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魂曲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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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魂曲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封从德
很高兴读到安田兄的文字。每年六四前都有些新的收获，以前与超华、小雅、胡平、安魂曲、云儿的讨论，使我对六四有了深入一些的认识，今年是和安田兄的讨论。安田兄的文字理性而成熟，细心体察又顾全大局，说明安田兄是一位很有分寸和底线的人，这令我非常尊敬。安田兄对资料的把握也相当准确，对事件本质的判断非常透彻，我想是因有心和求实的态度。当然，可能安田兄能花在上面的时间精力有限，有些资料没有看过或没注意到。但这没有关系，今年我正准备就相关问题写些文章，我们可以就此讨论起来，希望你的疑问能找到解答，我们还能深入探讨找到问题的症结，这样也可以让更多关心事实真相爱护这场运动的人们了解透彻些。
非常认同 “实事求是以忠实于历史的态度回忆细节” 的态度，涉及个人责任的地方，实事求是应该是最好的方式，我采取三不原则：不回避、不夸大、不勉强。也很认同你关于如何对待过去错误的态度。我自己曾很后悔五一四没有处理好，90年出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在反省这个事情(见拙著中“反思中的困惑” 一文http://www.64memo.com/Disp.asp?Id=14&mode=page&page=330)。后来还发现有许多别的问题，比如自己没有绝食却做了绝食团副总指挥这样不合基本程序的事情，都在文章中陆续反省。不过，我很不习惯在观众面前所谓的忏悔，让我觉得假得好象过去的学雷锋日记。如果相信上帝，那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跑到媒体上做秀恐怕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相信佛道，那就更讲究阴功阴德。昆德拉所谓媚俗，孔子说的乡愿，我从心理上乃至生理上都反感。虽曾陆续参与过好几种宗教仪式的祷告和忏悔，为死难者祈福超生，但这些都不是应该在公众视野中去张扬的。
下面对你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１. 绝食决议
封兄说：“高联最后被迫宣布‘支持与理解’，也就是说，绝食不是由高联组织的，而之前的高联曾再三做出决议反对绝食，之前的北大筹委会也是反对绝食的。因此没有‘通过了保留北高联意见的绝食决议’这么一回事，”
根据安田查阅的资料，封兄所言符合历史事实。在这一点上，王丹和吾尔开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希望封兄补充柴玲在这中间的作用以及封兄自己咬破中指写血书的情况。这些细节，在相关的文献中，已有交待。只是想得到确认。】
〖封答〗：其实，就发起绝食的具体过程看，王丹和开希不一定是挑头的，马少方最近的文章回忆甚至说二人本来不想绝食。我也不认为绝食就一定不对，当时情况下绝食很难避免，所谓大势所趋，拦是拦不住的，问题在如何疏导。洪水泛滥是因为积怨太久太深，不是谁个人的责任；但决堤放任洪水自流，就不负责任；不顾民主程序以“个人名义”去决堤更是不负责任。我说责任，是指不经过组织程序乃至凌架于组织之上。实际上，如果当时不那么仓促逞个人英雄，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发起绝食，广场后来的收放不能自如的问题会好很多。我一直认为民主程序是关键，而按北大筹委会的经验，这并非做不到。王丹和开希不守组织原则实际上从很早就开始，比如组织设立发言人制度，规定常委不能私自见记者，二人却在4.29私自跑去香格里拉大酒楼召开“个人记者招待会”（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又是谁帮助张罗的记者会，两个刚进大学的学生怎么懂得媒体运作？），从此被媒体捧为毋需具体职务的学运“当然领袖”，９１年巴黎会议上17位同学查了很久，也弄不清他们在组织中具体担任什么职务。他们受到组织内部批评或需要绕开组织程序时，总是用“个人”名义，开记者会如此、对外宣布北高联决议时如此、绝食后发布各种“命令”时也是如此。而学运组织当时一方面有更紧急的事，一方面也不好对外弄出“内讧”的印象，拿二人毫无办法。开希的情况大家比较清楚，王丹的问题以前大家说得少，可能与他长期在国内不好说及媒体效应有关。但十五年后，应该是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不过，绝食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一点也没有先知先觉，实际上在主观上是支持绝食的，虽然当时我已经辞职。我没有参加绝食，是考虑到组织工作的有人来做。当时我已在五月六日辞去北高联和北大的职务，本来以为可以回去复课赶完论文了(我应该在6.12硕士答辩)，结果计算机再次坏掉才又回到学运的。之后主持北大公开的“自由论坛”，把原来筹委会设在28楼上念稿的广播站搬到三角地下面来，大家自由发言，结果异常踊跃，柴玲和王丹5.12晚的绝食演说就是在上面做的，也有人反对绝食，但不多，我作为主持人，保持中立。后来在广场建立广播站，主要是因为我有“自由论坛”的经历。柴玲对绝食有巨大的感召作用，除了5.12晚的演讲，最重要的是她念的《绝食书》(http://www.64memo.org/disp.asp?txId=12164&Page=5) 。九一年巴黎会议记录《回顾与反思》对绝食发起有较多的核对。
