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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讣告——沉痛悼念里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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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讣告——沉痛悼念里根同志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文章标题: 讣告——沉痛悼念里根同志 (215 reads)      时间: 2004-6-08 周二, 下午7:36

作者:dck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全国私人侦探联合会代表会议被沈阳市警察驱散

建立第一个中国全国私人侦探联合会的努力昨天受阻,中国当局说这个组织的成立没有遵循必要的程序。

大约1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私人侦探组织的代表聚集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市,讨论建立一个全国性行业联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会议被警察驱散。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警方声称,成立全国私人侦探联盟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的批准。

BBC援引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的数字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两万家私人侦探社,业务范围包括追讨欠债,调查外遇、帮助客户寻找失踪或是失去联系的亲友等。

据报道,长久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一直禁止私人侦探活动,根据1993年中国公安部颁布的相关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调查所等私人侦探社性质的民间机构。不过,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当局计划最近对私人侦探服务进行一项调查,这将意味当局将立法监管正在蓬勃发展但却缺乏法律依据的私人侦探行业。


多名异见人士陆续恢复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6月7日报导)六月四日过后,多名被捕和被监控的异见人士陆续恢复自由,其中,被指控贩毒的重庆异见人士许万平在被锁上手扣关押四十八小时后获释。

许万平在六月三日,被身份不明人士在街上强行把毒品塞进手里并带走。他在被扣留了四十八小时后,于六月五日上午获释。他向本台表示,公安局也不再调查他被指进行毒品交易的案件。许万平说:我是五日上午十一时获释的。他们说,你被拘留的时间到了。我在里面绝食,纪念六四。他们给我带了手扣四十八小时,我根本无法睡觉。

许万平曾因为参加八九年民运而入狱八年。他原本打算在今年六月四日,与十多位朋友在家中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但他于六月三日被捕。而他的朋友也被警告不准外出。

许万平说,中国当局今年打压他的手法加强了,似乎是想警告他不要再搞支持民主的活动。他说:这次他本来目的是想在六四把我关住,但另一角度看,六四过后,他们仍可以贩毒来判我刑,好像是交易。如果你许万平老是跟我们找麻烦,我可以判你死刑。

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张先玲也认为,中国当局监控异见人士的手法比往年更严密。

张先玲与其他六四死难者家属,在每年的六月四日,都会结伴到万安公墓集体拜祭。以往,北京当局都没有干预她们集体扫墓。但今年六月三日晚,北京国家安全局人员到张先玲住所,叫她不要去扫墓,张先玲不同意。到了六月四日上午,国家安全局人员再到张先玲家,阻止她外出。

张先玲说:他们说,那边有很多学生和海外记者等著我们,所以你们不能到那边去。我们提出抗议,说有很多难属等我们。他们说,他们都不可能去,他们都看起来了。后来拖延到十时半,他们叫车把我们送去。我们发现有些家属已经来过,也没发现他们所说的大批记者,只有大批的便衣警察,说明他们是要把我们隔离开来,你先去他后去,谁跟谁都碰不上。

张先玲说,她已于六月五日恢复自由,虽然仍有一、两名便衣人员监视她,但没有再阻止她外出和限制她所去地方。


江棋生:写在六四15周年之际

5月19日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位外国朋友想见你。”我马上告知对方:“我身后尾巴粗着呢。”回答是:“没关系。”当时约定5点30分在兆龙饭店隔壁的太平洋百货门口见。

4点30分,我步出家门。进了电梯后,在13层坚守岗位的首师大保 安就用对讲机通知楼下,待我到了底层出电梯时,便衣们的摩托车、 汽车均已引擎鸣唱,一旁恭候了。我扫了他们一眼,向北门走去。他 们的车动了,还有人在我身后跟着。到了花园村站,我登上701路公共汽车,车上离司机很近处,刚好有一空位,容我无声落座。我跟谁都没说,紧随我上车的,还有一名便衣;车后,还跟着一辆摩托车和 两辆轿车──初夏的阳光下,似乎一切都太正常了。

说句老实话,自2月24日我被昼夜非法监控、跟踪以来,为了少给朋 友添麻烦,我是很少出门去会客的。不过,在这块国土上,外国朋友是免于恐惧的。既然他们“没关系”,那我也“没关系”,会会何妨? 我琢磨他们急着约我出来,是要和我谈六四。因为,15年前的今天, 赵紫阳先生在温家宝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广场绝食的学子;15年前的今天,李鹏悍然宣布了戒严令。

车走着,我想着,过了平安里。突然,只听司机大声对售票员说: “今儿个真是邪了门了!后头那辆车太不对劲了,自打过了花园村, 我就纳闷,它老跟着我不放,我走它也走,我进站它也进站,我让道 它还不领情。到站你下去看看,到底是辆什么车?他们想干什么?”

这一席话,售票员和乘客听了是一头雾水;我一听,乐了,赶紧说: “别去看了,那是跟我的。不仅有轿车,还有摩托车,就是这车上, 还有人跟着。”

司机吃惊地回过头来,说:“跟你的?为啥?”

我说:“六四快到了,他们害怕我和老百姓一起纪念六四。”

乘客们有说“哦哦”的,有说“他们真舍得下本钱”的,旁边一位70来岁的老太太则问我:

“你做了些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你?”

