiananmen Papers: An Editor’s Reflec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7 (September 2001), pp. 724-737.
. TP, p. xlii; Andrew J. Nathan,“The Tiananmen Papers,”p. 728. A brief comparison of TS and TP is in Peter Moody,“Tiananmen: The Papers and the Story,”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4, No. 1 (Winter 2002), pp. 149-165.
. Zhang gave a similarly qualified response to CNN when questioned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documents. He said,“I can tell you frankly that all these materials have a solid basis. They are all reliable . . .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is that time will tell.”Only about half way into the interview and responding to a different question does he say that“these materials are authentic.”
www.cnn.com/SPECIALS/2001/tiananmen/TP.html.
. Mirror Books, now situated in New York, was founded originally in Canada by emigres. In 1993 I was approached by its editors to translate one of its first books on China’s princelings into English. I declined the offer because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verifying the sources.
. Similarly, the reminiscences contained in the narrative reports made by Zhao Ziyang and Li Peng at the Fourth Plenum (June 1989) are extracted to reconstruct their private conversation made on May 4. This is then presented as scripts in TS (pp. 296-298) and TP ( pp. 116-118). This practice goes far in explaining the stilted and unnatural language of the alleged minutes contained in both books.
. The name Xiao He is a play on the name Zhang Liang, as Xiao, Zhang, and Han Xin were three most prominent strategists and ministers of the West Han dynastry.
. The major sources, according to Xiao, are: Jingxin dongpo di 56 tian: 1989 nian 4 yue 15 ri zhi 6 yue 9 ri meiri jishi (Fifty-Six Terrifying Days: A Daily Record of Events from April 4 to June 9, 1989), ed. by Guojia jiawei sixiang zhengzhi gongzuo si (Beijing: Dadi chubanshe, 1989); Wushitian di huigu yu fansi (Remembrance and Reflections on the Fifty Days), ed. by Guojia jiawei sixiang zhengzhi gongzuo si, Beijing shi weigao deng xue xiao gongzuo weiyuanhui.(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1989); Ding Wang. Liusi qianhou (Before and After June 4)(Taibei Shi: Yu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1995), 2 volumes; Chen Xiaoya, Tian’an Men zhi bian: bajiu minyun shi (The Crisis at Tiananmen: A History of the June Fourth Democratic Movement) (Taibei Shi: Fengyun shi dai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 1996; Bao Zunxin, Liusi de neiqing: Wei wan cheng di niepan (The Inside Story of June Fourth: The Unfinished Nirvana )(Taibei Shi: Fengyun shidai chuban gufen youxian gongsi, 1997); Xu Jiatun, Xu Jiatun Xianggang huiyilu (Xu Jiatun’s Hong Kong Memoirs) (Hong Kong: Lianhebao youxian gongsi, 1994) 2 volumes; Pang Pang, Tang xue di Beijing cheng: Cong Hu Yaobang zhi si dao Tiananmen bei ju (Beijing City Dripping in Blood: From the Death of Hu Yaobang to the Tragedy at Tiananmen)(Taibei Shi: Fengyun shidai chuban gongsi, 1989); He Zhizhou, ed., Xue wo Zhonghua: 89 nian Beijing xuechao ziliao ji xu bian (Blood-Soaked China: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in 1989)(Hong Kong: Xianggang xinyidai wen hua hui, 1989); Chen Yizi, Zhongguo: shinian gaige yu bajiu minyun, Beijing liusi tusha de beihou (China: The Ten Years’of Reform and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the Background to the Slaughter During June 4)(Taibei Shi: Lianjing chubanshe, 1990 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III, (1993). The editors seem to be aware of only the last item. No single library contains all of the above, but I had collected them from different libraries in Hong Kong, Taiwan, Canada, and the US.
. Xingdao Ribao, 28, 29, 30, 31 May and 1 June.
. In 2001, Luo was a Politburo member and secretary of the CCP Secretariat in charge of public security.
. Zhang Liang’s rebuttal is in
www.duoweiweek.com/53/Feature/4078.html.
. Andrew J. Nathan,“The Tiananmen Papers,”p. 732.
. Ibid.
