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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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面对恶浪汹涌，“二王”何去何从？
送交者: 魏众生 于 May 29, 2004 03:16:35:
自从五月二十六日中共利用台湾《中国时报》抛出假材料诬陷几个流亡的民运人士以来，中国大陆海外的一些亲中共的中文媒体，轮番上阵鼓噪炒作，对有关民运人士进行毫不间歇的撕咬攻击，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回避记者就此问题提出的问题。所以，中共在幕后采用恶浪围攻战术，非常明显。
今天，香港《星岛日报》专为中共制造的这一“五。二事件六”发表社论，表面上批评扁政府，事实上在肯定中共假造材料的正确性，诬陷有关民运人士“自毁前程和政治自杀”。社论呼喊加紧对民运人士的围攻：“有关这一事件的后续报道相信将陆续出来，成为……一个关注焦点。”社论表面上看是肯定王丹王军涛声明中的“一个中国”立场，事实上是对民运人士“一个中国”立场的批判。社论说：“让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这是我们继承的历史价值观念”。
请注意，《星岛日报》在此所谓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共一党永远垄断政治权力的大一统中国，而不是民运人士向往的民主共和的中国。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统一，但不是统一在专制独霸的中共手里，而是统一在进行共和的人民手里。如其现在就把台湾交到中共的专制手掌中，还不如继续维持目前两岸分治局面，直到中共一党专制的局面改观。需要强调的是，造成两岸分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本身：不说远的，就说现在，只要中共明确承诺废除党禁和报禁，广大台湾人民马上就会拥护立刻实现两岸统一。但中共却不肯走出这一步。凡有头脑的人，都看穿了中共的本性：它绝对不会自动放弃一党专制的反动本性。因为毛泽东早就讲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会自己跑掉。
面对中共的恶浪战术，王丹王军涛等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恶浪撕咬成碎片，被中共最后戴上“反华势力第五纵队头目”的帽子永远踩到脚底下，其在在海内外的亲朋好友都受株连，接下去海内外所有华人民主力量，都会被中共如此处理，戴上“反华”“第五纵队”的帽子让十几亿中国人民唾弃。要么，王丹王军涛等人要主动进行反击，主动揭露受中共幕后指挥的这些恶浪，揭露它们同中共的关系。
现在总的讲，中共还是躲在幕后，让恶浪们出头露面打先锋，而不出来对这些假材料作证，因为它理亏么，连中共的《环球时报》28日文章，也是引用《中国时报》报道来给民运人士戴上“第五纵队”的帽子，而不是引用中共国安部的材料，（虽然《中国时报》强调，它的材料是来自中共国安部门）。所以，应该狠狠打击这些中共指挥的恶浪，揭穿其有意传播中共谣言的恶行。当王军涛接受多维专访时，他可能不会想到，多维后来是怎样写专访报道文章，欢迎大家都来炒作研究中共硬按在他王军涛头上的帽子。
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中共为什么选择王丹王军涛等下手，而不敢选择倪育贤下手？我看就是因为这“二王”太过老实，在中共前面几乎是唯唯诺诺，王军涛虽然在专访中怒气冲天，但只能发在中共低曾官员头上，而不敢直指中共高层。我想，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还对中共高层心怀幻想。
对“二王”（请原谅我引用中共发明的这一专用名词）等人而言，现在是到了生命交关的关键时刻。是继续心怀对中共的幻想而被中共戴上黑帽子、从而被中国人民永远唾弃，还是认清中共的本质，对中共指挥的恶浪们进行坚决反击以杀出一条血路求得生存？
何去何从，就看“二王”等的拿捏了。
中国大剧院设计合同是怎样被安德鲁搞到手的？
巴黎法院负责对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进行司法调查的法官勒鲁瓦，星期四收到一份匿名文件，文件对国际知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在争取大型建筑合同及设计过程中的非正常方式予以披露，还提到他如何获得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合同。
据美国之音爱玛巴黎报导，在一项刑事犯罪案调查中向法庭匿名提供信息的人在法文中被俗称为乌鸦。目前因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面对过失杀人罪调查的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就遇到了这样一只乌鸦。根据周五出版的《巴黎人报》报导，巴黎法院负责对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进行司法调查的法官勒鲁瓦，周四收到一份匿名文件，这份厚厚的文件对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在争取大型建筑合同及设计过程中的非正常运作方式予以披露和质疑。
这份显然出自曾供职于巴黎机场工作人员之手的文件，披露安德鲁在戴高乐机场２E候机大楼整个建设过程中，集多项权力于一身，打压多名专家对其穹顶方案安全性能的质疑，迫使机场接受他的设计。
*以双重身份竞争国家大剧院合同*
文件中更多更详细的资料集中在安德鲁如何以非正常方式获得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合同。文件出示大量巴黎机场内部资料、合同原件和笔记，披露安德鲁曾以双重身份，即巴黎机场首席设计师身份和自己的私人设计公司身份竞争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同，双重身份可获得双重经济利益。
文件透露，一九九八年，安德鲁参加竞标之初，巴黎机场曾与一家英国金融公司签署了一份“协作公约”，负责为安德鲁排除获得国家剧院工程的外围障碍。打着这家英国金融机构招牌为安德鲁罗向北京高层游说的是一名代号为RZB的中国女商人。她的任务就是向中国领导人销售安德鲁方案。
*“外围交易”费为九百一十万法郎*
根据双方签署合同的第五项条款，巴黎机场获得中国国家大剧院建设合同后，将付给英国公司百分之八的佣金，一项附加条款又将佣金数额提高了百分之三。在一份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有保密二字的文件上，巴黎机场为争夺中国国家大剧院开出的“外围交易”费为九百一十万法郎。安德鲁竞标成功后，巴黎机场从２０００年三月份收到的一系列帐单，不仅来自英国公司，也来自安德鲁的私人设计公司。巴黎机场当年四月支付的第一笔佣金为一百万法郎，安德鲁于２００２年十一月从巴黎机场退休。
安德鲁本人目前不愿就上述问题回答媒体，安德鲁的助手指乌鸦提供的文件是一派谎言。安德鲁周五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警告法国媒体对戴高乐机场事故的反应是歇斯底里和幼稚的。他表示，不能因为狗咬了人，就把狗置于死地。
