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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八九民運台湾軍情局、中情局幕後推手？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大陸八九民運台湾軍情局、中情局幕後推手？ (167 reads) 时间: 2004-5-28 周五, 上午9:17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金融黑洞: 呆帐坏帐从何而来？

陈劲松(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占银行资产四分之一至一半的呆帐坏帐，是中国巨大金融黑洞的一环，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观。中国经济为此深受困扰。中国银行呆账坏账究竟从何而来？

北京当局最近终于承认：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帐坏帐，80%来自政府。具体构成是：中央政府强令银行放贷，为亏损累累的国营企业输血，这一部分，占到30%；上行下效，各级政府为自我标榜"政绩"，强令银行贷款给一些盲目上马的"首长"工程，这一部分，又占到30%；当局对部分完全无法存活的国营企业实施"关停并转"，企业债务因此沦为死帐，这一部分，占到10%；另外，"地方行政环境和司法行政环境"所导致的坏帐，也占到10%。对最后这一类，当局持模糊说法，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

除此80%由政府行为直接导致的呆帐坏帐之外，余下20%的呆帐坏帐，则属"银行内部管理问题"，实际上，就是银行领域的贪污。

面对堆积如山的呆账坏账，当局绞尽脑汁，至今找不到化解的良方。朱熔基时代，曾摆出"整顿"与"治理"的大架式，大张旗鼓。然而，其所谓"整顿"与"治理"，就是向银行注资，以抵消呆帐坏帐。1998年，朱熔基下令，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1999年，朱熔基再次下令，以1万4000亿巨资冲洗四大银行不良贷款；至2002年，四大银行先后四次获得大输血，但其呆帐坏帐却继续累积，有增无减。毫无疑问，朱熔基的做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2003年，为了让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到境外上市集资，当局违背上一年"最后的晚餐"之承诺，再次注资3700亿，为两大银行打气。

说起银行体制改革，阻力重重，当权者也顾虑重重，生怕触犯了大批既得利益者；庞大的呆帐坏帐，多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因此，在中国追收欠款，竟不能循正常法律途径，致使"有借无还"，乃至"再借不难"。于是，注巨资"输血打气"，成为当局扶持国有银行的唯一手段，惟美其名曰"改革"、"整顿"、"治理"。实际上，正是当局的一系列短期行为，使负债累累的中国银行，恶性循环般地，深陷泥潭。

中国加入WTO，承诺之一是：2007年全面开放银行，允许外资进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时间如此紧迫。如果在此之前，中国无法完成银行领域真正的体制转型，即全面市场化，一旦外资涌入，中国银行势将不复己有，沦为真正的"买办"银行。对中国人民而言，是福，是祸，尚不得而知。不过，话说回来，与其将中国银行交给鱼肉百姓的贪官糟蹋，不如交由懂得利益规则的外商经营，或许，这恰恰是当前中国银行的唯一出路。

繁荣背后的贫困(3)：扶贫中的腐败

(VOA 陈健上海报道) 世界银行5月26日到27日在中国上海举行了首次全球扶贫大会，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的问题。世行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召开，是因为中国在扶贫方面非常成功，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然而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背后，很多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

*会议涉及众多议题*

全球扶贫大会虽然只开了两天，但是涉及的问题却面面俱到：从政府政策到民间投资，从小额信贷到司法改革，从教育到卫生，从交通到水利，从自然资源管理到遏制艾滋病等等。

由于时间仓促，讨论都无法深入。由于发言者大多是各国官员和专家，讲话基本上是以表扬自己的成绩为主。

*中国盛情款待与会者*

扶贫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尽管贫困地区的很多人并没有脱贫致富，而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却已经脱富致贫。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对与会者盛情款待，轮番举行盛宴和晚会。

*不谈扶贫中贪污腐败*

一位中国学者跟记者说：“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世界银行，看起来都很有幽默感。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想得到在远离贫困的地方举行扶贫会，在扶贫大会上大事铺张呢？”

不过，大会承办者的幽默还不止于此，因为在这次会议密密麻麻的议事日程表上，几乎什么话题都列上了，可就是人们最关心的扶贫中的贪污腐败被遗漏了。

然而自始至终，好几位外国记者都纠着扶贫中的腐败问题不放，不过与会官员在回答时也都显得有备无患。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告诉本台说：“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把一百四十来个公司列上了黑名单，因为有证据显示他们在承包扶贫项目时贪污腐败。就在现在这一刻，我们有五六十人正在进行腐败调查。我们负责调查腐败的人员比整个国际社会加起来的调查员还多。可见，在打击腐败方面，我们是走在前头的。”

