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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王希哲先生贴旧作：文革：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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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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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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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革：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芦笛
对于文革的本质，海内外的学者们所持的解释主要是“权力斗争说”或“社会冲突说”。前者将文革爆发的原因完全归诸于中共上层权力斗争，忽略了运动的社会基础而把它看作是一场毫无来由的骚乱；后者正确地强调了作为文革社会基础的社会冲突，并指出了文革的正面意义，却也以权力斗争解释发动者的动机，忽略了意识形态在文革的发动与领导中的重要作用。国内的官方宣传实际上默认了“权力斗争说”，而在海外，由于张戎《鸿》一书的空前成功，一般读者也接受了“权力斗争说”这种对文革的简单解释。
毛泽东把文革看成是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又将文革定义为“国共两党生死大搏斗的继续”，这些说法不仅反映了文革在毛心目中的位置，更相当中肯地指出了文革的实质。事实上，文革是毛领导下的中共推翻国民党的“民主”革命、以及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与发展，是一场有理论、有组织、有社会纲领、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广泛的民众投入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与中共过去领导的“民主”革命、乃至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样，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催生了后继的社会改革。在我看来，如果把文革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应能更准确地概括这场历时十年的运动。社会革命，其实就是基于社会冲突的权力斗争，“社会革命说”不仅可以涵盖上述两说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且可以解释两说不能解释的现象。本文拟以此说为依据，为两说忽视或疏漏的事实作些补充。
文革的理论指南
不可否认，毛泽东思想至少在表面上是文革的发动者与各派参与者们共同信奉的理论指南。尽管由于这一理论的内在的模糊性质，各派的理解千差万别，并由此导致了其行为实践的巨大差异，但这不能构成否定文革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事实的理由，也不意味着真正的毛思想的无从捉摸。在我看来，与文革有关的毛思想大概可以条理如下：
一、“阶级斗争”论。虽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都信奉阶级斗争，但只有在毛那儿，阶级斗争才第一次上升到国教的性质。在毛，阶级斗争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火车头、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纲举目张”的根本国策，而且其本身已变成了一个个人、政党乃至社会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念念不忘的个人的人生宗旨、政党乃至民族存在的原因和目的。这一点在毛是相当一致的，他年轻时就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晚年仍坚持“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并自承“我喜欢天下大乱”（见李志绥先生回忆录）。虽然“大乱”有时被毛解释为达到“大治”的手段，但在毛看来，“乱”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治”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乱与斗虽是毛用以翦除异己的拿手好戏，但更是他无穷乐趣与生机的来源。如果去除了这一来源，毛就将郁郁而终。
毛对斗争的偏执狂似的酷爱与依赖，决定了他在消灭了旧有的“阶级敌人”之后，一定要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寻求新的斗争对手，把“阶级斗争”扩展延伸到党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的爆发在毛个人是不可避免的。
二、“群众路线”。毛思想的第二个图腾是群众运动，这一点在毛又是自始至终极为一致的：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革始终贯穿着这条红线。在毛看来，革命政党实现一切社会或政治目标的唯一手段是“全心全意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组织有领导的暴民是“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东西”，无论是进行破坏还是建设，他们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能够创造出一切人间奇迹。虽然毛将暴民用于建设的尝试在大跃进中遭到挫败，但他成功地将暴民的破坏潜力在文革中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在权力斗争中使用“群众运动”和“群众专政”而不是秘密警察来清除政敌、维持巩固政权的奇观。