我回答说:“我写文章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

她点了点头,把脸默默朝向了窗外。

我把目光也投向了窗外。蓦然间,有座建筑物正愈来愈临近,过了宽 街,我们这一车人就要与它狭路相逢!这座建筑物不是别的,正是段 祺瑞执政府的国务院旧址,它与中国当代史上另一个最黑暗的日子─ ─1926年3月18日紧紧相连。我对老太太,同时也是对别的人说: “车下就是当年杀人政府的屠杀现场。在三一八惨案和六四惨案中, 中国官

方动用军警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它们是最暗无天日的两个惨案,一点也不为过。”

车中寂然。在三里屯站,我挥手与司机告别;下得车来,我站立道旁, 祝福并目送那辆车重新自由地放飞。(我在太平洋百货门口见到的, 是德国电视台的驻华记者。他们在跟踪者紧紧尾随的情况下,把我拉到他们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
室,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此处按下不表。)

在车上,我没有提及两个惨案的若干不同之处。在这里,我也只想提到其中的一个不同,那就是,三一八惨案过后一个星期,舆论的公认 事实就已经完全击破了官方的谎言和对“暴徒”的指控;17天后,更有京师地方检察厅向陆军部提交正式公函,认定卫队“故意杀人”。 然而六四呢?

尽管由于事发当天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在场,因而六四屠城对国际社会来说当时就已真相大白。尽管对八九运动的亲历者和一部分国人来说,六四屠城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由于极权中国绝无民间传媒,因此官方和官办媒体卑劣地通过炮制“实况录象”,将先施暴(大屠杀)后抗暴的历史真相颠倒为先“暴乱”后“平暴”的弥天大 谎后,着实蒙了不少国人,并且还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也正是由于愚民见了成效,厚颜无耻的官方代表如袁木者,索性倒打一耙,反诬 外国记者六?三之夜的现场直播是在摄影棚里用高科技手段编造出来的!至于说到北京市的地方检察院和中国的最高检察院,不要说六四 事件之后17天,就是到了15年后的今天,都没有拿出符合事实、忠于历史的调查报告;对1999年“天安门母亲”递交的控告李鹏的诉状, 最高检察院至今一声未吭──在极权中国,焉有司法独立?

然而,谎言的纸终究包不住真相的火,即便加上高压恐怖手段,也是 如此。滥杀无辜、多行不义,即便在极权制度下,又岂能指望呆得 稳、站得住?人们看到,除了袁木、何新等人很快沦为连执政集团都不想再沾的弃履外,当局也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改口为“政治风波”,到后来则连“风波”也干脆不提了,装得好象89年什么事都没 发生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谎言的破产,官方对六四是硬着头皮边扛边躲,扛不住死扛,躲不过去偏躲。

这个死贡,是指至今拒不承认撒了弥天大谎,拒不否定“平暴”的栽污、构陷定性,拒不收回对赵紫阳先生“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荒唐指控。这个死贡,还指面对蒋彦永大夫义正辞严又苦口婆心的奉劝和 敦促,不仅听不进去,还恼羞成怒,专门发文予以拒绝,并对蒋大夫进行人身攻击。这个死扛,还发展到3月28日悍然抓扣“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萍,成了情急迷乱、不怕再遭天谴的胡扛。

这个偏躲,是指处心积虑地淡化、抹去关于六四的民族记忆。为此, 官方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提、不敢碰了。自己不提不算,还不让别 人提,不准别人碰。在中宣部的把控之下,所有大陆传媒面对六四哑然失语;甚至连刚下台的李鹏的《关键时刻》一书,当局也不让(在 香港)出版。在每年六四临近时,当局从来不惜人力物力,千方百计 地扼杀民间的纪念活动,打压民间“拒绝遗忘”的种种努力。今年, 当局从2月25日开始就非法切断了鲍彤先生的电话和宽带,从5月25日开始公然违宪限制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的人身自由。在我这 儿,从5月25日开始增派警力,并即时监听电话,动辄加以掐断:5 月28日,香港的

卢四清先生和美联社驻上海记者分别与我只说了一句话,线路即应声 而断。从5月28日开始,当局为了尊重和保障我的休息权,生猛地切断了我的宽带。蒋彦永大夫在为六四正名的建议书中所说的“多年来, 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 量来防止发生事情”的情形,今年更甚。

可以告慰六四英灵和有良知的人类同胞的是,15年来,国人在六四问题上“拒绝遗忘”的努力从来没有止息过。面对大陆当局对六四的扛与躲,面对无须讳言的集体遗忘现象,在这块国土上,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寻 求正义、讨还公道”。香港的司徒华先生、李柱铭先生和台湾的马英 九先生堪称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阿扁做得太差劲了,李敖就更甭提了)。在大陆,有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有自西单民主墙以来不绝如缕的人权活动人士,有以王淦昌先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有以许良英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以 胡绩伟、李锐、鲍彤等先生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有在互联网上勇敢地打破沉默的、越来越多的具有公民精神的网友们。今年,更有蒋彦永大夫、茅于轼先生、秦晖先生、章诒和女士、……,有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人的“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声明”,有19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5月17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20
多岁的记者打来的。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动态网上读到了我的“呼唤良知打破沉默”一文,尽管他清楚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他 依然决定在电话上先打破一下沉默,表明他们对六四屠杀的谴责) ──在这块国土上,只要有未泯的良知,只要存做人的底线,八九的壮丽和六四的残暴将永远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六四之所以不可能被国人遗忘, 除了它的暗无天日、举世震惊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陆官方在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小型的六四事件,六四的黑暗、凄苦和 悲愤在延伸,在重演。

打开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我们见到,路营村的丁作明在派出所里被活活打死,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乡震惊的“六四事件”:敢说真话、敢同头头脑脑平等对话的丁作明行使人权,就被乡 霸往死里打,直至剥夺生命权!小张庄的腥风血雨,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村震惊的“六四事件”:村民代表经上访后合法地进行清帐, 就被村霸挥刀砍杀,四死一伤!灵璧县的大高村事件,就是一起暗无 天日、举县震惊的“六四事件”:村霸高学文打了古稀老人高杨氏并抄了家不算,还带着乡霸、县霸和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进村乱抓无 辜、实行清剿!