*扶贫腐败问题极为严重*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要打击扶贫当中的贪污腐败，光靠世界银行的调查人员是难以奏效的，更重要的还要看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比如在中国，贫困人口是最弱势的群体，而掌握政权的共产党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

尤其是跟印度等其他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张昕竹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扶贫当中的腐败现像就更加令人发指。他说：“腐败并不仅仅存在于扶贫当中，各个方面都有。但是在扶贫这个环节上，腐败更引起人们的痛恨。”

*河南农民难忍腐败官员流浪他乡*

河南省上蔡县两位年逾古稀的农民李吾轩和姚学成就是因为不愿在家乡任由腐败官员宰割而背井离乡，忍饥挨饿，四处谋生。两位老人在向本台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与失望：

李吾轩：“我七十二岁了，属狗的。” 记者：“七十二了？那您还不退休啊？” 李吾轩：“退休怎办呀？没钱花，还得吃饭呀。”

姚学成：“吃饭都困难，别说花钱了。” 记者：“种地还吃不上饭呀？” 李吾轩：“我不种了。” 记者：“为什么？” 李吾轩：“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农民种地自己都不够吃。不种了。”

记者：“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吗。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了吗？” 姚学成：“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啥。谁选他了？” 李吾轩：“我们村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位。”

*扶贫款项被贪污农民间不到钱*

北京昌平区后白虎涧村的王美如认为，中国的扶贫项目大多是花瓶工程，给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和对外炫耀的扶贫项目，很多真正贫困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她说：“他们现在报喜不报忧。贫穷人多着哪，我希望你们真要扶贫就到农村去，把钱发给老百姓。层层盘剥，老百姓根本看不见这个钱到底用在了哪里。”

在这次全球扶贫大会上，中国政府再次做出承诺，要增加扶贫款项，加大扶贫力量。可是青岛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刘志扬教授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说：“在中国这个腐败横行的国家，这笔款子恐怕到不了贫困农民那里。我在政府机构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分管过一些扶贫项目。那些钱很有意思。我们上面搞的项目很多，水利呀，科技呀，可是到下面一问，根本没人知道，那些扶贫款都不翼而飞了。到头来，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中国的农民老百姓知道什么呀？又能做什么呀？一盘散沙。他们又不能去游行，不能去示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中国政府称严打扶贫腐败*

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后，本台记者专门向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刘坚查询了中国扶贫工作中的贪污腐败问题。刘坚表示，为了防止各级官员贪污和滥用扶贫资金，中国政府专门制订了一个“阳光工程”来增加扶贫的透明度。

他说：“整个资金的分配使用要采取公开透明的作法，接受社会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的监督。此外，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态度都十分明确。凡是贪污、私分扶贫款的人都将受到比其他人更加严厉的惩罚。”

柳三禅：胡锦涛高参的失误

香港太阳报刊登柳三禅文章指出，郑必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他原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不知现在还是不是。但他是胡锦涛的高参，则是公认的。在胡锦涛授意下，由他一手炮制的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几乎为所有华人拍手称好，台湾蓝绿营亦不敢反对。

郑必坚在一个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关键是能不能把握好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三大机遇：地缘政治环境机遇、新科技革命机遇和经济全球化机遇。郑必坚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中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和市场途径，获得国际分工的重新选择和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必像历史上的后兴大国那样通过战争掠夺别国资源。这些观点，无疑也令华人更清楚明白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大长志气。

但是，他也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超级大国美国是否或者能否将其全球战略资源，集中用于压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或能否形成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包围圈。对于第一点，很清楚，就是美国因素。九一一事件及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美国无法集中其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对付中国。第二点，周边因素，他说的是中国与东盟、中亚四国、朝核和日本等周边因素，也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必坚的失误是甚么？他没有提到台湾因素。（按：三弟，他的失误何止这些！他不敢提的是：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推广民主自由，能崛起吗？-智叟）也许，这是目前最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所在。郑必坚忽视不要紧，胡锦涛忽视就要犯大错误。