三、“思想改造”与共产主义乌托邦。毛坚信人性的可塑，坚信一代“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洗脑与革命斗争的锻炼制造出来，去建成他心目中的天国。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二重的，即将他已建成的苏联模式政权打碎，按他的蓝图重新塑造成新的“理想国”，并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人”，锻炼和培养出一代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的“理想国”大致可描述如下：
政权组织方式：党政军民合一，实行一元化领导。除了“毛司令部”的中央核心领导班子外，各级领导以巴黎公社的方式由革命群众选举产生，这些“人民勤务员”应参加生产劳动，不享受任何特权。毛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将以“四大”武器对他们进行不间断的最有效的监督，随时对其中的蜕化变质分子进行“炮轰打倒”，以一方面确保干部对毛的个人忠诚，一方面彻底去除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因此，文革前享受特权、脱离人民群众、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将不复存在。此外，全国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全面大清洗，吐故纳新，确保国家永不偏离毛的革命路线。
社会组织方式：以取消城市、脑力劳动和现代工业的存在来人为地取消“三大差别”，取消劳动分工，取消商品交换、货币、工资等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走“五七道路”，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军事化组织，并用以取代最终将被消灭的家庭单元。
社会成员：除了用作“反面教员”的专政对象外，社会的基本成员是“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知奋斗吃苦送死，毫无人欲的“工蜂”们。
尽管毛从未明白系统地描绘过上述图景，但他的各种公开和内部的讲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足以支持以上归纳：毛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对“延安精神”的缅怀；五十年代毛在内部讲话中不止一次提到“消灭家庭”；毛对巴黎公社的组织方式情有独锺，不仅将政社合一的农村组织称为“公社”，且一度在城市试办。文革中又将聂元梓大字报称为“北京公社”宣言书；赞扬人民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农兵学商合一”；早期的人民公社以准军队方式组建并实行男女分居；１９５９年张春桥为文歌颂“供给制”抨击“工资制”从此获毛青睐；文革前与文革中对青少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洗脑，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斗私批修”运动，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文革后期毛多次发表讲话批判“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城乡各单位再一次以军队方式编组，并走“五七道路”：公社办工厂和学校，工厂办农场和学校，学校办工厂和农场……。这一切中，最具备启示性的实例是“民主柬埔寨”实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照毛在此期内发表的一系列对货币、商品、工资、“三大差别”的谴责，联系到红色高棉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谣传波尔布特曾经受张春桥的训练），有足够理由怀疑毛选中了柬埔寨作为实验其设想的“试点”。
以上便是在促使文革爆发并在文革中得到体现的毛思想的概括，也就是文革这场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份。诚然，这些思想绝非一个起码的理论家的思想，但却是一个享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的思想。在那时的中国，这点“理论”也就足够作为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革命的思想纲领了。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和感情因素，今天人们在总结那场运动时难免有意无意地忽视文革的意识形态成份，许多人更倾向于把毛看成是毫无理想、思想与原则的权谋家和伪君子。由于其理想的不可操作性、毛本人“叶公好龙”的深刻的内心矛盾、造反派的堕落以及林彪事件等因素使文革半途而废，毛的理想国从未变成现实，这更促使人们将文革看成是毛和林彪、四人帮的一个政变阴谋。但在我看来，毛的理想主义在塑造中国的历史中起到了至少和他的阴谋权术一样重要的作用，发动文革是毛实现他的社会变革理想的最后的与最大胆的尝试，权力斗争在其中只是次要和从属的，清除政敌只是为了扫除障碍，并将其用作“反面教员”来锻炼和教育“革命接班人”。
总结毛思想的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毛的公开讲话的可信程度。鉴于毛一向在权力斗争中口是心非，“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并“善于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必须排除上述毛思想不过是他用来遮盖自己个人目的的堂皇冠冕。我认为，毛既是一个阴险毒辣的政客与私生活极度糜烂的伪君子，更是一个雄心勃勃、极富理想主义色彩、自命为人民救星的革命家，这个形像与曾有机会数十年在近距离内观察毛的李志绥先生的印象十分吻合。毛不但具有完全“颠倒过来”的历史观，而且似乎还有与众不同的羞耻观，因而在公开政见上，他“从来就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曾向日本社会党访华团表示对“大日本皇军”的感谢，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侵华对中共上台所起的决定作用；他自己总结的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极为准确忠实，并不包括抗战；他曾向斯诺夸耀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反右斗争”后，他公开承认“引蛇出洞”是“阳谋”；林彪事件后，他居然把“扔石头，搀沙子，挖墙角”这类阴谋伎俩公诸全国。因此，没有必要将他多次表述一致的思想看成谎言，更何况这些思想大部份都已付诸实践。