我咬破指头写血书是在四二二，中共拒绝接见下跪请愿的郭海锋三人时，我一方面觉得下跪太耻辱，一方面对中共的蛮横很愤怒。实际上那天也差点发生流血冲突，六排军警向学生队伍冲了两次，我和纠察队长及柴玲在第二次冲击时带队让大家撤离。这个情况我在九○年三十万字的备忘录中有记载，但一直没对外说，这里是首次公开。以后可与当时的纠察队长赵体国和彭嵘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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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封兄说：“绝食后高联就立即在内部宣布王丹和吾尔开希‘不能再代表高联’”。这一点，我的印象比较模糊。封兄可否提供旁证？】
〖封答〗：参见《回顧與反思》頁101; 160, 182, 296-297; 294, 297，及下面两段以前的批注(上下文参见六四档案)：
Ａ／封從德註卡瑪《《天安門》中文底本(原版)》:吾爾開希【從五月十四號開始，這場運動就走向一個重大的挫折】
實際上是吾爾開希個人『從這時開始走向重大的挫折』﹐他從此不再在任何學運組織中任要職﹕北高聯因為其違背決議而宣佈他和王丹不能代表組織(5.13)﹐後更將其正式罷免(5.17)﹔絕食團被柴玲李錄的絕食團指揮部取代(5.15)﹔他也不是對話代表﹔北師大也把他選了下去(5.24)。關於絕食後開希﹑王丹不能再代表高聯﹐及師大改選﹐見王超華和梁二的回憶 (《回顧與反思》頁101; 160, 182, 296-297; 294, 297) 但二人依靠媒體效應﹐一直讓外界以為他們是高聯的負責人﹑『主席』﹐以至於後來大家必須荒唐地罷免其根本沒有的職務。這是學運組織尚未適應現代媒體的重大教訓。(http://www.64memo.com/disp.asp?txId=531&Page=5&idNote=198#NT198)
Ｂ／封從德註卡瑪《《天安門》中文底本(原版)》:王丹【我覺得我對廣場事務已經產生不了任何影響, 而且我也不可能發揮作用】
王丹的情形和吾爾開希類似﹐從絕食後其影響主要在媒體﹐而不在學運組織內。實際上﹐王丹自四月底只是北高聯的『掛名常委』﹐不是正式委員﹐更不是在媒體上宣稱的『北高聯主席』。他們越過組織發起絕食後﹐高聯即不再承認其代表性(《回顧與反思》頁101; 160, 182, 296-297)﹔又不是對話團代表﹔也不是絕食團指揮部的實際操作人員﹐自然『對廣場事務已經產生不了任何影響』﹐但在媒體上依然保持『領袖』形像﹐也時常號召堅守廣場。戒嚴後﹐王丹與王軍濤等人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媒體又當作運動的最高組織﹐但未經選舉程序。(http://www.64memo.com/disp.asp?txId=531&Page=8&idNote=208#NT208)
－－－－－－－－－－－－－－－－－－－－－－－－－【3．安田原文中有：“改革派希望我们闹大”。根据我的资料，是吾尔开希讲的。封兄可否确认一下：对不对？
毫无疑问，当时确实有人和上层有联系。但我以为，不应该是吾尔开希，他是典型的时事造英雄。但不知道怎么会是他讲出这样的话来，应该王丹的可能性比较大。在六四前，王丹就在北大组织了许多期民主沙龙，认识和联络了一批人。后来的北大筹委会里，就有王丹的同宿舍的杨朝辉（当时好像只有19岁）也在里面当了秘书长。其实，王丹后来能够成为第一号通缉犯，完全是民主沙龙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后来的学运。根据整个学运的情况看，王丹只有极短暂几天掌握了领导权，其它时间锋头一直比不上吾尔开希和柴玲。这也是学运后期的“联席会议”产生“全力树造” 吾尔开希领袖形象的一个原因。
但毫无疑问，在学运刚开始的四月，所有自发跳出来的学生领袖中，应该只有王丹具有和上层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其他的，即使几个民间的“黑手”，也不过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已。到发动绝食的时候，已经是427大游行以后的低潮期，有的学校已经宣布复课（这些在我的小说《天安门情人》中都有描述）。如果没有这个峰回路转的绝食，历史必将重演。可以说，中央的改革派当时掌握了主导权。427大游行宣布了426社论的破产，这显然出乎李鹏等一小撮的预料，他们在邓的面前抬不起头。这时候，赵紫阳的54讲话，亚行讲话，两次都从正面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而效果显然不错。到了这时候，邓也只有静观其变（我觉得，即使邓这样的屠夫在那时候也还没有下定了镇压的决心，但他已经开始调动军队，作了以防万一的准备）。但突如其来的绝食，打乱了赵紫阳的部署。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表现得很失望的原因。即使这样，赵在失势的最后关头还到广场看望学生，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他人格的伟大！
