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预告：[影尘阁片羽录（旁说含）]第1弹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初版集珍热场贴：吴世昌简历与回忆吴世昌文选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预告：[影尘阁片羽录（旁说含）]第1弹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初版集珍热场贴：吴世昌简历与回忆吴世昌文选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预告：[影尘阁片羽录（旁说含）]第1弹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初版集珍热场贴：吴世昌简历与回忆吴世昌文选

花田八路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标题: 预告：[影尘阁片羽录（旁说含）]第1弹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初版集珍热场贴：吴世昌简历与回忆吴世昌文选 (477 reads) 时间: 2004-5-04 周二, 上午1:2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初版集珍将于两日内正式发布！
独知经典文献，温故而知新，敬请期待！！

********************************************

吴世昌简历与回忆吴世昌文选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

少孤，8岁丧母， 10岁丧父。12岁时，没念完小学即入中药店当学徒。1925年，进入嘉兴秀州中学当“自助生”，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学完全部中学课程并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二年级，一年后又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破格吸收为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任中华民国多所知名大学教职。

1947年，吴世昌应聘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任牛津、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

1962年从英国携眷返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执政时代，全家受到迫害。

1978年起，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生前最后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回忆录《七十自述》。

********************************************

[下收4篇回忆吴世昌生平的文章]

谢泳《吴世昌的选择》

栾勋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吴世昌

刘士杰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吴世昌

刘扬忠《折腰胼手非无苦，一念新苗乐有余 ——忆吴世
昌先生教我做学问》

************************************************************

吴世昌的选择

谢泳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学生，后3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颟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280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1933年12月30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12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13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40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60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年1月应英国牛律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律大学的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40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以上全文完]

据《逝去的年代》所收原文。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本。

************************************************************

回忆吴世昌

摘自《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光明日报出版社

栾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革”中，时兴的是听报告，报告不计其数，但记得清的有那么几次。1969年下半年，我们中科院跟别的单位到西郊白石桥“首体”听谢富治的报告。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又是军人。传达内容是林彪的“一号指令”。讲目前中苏形势紧张。苏联的导弹，核弹很厉害。谢富治的原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导弹那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说保护知识分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们是排着队走的。记得是11月份。在学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京站。至今还有一个场面印象深刻。我们文学所跟经济所打前站，走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头。俞夫人我们没见过。过去我们所给他家送东西去，俞夫人是不见人面的，只呆在帘子后面。完全是旧式规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风采。“大表姐”是小脚，她走路的步态如京剧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军宣队的指导员老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可能想，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前面呢？于是，他让我走在前面。我们从学部排队走到北京站，还打着旗帜。唱没唱歌我忘了。

吴世昌、吴晓铃、钱钟书也有一段故事。那时盖了平房，搬进宿舍后，他们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吴晓铃是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的权威。他分管工具。吴先生管工具很细心，大锹、钉耙、锄头、砖刀等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砖头擦得雪亮还用一个大本子编了号，像做资料卡片似的，记录在册。吴世昌和钱钟书分管领报和发报。他们三个人性格不一样。吴世昌很直爽，也好争辩，老跟何其芳、董来宾辩论，不辩出对错是非，不肯罢休。

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吴世昌跟吴晓铃吵起来。吴晓铃有一个动作，爱用手指点对方。吴世昌的文人气来了，说，你跟人说话这样，你以为你那手比梅兰芳还好吗？吴晓铃一听，气得够呛，说不出话来。

钱先生正在看书，他是躲在蚊帐里看书。听二吴辩论，他在帐子里说话了，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还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还好听！吴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细，所以钱先生这么说。这一下，又搞得吴世昌说不出话来。

**************************************************

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

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烘。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

折腰胼手非无苦，一念新苗乐有余
——忆吴世昌先生教我做学问

刘扬忠

我终生敬爱的专业导师吴世昌先生辞世已经16年了，可是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他老人家却一直活着，没有一天离开过我——我的工作间的书桌上方，一直悬挂着他的遗像；我们文学所那间宽敞的会议室的墙壁上，并排悬挂着包括他在内的十位大师级的前辈学者的照片，每当我出席所里的会议或学术讲座时，就看见他向我微笑，像是又要对我说什么……我跟从吴先生研治词学的时间达八年之久，就是这八年奠定了我的事业基础。我今日能在词学上有所成就，全是恩师当年悉心教育和引导的结果。他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关门弟子” (另三人是：董乃斌、施议对、陶文鹏)的呕心沥血的教育，恰如他讲学英伦时所写的《牛津新居与家人园中耘草》一诗中形容的，是“折腰胼手非无苦，一念新苗乐有余”。就让我写下吴先生教我做学问和做人的一些片断吧。