如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一样,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这一 天,“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而至的灾难的日子!”是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黑透了”的日子!临泉县的王营村,更是发生了一起活脱脱的小型六四事件:县霸制造弥天大谎, 说王营村发生了“四.二反革命暴乱”,于是在四月三日上午,大批公安武警带着机枪进村“平暴”,实施血腥镇压!此外,书中还提到了暗无天日、“以至震惊了中外的”沈寨命案。

而书中没有提到的呢?在别省农村发生的呢?在城里头发生的呢?在 外人无法知晓或极难知晓的收容遣送站、拘留所、看守所、罪犯遣送 处和监狱中发生的呢?、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各种小型六四事件,当局于1999年还制造 了一起大的“六四事件”,这就是:国霸谎称法轮功为“邪教”,从 而对全国各地的信



徒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骇人听闻的围剿法轮功事件,是 继历史上曾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大张鞑伐之后,中国当局对国人的信仰自由权进行的又一次大?婺5那址负图□□1磺? 行剥夺了信仰权利和练功权利的法轮功信徒,特别是那些被关押、被 虐待、被殴打的信徒们,以及那些被迫害至死的信徒们的家属,他们会告诉你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 不到的抗争,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任何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人,怎么会忘了六四,忘了大大小小的六四呢?

在我看来,六四事件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特权,不惜活埋人权。无论是大的六四,还是小的六四,都是如此。无论是六四之前的反胡风、 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镇压四五运动、取缔西单民主墙、清 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还是六四之后的欺压农民、捉弄工人、劫 贫济富、监守自盗、卖官鬻爵、以言治罪和以(信)仰治罪,都是如 此。我从心底里觉得,我们纪念六四,要求推倒六四的官方定性,决 不是六四纪念日临近之际的应时之举,也决不是光把那些没心没肺的东西痛骂一顿就了事了。我相信,为六四正名,实在具有伟大的建设 性意义──它是国人呼唤良知、拯救道义、捍卫人权、追求民主百年 苦旅的最新篇章,它是一场人权进、特权退并达于人权立、特权亡的历史征程。我们的目的,是永远终止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是使大大小小的六四在这块国土上永远不再发生。

2004年5月30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农民是“六四”最大的输家

梁京

发生在十五年前的"六四"悲剧,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一些人成了大赢家,比如江泽民、朱镕基,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大输家,如赵紫阳,对此人们不会有什么争议。不过就大陆老百姓的利益来说,"六四"权力斗争的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经历过"六四"的人都应当记得,当年震惊世界的这场政治风暴,并未波及大陆农村,而完全是城里人的事。当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卷入到冲突中的时候,大陆的亿万农民并没有感觉到这场冲突与自己的利害有太多的关系。许多农民甚至连旁观的兴趣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十五年的历史,并不难看到,恰恰是当时最不积极挑战共产党权威的农民,在"六四"以后的经济发展中,遭到当局最大的忽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农民事实上是"六四"最大的输家。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难理解。大陆经济改革最早实现的实质性突破,是在农村,农民是早期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当农民因为包产到户而能够吃饱穿暖的时候,一直享受特权的城里人,也是跟着得益的。因为农民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但是,当农民开始转向非农产业的时候,城里人心里的滋味就开始不好受了。而当承包机制开始被引入城市改革的时候,城里人更开始感受到改革的冲击。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许多城里人的心态。不错,对城里人来说,肉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因为农民的钱包越来越鼓,肉也越来越贵了。更重要的是,城里人的相对地位下降了。围绕着万元户的争论,早就超越了学术和政策争论的边界,不仅牵动着千千万万农民的心,也受到城里人的普遍关注。

城里人看到,改革对他们的意义与农民大不相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最初的农村改革,意味着收入和机会的增加,但是,对许多城市人来说,市场化可能意味着相对地位的下降和风险上升。因此,许多城里人对改革产生了深切的不安。当时,各种有"门路"的人,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纷纷办公司,经商牟利。而普通的城里人则对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非常不满。1988年的通货膨胀更加激化了城里人的不满情绪。

于是,当北京高校的学生们在1989年的春天,借胡耀邦去世向邓小平和其它共产党元老的权威挑战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城里人的广泛同情。无论是对市场化改革一直十分抵触的共产党极左派,还是积极挑战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激进民主派,不仅都看到了城市居民的不满,而且都认为这种不满,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都不希望事态很快平息。当时大城市居民,尤其是北京居民能够如此万众一心,没有这个极不寻常的政治联盟,是很难理解的。

大陆当局以巨大的政治代价,镇压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运动。不过,他们也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城市居民不好惹。

"六四"以后,大陆的经济政策全面向城市倾斜。赵紫杨以及他在大陆高层的支持者,事实上是农民利益在当权者内部的代表。在他们失去了权力之后,大陆的高层权力就被完全不了解,也不关心农民的人所掌握。

自胡、温上台以来,江、李、朱时代给大陆农民带来的灾难,逐渐被公开报导。但是,许多大陆城里人还看不到的是,农民的苦难与自己有何相干,就像当年大陆农民看不到"六四"与自己有任何关系一样。许多人以为,大陆农民在过去几十年里所遭遇的各种歧视和屈辱,既然被他们默默地承受,今后也将被他们所淡忘。但我却相信,"六四"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就是大陆农民的利益遭到极大伤害。由此埋下的社会不公的种子,有可能让大陆今后几代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马英九:和平民主 两岸趋同的历史选择

天安门事件今昔

「六四」转眼已十五个年头,那骇人的一幕幕始终挥之不去,但友人告诉我∶今天北京城内已换了场景,当年坦克集结的公主坟变了容貌,群衆溅血的南池子上了新妆,至于天安门广场上则铺了如茵的绿草,衬托著前方历经七百年兴衰却不动如山的紫禁城。