文革的社会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杨曦光等持“社会冲突说”的学者已有诸多精彩论述，这里只就几个被忽略的问题略作补充。
一、文革的社会基础是普通群众对“当权派”或“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与大批的官方和私人的回忆录相反，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时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迫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特别是“反右”、“向党交心”、“拔白旗”等运动，使得各级领导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享有不容置疑、更不容任何挑战的绝对权威。人民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毫无人身安全保障。普通群众与任何一个普通党员或班组长的私人争吵，或是轻微的违纪行为都可以招致大祸，被视为“反党”，不经任何正式手续即可被戴上“反革命”或“坏份子”的帽子被送去“劳教”（即可以是无期和刑期不定的徒刑，大多数此类非右派的受害者直到八十年代才获平反）。“大跃进”中为了放高产“卫星”，群众“被驱不异犬与鸡”，不少人包括贫下中农被基层干部活活打死。大跃进使国民经济破产，民生凋敝，五八年后即不曾增加过工资，建造过住宅，人民中积累了对基层领导的极深的怨气。文革爆发后，这一切都被算在另一个“司令部”的头上，被人民理解为“资反路线的罪行”。毛再度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立即获得了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数千年“奸臣弄权，蒙蔽明主”的传统思维方式，使亿万人民奉旨造反，蜂拥起来推翻多年来压迫作践他们的“当权派”，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中，这就是文革的基本动力。
此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大多数青年学生投入文革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念、“保卫毛主席”的决心与“反修防修”的狂热，但这只在运动早期起了触媒作用。
二、运动初期刘邓路线对群众的迫害为后来的“造反”火上加油。尽管刘邓路线只正式推行了五十多天，但在当时信息闭塞的中国，各省当权派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几个月内为“转移斗争大方向”仍顽固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通过“御用红卫兵”和“保守派”组织继续迫害“牛鬼蛇神”、“右派学生”。当权派在各省市“夺权”后一度销声匿迹，但在文革小组号召“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后纷纷插手两大派，“运动群众”打倒政敌，造成了连绵的派战并最终导致全面内战。
三、“社会冲突说”正确地看到了文革的社会群众基础，但失于过份美化造反派。诚然，造反派基本上是社会上被压迫的群众，而保守派基本代表既得利益阶级，文革初期迫害无辜群众的罪行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干的（某些作者如张戎将保守派描绘为“温和派”与事实不符，保守派对执行“干部政策”或许力主温和，但对迫害群众从不心慈手软），但这只是一种极为粗略的区分。实际上，两派阵营都是鱼龙混杂，互相渗透的。彼此对立的当权派在运动中、晚期其实已分别控制了两大派，使造反派领袖迅速堕落。大规模派战爆发后文革即逐渐失去了群众革命的特点。造反派也并未如杨曦光、郑义等人所说遭到全面镇压，在某些省市地区（如上海）和单位，造反派还掌了权，迫害对立派的普通群众比起“老当”来毫不逊色。
毛发动文革的原因
如上所述，毛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是试图打碎苏式国家机器，重建“新生红色政权”。中共基本上是按苏联的模式来建党建国的。一开始，毛就对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以“工农速中”“人民大学”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技术干部，靠他们来管理国家的路线很不满意。限于经历与教育，毛根本没有如何建设管理现代国家的起码概念，在他看来，工农基本群众在这种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新社会”中毫无地位，不能“当家做主”，实在不能算是翻了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缺点：等级森严，效率低下，机构臃肿，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形成并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一切加重了毛根深蒂固的对城市的恐惧心理，使他越来越缅怀“进城”以前，特别是在延安的黄金时代。
更严重的是毛“所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已在大跃进中证明只能导致灾难，而毛既无耐心又无兴趣去学习从来就在他视野之外的经济学、企业管理等索然乏味的东西，更不满足于作一个单纯的行政官僚。最令人警觉的是，以刘邓为首的当权派一天天丧失革命斗志，变成只知“技术治国”的行政官僚，而且，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的权威已受到怀疑，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趋势终将发展到无法遏制的地步，那时不仅毛本人，而且成千上万由毛解放的人民群众将在这个社会中找不到立足之地。