1978年秋，我考上了年已古稀的吴世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从此正式走上了专治古典诗词的道路。记得那一年，我是怀着一种既崇敬又有几分畏惧的复杂心情立雪“吴”门的。这是因为，我入学前就已知道，吴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精通文史并在红学；词学、训诂学、金石甲骨文等好几个学术领域都有重大贡献的学问家。而我却在大学本科二年级时就因“文革”的爆发而中断了学业，之后当了农村中学教师，在偏远闭塞的贵州山区蹉跎十年，学业早已荒落，入学前就担心自己不配当这么一位大学者的门生。再加上，那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时，口试一开始，就碰了吴先生一个大钉子一一那一次的复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项，我在笔试中就韩愈“以文为诗”和苏轼“以诗为词”两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很幼稚粗浅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看法。我幽居农村多年，与外界基本隔绝，丝毫不了解学术界的信息，做完答卷后自我感觉居然十分良好。谁知第二天上午，我刚被“传唤”进口试的房间，坐到考生位置上，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主考官吴先生就盯着我看，不发一言(那是我们师生第一次见面)。待到坐在他两旁的吴庚舜、乔象钟二位教师与我略事寒暄之后，他左手在空中轻轻一按，右手拿出几张事先准备好的卡片，就直奔正题，对我连珠炮似的发起问来。他所质问我的几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说清我的答卷中全盘肯定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段时间正在准备对韩、苏的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反驳学术界对这两位作家的一些积非成是的结论)。我因事出意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顿时语塞，结结巴巴地什么都答不上来。时当盛暑，我急得“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幸亏乔象钟、吴庚舜等几位老师及时转移了话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让我回答，才算为我解了围。就这样，师生初次见面，我就强烈地感受到吴世昌先生执著耿介的学术个性和只认真理不认人的治学风格。但同时我也因他一见面就毫不留情地“刁难”我而产生了对他的几分畏惧和自卑。我担心进人师门之后“没有好日子过”。入学之后，又听文学所的一些人谈起他在学问上常常与人“较真”，并曾与红学界的几位专家打“笔墨官司”的逸闻轶事，这就使我的畏惧和自卑加重了不少。因此，最初几次到他在干面胡同的宿舍听课，我都是缩手缩脚、低头屏气的，怀抱的是一种登门“受训”的态度。

谁知几次接触之后，我对先生的印象顿然大变。在他那间悬满字画的客厅里(有几次是在他那间插架万轴的书房里)，我感受到的不再是严厉和冰冷，而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馨融洽气氛。每次见面，名为“授课”，他却从来没有摆出老师的架式居高临下地“传道授业”，而是让我和他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两端，与我近距离地、无拘无束地谈天。在似乎不经意的、无主题的闲聊中向我传授知识、答疑解惑和指点研究路子……渐渐地，我认请了我的这位业师是那种既严肃又温和、既坚持原则又富有灵活性、既严格要求学生又循循善诱的好导师。早年读《论语》时，我就很神往于子夏所描绘的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好老师。如今我如愿以偿地投入了这样的老师门下，还有什么可畏惧、可自卑的?端正自己的态度，一心一意地跟着他学吧——学做学问，学做人!