李鹏飞：封嘴因为中国官员施压

(VOA 邓志达香港报导) 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名嘴之一李鹏飞星期四出席香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说，他之所以本月19日封嘴不干，是因为有中国官员对他施加政治压力。

在香港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有关电台名嘴封咪的特别会议上，香港商业电台时事评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前任主持人李鹏飞说，他接任这个位置，本来商台想让他担任到9月，但是5月3日，在他接任主持之后没几天，就有“国内朋友”要跟他谈。

在李鹏飞之前，这个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相继辞职。传媒纷纷猜测是政治压力。

李鹏飞多年来是港区人大代表。他宣布辞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职位时，同时宣布他将辞去人大代表的职务。

*“内地朋友”非同小可*

李鹏飞不愿意透露要求约见他的“内地朋友”的名字，但是他这样来描述这位朋友的身分：“这位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在香港过渡前曾经安排我去中南海与江泽民主席见面。在过渡前，我这位朋友也曾经要求我安排中央官员与陈方安生在香港秘密见面。会面之后，陈太到北京访问。”

李鹏飞说，他以前曾经被中国官员“教训”过，今年三月人大会议期间，在晚宴上有很多他所称的“朋友”要他放弃在节目中坚持的民主立场。最近他曾经致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询问自己身为人大代表又担任“风波里的茶杯”主持人，角色是否有冲突，得到了清晰回答，说没有冲突。

李鹏飞说，但是后来英文中国日报有文章批评他在节目中违反了人大代表的角色。李鹏飞要求澄清，回答说，那是读者来函。

*前中央官员打电话*

李鹏飞还说，到5月18日夜里，有一位前中央官员打电话给他，要求约见，还提到李鹏飞的太太和女儿。

李鹏飞说，他相信，今后如果坚持主持节目又不愿意改变立场与风格，必定不断会有人继续要找他。他说他宣布辞职之后，那位曾经要求约见他的官员表示很高兴，说今后再也不用找他了。

*既然一国两制为何非友即敌？

李鹏飞在发言中指出，香港的紧张气氛，是随着几个月前，香港有关爱国论的争论而开始的。他说：“既然说一国两制，既然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非友即敌？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会造成社会分化。”

在两个多钟头的香港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中，向李鹏飞提问的立法委员多数都是民主派议员。有民主派议员一再问李鹏飞是否感到香港新闻自由已经荡然无存。李鹏飞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李鹏飞说他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

李鹏飞在香港商台的两位前任主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另外，星期四香港有一批学者在报上刊登联合声明，对名嘴辞职事件表忧虑。

軍情局資助「北京之春」三年前叫停

這份據稱是中共國安部獲得我方機密文件中，詳列民運人士王丹銀行英文帳戶及王丹助理簡況。記者石開明／北京攝影 http://udn.com/NEWS/MEDIA/2046390-817267.jpg

中共國安部在五二○期間透過管道，公開我國安單位整套極機密文件。圖為其中一份「發展海外大陸民運人士概況表」簽呈。記者石開明／北京攝影 http://udn.com/NEWS/MEDIA/2046390-817268.jpg

【台湾联合报記者盧德允／台北報導】外傳國安和軍情系統資助大陸民運人士的機密文件被中共截獲，國安高層昨天表示，他相信這件事不是所謂中共國家安全部破獲的東西，而是大陸方面一些小角色亂搞的花樣。

國安高層表示，他一度擔心這些文件是真的，那代表國安局裡有嚴重洩密的漏洞，但查證之後，確知是偽造的東西。他表示，中共國安部不會低劣到搞這些把戲，他甚至懷疑這是某些被中止支援的民運人士，心生不滿的報復行動。

他表示，昨天媒體以中共國安部截獲我國安局和軍情局資助民運人士的三份機密文件，提及我與民運人士間的互動關係，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的」，這些人顯然是拿了一堆假東西混了一點真材料，出來誤導視聽，真正還是別有動機。

據透露，軍情局大前年在薛石民（現任國安局長）擔任局長時期，決定停止每年資助「北京之春」民運刊物。權威人士說，薛石民請屬下將三年來的「北京之春」攤在桌上，「每一年度十二本就那麼小小一落，一共三落」，看不出內容有何高明之處，但軍情局當時一年撥給百餘萬美元的經費，相當可觀。