与苏联的争吵的恶化更坚定了毛的信念。本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基本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但马列主义不承认地缘政治学，不承认独立于阶级利益之外的民族利益。在毛看来，“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但在实际操作中，“亲不亲，阶级分”往往变成了“亲不亲，定阶级”，即以亲疏好恶来定对方的阶级。由于教义的缺乏弹性，毛不能不把苏联革出教门。这样做给毛带来许多理论上与实际上的好处：把苏联看成是修正主义者，就证明了毛对苏联模式的怀疑的正确性──原来斯大林的技术官僚社会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只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而已；对斯大林这把“刀子”的坚持则使对毛的个人崇拜制度化；“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四面楚歌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党内普遍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悲壮气氛，这种情绪最终演变为全民族的歇斯底里，使毛作为全党全军全国的领袖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巩固。与此同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想象中的“触目惊心的现实”也使毛倍感急需第二次革命、以及持续的“继续革命”来“反修防修”，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由于毛的知识与兴趣基本上只限于线装书和既往的革命斗争经验，他所采用的革命手段只能是他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造反斫杀的那一套，而他勾出的“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只能是混合了“延安精神”、“桃花源”、“井田制”乃至老子的“小国寡民”那一套东西的奇特、荒诞、反动的乌托邦。而且，由于毛内心深处的“叶公好龙”的矛盾，当人民真的起来“打倒一切”、冲击政权赖以存在的军队时，他就不可避免地后退，甚至诉诸镇压。当造反派最终令他大失所望，学生领袖们被证明不过是又一批无耻政客之后，毛就只能引入军队，靠实行全面军管来控制全局。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壁后做出的一种毫无结果的妥协与折衷。等到林彪事件一出，文革便正式宣告失败。林彪事件后毛所以一病不起，不是因为林背叛自己而愤怒伤感（作为千锤百炼的政治家，毛早已丧失权力欲之外的一切人类感情），而是因为它意味着毛一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完全失败，毛自知余日无多，不可能再次“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两次尝试
文革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如同“平地一声雷”似地突然爆发。实际上，出于对苏联模式的幻灭，毛在此前曾两次试图打破已有的格局，实验他的牌号的社会主义。
毛的第一次尝试是１９５７年开始的“大鸣大放”。这个运动的目的最初并不是“引蛇出洞”，相反，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的“胜利完成”后，毛对控制政权获得了信心，他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在此条件下可以从此实行一种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官僚阶层应当由人民群众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的手段来监督，以整顿“三风”、“拆墙填沟”，“形成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的反对。鸣放发动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陈其通的文章，警告阶级敌人就要翻天，主张要“收”不要“放”，毛对此极为恼怒，一面下令批判陈文，一面在全国展开鸣放，帮助中共“整风”。但知识分子“放”出来的言论很快就超出了毛的容忍极限。毛此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党内有人跟着窃窃私语“反个人崇拜”；苏共对毛的独辟蹊径从来就不赞成，对“鸣放”的后果幸灾乐祸；“波匈事件”震撼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似乎证明了党内反对派的正确。但毛不愧是久经风浪的政治家，立即“因势利导”，命令全党“硬着头皮顶住”“右派的进攻”一段时间后再转入反击。为了掩饰他的失算，他宣称号召鸣放一开始就是一种“阳谋”，以此再次证明他的“英明远见”。
反右斗争留下了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政治遗产，它加重了毛乃至中共全党的不安全感与ｐａｒａｎｏｉａ，直到毛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把邓小平封为“纳吉”。也许，对“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惨象”的恐惧至今仍在中共政策决定中起着作用。但毛并未因此放弃他的理想。当然，他还是总结了经验教训。十年后卷土重来之时，他避免了以往的错误而作了充足的准备：１９６３年起向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的空前绝后的个人崇拜教育，“反修斗争”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阶级路线”的执行，都保证了革命先锋的可靠性。尽管如此，文革仍然只达到了权力斗争的次要目的，毛又一次未能实现他的社会改革理想，他再次失算了。他的“理论”和一切其它牌号的共产主义理论一样，否定了人的本性这个政治学中的首要因素，他更无法认识到靠暴民（无论是怎样忠诚的暴民）去实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