绝食绝对是不利于改革派的一步棋。所以，所谓“改革派希望我们闹大”这句话的出处，就很关键。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个陷阱。到底是谁说的（也许我记忆有误）？是真的还是假的？来源何处？为什么当事人不站出来讲清楚（总共就那么几个人）？】
〖封答〗：“改革派希望我们闹大”这句话出自91年《回顾与反思》第94頁，是王超华的回忆，说是马少方与梁二在北高联争论应否绝食时少方所用的理论。超华的回忆一般都比较准确，她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人。这么关键的细节，又如此戏剧性的场面，记错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当事人梁二就在同一会场，对这个细节也是认同的。不知何故，少方最近的回忆文章特别提到绝食发起的事却对这句话不置一词，只提到他和王丹、开希等六人如何在饭馆商议绝食。有些关节处与超华91年的回忆相左。少方在六人中最有理论水平，王丹与他走得很近，似乎也较多听他的，当时以为绝食正是“改革派希望我们闹大”的项目也很可以理解，但说得那么肯定来自中南海高层的内部消息，很难相信是少方或超华的编造或想象。(少方近文见http://www.64memo.com/disp.asp?Id=12131)
下面是《回顾与反思》第94頁：
王超华：
在做這些調查之後，五月十一日下午有過北高聯一個常委會，在這個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梁二拿著一個傳單，他在五月七日星期天的時候就給我看過，叫做"除了中華富強，我們別無所求。"他的一個基本認識就是，哪怕學運暫時失敗，哪怕我們學生領袖暫時受到壓制，學生領袖個人都受到迫害，根據現在情況，我們不應該再做什么了。馬少方說，"誰不是為了中華富強"。我非常不滿意，但是我沒有象梁二那樣馬上拍桌子起來跟他喊。我說，"你要是有一點基本常識的話，象西方國家那些的中國問題專家，根據一般的消息，哪怕是報紙的報導都能分析出動向。你不要專靠著小道消息，而且你如果這樣光靠著這個，完全迷信這個，不對報導加以佐證的話，會有問題的。"我們當時就已經提出，并在各個學校傳達過，反對四‧二六社論，擁護趙紫陽五‧四講話。這是高聯提出來的，是我們那時所謂的"要務虛，要務實"，務虛以後提出的一個口號。在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從這個階段中央辦公廳對對話團的反映來看，高聯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衹舉行中、小規模的活動。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多接著就又開了一次常委會。剛要開，楊朝暉就來了，說"哎，我們要絕食，高聯得支持啊﹗我們這兒串聯絕食呢﹗"我當時就火了，說"誰串聯絕食呢﹖"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且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包括劉燕說的民族學院、師範學院，馬少方自己的電影【以上第94頁】學院，還有很多院校。他說，"我們要到天安門去絕食，我們要求高聯派人保護。否則的話，我們隨時可能被警察架走。"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拍桌子，我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我非常氣憤的說，"明擺著你們是用了高聯聯絡部，否則的話，你們怎么找到這些學校的積極分子的﹖你用了高聯聯絡部，不通知高聯。"我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么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他馬上說，"沒有吾爾開希，這個事情是我們替他簽名的。"趕緊替他辯護。但是到了美國以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鄭旭光衝我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我一下就蔫了。我們當時說，我們不是堅決反對絕食，而是現在不是時機。那怕我們衹放出一個風聲，但是不去，這都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是時機，因為現在政府不是說根本不跟你對話。