不过,天安门事件的受难家属仍持续向海外写信控诉,去年因爲公开SARS疫情受到海内外敬重的蒋彦永医师,则不断呼吁爲「六四」平反。当年陪同赵紫阳到广场探视学生的温家宝,如今已贵爲总理。虽然他重申中共中央已对「六四」做出结论,不过语气神色已由其先前的肃杀转爲安抚。至于李鹏,原本在回忆录中重提此事,以澄清自己的历史角色,但此书遭中共中央阻止出版。六月一日,中共外交部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爲「六四」定位,虽然不再像九十年代直呼「六四」爲「反革命暴动」,但实质上仍然没有真正的反省。

两岸民主对话的必要

十五年来,英九每年必定参与「六四」纪念活动,今天,希望藉这个机会与大陆爱好民主的朋友们进行对话。首先,我们在台湾看得很清楚,你们几乎都走过充满乌托邦激情的青春岁月,不断摔跤,又不断追寻。直到今天,你们仍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批判眼前的政治迫害,包括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对言论自由的箝制,最近被判五年徒刑的旅美民运人士杨建利,就是显例。你们也提出开放各级公职人员普选的主张,同情香港人民的民主要求,并且爲台湾可贵的民主经验辩护,认爲那爲全体中国人带来了希望。此外,我们也认识到,今天大陆主流知识份子的民主见解已经超越了过去,体会到单凭更替上层建筑(如宪法和权力结构)是无法实现民主的,民主的本质是包容异见的生活方式,是需要政治人物长期正面示范才能养成的生活方式。最近大陆学界兴起了一场辩论,究竟是鲁迅的疾风暴雨还是胡适的春风化雨更能真正去除民族的陋习,更能符合善良心性的长期培养?因此多数知识份子主张∶大陆民主化固然百废待举,现阶段应先推动法治建设才有助于长远民主政治的实现,也才是务实的作法。

台湾民主的成败经验

在此,英九也愿回顾台湾的民主经验。台湾在定期选举、新闻自由与政党轮替方面上,确实比大陆先走了一大步,但是这一次总统选举却暴露了许多的问题∶民衆情感被撕裂、行政中立被扭曲、在上者视法律爲无物等等。事实上,我们已经听说,台湾这次大选对大陆知识份子的民主憧憬是一大打击,不少人信心动摇了。在台湾,我们当然失望,但不绝望;我们当然灰心,但不死心。所以,我们要说,请你们不要动摇,因爲台湾还保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对民主仍有绝对的信心,对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也还有高度的期待。我们正认真检讨到底问题出在那里?在过去好几次选举中,英九被对手高分贝地骂成「新卖台集团的棋子」或「香港脚走香港路」,彷佛颈上被挂了牌子拖到群衆面前批斗,批斗者同时又嘶喊著「自由」与「人权」(最近又加上「深化民主」)。当时只觉得那是对手个人的失言,不过当这一次同样的嘶喊铺天盖地而来时,英九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引以爲傲的民主文化竟然轻易地被煽动憎怨的口号所击败,以致没有能力在杀气腾腾的民粹操弄中看见威权的再现。我们眼睁睁地看著它发生,却没有能力阻止。我们必须反省:是否因爲在野阵营在国家愿景与民主论述上并未提供更好的选择,而在面对嘶杀声时无力反制?

权力制衡的必要

这里,英九要先爲目前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讲一些公道话。民进党从在野时代的「党外」起,确有许多爲民主理想奋斗牺牲的志士仁人,从受到误解扭曲到受到尊重信赖,从而取得了今天的执政地位。不过我们也要强调,早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曾都有爲了自由的信念献出生命的前辈,不过执政后却也都曾出现严重走样的现象。这意味著,真正的民主检验不仅在于在野时期的奋斗资历,更在于取得权力之后对待异己的态度。历史上,国、共两党都曾把政治对手当敌人甚至叛徒看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共当局迄今犹未改变。令人诧异的是,最近台湾的执政者似乎也尝试跟进:大选后一周在街头抗议选举不公与真相不明的合法集会,竟被说成是「七日流産政变」,就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这便有赖于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这个机制的哲学设定在对权力的不信任,任何当权者不管有何等辉煌的过去,都被自动当成潜在的滥权者,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与监督。正因爲缺乏有力的制衡,我们才会看一些曾爲民主奋斗人士在取得权力后往往出现向人民讨债的傲慢,并萌生一切历史从他开始的飘飘然,从而想自己量身制订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人类近代史中,所有的独裁者最早几乎都是清新的改革者,这个变化有著类似的过程。所以强化对当权者的制衡与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法治建设首先就是在要求政府的施政必需恪守宪法与法律,政府带头违法等于是鼓励民衆玩法,这正是今后台湾在野人士自我警惕的监督目标。近年来我们还学习到,制衡与法治不能建立在仇视和对立上,因爲那会破坏基本的理性与责任,陷入「爲反对而反对」的困境,反在客观上助长玩法滥权所需要的情绪操弄,造成反效果。

民主是竞争 不是斗争

这便是我们清楚的信念∶虽然民进党心口不一的两岸政策,是台海安定重大变数,但民进党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在民主跑道道上平行竞争的伙伴。未来四年,台湾可能面临宪政体制的重大变动,我们并不畏惧这样的挑战;相反地,我们将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历史传承、民主内涵、本土价值、文化认同、宪法精神与政治现实等所有领域上,与民进党进行重要的辩论。我们将努力在理论与实践上提供正面的价值,既不著眼于选票,也无关辩赢辩输的问题,而是透过一场又一场高素质的辩论过程,建立台湾公共政策辩论的理性文化。英九相信,一个具备理性、法治、责任等素质的民主台湾是绝不可能闭塞自己的心灵,绝不可能把自己带入险境的。

两岸民主的前提是和平

此外,我们也将以同一个标准来面对海峡两岸关系,我们期待与大陆的朋友在历史、现实等课题上进行对话,我们双方虽存有歧见,但仍应共同促进两岸的民主与和平。最近香港直选特首的提案被否决,使得中共原先对港人的承诺跳票,也使得原先就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一国两制」,更失去了最后一点说服力。在此,英九要郑重呼吁,大家对民主还是要有信心;同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你们都不要支援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案,因爲战争只会激发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招来见猎心喜的野心家,留下无法弥合的伤口;相反地,我们可以共同扭转局面,各自进行长期的民主建设,让后代子孙感念我们,而不是责备我们。