然而，尽管人们不会随便将狗置于死地，但咬过人的狗总是让人感到不安全。
国家大剧院蒙上阴影
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通往登机门的空中过道的屋顶部分5月23日早晨倒塌，造成四人不幸罹难，包括两名中国公民。据报导，不幸遇上意外的是北京马仕商贸有限公司代表团成员，当时从上海在巴黎转机前往墨西哥，经过登机口时，通道屋顶砰然坠下，代表团中走在前面的两人，倾刻被埋在瓦砾中。
「戴高乐机场」的倒塌事故，给江泽民力主建造的的国家大剧院蒙上阴影，中国媒体都纷纷报道此事，同时，暗示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恐惧。
有评论认爲，塌陷事件发生地非常「离奇」，使人们立即想起了同是由保罗．安德鲁设计的趋于完工中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使用同样的穹形薄壳设计。国家大剧院的屋面工程(包括隔音层、保温层、防水层和钛合金外墙四项工程)已经进入安装阶段。如果穹形蛋壳设计真有缺陷，且机场通道这麽小的跨度就已经出现塌陷，国家大剧院穹形屋顶骨架二百多公尺的跨度，危险自不待说。
据媒体报道，戴高乐机场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安德鲁是设计机场出家，设计剧场是生手，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他设计的第一个剧院。
当初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爲了一位歌星，力排衆议而批准了三亿六千万美元建造国家大剧院。江泽民的草率和好大喜功不但要使国家浪费钜资，而且时刻置大剧院6200个座席上的观衆于恐惧之中。
也有舆论认爲，江泽民诉案开庭之前，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危险问题浮出水面，江泽民处境不妙，处处犯煞。
孙文广:六四正名，追江泽民责任——纪念六四15周年之五
镇压六四学运，最大受益者是江泽民，现在要为六四学运正名，最大的阻力也来自江泽民，要江泽民放下军权，可为六四正名铺路，为六四正名，实际上也是要江泽民彻底下台。
**反自由化有功 升总书记**
1989年六四之前，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全国影响最大的改革派报纸。，
当时《导报》，是改革派的喉舌，也是改革派的精神食粮，那时全国自由知识分子，没有不看《导报》的。大家互相传阅，以先读为快。我自己常年订阅，还在该报发表过文章。
《导报》在上海，自然成了中共保守派江泽民的眼中钉，肉中刺。
1989年4月27日，江泽民亲自下令，改组《导报》领导班子。后来江泽民爽性，勒令《导报》停刊整顿，从此，封掉了《导报》。江泽民处理导报事件，在全国引起震动，抗议之声不绝。
但是江泽民反自由化的强硬态度，却被邓小平尝识。
1989年5月21日，江泽民被邓小平召到北京面授机宜，告诉他要受命于危难之中，委托他对即将回国，经过上海的万里做说服工作，并带去了邓给万里的亲笔信，促使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支持邓的强硬立场。
结果江泽民圆满地完成邓小平受给他的任务，对海外归来的万里做了说服工作，并使其在上海停留的6天间，发表讲话，支援李鹏的戒严令。
正是由于江泽民果断封杀《导报》，积极配合邓小平说服万里，配合邓小平对学生运动采取强硬态度，才被邓小平等人视为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合适人选。
1989年5月30日，江泽民奉邓小平之召专机飞到北京，从此他直接参与中共最高层的有关决策。六四镇压学运，尽管最主要决策者不是江泽民，但是他实际上参与了有关的决策。
六月四日北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之后，六月二十四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正式被选为中共总书记，当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从邓小平手中接过了中共军委主席。
199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从杨尚昆手中接任了国家主席职务，名义上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现在回顾1989年那段历史，可以看到江泽民，是因为六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他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把手。
**江泽民上台 政治倒退的14年**
江泽民上台不久就说：和平演变危险就在眼前，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观。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14年间，大量追捕、驱赶民主人士，迫害良心犯、信仰犯，根本不容许讨论为六四平反、正名，使得与六四有关的问题，一直拖到今天。江泽民上台，还要开经济改革的倒车，要退回到计划经济，后来大人物出来讲了话，他才只得作罢。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全面继承了毛泽东的极权、专政思想。以后他又主导兴起，一次又一次的“毛热”。江泽民在政治上，完全是毛泽东的一套，江泽民是毛泽东的忠实传人。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十四年间，是中国政治倒退的十四年，是毛泽东死后，中国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六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江泽民是最大受益者，现在还担任军委主席，必然形成为六四正名的最大阻力。
最近在网上举办二项签名活动，其一是为六四正名。其二是反对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这是不谋而合，顺理成章的要求。
六四15周年就要到来，让我们用各种方式，纪念六四，促进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
2004-5-29于山东大学
“六四”十五周年： 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是十五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
我们是一群因命运相同而聚集在一起的89天安门运动死难者的母亲。
此时此刻，请首先接受我们良好的祝愿与问候。
今天我们给诸位写这封信，是出于一种交流的渴望，想就十五年前的“六四”惨案向各位说说我们的心里话，
（一）