權威人士說，薛石民當場問承辦人，可不可以在這三年刊物裡找到「中華民國」四個字，答案是沒有。薛石民說，沒有也沒關係，那麼找得到「台灣」兩字嗎，提到我們的民主成就嗎？答案還是沒有。觀其內容，有的批判共產黨，有的討論共產主義得失，文字還很粗糙。花這麼多錢，辦這種水準的刊物，有何影響力？

據指出，薛石民當場時決定中止援助經費。不過考慮到他們聘了三個工作人員，不好突然讓他們沒有工作，所以給一年時間，看看能否蒐集中共方面的情報，結果還是沒有成果。主事者之一娶的是台灣老婆，在美國也與台灣政治人物結交，花的也是這筆錢，後來找了立委向薛石民關說，也被擋了回去。

大陸八九民運台湾軍情局、中情局幕後推手？

六四天安門事件即將邁入十五周年，昨天更傳出中共截獲台灣資助大陸民運人士的情資，大陸公安這段期間已提高戒備，輪流守在遭軟禁的異議人士家門口，阻撓他們和媒體見面，或以任何儀式紀念死者。圖為守在北京一名異議人士家門外的公安廿七日以看書、打盹方式打發時間。（路透社照片） http://udn.com/NEWS/MEDIA/2046471-817300.jpg

【台湾聯合報特派記者石開明／北京報導】根據一份據稱是中共國安部門截獲的我方資料，台灣軍情局曾幕後協助大陸「八九」民運，並「成功點火」。台灣當局也擔心海外大陸民運進入台灣會「養虎為患」。

該文件透露國安局長蔡朝明呈給陳水扁總統的絕對機密報告中說，台灣與大陸民運人士的關係可追溯至一九八二年，當時的政策目標是「推動大陸民主化」，並以每月三萬美金支助王炳章的「中國之春」雜誌，國安局和情報局還派員協助其發展組織。

報告指出，一九八九年的大陸民運，台灣軍情局和美國中情局都是幕後推手，但雙方並未合流。因此，中共事後一直指責台灣軍情局和美國中情局介入八九民運。台灣是透過王炳章與王丹取得聯繫並予以支持。

一九八九年後，大陸民運內訌，王炳章希望將組織移到台灣，未獲台灣同意。台灣擔心該組織入台，將產生後遺症。

海外大陸民運在「中國之春」與「北京之春」分裂後，即陷於長期分裂。台灣軍情局曾嘗試統合海外民運組織，但由於分裂太過厲害，難以整合。

大陸經濟發展起來後，海外民運人士、尤其是留學生態度開始轉變，陸續返回大陸，民族認同超過民主認同。再加上台灣支助降低，海外民運大幅萎縮。

蔡朝明指出，此時台灣政府對民運人士的政策開始轉變，從保障台灣安全的角度看，應著重將民運組織推進到大陸。

蔡朝明建議，現階段安全局利用海外大陸民運人士有多項政策目標，包括籌組並扶植中國海外反對黨，蒐集情報等。

報告還對「中國人權」組織及民運人士魏京生、王軍濤、陳子明、楊建利、王丹等具體分析，並指出其可利用的價值及利用的方式。

中国民运人士评“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VOA周幼康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流亡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大陆人民纷纷对十五年前这个事件发表评论。

*徐文立：中共可能就栽在“六四”上*

“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很快就要来临，美国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和哀悼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从6月1日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会举行一连串的绝食抗议，烛光哀悼会。当年亲身参预这个事件的王丹等学生领袖将于6月4日当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

徐文立是一位流亡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他是工人出身，现在在布朗大学教书，对于“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到，他伤感地对记者说：“‘六四’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中共政权可能就栽在‘六四’事件上，我认为当时学生的爱国热诚和全国人民反官倒的愤怒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即使有千万条理由也不能用坦克、机枪来对付那些爱国的学生，这种罪行一定要查明，法办。”

高文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笔杆子，他写了一本有关周恩来晚年的书，对于“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他沉重的对记者说：“六四”事件一天不解决，不正名，中国政府就不能在中国人民和国际世界面前抬起头来。

*“六四”镇压了人民的良心*

记者通过电话访问了一位担任过地方干部的东北听众李先生，他气愤地说：“当人民用良心关心社会和政治事务时所得到的是镇压，甚至付出生命，而且多年得不到昭雪，‘六四’事件使得中国人民认识到大家的事别管，使得人人自私，包括政府官员，这样使中国人变成了冷模的动物。‘六四’不只是镇压了少数人，它镇压了所有人民对社会的关心和人民的良心，所以中国政府必需要平反‘六四’。”