. Xiao did cite someone who said that since many leaders’speeches, such as Zhao’s May 4 talks, are in the public record, the most problematic ones are the alleged transcripts of Politburo meetings, conversations by the Elders, etc., and these comprise about 5% of TS. Then Xiao added the rider:“Can this be believed”? (cihua xinran). Xindao Ribao, 20 May, 2001.
. Andrew J. Nathan,“The Tiananmen Papers,”p. 730.
. For instance, in Yuan Huizhang, Zhao Ziyang zuihou de jihui (Zhao Ziyang’s Last Chance)(Hong Kong: Mirror Books, 1997), pp. 197-215.
. Zhang’s article is in www.duoweiweek.com/46/Feature3486.html and www.epochtimes.com/gb/1/7/22/n111759.htm
. According to Renmin Ribao, May 19, 1989, Zhao, et al., visited the hospitals at 5 a.m. . Wushitian di huigu yu fansi, pp. 72-85.
. Xu Jiatun, Xianggang huiyilu.(see n. 11)
. Xu Jiatun, Xianggang huiyilu., pp. ii-iii.
. A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of Deng’s May 17 speech and other additional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author by contacting [email protected].
. For examples of political novels (of varying qualities and seriousness) on the Tiananmen events, complete with detailed reconstructions of dialogue of the alleged meetings of the Elders, see Hu Zhiwei, Tiananmen xuean jingwei (The Many Facet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Taibei Shi: Zhuanyi wen xue chubanshe, 1990); Chen Yizi, Zhongguo: shinian gaige. Shu Qi, Tiananmen yanyi (A Historical Novel of Tiananmen)(Hong Kong: Liyuan shubao she, 1989), and and Chen Xiaoya, Tian’an Men zhi bian.
. For instance, the description and wordings of Hu Yaobang’s collapse on April 8, 1989 contained in TS (pp. 106-107) and TP (pp. 20-22) are very similar to the dramatised and fictionalised scene found in Pang Pang, Hu Yaobang zhisi (The Death of Hu Yaobang)(Hong Kong: Dadi chubanshe, 1989) pp. 12-15. A disparate version can be found in Tian Guoliang and Sun Dafen, Hu Yaobang zhuan (A biography of Hu Yaobang)(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ziliao chubanshe, 1989), pp. 214-215. Very similar wordings about the intellectuals’mediation on May 14 in TS (pp. 390-395) and TP (pp. 165-169) can be found in Dai Qing’s memoir, Zai Qincheng zuolao: ziji de gushi er (Serving time at Qincheng prison: my own story 2) (Hong Kong: Ming Bao chubanshe, 1995), pp. 73-89. See also, Bao Zunxin, Liusi de neiqing, pp. 101-114.
. (Beiji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1993). Cpcliusi in www.hjclub.com/TextBody/35530.asp, posted on 2 February, 2002.
. Pp. 7 - 12.
言信：谈定力
一百多年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发现，世间万物，为了生存下去，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发展变化之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成为自然界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曾几何时，这条在自然界中普遍通用的基本规律，也在人类社会上通行起来，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当人类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因为无力掌握自身的命运，被排除在社会主人的地位之外而无法展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对主宰他命运的社会统治者采取无条件遵从的态度就成为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趋利避害，适者生存的生物本能在人的躯体中起着主导的地位，人类社会呈现着奇特的自然达尔文主义现象，这可绝不是一件好的现象。