另外，“王丹只有极短暂几天掌握了领导权” 你是指哪几天？看来老兄也被媒体误导了，虽然程度轻很多。超华91年在巴黎会议上称王丹“不干实事”， 除了媒体上面外，我不知道王丹在哪个组织真正被大家赋予过领导权----北大筹委会、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联席会议，都是外界以为如何如何而已----在北大、高联中从未作过主席，在北大还差点被选掉(与沈彤同票而沈不在改选现场而被选掉)、在高联因北大很不满意他的作为而被撤换，从4.30起只是“挂名常委”(他和开希以安全理由要求组织保护才破的例，否则连常委都不是) ，绝食团、指挥部中也是挂名而已、联席会议实际上是王军涛掌控，但媒体从来不管这些，从4.29王丹开希个人记者会之后就把二人当作运动的当然领袖，而外界的认识又多来自媒体。这样 “至高无上”的虚位，有影响而没职责，导致运动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很不正常，学运组织很难坚实，后来的分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拿媒体毫无办法，这是很大的教训。这个问题实际上持续到现在，结果做事的人很难，不做事的很轻松而不负责任，导致民运一度形成飘飘在上不作实事的严重后果。当然，随著时间的推移，明白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明星时代已经过去，实干的人越来越多。
－－－－－－－－－－－－－－－－－－－－－－－－－【4．封兄说：“安田小看了“黑手”们的作用…… 一、“联席会议”“任命”了广场指挥部，”
我认为这样的任命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广场指挥部”根本上还是从 “绝食团指挥部” 继承过来的。实际上，“联席会议”对“广场指挥部”影响甚微。当时，两家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王军涛组织的“联席会议”的目的就是在宣布戒严以后，想夺取学生运动的指挥权。但显然没有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柴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后，情绪比较激动的原因之一。在学运后期的走向上，广场指挥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如封兄所言：“其实就连这个所谓的撤离动议其实也是学生指挥部的我和柴玲提议的”，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决议没有能够贯彻下去，其具体执行机构——广场指挥部——当然应该负责。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柴玲和封兄真想如此，应该是能够实施的。在这一点上，联席会议的作用很小。
也许当时广场指挥部提出撤离是真心的（压力太大），但显然后来改变了主意。根据一些人的回忆，以及柴玲的记者采访录音，改变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与领导权有关。】
〖封答〗：基本同意。“在学运后期的走向上，广场指挥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联席会议的作用很小”这些判断都很准确。而“联席会议”对“广场指挥部”“两家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 到未必。实际上是两家联手将北高联（王超华、郑旭光等）逼出广场。柴玲反感的是联席会议上吾尔开希和刘晓波互相吹捧，要做“中国的瓦文萨” 、“人民发言人”。但柴玲的反应不是抓权不放，而是辞职离京，录像讲话就是在这种心情下作出，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到广场上找到我同行。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录像的事，听她说要离京去弄什么“联省自治”，觉得不切实际且不负责任，才劝阻的(如果我们刚刚上任三天就辞职离京，我当时的研判是会导致广场更加群龙无首----也许我的判断并不准确) 。否则柴玲的录像讲话就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了。柴玲当晚还在广场“学生议会”上对几百个高校代表坚持辞职，可见她并非戴晴和媒体抹黑的那样只是为了权力。我至今相信她太没有政治上的心机，因此也时常太天真，太不懂得防备。但这正是其纯真勇毅的一面，而这种纯真勇毅正是专制者及其帮凶所害怕的，因此抓住其弱点就拼命攻击，向世人推销一个妖魔化的形像。这也是我维护她的主要理由，是运动期间那个纯真勇毅的柴玲。我如果对她有看法，完全是后来和别的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广场指挥部在头一天刚刚准备通过“空校”回家的方式将“情绪化运动”中的广场学生“以情绪化的方式” 带离广场，将民主的火种撒向全国无数个广场，结果受到三方面的阻拦而未成：首先在李录那里没通过；其次在王军涛王丹的“联席会议”上也没通过；最后也没有得到“学生议会”的支持。