浩然之气－粪土当今万户侯

彭小明（德国）

谔谔之士自有同道

网路上出现了言信先生的文章，反驳我对戴晴言论的批评。看来戴晴现象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原来觉得涉及个人不宜太多，所以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现在不得不再做一点分析。

对于戴晴的评价，我的感觉跟言信先生几乎刚好相反。他说国外人士对戴晴“非常敬仰”，国内人士则疏远提防猜疑批判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还有相反的情况。当年戴晴出狱不久，来到德国，全德学联邀请她来跟这里的六四同学座谈。学联的同学都还沉浸在参加过六四海外抗争，为惨案悲愤痛心的情绪中，戴晴讲话的具体言辞我已经不复记忆，大致的感觉就是替当局也说一点苦衷。令与会的同学错谔不已。1998年我回国探亲，在北京拜望一对青年时代投奔延安的老知识分子干部夫妇，出人意料的是，当谈到六四和国内种种，他们义愤填膺，对当道的一切不屑一顾，对刘晓波、余杰和韦君宜的言论推崇倍至。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戴晴，我想，对于戴晴的那些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行，想必也是钦佩和赞赏的。而且从他们的言谈中我还感觉到，他们并不是十分孤立的特例，前后左右还不乏相当的同道。与他们的见面，更令我感觉并不孤单，而且感到北京的各种圈子里信息绝对不是海外所想象的那样闭塞。

言信先生可能交往范围欠广，抑或处事极度谨慎，所以看不到赞同、期许戴晴敢言敢行敢为天下先的人群。根据在国内生活多年的经验，我们不难想象，国内社会，尤其是北京这样的思想文化城市，怎么可能没有对谔谔之士的同情者和关注者。当年反右以后，乃至文革期间，许多被打击迫害的人们之间还不时有一些相濡以沫的点滴襄助或暗中呵护，何况在党内外的思想监控废弛不灵，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今天！

家庭出身与财产权力的再分配

言信先生说我“走偏激”，我倒觉得言信先生走偏激了。先生开口就说我用家庭背景来做“个人攻击的炮弹”，指责我“这样的心胸”“像水浒传中的谁？”（当然是白衣秀士王伦）。这样的言辞倒真是人身攻击了。

家庭出身问题，非常敏感，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多年，几乎都是讲究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进行严密政治考察的时代。只是在掌握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戴不戴帽子，下放不下放，入党、入团、参军、提干、调薪、入学、招工、出国、判刑、审批婚姻对象，无不考查这些政治条件。所谓重在表现，既无客观标准，又无法律依据，纯属对人民的欺骗之词。到了文革中公开亮出了封建门阀制度的反动政策。干部子弟的民间版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基本如此”，国家机关的官方版则是公安六条，公开透露出“杀关管”这类原来内部掌握的条杠。只到今天还没有正式公开关于杀关管子女和海外关系人员不准入党的内部规定。这些政策不知道埋没了多少国家民族的精英人才，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共产党历史上并不太讲究出身。毛刘周都是地主富农子弟。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出身的重要干部都是党内不齿的人物。在建国之前曾大量招纳敌对阵营人员的家属子女加入地下组织。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还留有许多相应痕迹，强调阶级斗争之后，才故意掩盖了这些史迹。建国后忽然颠倒过来，强调出身，而且尺度越来越紧，并不是“阶级烙印”一时间突发奇效，而是党政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垄断社会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一穷二白，资源有限，肥水不入外人田；同时也是为了增添思想监控的恐怖威慑力。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倾向，并公开表达出来，将会损及家属子女的前途，强调株连，足以减少社会的反抗和不满。出身等级制就是共产党贵族集团垄断权力和财富时最有效也最冠冕堂皇的手段。改革开放以后，出身问题并没有结束，当邓小平宣布给地富分子摘帽的时候，党政高层关于“接班还是要靠干部的孩子”之类的声音不断蛞噪起来。大量高干子女或利用权力致富，或直接被选入梯队。自诩为最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在财产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甚至远远不及封建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公正和宽容。隋唐以后，朝廷尚且实行科举制，密封考生姓名，以科场编号入卷，以文理词章取士，不搞什么政审内查外调，标榜野无遗贤；世界民主国家都有阳光法案，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国家征课高额遗产税，中国改革到了胡温时代，公布政治局成员个人财产还是被否决。各级党政工青妇的选举受党委操控使人民的选举权形同虚设。党委的操控无非是选择社会出身、政治亲疏、教育程度、财产状况之类，看似面面俱到，实质上是根本违背宪政精神的舞弊。比台湾的买票更虚伪，比东德的假票更狡诈。戴晴在妇联大会上勇敢挑战陈慕华的候选人资格就是很好的例证。