人类以自己的思想，以自己独有的主观能动性来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区别于那些没有独立思想的“两足动物”，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组建了人类社会，也被日益向前发展着的人类社会所改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社会对每一个人的改造从来不是单向的和被动的，而应当是双向的和互动的，只不过在民主社会里，普通民众的主动性要强一些，而在专制集权的条件下，社会上的普通民众没有主导地位，为了生存下去，大都只有表现出被动遵从的一面。正是因为人类社会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界，所以我格外敬重那些固守原则，坚持信念，顽强地以不变应万变的那些有坚定思想理念的人们，借用佛家禅宗中的一句偈语，我把它称为：定力。
一个人的定力有多么深厚，有多么强，这要取决于他的人生观，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力和沉淀在他身上的文化修养。
我曾经见过，在北京的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交通秩序十分混乱，没有任何的人来出面维持起码的交通规则，一位骑着自行车的人随着向前滚动的车流来到十字路口，恰逢红灯亮起，骑车人自觉停在白线后面，等候绿灯的再次亮起，在骑车人的身边身后，不顾红灯依然抢行的人们络绎不绝，停在白线后面的骑车人被身后一个又一个闯红灯的恶汉推搡斥骂，骂他假正经，神经病，怪他挡住了道，恶狠狠地用肩膀顶他，用自行车撞他，骑车人岿然不动，在他的身后，受到他的感染，自觉等待红灯消失的骑车人渐渐多了起来，就这样，他一直挺到绿灯亮了的时候才继续往前行。我在一旁看到了整个过程的始终，我很钦佩这个人有着坚强的信念和中流砥柱般的定力。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份历史资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共产党内的民主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时候，为民请命的倔头元帅彭德怀没有看最高“当家人”的脸色行事，以至招惹得毛泽东龙颜大怒，于是片刻之间，彭德怀从九天之上一下子堕入到无底的深渊，中共中央最高层紧急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大将黄克诚作为后期上山的军队高层领导人之一，本来可以轻松置身于五行是非之外，与己无关，可是他在看到了彭德怀“万言书”的原文，听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出面对他的劝说，动员他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并参与揭发批判彭德怀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动步入深渊，自觉同彭德怀站在一起的大无畏决定，如果说彭德怀还是在无意之中捋动龙须，那黄克诚可是在有意之下挺身而出了。基督耶稣和佛界高僧都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理念，由此而产生的定力可以称得上是“无我”境界的崇高定力，这种境界的定力无疑又比前者提高了一个层次。
十年之后的1969年，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的年代，全国近十亿人口已经习惯了只有一个头脑在思考，无条件遵从一个最高指示，自觉保持一个同一个腔调，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召开了，在会上，要表决一致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在场的一位颇有身份的女性，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以心脏病发作为由，埋头趴在桌上拒不参与投票，此时此刻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定力，需要以自己的全部良心、良知、人品、人格为依托，以自己后半生的自由甚至整个生命为代价，这种在人类灵魂顶尖之处的定力，已远远高达九天之外，远非一般人可以为也。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新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那些年代里，随着苏联东欧一系列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大陆上许多单位许多部门的数不胜数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像疯了一样利用职权拉帮结派，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掠夺私下瓜分公家的财物，大吃大喝，分东西分钱成为司空见惯的寻常小事，在这种大腐败的惊涛骇浪中宁可任由风浪捶打，也不随波逐流，宁可被上司打击，受陷害，失去公职，没有工资，也不卖身投靠腐败的团伙充当搜刮民财的爪牙打手，哪怕他们披着共产党的神圣外衣，这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持廉洁本分的定力，是一种何等高尚境界的定力，呜呼，苍天有眼，青史可鉴，这种清廉的定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品德，也是我们新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在社会的腐败浊流完全退去之后，我们将重建中华民族清廉的本色，那时，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也将恢复清廉的本来面貌，真正做到河清海宴，国泰民安。
在“六四”发生的十五年间，有多少一心追求真理，坚持只讲真话不说假话的志士仁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公开呼吁要为“六四”正名，为在“六四”血案中的无辜死难烈士昭雪平反，从吴祖光、李慎之、蒋彦永、以及所有这些为“六四”正名呼吁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灵魂，体会到了什么是正义的力量，什么又是理性的呼唤。