「六四」终将平反

最后,在「六四」十五周年的今天,英九坚信「六四」未来终将获得平反,因爲没有一位当政者愿意或者能够背负血腥镇压的沈重包袱(十多年来,国民党政府诚心平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案件与「美丽岛事件」的努力,可供参考);相反地,爲「六四」平反将成爲重要权力的来源,因此只要权力生态具备,「六四」就有了平反的条件。然而这正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身爲民主的象征,「六四」绝对不能只是「权力的来源」,我们在确立人权价值的同时,也将与你们共同追求长治久安的民主文化。近年大陆有「和平崛起」的主张,英九以爲「崛起」并不必然代表受人尊敬,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来自于让人欣赏喜欢,而不是让人害怕厌恶。「和平民主」才将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成就,也才是两岸趋同的历史选择。

2004年六月四日


孔捷生:殉难的孩子,受难的母亲——「六四」15周年感言

六四离我们有多远?一颗种子长成了有十五圈年轮的大树;一粒沙砾在蚌壳里长成了泪珠一样的珍珠;一块岩石被水滴击出深深的凹孔;而一个民族对着苍天的呼号,却始终未听到一丝半缕回响。六月飞雪,年年霜凝大野,中国人的血和集体记忆都变成了冰凌……

犹记十五年前我正在南方山区,八九学运骤起,各地群起鼓应,我亦卷入广东民运风潮之中,直至北京下达戒严令,我才匆匆返京。因我家就在天安门广场西南侧,便未入家门就先到广场转一圈。眼前旌旗猎猎,帐篷连营的图景之中,最触动我的不是学生们年轻的脸孔和坚毅的神情,而是广场之侧的普通市民,当中很多就是营地中学生的母亲,她们默默地守望着自己的儿女,那种眼神至今我难以忘怀。然而,那时谁能想得到这群中华民族的子孙竟会遭到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呢?

我身历了那个刻骨铭心的血腥之日。六四凌晨五时四十五分,我始退出广场,迷茫的脑际仍烙记着惨淡的血泊,耳膜里仍充斥着凄厉的枪声。才返回我家所在的高层住宅,恰好从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折回前门大街走向城西大学区。同学们臂挽臂,互相搀扶,个个泪流满面,悲愤欲绝。很多人浑身血污,队伍中还有担架,不知是昏迷者还是重伤者。逶迤的队伍有的还嘶哑地唱着《国际歌》,多是拼尽全力地吶喊:「罢工罢市!」「中国人站起来!」迎面又开来一支军队,仍向广场进发。学生齐声怒吼:「法西斯!」「刽子手!」「畜牲!」这时,所有高层住宅的窗户都敞开,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探着身子和学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刽子手!」……居高临下的强大声浪鼓应着学生因悲痛、愤怒、衰疲而变形的嘶吼,闷雷一般向前滚动。

路两旁的市民看见学生衣衫稀烂、血迹淋漓之惨状,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当场脱下自己的鞋子,给队伍中光穿著袜子或只剩一只鞋的学生穿上,有的妇女脱下外衣,给衣裳撕烂得不忍卒睹的女学生披上。高楼一扇扇窗户里,居民痛哭失声……这是母亲的哀恸。

十五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崛起了一位良心象征式的人物——丁子霖。十五年来,她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所做的一切,证明了她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母亲。她让极权社会里道德资源日益稀薄的全体国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听到了正义的钟声。是她告诉人民,无论有多厚的尘土堆积在封存的史册之上,那血写的一页终将被揭开。

丁子霖女士让我想起另一位不屈的女性,她就是美国华人陈果仁的母亲(养母)。二十多年前,陈果仁在底特律被一对失业的白人父子酗酒后所杀。该案没有得到公平审判,被告得以逃脱刑事责任。以此为契机,在美华人第一次组织起来,成立了多个团体,对政府、议会、司法部门和传媒施加压力和影响。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联邦检察院以国家的名义对那名主凶提出民事起诉(在美国,同一刑事案件不能审理两次,所以只能提出民事起诉)。可惜,由于检方在搜集证据时的过失,有几份关键证词取证的途径不合法律程序(这和辛普森杀妻案得以脱罪的原因如出一辙),导致检方功败垂成,陈果仁案最后未能完全得直。但它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是一向松散的华人真正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加入民主社会运作,熟习民主规则的开始。而这一波民权运动的象征人物,就是陈果仁的母亲。她和华人团体一起,至今仍通过他们的行动、呼吁、出版、纪念活动,把陈果仁作为一个良心符号,即少数族裔争取公平的象征。陈母的余生都在为公平抗争,她出席全美各地的演讲会、纪念集会,即使是返回广东台山定居时也没有中止她的呼吁。她有一句简朴的名言:「我要告诉美国人民,这是错的。」二十多年过去,美国人民早已知道那是错的,华人和美国所有族裔人民都不认为他们的社会是公正和完美的,所以要运用自己的公民权利监督政府的操作,并且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改革。

同样作为杰出的母亲,陈母用儿子的生命去警醒美国公平、正义的良知,却和丁子霖有不可相比之处。陈母是在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国度,去维护民权,而丁子霖和六四难属们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在一个谎言的国度、面对一台庞大的专政机器,去挑战暴政,点燃一盏盏良心的烛光,在疾风中勇敢地高擎着,驱散中国人心底萦绕千年的恐惧和黑暗。同样作为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丁子霖也反复告诉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那是错的。」——她和「天安门母亲」民间维权团体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是中国人的光荣,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

十五年已矣,「眼枯即见骨,天地总无情」,然而有这样伟大的母亲,中国不会绝望。
(2004年6月《争鸣》杂志)