5.27“联席会议”后我安排了记者会(宣布三日后撤离)，随后我就回北大和北高联处理一件重要的事情去了。当晚指挥部、“学生议会”、“联席会议”几方如何商讨，我没亲身经历，但从后来的资料看，王军涛和李录达成了协议，“学生议会”也没通过撤离表决，指挥部如何执行撤离决议呢？这里我们遇到民主原则和紧急状态集权的必要性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除了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未见任何人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任何运动都回避不了的。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广场“学生议会”的作用。如果说指挥部相当於政府，“学生议会”则是真正的议会（众议院），王军涛王丹的“联席会议”则相当於参议院。民主架构中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应该是众议院，广场时期的实际情况就我的经验也是如此。不过，广场上的这些架构并未摆脱共产党文化的毒害，下面是拙著中的一段分析「小『政治局』式的組織方式」，是对我参与的指挥部的一个反省：
八、總體反思：習慣法VS成文法
這樣，指揮部的「上設」機構就從知識分子「議會」還原回廣場學生「議會」，而「學生議會」的召集者與主持人卻又是指揮部，這樣一來，指揮部便可以自說自話，收放自由了––收，可以用首聯的「授權」來對抗北高聯；放，可以用學生「議會」的「民主」來對付首聯。最發人深思的，是學生與中共的組織方式竟然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上述結構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有廣場議會；集中，則在指揮部。而到了五月底更是集中到「核心例會」，基本上就是李祿、柴玲和我三人的每日碰頭會。到了六月三日，連柴玲都不知道，李祿與我商量要取代她作總指揮，我取支持態度，因為運動中的經歷和廣場上的混亂局面使我感到確實有此必要，結果這一計劃自然是被六四打斷了。這不正是以民主始、以集權終的又一例證嗎？我無意誇大個人的作用，也不認為這就會怎樣，但我覺得我們實際上沒有跳出黨文化的框限。這是很值得反思的。另外，指揮部–廣場議會–首聯，與中共–人大–政協之間，不知道是否也可作類比。我對政治理論知識有限，還是留待有關專家來作分析。去年一個會上有人說：中共只講「習慣法」，而不顧「成文法」，對憲法和法律隨意取捨。我一聽，當時便反省道：實際上學運發展到後期，也是「習慣法」佔上風，若真拿條文來對，很多組織與個人便站不住腳，比如我自己並沒有絕食卻作了絕食團的副總指揮。本文分析的一些學運組織與個人也都都顯示出許多「成文法」上的問題。共產黨「打江山坐江山」，學運組織後來也是看「老資歷」，看知名度，甚至「個人魅力」。最近重讀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發現她早已用「成文法」對「習慣法」的模式來分析中共的權力結構。她說，「中國社會的兩極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有時也表現出驚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成文』憲法要求他們的領導黨，而更多的是談黨的政策和領導人的講話精神。」(頁一七八)滑稽的是，許多人在評議八九學運時，也是同一思路：只關注幾個「領袖」的講話精神，卻漠視各組織的代表性和民主程序。王超華也有類似觀察(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本文進一步發現，八九學運期間對民主程序的強調雖然是一個進步，但還未擺脫專制下的習慣藩籬。而在專制下怎樣才能自覺掙脫身上和心裡的雙重枷鎖，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另外，本文定稿前我讀到一篇反思文章，覺得很有道理，特別加寫此段。在《「六‧四」反思錄》中，北大八六級本科生唐山提到籌委會在成立後不久宣佈的組織原則是：１、新的籌委會由以下同學組成；２、新的籌委會委員由已有的籌委會委員提名並選舉產生；３、並通知全體同學，徵求大家的意見。他說可能還有第四條：「為保護參加同學的人身安全，籌委會中的部分職務對外保密」。他觀察道：這種「小『政治局』式的組織方式」，無論是北大籌委會，還是北高聯，還是以後的絕食團，採取的似乎都是這一組織形式––只是發號召，採取行動，宣佈組織人員名單，開新聞發布會；領導著大家前進––甚至不怎麼再宣佈「組織原則」。(華夏文摘cm9310c)民主機制要在這種基礎上逐步摸索出來，其艱難可想而知。民主機制在八九學運中的建立，有一個艱難的過程。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只有想像中的民主，卻從無體驗，因此得從零開始––其實是負數，即中共黨文化下的許多不良習慣。可以預測，這個障礙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也難以避免。http://www.64memo.org/Disp.asp?Id=14&mode=page&page=376
－－－－－－－－－－－－－－－－－－－－－－－－－【5．封兄说：“不仅如此，而且‘黑手’们反复要求广场学生坚持到6.20召开人大之后再看是否撤离（这些都有原始资料），”
这一点，也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够推卸广场指挥部的责任。两者的关系还是柴玲说得很明白：广场指挥部和“联席会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联席会议”只起到参谋的作用。事实上，“联席会议”有许多的建议，广场指挥部都没有理睬。】