反右斗争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教会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怎样靠“转移斗争大方向”来恐吓皇帝，保存自己。文革初刘邓“资反路线”迫害群众的目的就在此，只是毛看透了他们的花样，反而将计就计，把“镇压革命群众”算成了他们的罪行。这一策略在八九学运时再次被保守派成功运用，促使邓下令屠杀。这一次由于“民主斗士”们的主动配合，使保守派大获全胜。当然，这只是题外话而已。
毛的第二次尝试是大跃进。这个运动一般只被看成是经济领域里的冒险，实际上，毛发明的人民公社就是一种政权机构的改革。早期的农村公社具有一系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军事化组织”等上文已提到的特点。城市里也一度成立了类似的公社。虽然后来的公社丧失了若干当初的特点，但仍然保留了“政社合一”的基本性质。大概是由于公社化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毛在文革中未能下决心真的将他的理想国付诸实施，甚至不同意张姚等人将上海的“新生红色政权”叫做“上海公社”，而把他的理想先拿到柬埔寨去实验。
“权力斗争说”与“社会冲突说”的迷误
前已提及，无论是主张“权力斗争说”或“社会冲突说”的学者，都倾向于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为权力斗争的需要，换言之，前说认为文革只是毛、林、江等人的政变，后说认为文革诱发的社会冲突导致了政变的失控绵延。两说的共同困难，是无法解释政变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别致而奇怪的群众运动方式，无法解释运动的空前规模与旷日持久。毛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击败无数政敌，包括执政后消灭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林、陈等人都从未使用这种方式。毛逝世后，中共多次改朝换代，华清除四人帮，邓除华，除胡、赵，每次都自上而下动了相当大的手术，但都没有使用群众运动而完满解决。为什么毛偏偏要发动文革来解决刘、邓呢？如果要坚持这两说，只能要么假定毛完全丧失理智，要么假定毛已被完全架空，以致除了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之外无法恢复权力，后者正是各种正史和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
所谓毛被架空，唯一的证据是毛自己在文革中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在那次讲话中说，鉴于斯大林死后苏联人民的恐慌，他自己提出退居二线，谁知刘邓就此渐渐地连重大问题也不来请示他了，此时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很不高兴地打断他说：“是我自己故意让大权旁落的！”这就是“架空说”的唯一直接根据。
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虑到毛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毛一向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与绝对忠诚，下属偶不检点，毛就立即过度反应。彭德怀是毛籍以掌握军队的、绝对忠诚的井冈山老班底，只是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个极为温和的私人意见书，毛就立即如临大敌，说他“下战书”，居然在会上威胁如果解放军不听他的，他就要回井冈山去打游击，还无比紧张地打电话告诉江青说“斗争很激烈”，彷佛他马上就要被推翻了似的；文革初彭真为了保自己，不让《北京日报》转载批判他的副市长的姚文元文章（最后还是转载了），毛就大发雷霆，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林彪的“天才论”何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起毛的疑心，使毛竟然指控他妄图“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这一疑案大概只有精神分析医生才能明白。所以，对于毛“大权旁落”的抱怨，似乎不必过份认真。
除了这一证据，许多学者还把《海瑞罢官》当成是一种党内有组织的抵抗的象征，完全不知或不顾此剧以及其它“海瑞戏”的出台是为了响应毛在５８年“学习海瑞”的号召这一历史事实。《鸿》一书中，更是时时提到莫须有的党内对毛的“消极抵抗”。实际上，党内“两个司令部”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编造出来的一种神话。除了在某些经济政策上可能有某种意见分岐之外，毛与刘邓在诸如“反修斗争”这种重大国策上都是一致的。当然，有证据支持的所谓“消极抵抗”确实出现过三次：五七年“鸣放”初期刘邓主张镇压；六四年的农村“社教运动”刘根据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持制订“后十条”，再次疯狂蹂躏“地富反坏右”和普通群众，以及文革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派为挽救自己而作困兽之斗。简言之，在政治问题上，毛和刘邓的分岐只在于革命的对象，刘邓坚持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反对整“党内走资派”。只要火不烧到刘邓自己头上，毛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如同一切懦夫一样，党内的官僚阶级只在运动直接危及自己时才会采取“消极抵抗”，而且他们的抵抗方式常常是把祸水有意引向无辜的人民。