当我们提起笔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手是那样的沉重，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份由我们亲手记录下来的182位死难者的名单。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有我们的丈夫或妻子。他（她）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或市民，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有几位甚至连公民的身份都还没有来得及取得。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时，我们的心仍在颤抖，仍在滴血。
在十五年前的那个黑色周末，他们从我们的身边抽身而去，从此便成永诀。
我们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听到大屠杀的枪声以后毅然离家奔赴死亡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桥头阻挡军队向天安门方向开进时被密集的枪弹扫射致死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长安大街的西单和东单路口与戒严部队的对峙中饮弹倒地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大屠杀现场救护伤员或同军队抢夺同伴尸体的时候被射杀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抗议军队的暴行或用照相机记录下这种暴行的时候被夺去生命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在西单的六部口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我们同样无法忘记：他们之中至少有三人是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的，而且有一人恰恰倒在了广场中央悬挂共和国国旗的旗杆下。这个人的名字叫程仁兴。
我们这里还保存着一些照片，照片上死者的尸体一排一排整齐地堆放在一所医院的化验室，其中一具编号为“30”。他的名字叫杜光学。
我们这里还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死者脑部和肩、臂部都留有枪伤，但最后他死在了戒严士兵的刺刀下，他的双手手心还留有深深的刺刀刀痕。这位死者的名字叫吴国锋。
我们这里还保存着另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尸体全身沾满了泥土，面目已很难辨认。这具尸体是在天安门西侧红墙外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死者的名字叫王楠。在同一地点还掩埋了许多其他死难者的尸体。这些死者都是谁？详细数目有多少？他们的尸体后来又运往了何处？这一切至今不得而知。他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六四”失踪者。
（二）
让我们记住这恐怖、这残忍、这惨烈吧！
我们应该记住：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制度是多么野蛮，多么没有人性，又多么虚伪。如今，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已经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又从第三代过渡到了第四代。但是，这个制度的基本职能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扼杀“自由”、扼杀“民主”，扑灭任何来自文明世界的火种，无情地镇压一切向这个制度说“不”的挑战者。
我们作为当年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十五年来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却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克制。我们摒弃了牙眼相报的敌视与仇恨，摒弃了以暴易暴的极端与偏狭。我们多次致函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主张朝野双方本着和平、理性的原则，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这十五年来，海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也从化解矛盾、实现和解的良好愿望出发，纷纷提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要求或建议。今年3月两代会期间，301医院的蒋彦永医生再一次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建议党政领导人早日为89学运和“六四”正名。然而，所有这一切要求和建议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回答是：“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强大。”结论是：“团结和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以现行制度代言人的身份在两代会期间就“六四”事件对中外记者所说的一番话。
这些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死人不要紧，人命不值钱；为了“稳住大局”，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在所不惜。请问，这与十五年前邓小平所说的“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难道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政治稳定；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不杀人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强国地位！？在这十五年里，几乎每一任党政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拿出“六四”以来的所谓“巨大成就”来为当年的镇压作辩护。那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以同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这些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首都的那场大屠杀，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民族的犯罪。这场屠杀不仅严重地违背了本国的宪法和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且已经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而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反人类暴行。在这场暴行过后，历届政府加以推行并拿来炫耀的，也绝非什么强国之道、富民之策，而只不过是用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作抵押，来谋取一小部份人的特权利益罢了。