〖封答〗：如果我给你我在“推卸广场指挥部的责任” 的印象，这是我的疏失，行文篇幅限制常常会不周全。实际上柴玲还说了很多别的话，如“联席会议”“任命”了广场指挥部” ，只是不在那个录像中罢了。
你说“联席会议有许多的建议有许多的建议，广场指挥部都没有理睬”，可以具体举例吗？
关于广场指挥部和“联席会议”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混乱，下面是拙著《天安门之争》中的讨论(http://www.64memo.org/Disp.asp?Id=14&mode=page&page=374)：
這便觸及到實質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甚麼關係。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一【以上第373頁】看原始資料。二十四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包遵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二個組織的結構關係：
本報訊︰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為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憲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部、參謀部、後勤部、糾察部。(《八九民運史》頁三五○)
顯而易見，這個結構很混亂。首先是指揮部作為「中心」，與首聯究竟是甚麼關係？甘陽說「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包遵信聽了，覺得「這說法真讓人無法理解」，結果也用了一個很模糊的概括：二個組織「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執行；聯席會上討論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未完成的涅槃》頁二三四)首聯發言人劉蘇里在五二四下午對記者的解釋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聯是作為指揮部的後援組織，作用是出謀獻策，擔任智囊團角色，但對指揮部沒有硬性制約關係，首聯提出的任何意見，最後決定權仍在指揮部(東方日報、快報五月二十五)；另一方面，首聯決定，天安門廣場保衛工作由總指揮部統一負責，採取總指揮負責制，而總指揮則向聯席會議負責(明報五月二十五)。
這便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二者又都是指揮部的「上設」機構，問題就出在這【以上第374頁】裡。後面將分析的五二七建議的混亂局面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6．封兄指责：“六四后这些人却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主撤的‘温和派’”
每个人都如此，除了安田。因为这样的责任太重大。对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不过是个人的激进冒险，而对那些“领袖”们，就是置普通学生于死地的过错了。所以，即是封兄否认自己当时有过激进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如果想知道“六四”真相，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领袖的激进，到底是不是造成学“六四”屠杀的根本原因？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425老佛爷已经放了话：“不怕流血”。而到最终动用军队，也不是在学生运动最激烈的时候，而是在学生运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尾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六四”屠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生激进与否，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老佛爷的利令智昏。当然，如果学生不激进，也许可以避免那样残忍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屠杀本身是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当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很少，秘密进入天安门地区的军队已经完全可以在不需要外来部队增援的情况下，采用不开枪手段把学生驱离广场。
只有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以前的学生领袖才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自己当初的激进态度。安田实在不觉得当时的“激进”有什么错。在那样的氛围下，不激进的才是头脑有问题。所谓的群众运动，就是物理学上的布朗分子的集合：人人都成了无头苍蝇，只剩了能量需要散发。所以，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应该切记：不要再卷入这样的活动，否则，没有人可以为你的生命安全负责。