郑贻春:循规蹈矩的胡说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暴力革命等破坏活动中,善于把马列洋教与本国革人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内容,生搬硬套出形形色色的皇权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讲话、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之,谁要是掌握了社会主义红色王朝的最高权力,谁就拥有自己那一套逼迫全中国人民必须学习、必须紧跟的一整套胡搅蛮缠的说法。哪怕不成逻辑,不合道理,也仍然像历代封建王朝所司空见惯的圣旨一样,是指挥中国大陆的最高指示,并被冠之以子虚乌有的重要思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重要文件。反正是什么都重要,没有不重要的。的确,皇帝说的话能不重要吗?那可是叫做金口玉牙!中共党魁的讲话能不重要吗?那可是社会主义红色王朝的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的皇权掌握者,那可是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即便胡诌八扯,也能扯出个使人民如坠五里雾中的重要指示。现在该轮到第四代红朝皇帝说话的时候了。第四任的中共党魁,姓胡,名锦涛。他的说话,是中共的最高指示,但在我等看来,又显然是名符其实的胡说。

胡说一:就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抱有虚无缥渺的幻觉,希望胡头目能够就中国大陆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见解,至少让人们能够看到胡温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可能具有的好的或比较好的立场时,胡锦涛却令人大跌眼镜,竟弄出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胡说。很多人在此前发表了各种各样寄予美好希望的评论和种种猜测。人们纷纷认为,胡温新政应该有与前任──来自于上海帮头目的江泽民所不同的新的观点、新的立场。人们像是久旱逢甘霖一样地等啊等,人们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啊盼,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零三年七一讲话。胡锦涛的零三年七一讲话,除了重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专制主义陈词滥调之外,简直任何一点点新颖的思想都没有;除了老生常谈的官僚主义假大空之外,任何一点点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也见不到。通篇所言,不乏老气横秋的说辞,充斥著装腔作势的胡言乱语。这,也可能符合胡锦涛作为中共官僚的基本特征。非此,他不足以成为统领伟光正的新帝王。但是,零三年七一讲话却不能不使对胡温新政寄予希望的,包括许多民运人士在内的关切中国大陆社会进步的人士纷纷失望,乃至于绝望。胡说给了人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这就是:中共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是决不会更改的,无论第一代、第二代也好,还是第三代也罢,亦或是到了第四代。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一如既往的,更是与时俱进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江山万年长,此之谓也!

胡说二: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是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创立者。毛泽东在长期的暴力革命斗争中,一直沿著其所提倡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武装起义和武装叛乱的邪路,终于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红色王朝。其所导致的头颅滚滚的历史惨剧,实在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历史灾难。毛泽东嗜杀成性,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也仍然以各种名义,例如以保卫红色政权、打倒地富反坏右、镇压反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诸如此类的名义,长期与中国人民为敌,竟导致了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以此观之,毛实属十恶不赦的恶魔,甚至恶魔与之相比,也自叹弗如。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恶魔,确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在作恶多端方面可谓是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个!实乃邪恶之冠军、罪恶之魁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现了个恶魔毛泽东」!他一心一意骗人民,他千方百计把人民坑!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从事革命和建设(实际上是破坏)的活动中,所进行的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罪恶勾当。毛泽东思想是充满暴力、恐怖与谎言的集大成。本来作为第四代中共党魁的胡锦涛很清楚毛泽东的罪大恶极,但在毛泽东里冥诞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却把毛泽东吹捧成莫名其妙的中华民族的骄傲。并言之无物地声称: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创造了幸福生活,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谋了利益。这,简直是非不清、颠倒黑白、胡言乱语,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胡锦涛在毛泽东冥诞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能不是货真价实的胡说。

胡说三:面对国内外广大民众对江泽民紧握军权不放、死不下台的丑恶表演纷纷抗议、纷纷指责,甚至党内一些良知未泯的老人们也为此发表措词强硬的批评与谴责之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写了一封要求辞职的信函。胡锦涛作为第四任中共党魁,他应该像当年的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辞职一样,让江泽民早日把军权让出来。可是,胡锦涛却带头不让江泽民交出军权,并坚持让江泽民保持军委主席的职位,继续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以枪指挥党。不知胡锦涛出于什么样恐惧上海帮及其黑社会老大的心理?为什么胡锦涛不能表现出一个现代政治家所应该具有的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胡锦涛挽留江泽民留任的说辞,实乃实事求是的胡说!

胡说四:在十六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独裁者江泽民及其大内总管曾庆红秘密鼓动二十名军官以临时动议案推翻十五届中央常委会多达五次让江泽民及其他常委全部退休的正确决定。这,无异于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宫庭政变。面对这种其势汹汹的逼宫,新任中共党魁胡锦涛却立即表示同意二十位中共丘八军头的阴谋决定,同意江泽民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同意江以老迈身躯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权。这就变相允许江泽民非法地以枪指挥国家,以枪乱政。为什么胡锦涛不能够采取托延战术,把江泽民政变的企图给顶回去?为什么胡锦涛竟让胡扰蛮缠的江家帮势力阴谋得逞?胡锦涛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造成了全面的污染和彻底的破坏!胡锦涛在十六届一中全会的表现,不能不使人对其执政能力产生困惑和疑问。他留任江泽民做军委主席的说辞,毫无疑义地是中共党魁的胡说。

如上,可以得出一个再明确不过的结论:作为第四代中共党魁,胡锦涛基本上是循规蹈矩的,是相当缺乏甚或没有现代政治家的应有胆识和伟大□略的,是没有或匮乏救民于水火的惊天纬地的治国才能的。他可能适合于作为中共现行体制下的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无所作为的官僚,但与开拓政治文明新时代的一个现代政治家的伟大目标,他不能不具有一定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差距。综观他上任以来直到现在为止的各种言论以及行动,经过比较、鉴别、分析,最后不能不得出一个令人扼腕兴叹的正确结论,这就是:中共党魁胡锦涛的重要讲话等等,都不过是具有中共特色循规蹈距的专制胡说!