请不要再欺骗、愚弄善良老百姓了！他们已被欺骗、愚弄了半个多世纪，这难道还不够吗？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摆脱了中世纪的野蛮与愚昧，更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放弃了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肆虐于整个中华大地、令千百万生灵涂炭的“中国特色”共产极权主义，而不是搞那些苍白无力的“亲民”形像工程。他们需要有一种勇气，一种敢于与传统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决裂的勇气，一种敢于抛弃伪善和谎言转而追求真诚、真实的勇气，一种敢于直面历史罪恶、作出良心忏悔的勇气。
（三）
我们没有放弃期待。我们期待今天的“胡温新政”能真正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民众之希冀、世界之潮流作出正面的回应。但我们同时认为：制度比人强。假如没有民众的普遍觉醒，没有民间维权运动的持续开展，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回归和良心担当，……一句话，假如没有民间力量的积聚及其对执政当局的压力，那么，所谓的“胡温新政”终将被旧制度的惯性所吞没，而且很可能成为一种包装得更为精致的谎言与欺骗。
让我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
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使我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也使我们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蒙。今天，我们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豢养供主人消闲取乐的宠物。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的自尊，但更应该有个人的自尊。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皆来自人们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求；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扼杀并最终消灭人的这种渴求。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天安门民主运动，就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正是人性中这种对于自由、尊严的渴求与专制极权主义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与较量。这场较量以前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告终，而其最直接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在全社会造成了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畏怯与逃避。中国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难道这就是民众的选择？不！这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然而，我们相信，历史终将服从人民的选择。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在这封信即将结束之前，我们愿意重申“天安门母亲”群体关于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口号，这就是：
说出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
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它则需要有一种持久的理性。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使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中国天安门母亲 (执笔者 丁子霖)
2004年5月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余杰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关心中国问题的美国朋友：
感谢美国民主基金会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与诸位一起分享中国民众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民主的追求，对我来说这将是一段值得记忆的人生经历。西方汉学家曾经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我两次访问美国最切身的感受则是：“在美国发现自由”。自由是美国社会诸多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从里根、克林顿、布什诸位总统到最近刚刚访华的副总统切尼，他们到中国几所著名大学演讲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切尼副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自由是普天下每一个人的希望，并非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地区。”让人遗憾的是，在演讲稿正式发表的时候，受到官方严格控制的通讯社和报纸悄悄删去了这些句子。这是一个胆怯而虚伪的政权的必然反应。然而，我个人坚信：自由不是单单属于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自由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观。美国人热爱自由，中国人也热爱自由。真正仇恨自由的只有本.拉登、萨达姆、金正日以及当年在天安门向学生和民众开枪的凶手们。为了获得自由，无数的中国公民愿意斗争、愿意付出、愿意献身，就像当年乘坐五月花号远渡重洋来到美洲的人们一样，就像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一样。