至于学生领袖间的权力斗争，当然让人失望。但他们也是人，就会有私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也很正常。】
〖封答〗：非常认同你的分析。
如果煞车对油门说：“你太猛，对面卡车碾了我们是你的责任”，油门如何回答？
其实，八九年的问题我真不觉得是油门太猛的问题－－古今中外还有哪场人民运动比中国的八九民运更温和的？－－我觉得问题在三方面：一是对面卡车的蛮横与残忍；二是我们没有装好煞车就冲了出去；三是方向盘失控，结果被对面卡车压碎就难以避免。
对面卡车－－中共－－的横行，世人皆知，人神共愤，毋需赘言。
方向盘失控，我们以前也有很多检讨，指挥部自然如你所言“责无旁贷”，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决策机制混乱才是根本症结，否则以后还会重蹈覆辙，而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当时没有人好好设计，事后也很少人探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幼稚。虽然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但不是讲究民主程序的文化，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不是口头上的夸夸其谈，而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感到安田兄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最欠缺的，还是煞车机制。胡平有句话很有意思：群众运动不失败就不停止。虽然悲观些，但点到了要害。因为群众运动群龙无首，好比没有煞车，不撞南墙是不会停下的。但是，八九民运并非简单的群众运动，它是有较高组织形式的。我们现在可以说八九年的组织很幼稚，但不能否认那是四九年后有最大规模组织的一次（法轮功也许后来居上）。组织才是运动的核心，忽略组织，无视民主程序，是当时和后来最普遍的失误。这个失误直到今天还普遍存在，这可能和国人长于关联思维短于逻辑思维有关，但这个情况随着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而逐步在改善。如果八九年大家还不成熟，总有一天大家会成熟的，这就需要很多先知先觉的人来催生。安田兄和许多网友正是我心目中的先行者。
“每个人都如此”，也不尽然，郑义就很坦诚，我的情况你也可以判断。
－－－－－－－－－－－－－－－－－－－－－－－－－【7．封兄：《八九民运史》中披露“黑手”们的“三线计划”：一線，由學生組成，繼續向政府施加壓力；二線，由對學生有影響力，有社會知名度的知識界人士組成；三線，由他主持，專司和政府談判。
这一点，陈小雅在《佛之血》中又有补充。另外，陈子明也有反驳（通过他的妹妹写给陈小雅的公开信，当时陈还在狱中）。我们看问题，应该全面。至于现在，中共退还了陈子明资产，那也是应该的。无论陈有没有和中共达成什么共识，退还资产这件事本身都没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无故抢去人家的东西，然后退还回去，连个歉意也没有讲，这本身是中共欠了陈。】
〖封答〗：你分析的这一面我完全认同，中共当然应该退还陈。问题是为何在退还陈的同时还在抓天安门母亲？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不是空穴来风。
－－－－－－－－－－－－－－－－－－－－－－－－－【8．封兄：“黑手”们在六四后到了海外就更“温和”了，甚至去大使馆公开悼念六四屠夫邓小平、帮助因六四而“闷声发大财”的江泽民访美时顺利绕过海外的抗议，他还不惜一切代价，要为屠夫李鹏辩护，居然以“当事人”的身分代学生发言：中共政府已经让步与学生进行了“电视直播”的公开对话，符合学生的程序性要求，而学生却不让步等等，言下之意，中共采用武力镇压也就合情合理了。。。诸如此类；而在国内的“黑手”则顺着李鹏的意思大讲“治理整顿”，并写申请书要求“火线入党”。。。。。。
到底是谁？可否直接指明？否则，打击面太大。各个“黑手”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封答〗：本来不想点名。其实这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人都清楚，你可以就近问些朋友看我说的是否准确。我当然希望这些都是误会，当然不希望六四“黑手”是中共帮凶。如果事实证明是误会，我会公开道歉，也愿意承担“传播谣言”的责任。我人不在美国，只是从多个渠道听说此人虽身为媒体上的“民运领袖”， 却在九七年初邓小平去世时跑去大使馆公开悼念邓小平；江泽民访美时民运界本来已经在纽约安排好了记者会和抗议活动，结果在之前一天他又突然宣布在华盛顿召开同样的聚会，把本来要到纽约的人都拉到华盛顿，然后再突然宣布取消。所有的人－－纽约筹备人和来参加的人－－都措手不及，结果事情砸锅，客观上帮了江泽民一个大忙。诸如此类的事情还不少。