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


胡平: 我们为什么反对专制?

“六四”过去整整十五年了。今天的中国,在上层,虽然我们能发现许多明争暗斗的蛛丝马迹,但是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为“六四”平反的迹象;在民间,虽然我们可以见到听到许多不满,许多批评,乃至许多公开的抗议,但是我们还看不到有大规模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运动即将爆发的迹象。面对这样的中国,人们不能不问,难道真的是“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吗?!

这里,我要再讲一讲所谓实践标准的问题。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展开过一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政治上是有某种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理论上却是站不住脚的。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种主张呢?如果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二十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

实践标准理论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证明手段或工具的正当性,也不能证明目标或目的的正当性。我们反对“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不是说杀二十万人不能换二十年稳定(也许能,也许不能),而是说不能用杀人的手段去换取稳定,是说用杀人换取的稳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稳定。我们承认,有时候,残暴的手段可以相当有效地维护一种邪恶的秩序,但我们要反对的恰恰就是残暴的手段本身和邪恶的秩序本身。

必须指出,单凭“六四”那一场屠杀,远远不足以造成这十五年的恐惧效应。要维持“稳定”,必须不断地迫害,不断地镇压。十五年来,中共暴力行为恶性发展,其赤膊上阵,肆无忌惮,都是八十年代不可想象的。为中共专制辩护者无非是说,鉴于当今中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唯有借助于中共的专制统治,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不消说,我们很容易找出许多事例证明专制是如何之不利于解决问题。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我们要民主不要专制,主要还不是因为专制解决不了问题,而是因为专制本身就是问题。

什么叫“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着眼于“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麻烦都仅仅当作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忘记”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那么你甚至可以说,专制肯定比民主更能“解决问题”。因为专制不把人当人看,专制可以不择手段,专制没有道德底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专制看上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随心所欲,立竿见影。例如人口问题。当今世界,人满为患,人口爆炸是一个严重问题,人们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办法,但是其效果仍然未尽人意。为什么不干脆杀人呢?大规模的杀人无疑能够减少人口数目(如果有计划、按比例地杀人,效果一定更好),对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无疑有立竿见影之效。如果针对残疾者和智障者开刀,还可以为社会卸下沉重的包袱,可以保证人均产值立刻飙升。你一定会说:不,不,不能用杀人的办法解决人口压力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能呢?难道杀人不能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吗?显然,不是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不能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不只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无论其性别、肤色、教育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甘愿由于他的思想、观点、信仰而被监禁、被虐待、被屠杀,没有人甘愿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损害时却被禁止公开呐喊,没有人甘愿接受那种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这就是自由民主的伟大价值之所在,这就是自由民主的普遍意义之所在。


北京对付台商:收买不成,狂言恐吓

陈劲松

近日,北京当局以“国台办”发言人的名义,公开放话:不欢迎“绿色”台商。即不欢迎支持民进党或“台独”的台商。熟悉北京政治语言的人都明白,所谓“不欢迎”,仅仅是一个书面用语。其真正意涵,要严重得多。不欢迎,就是要整治,要收拾,甚至驱赶。至于“收拾”的办法,则不可胜数,随手拈来。比如:取消优惠;从严查税;干扰运作;甚至暗使手脚,切断生意渠道;等等。

北京放出这一狠话的背景是:本次台湾大选,北京曾大力动员台商返台投票,甚至提供免费包机,企图以此促让陈水扁败选下台;同时制造“台商反对‘台独’”的舆论,对内迷惑大陆民众。不料,选举结果,仍然是“独派”获胜,而且得知,不少台商返台后,反而投了陈水扁的票,甚至还向绿营积极募捐。北京闻讯,恼羞成怒。收买不成,转思打击报复。

记得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因其屠城恶行,北京当局不仅在全世界遭到舆论谴责,而且受到广泛的国际制裁。困顿之际,北京动辄声明:反对将经济与政治挂钩,反对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然而,恰恰是北京当局自己,如今,愈来愈将经济与政治挂钩,以经济为手段,达政治之目的。对内,以“发展经济”的高调,抵消“政治改革”之呼声;出访,大行“支票外交”,以大额订单开路,博取外国政客欢心;对香港,以“最紧密经贸安排”,对抗响彻香江的民主呼声。如今,又轮到台湾,中南海施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阻挡台湾越行越远的步伐,黔驴技穷之下,居然撒出“制裁台商”的下策。

实际上,北京为了大力吸资引资,以“优惠政策”为诱饵,千呼万唤,台商,与港商和其他外商一样,才陆续进入大陆。迄今,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共有3万多家台湾企业,投资项目6万余个。其中,台商合同投资金额600多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300多亿美元,占大陆外资15%,占全台湾(1987年以来)对外投资的40%。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一方面,台商固然从中赚得利润;但另一方面,台商台资的投入,既解大陆资金短缺之急,又为大陆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单说大陆日益堆高的外汇储备,就有相当部分来自台资企业的出口创汇贡献。如果北京因政治上的需要,“整治”台商,经济上必两败俱伤。北京所谓“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则全然流于虚假和虚伪。

北京方面的说词,大都站不住脚。比如说,部分台商“拿着从大陆赚的钱支持‘台独’”,难倒人家只能在大陆赚钱吗?又比如说,部分台商“将大陆当金库取钱,转头又支持‘台独’”,莫非是说,引进台商,是引狼入室,中南海为此承认,它一直在出卖大陆的国家利益?

再比如说,如果台商不承认“一中”,“就享受不到作为中国人的优惠,在人才、资金、研发、资本市场等本地化的过程中予以限制。”试问,如果仅仅是“中国人”才能享受“优惠”,那么,长期放给外商的“优惠政策”,从何而来?回过头来说,“中国人”究竟享受了什么优惠?所有“优惠”,不都是针对外商港商台商的吗?