因为自由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天安门”屠杀之后十五年以来，中共政权一方面加快推行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继续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中共展开诸多卓有成效的宣传和公关活动，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微笑的、彬彬有礼的“不咬人的老虎”。许多西方人也开始认为中共正在努力朝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共正在领导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们不再把中共看作如同当年苏联那样的、到处是“古拉格群岛”的邪恶帝国。然而，事实是，中共依然是一只“不断咬人的老虎”：这个政权持续迫害基督教和天主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修炼者、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和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武力威胁初步实现民主制度的台湾，压制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几亿农民和几千万失业工人成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被抛弃者。这些情况难以被一般的美国人所知晓。近年来，到美国留学和访问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在美国充当了中共政权辩护者的角色。更多的人则是出于恐惧，即使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不敢诉说中国的真相。因为他们的亲人还留在中国，他们本人将来也还会回到中国工作。另一方面，敢于说出真相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被禁止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非常珍惜这次访问美国的机会，在大学里，在媒体上，在一切场合，努力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的关于中国的真相。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在利用网络获得更多的、多元化的信息。但是，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放弃对网络的控制，在思科和雅虎等美国公司的技术帮助下，中国政府对许多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意见的公民进行严密监控和残酷迫害。今天，我想向诸位介绍“新青年读书沙龙”这个匪夷所思的冤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四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几年以前，以这四名还在大学念书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组织了一个不到十人的读书沙龙，他们给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传授法律知识，骑着自行车到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创办个人网站讨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三年前，四名青年被安全机关秘密逮捕，在北京市安全局的看守所中被长达几十个小时地罚站、被用燃烧的烟头烫脖子。如果不承认莫须有的罪行，他们甚至得不到基本的食物。“新青年四君子”的悲惨的故事在今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有过详细的报道。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这四名青年被剥夺了与亲人见面的机会。就在我访问美国的前夕，这四位青年终于获得了与亲属见面的机会。我在北京也与他们的亲属见了面。靳海科的父亲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农民，长年艰辛的劳动，使他像中国大部分的农民一样，皱纹满面，弯腰驼背。他几乎不识字，考上大学的儿子是一家人最大的希望。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这个贫穷的家庭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然而，这位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判处十年漫长的徒刑。他不知道儿子做了些什么，只知道儿子是一个孝顺的、聪明的、善良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陷入一片茫然的老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这位父亲虽然无法理解在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他坚信：儿子没有错，错的是“国家”！这个国家就像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需要中国人民自己来走。某些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认为中国人不能拥有更多的信息，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吃饭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耻的“自我种族歧视”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越来越不被公众认同。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为自由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当中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有律师、记者、作家和商人。最近几年来，网络成为独立知识分子追求言论自由的最佳平台。在新闻不自由的中国，人们在网络上寻求有限的说真话的权利和可能。中国先后出现了二十多次有重大影响的网络签名活动，例如：联署签名慰问“九.一一”之后的美国人民、督促政府实践义务教育法律、建议迁移毛泽东尸体、抗议若干案件的不公正的审理、呼吁政府释放被捕的网络作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正名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已经学会在网络上就国际和国内事务广泛发表意见。这些签名信件，最多的时候有近万人参与。在这些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的表达和政治诉求的签名抗议活动中，参与者既有著名学者、作家，也有律师和记者，更多的是普通网民。