个人的定力，善良正直人们的本分定力，民族的定力，乃至无穷，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就在于此，你只要看看林昭、张志新这股无穷无尽的前进洪流就会明白，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定力就扎根于数不尽的民众之间。
有谁能说中华民族的明天没有希望。
谈谈香港民主派与北京政府中央的“退一步”和“沟通”
王希哲
一、“还政于民”是港独口号？
在香港，“还政于民”的特定含义，就是把北京政府规限的小圈子“选举”打破，将权利还给全体香港人民，让他们按基本法的规定早日实现普选，真正实现“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或京傀治港，这怎么是港独口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
说是英国人曾有阴谋，利用“还政于民”口号搞港独。也许如此。不错，作为外国殖民者，英国人在中国政府面前是无权提“还政于民”口号的，对于它，只能还政于中。但中国政府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还政于中后，中央政府最终要实现香港的普选，达到港人治港，也就是还政于香港人民的。现在香港之政既然早已属中，那么香港人民在香港提出“还政于民”就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与英人何干？要拿英国人昨天的阴谋来吓唬今天的中国香港人？英国人曾提过这个口号，中国人就再提不得，提了就是港独？这是什么逻辑？文汇报居然问，“还政于民”还要还给谁？这是装糊涂。当然还给中国全体香港人！你们不是向全世界保证了“港人治港”吗？没有实现普选一天，就一天没有“港人治港”。“港人治港”是什么？就是“还政于民”。
二、“结束一党专政”是对抗中共？
香港民主派应该提醒中共，“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不是对抗中共，相反，是赞成中共、支持中共、拥护中共。香港民主派应该提醒曾庆红把他父亲长期追随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领袖的的选集，好好再看上几遍，在那里面，“结束一党专政”正是共产党为之奋斗而喊的最响亮的口号哩！
怪的是曾庆红会见访京的工联会成员时，居然会提出，愿意与香港民主派“沟通”“但前提是这些人不能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据亲共人士转达圣意，曾庆红此言，“就是中央与民主派沟通的底线”。好一个“底线”。这么说来，曾庆红承认了今天中国的北京政权，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权啰？曾庆红，你倒明白说说，今天的中国的北京政权，究竟是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如果你说“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北京政权依宪法，是“人民民主专政”，那么香港民主派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不过是无的放矢，“对抗”了你什么？紧张了你什么？你要设什么沟通的“底线”？如果你说“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北京政权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那么中共就是背离了自己当年的革命理想，革命目标，革命宗旨，不但如此，也背离了今天中共自己制定的国家宪法，这正是中共亟待要改错的地方，香港民主派作为真正的“诤友”，喊出“结束一党专政”口号，请你改错，这好比春风及时雨也，怎么要说人是“对抗”，还要划什么“底线”？毛泽东不是说过，“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么？
又有个中共的驻港特派员杨文昌说，支联会提出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北京和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真笑掉了我们的下巴。若“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北京和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1949年共产党是如何进北京的？
三、对“退一步”的意见
现在香港民主派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刘千石兄的，他的意思是，既然曾庆红划了底线，与香港民主派“沟通”的“前提是这些人不能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那么就退一步，退到底线后面去，不喊「结束一党专政」了，这样民主派和中央就“沟通”了，节就解开了，就不会“双死”了。
一种是司徒华叔的，他的意思强调，若要支联会先放弃某些目标或口号，才能与北京展开沟通，“根本不是真正平等的沟通，也不会使气氛宽松”。
我的看法是，华叔经验老到些，千石兄可能有些天真了！共产党的话，信得过的么？若共产党的话可信，它也不会搞一党专政了，前面说了，这个共产党正是靠“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起家的，当然，那是当年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治下。“沟通”么？是好事，也是香饵。它划个“底线”给你，你不力争就听话退后去吞。好，它还有一条条“底线”再“底线”给你的，一直“底线”到你不再是民主派为止！
不过，也可以考虑把香港民主党与支联会分开。若香港民主党定位自己是以香港本阜的政治民生为宗旨的，倒不妨淡化一些抗争中共的政治口号；但港支联是以支持全中国的民主运动民主改革为己任的，那就应该坚守阵地，不可轻言后退。须知“我能往，寇亦能往”，退到哪里去？
2004年6月14日于美西海湾
犹太人是西周穆王(所罗门王)的后代。
送交者: physicist 2004年6月15日03:57:05
根据铜面具来判定三星堆是犹太人太离谱，太不严谨。 如果是大量的(如三百个)真人干尸，都长得象铜面具，那还有点严谨。
实际情况是犹太人 Jew (周)是西周穆王(所罗门王)在西游时与当地女部落酋长在那里产生的后代。是西周穆王及部下告诉他的老婆儿孙关于西周的历史来历。 十几年后他回国即位。但是犹太土人把神等东西加了进去，走了样。
西周时，周穆王未即位前(约公元前975年)，奉王命西游。 率2万人，1千辆马车, 浩浩荡荡出行。在西方呆了十多年。 据史书记载，他和西王母娘娘睡过觉。 西王母娘娘是西游时当地女部落酋长.