再比如说,“台商在大陆快速壮大,是大陆让利、优惠的结果,让台商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又说,这样做的前提,是“一国”。何其自相矛盾!试问,既然高喊“一中”、“一国”,如何又冒出个“超国民待遇”?从中暴露的,无非是三重潜意识:其一,共产党为了讨好台商,放纵台商在大陆捞钱,如此“劫贫济富”,直接损害大陆13亿民众的根本利益,还敢妄称“三个代表”?其二,共产党严重歧视大陆人民:视大陆人为“国民”,台湾人为“超国民”;其三,共产党认可台湾是另一国,协助鼓吹“两国论”,或“一边一国”,至少“一中一台”。

北京狂言恐吓,对台商是一个提示:投资一片没有民主与法治的土地,不仅没有思维自由,连经济成果都可能随时被人剥夺。要保障经济权益,首先须拥有政治权益。这是对包括台湾和大陆商人在内的所有商人的深刻启示。简单的一句“我只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危险之至。

北京虽然放话威胁台商,尚没有实际行动。根据其色厉内荏、吃软怕硬的一贯本性,能否真正动作起来,还是一个问号。即便有所动作,也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失败告终。正如北京在对台其他问题上,屡屡失手,节节败退,以至于在今年“五一七声明”中,连“一国两制”和“统一”等词句都不敢再提,唯剩下个“一中”的词汇。就是这个“一中”,对把一党之私、既得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北京当权者而言,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


讣告——沉痛悼念里根同志

送交者: 老鹰号 于 June 08, 2004 01:50:31:

美国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参议院、众议院、美国联邦政府,沉痛宣告: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里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6月5日,美国西部太平洋时间13时12分,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与世长辞。

里根同志出生于一个无产阶级家庭,通过个人奋斗,在好莱坞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并借此进入政坛,于1966年当选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担任州长期间,他深入基层,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克服重重困难,帮助实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和平崛起,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实体。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在民主党统治下,经济千疮百孔,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全国处在巨大的危机之中。1980年,里根同志以69岁高龄,在全党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下,再度出山主持大局,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美国,从此揭开了美国历史崭新的一章。

担任合众国总统之后,里根同志提出了“与时具进、强大美国”的口号,重新唤起了美国人民的雄心。他推行战略防御计划(又名星球大战计划),实行“多层次威慑”和“新灵活反应”的里根主义,提高美国军事实力,从而最终成功地拖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促成了历史的终结。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民族,都将永远记住里根同志。

里根同志还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致力于精简机构,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他坚持进行经济改革,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领美国走出了滞胀的低谷,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全面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享受到了改革的实惠。他的政策,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全人类的先进文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

里根同志在任期间,成功地捍卫了美国的领土安全和国家尊严,维护美国利益,解放了格林纳达、成功进行了对利比亚的自卫反击作战,并长期支持阿富汗人民、柬埔寨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事业,在美国的无私支援下,上述两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里根同志还致力于美中友好,尽管在出任总统之前,里根同志严厉批评过卡特政府对北京当局的软弱政策,但出于反苏抗共大局,里根同志还是联合中国,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对拖垮苏联、结束冷战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里根总统在任期间,还多次访问中国,为促进美中两国的互相了解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里根同志治下的八年,是前进的八年、发展的八年,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绩。

里根同志还为领导干部年轻化做出了表率,1988年,他不顾各族人民“修改宪法、再干四年”的强烈呼声,毅然卸下总统之职,也不再保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实现了第41代领导集体的顺利接班。

里根同志1994年,身染老年痴呆症,他仍然饱含革命乐观主义,与病魔展开了长期斗争。在最近里根同志病重期间,小布什、鲍威尔、拉姆斯费尔德、施瓦辛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福特、卡特、克林顿、老布什等老同志,先后到医院亲切看望和慰问。

里根同志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的去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损失,全体美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里根同志的遗志,高举里根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小布什为首的第42代领导集体周围,将反恐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里根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网警关闭了介绍如何利用宪法保护个人权益的《阳光宪政》网站。这一消息是网站的经营者星期一向法新社透露的。据参与经营这家网站的许志永律师透露,有关当局星期天关闭了网站。许志永说,目前他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关闭这个网站。法新社的报道说,一些知识分子经常在《阳光宪政》网站上张贴与宪法和如何利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有关的文章。报道说,最近,该网站还呼吁当局释放被捕的广州《南方都市报》的三名高级编辑和管理人员。

上海自由撰稿人秦凌,流亡美国后因撰写和出版新书《秋后算帐——上海「六.四」集中营纪实》,其远在上海的父母遭到公安部门的拘留和传讯。
该书记录1989年「『六.四』血案」后上海民运人士被当局投入劳教集中营关押和迫害的真实情况。与王炳章案件有牵连的原上海民运人士倪锦彬以及蔡桂华,以见证人的身份向作者讲述了亲身经历,成为该书的重要素材。
该书在纽约出版,居住在上海的秦凌的父母于「6.4」前夜,当地时间2004年6月4日下午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目前尚无音讯。当局指出,他们的女儿秦凌在国外「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秦凌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90年代开始撰写抨击时弊的文章。1998年《泰兴晚报》因发表秦凌的文章《马寅初与新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博爱》而被中宣部下令查封。2001年秦凌被迫流亡美国。

据香港六四15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星期一透露,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今年冒着风险来到香港参加六四15周年的纪念活动。据组织者介绍,大约八万两千人参加了上星期五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活动的组织者表示,从参与活动人士的捐款来看,有数百名大陆人士来到香港,参加六四15周年的烛光晚会。据香港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透露,六月四号当晚,支联会收到的捐款中,有四千多元人民币。李卓人表示,这说明,民主理念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大陆传播。


作者:dck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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