谴责当代中国的门阀制度，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出身对个人思想成长的影响。恰恰相反。议论一名社会人物，务必涉及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任何涉及人物的研究和记传，都离不开对人物的身世背景的审视，这决不是攻击，而是分析。也是社会科学常识。

再说戴晴的经历。“叶剑英家族”之类，是言信先生说破的。从现象分析来说，属于哪个贵族家庭，养女、过继、嫡庶，并不十分重要。“受气玩伴”云云，大观园里黛玉宝钗湘云探春各有无尽的烦忧，似海侯门中的戴晴也少不了烦恼。但她毕竟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没有“跳不出农门”的烦恼，更无“可教育好子女”原罪恐怖。她得以进入平民子女几乎不可能进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然后又进入政治条件极严格的国防科委下属单位。她可以顺利入团入党，左右逢源。她享受了当时社会相当全面的既得利益。这里并不是断定戴晴是一个利用出身条件狗苟蝇营的小人，而是制度使然。人事档案和外调材料关注的是高干家族和党军亲属，决不过问什么“玩伴”；而且在共产党的门阀制度下自有层出不穷的“热心人士”，关心首长子女成长，借此为自己讨好接近上层做铺垫功夫。既得利益集团里也并非一窝纨绔。严格而完整的教育总会培育出一些出类拔萃的精英。如果本人比较正直，也善于独立思考，如果身非正出，更容易愤世嫉俗，就可能成为异议人物。类似在沙皇贵族集团里产生出坚决反对农奴制、反对专制独裁的十二月党青年军官。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信息被垄断。干部子女比较容易接触到大小《参考消息》，可以阅读许多“内部发行”的书刊，可以“偷看”一些中央机密文件，可以了解一些党政会议和上层人事中的真实秘幸。触摸国外的各种思潮，结合国内的现实，就可能产生出批判现实的思想。他们的信息优势让他们绕过平民独立思考者不得不长期磕碰挣扎的弯路。这些人中，包括郭世英、杨小凯、魏京生、张郎郎、戴晴以及林立果等不同层次的叛逆类型。

在原文中我说的是高干子女“不易被处以极刑”。不易而已，没说有丹书铁券。例如郭世英和林立果也都死于非命。可是在共产党的法律实践中，王子的确不与庶民同罪是非常明显的。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同牢囚禁的遇罗克和张郎郎，以及粗口诅咒过中央文革的联动红卫兵。遇罗克被枪杀，干部子女都被从宽处理了。民运理论家曾胡平嘲弄“我把党来比母亲”的说词是自作多情。党从来都是亲疏分明，偏袒自己的子女的。这类现象也不是仅发生在文革时期。王申酉就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枪决的。至于干部包庇掩护子女罪行的“衙内案件”从中央到地方都举不胜举。言信先生如果再为此强辩下去，恐怕会把所有的平民读者都得罪了。

错误的历史逻辑

对于戴晴本人，我和一些朋友并无成见。读到光明日报上的小说《盼》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思想文笔，印象很好。在国外拿到戴晴反对三峡工程的书《长江，长江》，我曾经在《留德学人报》（当时还有德文版）上介绍这本书和戴晴的事迹，向德国朋友解释三峡问题。后来我们又通宵达旦地传阅她关于储安平、王实味的篇章。甚至暗暗祝祷，希望台湾文化界的朋友能够给她发表作品和谋生的机会。

言信断言戴晴从来没有说过六四不是民主运动。我重新核查了博讯新闻网。VOA杨明齐之风报道中赫然写到：戴晴说：……六四“不是遭到镇压的伟大的民主运动”。看来不是我有失公允，而是言信先生不够严谨。