周穆王在位时间是约公元前960-930年。
据圣经记载，所罗门王极有智慧，可以正确回答出来所有各方面来人的问题。他的无数财宝箱装满了各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奇金银珍宝。他对各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和部族一视同仁，没有偏见，各种美丽的女子他都喜欢，都弄来当老婆。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不信教。
对比中国历史和犹太圣经(主要是旧约)的严谨性，发现犹太人的智商很低，这也可以从犹太人只顾自己赚钱，没有全局观念和领导才能，没有立锥之地可以看出。
虽不如中国人聪明，但是犹太人有中国人的基因，有其聪明的一面，会赚钱。当然犹太人比其他蛮夷要聪明多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和“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俺的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历史知识匮乏，革命勇气不够，对改良社会又没有信心，真正的庸人一个。好在海川多学富五车的才子佳人，让俺长了不少见识，让俺明白了苏芬战争是怎么回事，若曼底登陆和电影《大兵雷恩》有什么区别，共产党哪方面好哪方面坏，甚至连海纳百川董事会为什么非法俺也知道了（斑斑别生气，这是你们自己保留的精华贴子，详见：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444503）。
可能有人会说我不知所谓，离题太远。别着急嘛，文章不是都有个开场白么？本来我还想把海川所有的才子佳人们恭维一番，结果发现会产生部分遗漏，干脆就不表了，省得得罪人。
一、引子
先先旧闻重读吧。
我国网吧将全部安装监管系统
新华网上海4月27日电（记者杨金志、刘丹）预计到2004年底，全国各地网吧都将安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计算机经营管理系统”。通过这套监管系统，文化行政部门将以高科技手段对网吧实行全程实时监控。
在27日召开的全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暨学校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常克仁作出上述表示。
监管系统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对上网人员进行身份登记，防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还能对网吧运营不良文化产品进行监控。2003年，文化部要求各地网吧安装监管系统。目前，四川、广西、湖北、浙江、江西等地都已安装完毕，取得良好效果。2003年3月，文化部针对损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电脑游戏《将军3——命令与征服》下发查处通知，四川、广西等地利用网吧技术监管系统进行有效监督和查处，收到很好效果。
2004年2月，国务院决定自2月到8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吧等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专项整治工作，工作重点包括：无证照或证照不全的黑网吧以及以电脑学校、劳动职业技术培训班、电子阅览室、计算机房等名义变相经营网吧的问题；网吧违法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问题；网上传播有害文化信息的问题。如果没有高科技的监管系统，这些整治工作将很难有效开展。
常克仁还透露，文化部近日已经成立游戏审查委员会，对进口游戏进行审查。有关方面也在研究制定《进口娱乐产品内容审查办法》，对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电子游戏引进产品实行内容审查制度。（完）
二、真他妈黑
本来这篇文章老早就看过，但真正使我产生研究的兴趣是最近我一个开“黑网吧”的朋友被老共逼得破产以后，据说今年全国有七八千家“黑网吧”被中共勒令关闭。中共打击“黑网吧”的主要原因据文化部的同志解释是“黑网吧”容留未成年人上网，影响未成年人的学业和他们的身心健康。前不久还有报道说重庆有个学生因为上网吧时间太长，回家路上在铁轨上睡着了而被火车压死。于是全国上下一片对“黑网吧”的讨伐声，以至我前几天帮另一个不懂电脑的朋友修电脑时才知道他买了电脑一年多还没有上过一次网，原因是怕他女儿上网学坏，当然后遗症是他女儿经常躲到同学家去上网。
看来网吧真是万恶之源，要么被火烧死（北京蓝极速事件），要么被火车撞死，要么影响学业。以至于监管部门对还存在的合法网吧也要实行全程实时监控，以避免未成年人上网和网络犯罪。于是深受网吧之害的老百姓拍手称快，赞扬老共又为人民做了件好事（综合各媒体语）。
但我那个开“黑网吧”朋友提出问题出来了，中国交通事故每年死亡人数达10多万人，以不到全世界5%的机动车创造了占全世界20%的伤亡率，可机动车的生产销售不仅没有限制，还在不断的鼓励私人消费。最近江苏、北京百货商场发生大火，也死了10几个，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要限制新开和压缩现有的百货商场。其它的还有香烟、白酒、食物中毒、生产事故等能够直接致人死亡的行业好象也都没有“黑网吧”的罪恶深重。