吴世昌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在国内几所名牌大学当教授，后又出国，执教于英国牛津大学达14年之久，是一个经验丰富、训徒有方的老教育家。我们师兄弟四人人学之后，他因材施教，在辅导小组的另外三位老师(吴庚舜、乔象钟、张白山)的配合协助下，陆续为我们每个人制定了培养计划，确定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在“吴门四弟子”中，我是小弟弟，根基最浅，而我的三位师兄则是“文革”前名牌大学毕业生，并都在“文革”前就从事过文学研究工作，因此刚一入学吴先生就为他们分别确定了唐诗、宋诗、词学三个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只有我，因为只上过大二，“混沌未凿”(这是辅导小组的张白山老师当时对我的评价)，研究方向与选题范围一时定不下来。我很着急，吴先生也为我着急。幸好他从我考研的答卷和我入学后呈请他批改的一卷诗词习作中，发现我对唐宋词有偏好并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于是就在个别授课、交谈和布置作业时有意把我往这方面引导。我对此亦心领神会，除了公共课和基础课的学习之外，把主要精力都投注到词学上来。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学期的师生配合探路的历程之后，我终于确定了词学的专业方向。

在这以后的跟着吴世昌先生专治词学的七年中，我从他那里更是所得良多——不但学会了怎样在学术研究中开拓创新，而且学会了怎样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

吴先生辅导我做硕士论文的许多细节，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0年初，也就是我读硕士的第二学年上学期末，我开始就学位论文选题请求吴先生给予指导。我读高中和大学本科时，受当时通行的几部文学史和胡云翼《宋词选》的影响，对群星灿烂的宋词只知道、也只欣赏苏轼、辛弃疾等几位大家和一个“豪放派”，因此选题时自然想到了要做苏词或辛词。吴先生听完我的陈述之后，连连摇头道：“不要做苏辛，不要做苏辛＼像诗中李杜、词中苏辛这样的大家，一向都是研究的热门，积累的成果很多，别人做了100篇文章，你来做第101篇，是很冒险的。如果没有新材料与新观点，宁可不做为妙。我希望，你所做的文章能够提出新见解，开辟新领域，成为某一方面的第一篇。”(后来我与同门闲聊时得知，类似的话他对施议对等人也说过，而且不止一遍)说完这段话他停顿了一阵子，见我陷入了沉思，他就建议我：先去图书馆泡上一段时间，搜集信息，全面了解建国30年来词学研究的现状，从中发现问题，再来商量选题。

听了吴先生的点拨，我就利用寒假的时间一头扎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历时十多天，读遍建国以来词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从中发现：有“集大成”之誉的北宋大词人周邦彦，建国以来被研究者打翻在地，进行了极不实事求是的贬损。如今有必要拨乱反正，对周邦彦及其《清真词》重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萌发了写文章的念头后，我急匆匆地从图书馆直接去了吴先生家。听了我的汇报，他十分兴奋，对我的观点和文章构想极表赞同，当场吩咐我：“权当完成本学期期末作业，先将你的初步想法写成一篇论文来给我看看！”

三个多月以后，我的一篇长达18000字的论文《对建国以来关于清真词的一些评论的初步商榷》交到了吴先生手里。他细阅全稿后，提笔在首页的天头批了四个大字：“优。吴世昌。”之后意犹未尽，又在下端写道：“此文有独到见解，说理谨严，分析正确，批评中肯，切中时弊，可以发表。世昌再识，1980．6．3。”他对此文惟一不满意的是标题，认为缺少论争勇气，太“中庸”，没有鲜明的针对性，于是给我改为《论建国以来对清真词的错误评价》。这个新标题，开门见山，“火气”十足，显示了典型的“吴世昌风格”。我知道，他是在通过改动标题教给我一种为学与为人所必需的胆量和勇气。待我按他的指点把文章修改一遍之后，他就打电话约来了我的副导师吴庚舜先生，请他将此文推荐到某著名期刊去发表。