戴晴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改革的进程总是上下下上双向进行的。柏林1953年六一七惨案（参看拙稿《菩提树下碧血斑斑》），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抗争，很少知识界的鼓动，也没有美国和西德势力的插手，刚刚送走斯大林遗体，着手改革的苏共领导人还是派苏军用机枪和坦克将这场和平示威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东德和平地与西德合并，享受了民主和自由的果实。正是柏林1953、布达佩斯1956、布拉格1968和北京1989的血腥令戈尔巴乔夫们临危束手，改弦易辙。相反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很少面对国际媒体开枪杀人、再遭受国际谴责和贸易制裁的经验教训，他们已经准备用血腥换取稳定了。凭我在国内生活的经验，天安门抗争走到了这样的地步，知识界和学生们再怎么退让，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不开杀戒是不可能的。与其让他们关起门来虐杀（反右、文革式的虐杀），还不如发生天安门有限的流血，让世界人民直接看到中国独裁者的面目，原来邓小平、江泽民并不比斯大林仁慈一点。

戴晴的历史逻辑也是错误的。她说中央已经在改革，所以六四就是一种后退，破坏了中国温和派的和解努力。上次文章中我列举的史实就是反驳这个结论的。庚子赔款以后，清朝宗室和贵族实行“清末新政”，但是仍然发生了辛亥革命。难道应该说革命太激进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是倒退，破坏了满清温和派的和解努力？辛亥革命之后，宪政不彰，专制和腐败徘徊不去，是不是应该谴责革命，责怪革命一次次踢开温和领袖，改革被断送在极端冒险分子的手中？

浩然之气：粪土当今万户侯

多元民主的本义应该是，各派权益集团都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权利（阶层权益）为宗旨，提出意见和政策，而不管当权者的宣传和顾忌。不揣摩上意，不体谅领导苦衷，相互交锋和制衡，产生的合力刚好比较能代表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权益。

言信先生质问说，浩然之气到底在哪里。我想，浩然之气就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例如，何清莲女士来到德国与我们匆匆见面，答问时她说得好。评价胡温新政，应说是个体制问题。朱熔基的个人魅力和气质甚至超出温家宝，他的豪言壮语，九十九口棺材给贪官，最后一口给自己，准备跨越万丈深渊，传诵一时，可是到头来，僵化的体制令他不能披荆斩棘，革故鼎新。我说的浩然之气就是看破中国专制集团坚持一党专制，压制民主，阻碍进步，除了加速自己的灭亡，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身处国内当然不宜口没遮拦地自找苦吃，但是心中应有如此的崇高理念。出现改革领袖当然可以少流血，少走弯路，可是不能消极等待。抗争和诉求才能催生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改革人物。

戴晴的悲剧正在于她的补天。她常常作出一些大胆的行为，震撼了党政领导的安宁；她又总是在领导温和的承诺里打转，不时说出一些庸人陋见。（这里的庸人，我希望是恩格斯批评歌德时所说的，歌德有时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有时又是德国社会中常见的庸人）她不好好想一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类套话谎言，哪一代领导人实行过一天半日？在国际社会都在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以戴晴六四参与者和受刑人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评语，如何对得起六四死难的同胞，如何去警醒十五年后忽然听说有六四这一段历史的青少年？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秦城一年的铁窗岁月？戴晴虽然退党，却并没有从思想上退党。

我叹惜中国的一些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常常欠缺一股浩然之气。他们多少还情有可原，他们还要领取党政机关的供奉，还要顾忌党委领导的脸色。戴晴的英雄气短却无法获得许多人的谅解。言信先生说，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失去了过去的社会地位。我觉得，她也已经坐满了刑期，赢得了海内外足够的知名度，可以出入国门。她再坦率地说出更直白的真相，党政集团也不敢进一步捕杀虐待。置之死地而后生。丁子霖、刘晓波、余杰等人的实例已经赫然在焉。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不可能再被剥夺。她可以畅快淋漓地阐说真理。这是多少知识分子梦寐以求而不易得的机会。可是戴晴却常常言不及义。她不糊涂，不装傻。那么还有什么解释？说她仍然痴心爱党，说她愚忠。那是不是她的“家族纹章”（她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荫翳了她的眼光？

孙文广：从国际共运看毛泽东 ——六评毛泽东

要认识毛泽东的本质，必须厘清他和国际共运的思想渊源与组织联系。

要了解毛泽东的国际影响，也需要分析他从50年代开始对世界暴力共运的作用，和后来龙头老大的地位。

**毛泽东的崛起与国际共运**

毛泽东在1921年加入中共，当时中共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和共产国际密不可分，其思想理论来自国际共运的“消灭私有制”。在组织上更是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共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有些高层领导人曾是苏共的党员。不但在思想理论上，在组织上，而且在经费上也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寄拨。