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体制内拥有相当资源和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网络上尖锐批评国内的政治生态。例如：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今年春天发表公开信要求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正名，在网络上引起巨大震撼，成为知识分子良知苏醒的标志事件；北京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贺卫方，在一次由民营书店举办的学术沙龙中，公开表达对中共“三个代表”学说的蔑视和对镇压法轮功的不同意见，他的讲话迅速出现在网络上；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今年三月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名为《讨伐中宣部》的文章，痛斥这一违宪机构的为所欲为（《纽约时报》在“新闻自由日”作了长篇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当权力部门整肃率先报道萨斯和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之时，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的原则；四川成都大学讲师王怡，也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为网络作家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被捕而呼吁，并严厉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参与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网络签名活动，并建议以此为契机清除毛泽东独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尚勤撰写长文揭露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经营的黑幕，获得十万出租车司机的敬意，报纸被停止发行之后，他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些并非单一的案例表明：一个愿意为自由而战斗的网络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一种有力量的网络舆论也正在形成之中。
中国的网络知识共同体可以被看作中国人走向自由重要努力。我承认，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皇权文化传统、并长期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毒害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也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艰难。但是，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作家、作为一名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我也坚信中国绝对不是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中国人不应当永远过一种没有自由的奴隶的生活。中国的民主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实现民主化，将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获得普遍的认同，将意味着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社会制度的彻底终结。我也相信，未来的民主的中国将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中国将与美国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谢谢大家。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为余杰先生鼓掌
送交者: 韦继锋 于 May 28, 2004 02:21:14:
余杰先生--读过你的拒绝谎言等文章,印象十分深刻.我先后在几个中共基层党委任过职,深知专制对社会对个人的毒害.在我离开中国来美国之时,我在办公室只留下一张字条--平生追求心灵自由与人格独立.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被中共剥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的权利,中共灌输给我们的都是洋垃圾的马列邪教.正因如此,我们的祖国目前除了疯狂的牺牲环境高成本发展外,大多数人缺乏正义感,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长期受中共洗脑而赤化,已麻木不仁了,绝大多数跳不出中共格局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审视世界,审视人类,审视中国,审视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中共角色,如此而同流合污,每年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就这样直接或间接加入中共赤潮而恶性循环,在他们享受到专制特权的各种利益时而加重加大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程度,这种情况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悲族悲,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种悲剧还在上演着.自由的价值在于建造社会的公平公正环境,在于塑造健康的人格,而中共而马列这种极端的体制与思想的独裁,一步步把公平公正破坏到极点,把人格扭曲到极点.为了彻底摆脱专制毒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责任,为民主为自由为阳光政府为祖国父老乡亲而象王炳章先生一样勇往直前.以此与你共勉,祝你美国之行旅途愉快平安[email protected]韦继锋于美国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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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恶浪汹涌，“二王”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