谁知事有出人意料者!文章投出去之后，迟迟不见回音。好几个月之后，那家期刊的一位自己就是古代文论专家的资深编辑给我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寄给我，要我按其要求修改文章，再予以发表。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你为周邦彦“翻案”是有一定理由的，论述问题也较深刻，但总的看来，对清真词的评价“过头”了；对清真词应“一分为二”，对建国以来有关清真词的评论也应“一分为二”，不能用一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拿着这封信，我思想上十分矛盾：我的那篇论文并非无懈可击，但基本观点我自认为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我决不愿放弃或改变；但如果不按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则会失去一次出成果和出名的宝贵机会(当时我还没有在全国性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态，我又一次到了吴世昌先生家。他看了那封编辑来信后，吃惊地对我说：“啊!他们是叫你做一篇四平八稳的‘清真八股’哇!”见我迟疑着没有答话，他似乎明白了我的矛盾心理，放低声音问我：“你自己打算怎么办?”我如实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他听了以后，语重心长地对说我道：．修不修改这篇文章，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要注意两点：第一，对于自己经过潜心研究取得的基本观点和结论，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有坚持真理的精神。这样的反驳旧说、提出新见的文章，如果要修改，应该是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说理还不充分，论证还不周密，论据还不充分，从而动笔加以调整和弥补，而不应该是一碰到旧说的反击就动摇了自信心，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第二，倣学问、搞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追逐名利。你如果为了早日发表作品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去迎合编辑的观点，那么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学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得不偿失的。”听了这一席话，我顿觉心明眼亮，同时又暗自感到惭愧，当即回应他道：“对这篇论文我是要认真修改的，但不是为了马上拿去发表(当时我的几位师兄都已发表过专业论文)，而是为了让它变得充实厚重一些，成为我的治学道路上的一块坚固的铺路石。我想就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来做我的硕士论文。因此我不想做一般性的或枝枝节节的修改，而是要全面改写。我打算在保留基本观点和基本材料的前提下淡化驳论的色彩，改从正面来观照研究对象，全面而系统地描述评论周邦彦其人其词。至于发表，我想等到将来答辩通过了，专家们证明它是一项过硬成果了再说吧。老师您是否同意我的打算?”吴先生面露微笑说：“你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就这样，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定了下来。

以后的事实证明，吴世昌先生对我的这番高明的引导，对我在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夏天，我的硕士论文《论周邦彦及其清真词》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其中的两章一年后分别在两个重要刊物上发表，成了我的成名之作。之后，这篇硕士论文经过修改和增补而成为一部专著，取名为《周邦彦传论》出版了。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但我最珍视的，仍是这本凝聚着导师心血的《周邦彦传论》。饮水思源，能不加倍怀念老师吗?

1981年秋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文学所古代室工作之后，吴世昌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扶持我。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去文学所报到上班时，他高兴得连连点头说：“好哇，从此我们是同事了!”我说：“不，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以后我要继续跟着您干!”他哈哈大笑道：“你不要说‘跟着您干’，你应该独立地干，你已经可以独立地干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但打那以后，我仍坚持像读研究生时那样，每个月去他家一次至二次，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他除了照常答疑解惑，指导我做新的研究课题外，还给我安排了重要的工作任务——吸收我为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宋辽金文学分支编写组成员，令我撰写其中若干重要辞条并审改宋词、金词的辞条。这期间，我们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合作得颇为愉快。教学相长的又一个重要事例是我们在宋词风格流派研究中的互相呼应与互相支持。1979年他给我们师兄弟讲课时就明确地指出：宋词不能简单地划分为豪放、婉约二派，并特别强调北宋时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豪放派。受他的启发，我系统考察了宋南渡时期词风演变的情况，发现宋词之“豪放派”乃是金兵南侵、宋室南渡后才形成的。我将研究所得写成《简论向子諲及其<酒边词演>——谈社会变化对词风转变的决定性作用》一文。吴先生阅后大喜，认为此文为词学研究贡献了新的东西，就将它推荐到我们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实际上为吴先生的词学观点提供了新的有分量的论据，因此两年后他在撰写那篇震动词学界的论文《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此文发表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时，就用了近600字的篇幅引述我的观点，并于当页作注道： “当然‘豪放’派这名称也不合适，为说明问题，姑用此名。参看刘扬忠《论酒边词》。”老师引用学生的成果，一方面固然是他作为大学者的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的展露，另一方面也是在扶持和鼓励学生。试想那是我的科研成果第一次被人引用，而引用者竟然就是我的老师，我当时受到鼓舞别提有多大了！

1998年11月初，吴世昌先生的家乡海宁举办了纪念他90冥寿的学术研究会，我在那个会上即席创作了两首怀念先师的七律。现将其中第一首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上庠游学仰高名，忝列门墙一小生。
绛帐传经垂典范，利斤琢璞育精英。
换皮换骨师恩重，为学为人境界闳。
鹤驾归山今一纪，音容宛在意难平。

[以上全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页]

**********************************************

谨向六者深表谢忱！！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716297 seconds ] :: [ 22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