苏联卢布，成为中共经济的主要来源。如一九二七年，中共获得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和联共（布）党政机构援助经费共百万元（银元）之多，而该年中共自筹经费仅只有三千元左右，只占苏援的百分之零点三，中共革命经费全由苏联包干了。（注1）

所以说毛泽东加入中共后，其前期的活动，完全是苏联以斯大林为首在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的领导、指挥、支持下进行的。苏共是中共的老子党，尽管有些摩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毛泽东是国际暴力共运的旗帜**

毛泽东承接了国际共运的暴力革命，建立共产极权的思想，并有所发挥。

从1950年开始，策动参与朝鲜战争，到后来在东南亚通过战争建立柬埔寨、越南，老挝的共产极权统治，毛泽东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各大洲的共产党都分裂出了跟随毛泽东的一派，坚持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思想成了这一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成了世界暴力共运的龙头老大。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中，都能看到毛泽东的旗帜和毛派游击队，一直延续到21世纪。

毛泽东及其思想是很多贫穷国家的动乱之源。

**从国际共运败落认识毛泽东**

苏联、东欧共产极权统治垮台后，大量的档案资料公诸与众，人们有条件认识共产极权的本质及其带来的祸害。这也是我们现在认识毛泽东的一个途径。

真正的认识了国际共运也就看透了毛泽东。真正看清了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也就看清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这些人一样都会受到历史的唾弃。

国际共运，从苏联垮台开始，走向败落的道路。

我们也应该从国际共运的潮起潮落中识别毛泽东，中共如果要继续生存，应该和历史上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划清界限。

（注1）《开放》2002年5月号P15《中国史学家承认中共活动经费来自苏联》2004-5-28于山东大学

美国马里兰州发生斩首惨案，三名儿童身首分离。美联社最新消息，美国警方5月27日表示，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西北部一座公寓内发现有三名儿童被斩首。巴尔的摩警方发言人尼科尔.孟露说，这三名儿童的母亲27日下午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孩子被斩首，三名儿童年龄都不到十岁。这名母亲讲很少一点英语，她向邻居求救，这名邻居马上报了警。

至少有十二名大陸「東突」分子由於涉入恐怖組織「基地」以及塔里班活動，目前被拘禁在古巴關達那摩美軍基地。據指出，中共曾經派人前往關達那摩協助美軍審訊這批東突分子，並且要求美國將這批東突分子引渡回大陸；不過，美國還沒有答應。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5月27日在伦敦欢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英国。英国外长斯特罗同日会见了达赖喇嘛，但布莱尔首相不会同达赖见面。达赖计划在英国访问4天。(路透社)

在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警方对许多知名异议人士实行软禁。据路透社报道，从上个星期开始，北京安全人员开始限制这些异议人士的人身自由，不允许他们离开家，会见记者，或者举行悼念死难者的活动。报道指出，遭到软禁的异议人士包括作家刘晓波，民间艾滋病防治活动人士胡佳，以及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代表、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丁子霖教授，等等。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四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限制刘晓波等异议人士人身自由的做法。

在政府高层三令五申强调禁止强行，野蛮拆迁的情况下，陕西西安市的被拆迁地段星期四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当地的拆迁办公室组织几百人冲进社区，甚至进入民房威胁并殴打被拆迁户。这起暴力事件导致多人受伤并送进医院救治。然而，当地的110派出所在受害人求助的情况下不愿介入。当地人士认为，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

台湾资助「北京之春」的计画前后花费将近一百五十万美金。聯合報和中国时报五月二十八日报导说，台湾军情局过去曾以资助「北京之春」的方式，希望透过大陆民运人士的言论影响大陆民心和政局，但军情高层评估耗费过高、效益太差，已于三年前停止该案。安高层透露，资助「北京之春」的计画前后花费将近一百五十万美金，结果只换来几本刊物，检视「北京之春」内容，根本找不到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字眼，全部都是有关共党的研究，对中共政局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加上资助对象索求无度，当时军情高层断然就停止这项计画，之后未曾再对大陆民运人士有任何资助。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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