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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洲:民主体制与农民负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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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洲:民主体制与农民负担有关
泥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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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白沙洲:民主体制与农民负担有关
(169 reads)
时间:
2002-3-13 周三, 下午8:44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多维新闻社13日电】多维观点编者按:毛泽东有言:“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
意思是说: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当代著名学者秦晖有言:“在
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意思是说: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造成
的。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危机,下面内容选自载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
--当代中国农民考查报告》一书。
《中国二等公民》:民主体制与农民负担有关
中国的事情奇怪的是:既然中国农村的当代黄世仁有这样那样一肚子的苦水,但为
什么他们不像湖北竹溪县兵营乡晒金坪村的党支部、村委会的干部们那样集体撂挑
子?在中国,人们只听说跑官、卖官的故事,有官不当自然是新闻,即使连七品芝
麻官也不是的村支书辞职也是大新闻。1998年10月15日,晒金坪村的村干部们因为
忍受不了乡政府强制按人头徵收生猪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一起向乡党委、乡政府递
交了辞职书。
当官有好处,这是傻瓜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情。一些农民在回答「如果让你当村
干部,你干不干?」这个问题时,他们爽快地说「干!」有的农民更为坦诚:「干,
即使用钱买也行。」原因是什么呢?当干部地位高、关系多、办事方便、说话算数、
收入多。在当官有好处之外,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一套上下控制的独特方法。荣敬
本、崔之元等人研究中国县乡政治体制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压力型体制」的概念。
这个概念有助于启发理解目前农村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是
在一个压力型体制下进行运作的。农村县、乡(镇)、村各级组织将经济赶超作为
硬指标逐层分解下达,让农村各级干部签订责任状,搞「政治承包责任制」,并辅
之以激励和惩罚机制(有的地方是将责任与工资奖金挂钩)。例如乡镇干部表现优
秀者可以提级、提薪、得到奖金,卓越的乡镇党政领导人更可以享有「副县」待遇。
惩罚包括限期调离、不予提拔、在物质条件差的部门工作、不能进城、不给家属解
决工作,让孩子上学有麻烦等、最严厉之制裁是「一票否决」制。一旦某项指标,
例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没有达标,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
奖励。由于乡镇一级党政领导不具有提级、提薪的权力,他们的管理手段更多采取
了经济手段。例如,让村干部缴纳抵押金,如果没有完成,抵押金不归还,完成了
则主要有奖金和通报表扬等。
通过农村的这种压力型政治体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农村政治承包制」。这种
政治承包制实际上是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党支书(村长)
连坐制。以乡村关系为例,即使一个小乡也有数万人,而编制只有20-30人,在增
加编制外人员的情况之外,乡镇干部便得依托村干部了,什么事都找村干部是乡村
工作的常态,这使上下级之间有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默契」,一些农民眼中的黄
世仁反而成了乡镇干部的大红人。因此,在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系统首尾一致,上
下是一种依附性的关系,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齐心协力压榨农民。
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使农村中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几乎没有。这些年来,因为
农民负担问题死了那么多人,又有谁听说过对逼死人命的县乡(镇)干部从重从快,
严厉打击呢?《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如同其他一些社会『顽疾』难以治愈
一样,农民负担减不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惩处不力。一次次地检查,检查完了
通报批评,待要处理时,往往就没有了下文,有的即使处理了,也是象徵性的。如
此重检查轻处理的结果,使某些农村干部恣意加重农民负担而无所顾忌。」
1995年,湖北农民蔡守国因负担过重服毒自杀。在这个事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位农民告诫余万新的清收兑现组说:如果跟农民「硬结帐」,干群关系也就彻底
破裂了。而有人却回答:「破裂了,去球。」一篇文章说:「一些基层干部不免感
叹『现在的工作不求群众理解,只求经得起上级检查验收』。」
为了享受目前的官僚体制带来的好处,为了对得起上级,宁愿逼死农民──只有首
先存在一种荒谬的制度安排,才会有这种荒诞不经的抉择。湖北农民蔡守国家里除
了一台破旧的小黑白电视,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如何要他交清1349.19元这个
天文数字「欠款」?这个简单常识对逼死蔡守国的党总支副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这
些人说想必是清楚的。但为了他们的乌纱帽、责任状,这些人不仅没有了常识,连
悲天悯人的人之常情都没有了。从这一案例中,可以发现农村制度安排,存在着一
种完全不把农民当人看的制度性因素。
1998年末,四川步云乡产生了共产党统治时代以来的第一位全民直选乡长。1999年
1月4日民选乡长,原任乡党委副书记谭晓秋正式宣誓就职。在竞选中,谭晓秋有一
段话发人深思的:「我要真诚地向你们承诺,我谭晓秋绝不把政绩建立在你们的负
担和抱怨之上,如果我头上的官帽与你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请相信,我将毫
不犹豫地放弃官帽而选择你们。」
为什么有的农村干部为了「官帽」不惜将农民逼死,而谭晓秋却可以说为了农民的
利益可以将「官帽」丢掉?这里面的事情是再简单不过:谭晓秋的当选需要农民的
同意,因此,他要对农民负责。这个意义上,农民是老板,谭晓秋是帮农民打工的
「公仆」。而对那些不是由农民选出来的官员们,尽管他们如何宣称为农民服务,
但是农民并不是他们的老板。他们便永远不会对农民负责。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如
果能够多有一份选举这样的民主权利,农民的负担便能减少一分,财产权便多了一
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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