因此，分析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应当是看大跃进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在中国政局中起支配作用，而事实确实如“两个司令部”的发明人所承认的那样，文革前十七年中毛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毛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着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自１９６３年起，对毛的个人崇拜逐步加温，全社会开始“学毛着”，执行“阶级路线”，进行“阶级”教育，农村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文化界开始大规模批判“黑小说”、“黑电影”、“黑戏”、“杨献珍哲学”、“孙冶方经济学”、“罗尔纲黑史学”，一连串的运动密锣紧鼓，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空气之紧张，甚至比文革真的爆发后还更令人窒息。总之，在各个方面，初期的文革都是六三年以来的政治运动的自然延伸。如果毛真的被架空，刘邓有甚么必要在这几年中为文革进行这一系列的深谋远虑的准备工作呢？事实上，毛的绝对权威从来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在六五年社教运动中，他一句话就否定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代之以他自己制订的“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不仅花了整整一“条”的篇幅来为社教运动“正名”，逐项驳斥刘的“错误”，而且开宗明义就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次揭示了文革的目标。
退一步说，假定毛真的被架空，“权力斗争说”仍然难以解释文革为什么要拖延这么长。按理，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两主席制”，确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刘被免去中央副主席，刘邓都作了“深刻检查”，权力斗争大局已定，稍待时日，即可彻底收拾刘邓。要翦除二人的党羽亦非难事，康生和谢富治即可解决。即使真要发动群众，也完全可以使用“批林批孔”的方式，用“革命大批判”把二人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必要层层发动群众起来推翻各级党政机关，连工厂、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都要让造反派夺过去吗？张戎对此的解释，是毛不知道下面的干部谁是忠于他的，必须通过运动来筛选。毛一生在政海中打滚，居然会不知道刘邓有些甚么班底，未免说不过去。他后来搞林彪线上的人，自己甚至都懒得过问，交给周恩来办了了事。当然，毛不可能知道基层干部，但这些人同样不认识刘邓，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毫无用处，如果毛只考虑恢复巩固个人权力，而不是为了“反修防修”，何必毫无必要地大动干戈？
“社会冲突说”因为将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同样归诸权力斗争，也面临类似的困难。固然，毛的最初设想文革只需三年，由于引发难以收拾的社会冲突而绵延多年，这是事实。但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时，文革还未全面铺开，社会冲突还未引发，如果毛只是为了上层夺权，有甚么必要特地把红卫兵送到各地去“煽风点火”，引爆社会矛盾呢？
此外，这两说都忽视了文革中的一系列社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五七道路、“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等，这些都不是“权力斗争”或“社会冲突”所能解释的。
文革的正面意义
综上所述，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思想指导，由毛亲手发动起来的亿万人民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大革命。象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和毛以前领导的“新民主”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对于“十年浩劫”造成的巨大破坏，大量“伤痕文学”作品已有充份描述，此文不再重复。这里只想指出一般作者较少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文革最大的恶果是全民族的道德沦丧。此外，文革把中国的几乎每个人都变成了政客，把每个单位都卷在派斗中，这种派斗至今仍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造成了盘根错节的难以消解的社会矛盾，极有可能构成日后大乱甚或南斯拉夫式内战的根源。这一点，凡是有志于在中国从政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政治家们不可不鉴，不可不戒！我们需要的是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而不是方励之式的轻率的哗众取宠、不负责任的廉价煽动。希望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成熟起来，学会用渐进的改良来变革社会，放弃造反革命、把事情越弄越糟的千年传统，将“革命”这个可耻的血腥字眼永远从我们的教科书中删除。
为人们常常忽视的另一方面，是文革也有一些正面的成果，当然，这并不是甚么“三七开”，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惨重代价，是任何成果也抵消不了的。这些成果更不是发动者的功劳，只不过是万能的“伟大统帅”始料未及，从葫芦里放出来的一群魔鬼中的几个天使罢了。