当我那个开“黑网吧”朋友拿着一万元去当地公安网监局缴纳罚款以赎回被扣押的电脑时，才发现那个网监局竟然是在一个网吧的隔壁办公，查处他的网监局同志还把自己的小孩（估计6、7岁）拉到那个贴着“18岁以下禁止入内”的网吧里问要玩什么游戏，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网吧里竟然也有穿学生装的在上网。同样的情况，不同的待遇，原因就是一个有牌，一个无牌。最后我朋友缴了一万元罚款和十几台电脑每天30元两个多月共2000多的保管费（竟然没有收据）领回了机子，回去后才发现部分电脑配件被拆走。
为什么“黑网吧”不也去申请牌照呢？这位朋友说，对外早就停止发网吧牌了，但有内部关系却照开不误，他就坏在没有内部关系。最近文化部批准的10家全国性网吧连锁经营企业（主要是国营和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也陆陆续续在各地“招商”，但6—10万的加盟费却让他咋舌，那相当于他的全部投资呀。
三、媒体和方向
又讲了这么多废话，可能又有网友会说你讲的这些和新华社的文章关系好象也不大呀？别着急，俺的文化不高，虽然讲的是题外话，但是让大家伙了解一下大陆“黑网吧”的处境也未尝不好。
是人都知道，中国的媒体只有一个老板——中共，所有让老百姓看的新闻都是经过审查和消毒了的。记得俺考记者证时有个填空题就是“新闻内容要自审和送审相结合”，自审是自己判断报道该事件是否属于正确的舆论方向，送审就是自己判断不了时要送给上面审。而互联网呢？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评论员，没有领导，没有负责单位，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的舆论方向。就拿海川来说吧，除了马悲鸣同志觉悟高一点，还能把握点方向，其他网友基本上都是属于没有方向感的。
据说大陆有三十万网警网特和上百万的网络纠察（钟国忍：闲话中共网警网特的历史与现状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475378），这些人的职责就是负责正确的网络舆论方向的，对无法控制正确方向的境外新闻网站和中文论坛就咔嚓掉，对经常不用正确方向引导自己而又能够查得出名姓家庭地址又喜欢出风头的（当然要在国内）则让他短期或长期的闭门思过。闭门思过的时间短至几天，长致数十年；闭门思过的地点有时是在监狱，有时是在酒店。
所以“对网吧实行全程实时监控”政策出台的原因就是保障广大的大陆网友要随时把握正确的舆论方向。因为你在网吧的所有发言、浏览的网页、玩的游戏甚至你的光辉形象（通过摄影头）都历历在案，任你如何狡辩都抵赖不了。
看来老共心里装的可都是俺老百姓呀，除了不管吃不管喝不管住（市场经济嘛）其它啥都管，管完了还让你自个掏钱给他，至于钱去哪儿了就不关你事了（有报道公安同志采取多罚多得的按罚分配方式）。“黑网吧”有点象黑户口，要取消你国籍就取消你国籍，至于你的投资是自己攒的，亲戚朋友借的不关老共的事，至于你破产后是跳楼、是自焚还是回家吃玉米棒子也和老共没关系，谁要你不守“法”？就算是不守“法”吧为什么也不去不攀一个执“法”的亲戚朋友？
四、谁在违法？
讲到法了，大家都知道最大的是宪法。于是我们在言归正传，探讨一下新华社文章里提到的“文化行政部门将以高科技手段对网吧实行全程实时监控”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是这样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就不用说了，和本文不太相关，可言论、出版的自由可真的是白纸黑字呀，难道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看着你在网上发表言论也是言论自由？
再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原来“文化行政部门将以高科技手段对网吧实行全程实时监控”都是为了“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靠，只要是进了网吧的都变成了违反了国家安全或者刑事犯罪的嫌疑犯。
2003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里，曾建议把宪法第四十条修改为“每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除非为了已经立案的具体刑事案件的需要并经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搜集、记录、传播、公布公民通过电话、邮件、网络通讯等各种渠道传播的不愿公开的信息。”以明确”隐私权”的定义，可是在2004年3月15日新华社受权播发宪法修正案的新宪法全文里宪法第四十条却没有任何改动。
一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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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说说新华社和它的“清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