这些听说的不论，有一件事情是我亲自经历，据此可能不难作出判断。下面这段是去年在『六四档案』中的一段批注：(http://www.64memo.com/disp.asp?Id=8294)
這是一場延遲三年才得以公開進行的討論，涉及我與王軍濤關於六四重大史實的核對與商榷。2000年6月，我讀了軍濤在多維上反思六四的文章及其在『大家論壇』上和網友的討論內容，發覺其中陳述的部分六四關鍵史實不甚準確乃至顛倒，尤其是說李鵬已經讓步而學生不讓以及薊門會議上誰主張撤等幾大關節處。軍濤此說一出，妖魔化學運者立即拍手稱快，紛紛佐其言以為中共開脫，責難學運。作為當事人，對此坐視不言實在是罪過，況且關涉史實之確立，更當慎重而為。史實未清，謬言必興。於是，同年6月23日，我致函軍濤，提出了我的疑問，願與他共同堪核史實，以正視聽。最近軍濤終於對此有了回應，同意公開討論我信中所提及的大部份問題，可是部分問題，依其所言，則暫時保持私下交流，以恐危及他和某些“想過個人好生活的人”的朋友關係及他們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待來日時機成熟，再行公佈。我原本期望在《新聞自由導報》（軍濤任理事會主席）及多維新聞網（其三年前言論出處）上進行公開討論，主要是考慮軍濤和他們關係較近也許較方便，但兩個機構均無此意，於是才改在【六四檔案】上進行。這也是延到現在才公開的一個原因。
对此，我特别指出两点，其中第一点是：
一、誰讓步，誰堅持？關於五一八“對話”，軍濤一再強調李鵬“與學生直接對話”了，“電視也直播”了對話，且“學生也表示”(不知是誰)“符合學生就對話提出的程序性要求”了。言下之意，政府已於5月18日滿足了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倒是學生繼續賴在廣場（所謂“割據廣場”），因此，此後事態的惡化學生應負主要責任。軍濤也許為中共媒體所誤﹐抑或記憶失誤﹐總之應該及時糾正。事實是，李鵬只是臨時隨便找了幾個並非對話團的學生來“見面”，而所謂“電視直播”，不過是後來的剪接片段而已。
王军涛去年在同我私下电邮交流中已经承认“可能有错，将公开纠正” ，反复要求我不能对外公开和我讨论的内容。我等了很久，六四十四周年过了，新年过了，等来的是他和陈子明的研究所得到中共退还两千万费用的消息。
今年六四我们拭目以待。
－－－－－－－－－－－－－－－－－－－－－－－－－【9．封兄：看见“黑手”们……在八九年，他们又是和中共一样的黑箱作业，结果他们在八九民运期间到底做了些什么，外人谁也不真正清楚
这一点，很正确。有许多人，虽然反对中共，其实本质和中共没有太大区别：喜欢“黑箱”作业。这样的人，离民主实在差了十万八千里。也不仅那些“黑手”，即使现在的网络、民运，凡是有大陆中国人生活的圈子，总离不开“黑箱”作业。圈中有圈，圈中有线。党文化熏陶出来的不健康心态，实在应该引起每一个中国人警惕。一时的便利，可能造成的是整个社会公信力的丧失殆尽。】
〖封答〗：基本同意，有些细致的问题再论。
－－－－－－－－－－－－－－－－－－－－－－－－－【10．封兄：而如果运动后期广场权力真如安田兄分析的那样是被牢牢掌控在学生指挥部的话，以我的经验而论，真正对我们有重大影响的大家不知名的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被中共称为“黑手”，这是不是很奇怪？
可否点名那个“不知名的知识分子”的名？安田记得是一个讲师，姓陈，不知对否？】
〖封答〗：有好几位，现在还在国内。加“不知名”，是因为还有“知名”的郑义、严家祺、包遵信等等，《天安门》只采访从来不到学生中来的戴晴，却没有郑义、严家祺、包遵信、方励之等远为了解学运的知识分子，其偏向是结构性的，绝非其自称的中立客观。
－－－－－－－－－－－－－－－－－－－－－－－－－【11. 最后补充一点，安田根据文献可以确认的“六四”时留在广场直到最后和学生一起撤离的学生领袖：柴玲、封从德、李禄（都是广场指挥部的）；吾尔凯西——没有坚守到最后，在宣布军队开枪屠杀的消息时（6月3日晚9时到十时），当场昏倒，后被救护车送离广场；郭海峰——组织学生驾驶巴士燃烧后，冲击军队未果，被捕（安田心中真正的英雄）；王有才——不确定当时是否在现场，但是第二天仍然留守在北大处理善后的唯一一个学生领袖。
向他们致敬。】
〖封答〗：就我所知还有周锋锁、马少方、程真﹑邵江、辛苦、林耀強﹑梁二、王童、劉光、楊朝暉，青年教師中還有吳仁華﹑劉蘇里等。学生纠察总长张健凌晨二点半在广场西北角挨了三枪(http://www.64memo.com/disp.asp?Id=12204)。另外熊焱跑到长安街上，直到很多年后还后悔当时不懂 First Aid，否则至少可以救活一些出血过多的人。开希当时并没有晕倒，侯德健一年后在《开放》中说开希的医生告诉他开希没病。开希会撒谎，最严重的是在６月底香港电视台上说“廣場死亡至少數以千計，北京數以萬計”，还强调“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多年后自己承认是谎言。但开希在学运初期的勇敢还是很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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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封从德贴：八九学运的深层问题----回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