文革的第一个成果，是打破了“党天下”的神话。如前所述，文革前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是党的化身，普通人一旦得罪他们就立即有被戴上“反党”帽子、送去“劳教”的危险。文革初期，毛为了“炮打司令部”，反复通知人民，任何一级党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代表党，从此把普通群众从大大小小的暴君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走资派”备受羞辱，丑态百出，让群众看在眼里，过去的神话形像更是荡然无存。一个普通工人现在可以大骂上司而不会因此琅铛入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虽然邓后来全面否定文革，力图重建党的权威，但正如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无法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一样，神话一经戳破，便难以修补还原。
文革带来的第二个社会进步，是中共从彻底的人治转变为以“政策治国”。由于各级党政组织一度瘫痪，毛只能实行“思想领导”，为了确保“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走样”，不得不一再强调各项政策的“落实”（这个词本身就是文革所创），并使各项“红头文件”家喻户晓，改变了过去政治上的绝对的黑箱操作，增加了政治运作的透明度。打倒刘邓、陈林，都不象过去搞高饶、彭黄那样让老百姓始终蒙在鼓里，就是透明度增加的表现。虽然政策治国比起现代法治仍是无比野蛮原始，但是这种“中央人治”比过去的“层层人治”毕竟多了一些确定性与持续性，减轻了统治在自上而下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级别上的出现的任意性。比起当年那种无法无天的“指标杀人”、“指标划右”，以至人命关天竟由个别基层领导一言而决来，这也确实算得上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三个进步，是原始“法治”观念与“人权”观念的空前普及。由绝对人治向“政策治国”的进步，导致了广大人民原始的“法治”与“人权”观念雏形的萌生与普及。非“阶级敌人”的老百姓学会了“落实政策”，学会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与基本权利，遇事要求看“红头文件”，知道自己只要言行不出轨，就是“内部矛盾”，从而使大大小小的暴君为所欲为，任意宰割百姓的时代一去不返。因为批判刘邓“资反路线”，公布并烧毁了大批档案里的“黑材料”，并规定在作人事鉴定与政治结论时必须向当事人宣读并让其签字，由此遏止了基层领导利用档案做手脚泄私愤的普遍作法，档案制度对人民的束缚与摧残程度也大大减轻。批判“资反路线”还第一次将“平反”、“上访”引入中共的政治语汇，首次承认了中共治下有冤案存在的可能，客观上进一步保障了非“阶级敌人”群众的人权。
第四，文革是“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文革请君入瓮，使发明游街、抄家、批斗、毒打一系列“钝刀子杀人”方法的大大小小的打手和帮凶们尝到了这把刀子的厉害。陶斯亮在文革后发表回忆陶铸的文章，字字血泪，感人至深，她或许没有意识到，千千万万的“地富反坏右”都有这样一本血泪账，而她父亲过去正是造成这些血泪的元凶祸首之一。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使得靠揭发高饶起家，“反右”斗争的前敌指挥、“反修”斗争的英雄、毛多年的心腹爱将邓小平幡然悔悟，复出后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停止以阶级斗争为根本国策，从而使中国从血腥野蛮的中古社会进化到具有起码文明的社会。类似地，周扬等“四条汉子”先领导冯、丁、陈整胡风，后又在“反右”中领导他人整冯、丁、陈，文革一来整个中宣部都成了“阎王殿”，周被更大的棍子姚文元打倒，形成一种“因果报应”式的无穷循环。对这种“因果报应”的参透与戒忌，不仅使周扬复出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开明，更使整个文化界除少数人外对整人都丧失了以往的高度热情，改革开放后中共的几次“反自由化”、“清污”运动始终未成气候，无结果而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文革带来的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是整整一代人的觉醒。“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饱受洗脑，本来是最虔诚、最狂热、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文革掀开重重帷幕，暴露出中共内部的骇人听闻的丑恶内幕，导致了他们的幻灭，促使他们变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羁绊、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第一代人。文革晚期民间秘密进行的大规模读书活动，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把眼光投向西方，批判中国的腐朽野蛮传统，萌发了对现代文明（即《河殇》中的“蔚蓝色”）的景仰与渴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启蒙运动，在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所谓“垮掉了的一代”有可能形成中国未来的第一个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阶层的前身。这代人创作的电影、电视剧、小说、诗歌、音乐与绘画，在促使社会的进一步觉醒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接触和暴露的中国现实的深度与广度，决非过去某些“文豪”如巴金的滥得虚名的廉价政治宣传可以比拟万一。
就是这些社会进步形成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这些进步也是未来中国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的希望所在。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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