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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从另一角度解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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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从另一角度解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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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从另一角度解析历史 (280 reads)      时间: 2002-3-09 周六, 上午7:1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从另一角度解析历史(ZT)







　　不讳地说，自从有了马列主义并逐渐在中国开始传播之后，某些中国人对两个有严格定义的名词

概念——一是“无产阶级”，一是“无产阶级解放”，在解义上大都倾向于粗疏，近乎习惯地进行了俗

解。亦即：将具有鲜明大工业生产者属性的“无产阶级”，泛泛注解为“穷人”；将具有生产力革命、

生产关系革命深刻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随意浅化为“穷人翻身”。由于认识上的模糊和理论上的

草率，表层的轰轰烈烈、暴风雨式的社会运动，就很难回避地潜存了内在的和久远的不幸。



　　当“穷人”、“穷人翻身”一开始只具有泛泛的被压迫者属性，并投身于粗疏的“彻底砸烂旧世界”

运动时，释放出的“改天换地”能量无疑是空前壮烈的。然而，当这种“壮烈”失去了理性的梳理和序

化——或曰拒绝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的提高和升华时，只任凭“穷人翻身”一味做惯性运动，“穷人万

岁”便足可以把正常世界搞得更加荒芜，也更加贫穷。



　　中国的“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另一种“穷人翻身”运动。穷人或穷人后裔——如被称之为

“红五类”之流的人，无论他们的内在精神品质，还是他们所做出的种种行为表演，倘若允许我们苛刻

地说，都可用“丑陋”来形容。



　　值得反思的倒是，当年我们一大群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思想家、学问家、文艺家，在“文革”甚而

“文革”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中，都曾陶醉于、热衷于去唱去写“穷人颂歌”。包括搞历史特别是搞文化

史、文学史的人，也都依据是否奉扬了“穷人”来定其思想是否正确，是否近于香花或是沦为毒草，并

为此做了过度的发挥。



　　当年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我看他写得很客观、很冷静，并非过度地发挥出什

么。他在勾勒“阶级”的形象时，只认可两条：一，阶级的划分仅仅依据其经济地位的不同；二，经济

地位的不同仅仅能决定其政治态度（即对革命的向背），这一切又都源于人的不同利益取向。他除了

这两点之外，再不涉及其它——如人的道德品格、文明素质、文化教养之类。做了过度、越界发挥

的，是文化人自己。也就是说，毛泽东只透视了穷人的一种品质，即政治品质，而文化人（包括史学

家、文学家）则唱起了全方位的“穷人颂歌”。



　　将“穷人”封为或誉为世上的至尊者——包括至德者、至智者、至美者，其实就以简单的常识而

论，也往往说不太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本人的出身而论都不是穷人，但却成了无产阶级革

命导师；孙中山本人的出身应算是贫农，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本人的出身，也不是“标本

式”的穷人，他幼年、少年时有余力读书、上学。上述的例子都可证明：彻底的、永远的“穷人”本

身，是干不成任何像样的事业的。一定要强行去干，只能失败，或过一过“胡闹瘾”而已。



　　当年李自成起义，一时的红火，得力于这样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

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单是那个“不纳粮”，就足以预示了李自成政权的短命。一个政权没有起码的经济秩序和税收政

策，国计民生的主杠杆失效，岂能持久？仅仅一年，李氏大顺政权就结束了。李氏本人逃至湖北通山

县，被一伙“乡民”的乱棒打死。有些史学家大约出于很看重“阶级斗争学说”的意思，特意强调那些

杀害李自成的凶手都是“地主武装成员”，我看未必，那里头的“穷人”也一定不少。“穷人”在褒义词

上可以叫做“劳动人民”，叫做“俺贫下中农，俺革命群众”之类，但作为泛泛称之的“穷人”，或曰虽

然图了很多虚名（如上述种种）但在实际上仅仅穷得可以、并无其它优势可言的穷人，其实没有什么

值得赞美处，无论其在德格上还是在智格上，都稀松得很，没有什么闪光点。



　　《水浒》中的一百○八位“英雄”，聚集在梁山泊。那样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集团，作为演

戏无疑是很生动的，也有诸多令人艳羡处，但人们还是想追问一句：他们靠什么生存？以什么为经济

基础、生产手段？如果什么生存本事、生产能力都没有，只做专业化的“绿林豪杰”，在本质上与强

盗、土匪无异，很难持久。



　　然而做这样美梦的人很多，有的只是一种虚幻神往，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学问。而另有一种

人，不仅有大抱负、大理想、大作为，而且在历史上也堪称大人物。可惜，空想毕竟是空想，最终是

要破灭的。



　　一八二四年，既有理想又十分可敬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先生积累一大笔钱，从英国到了美国的

印第安纳州，花去了二十万美元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起了比中国《桃花源记》写到的还优美、还令

人神往的一个人间天堂，名之为“新和谐公社”，发誓要“消除引起个人之间的一切纷争”，并付诸了

实践。那个地方实在太美了，风景美，建筑美，人际关系也很美——无自私心态和自私行为，无直接

或间接的剥削。连当时很有名的科学家像美国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像经济学家兼博物学家约

西亚·华伦，都很动情地来到这里参加建设。遗憾的是，这个“新和谐公社”只维持了四年多一点，就

彻底破产了。连献出了巨资的欧文本人，晚年也只好靠人救济。该公社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

懂得“穷人”在只凭别人救济、恩赐，而自己没有像样的人格意识、自主意识、经济意识的时候，是既

不能有效地建设自己也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的。



　　欧文本身，无疑是个伟大的人物。而我们某些人，品质就差得太多太多了。三四十年前，某些翻

了身的穷人曾作出这样的“诗”：党是亲娘俺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吃个够/谁拉俺也不起来！



　　听听，一个陶醉于“娘的怀”自娇自宠，一个很神气地以“吃个够”作威作福，两者加在一起，足

可把既时髦又走俏的“穷人”的匍匐性、寄生性、软骨性画得入骨三分。



　　穷人有两种，一种是高品位的，一种是低劣性的。前者人穷志不穷，人穷德不穷，人穷才不穷，

他们为了干正义事业，为了搞成大事情，为了建立大功绩，一时人穷财困，那叫气节，叫风骨，叫人

格；后者则不同了，人穷往往牵连出一系列的穷——志穷，德穷，才穷。那些年“红色文艺家”、“红

色宣传家”只善于无前提、无原由地赞美“穷人”本身，即推崇“泛穷人”。笔下的人往往以穷的程度做

为标尺，来定人的道德级别、智能级别乃至美学级别。诸如：贫农的女儿一定品德美，外貌美，心灵

手巧且又聪明多智；到了中农，就差了成色：自私性多了，歪心思也多了，心和手都笨了些，连模样

也蠢了许多，丑了许多。到了富农、地主、资本家，乃至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往

往德劣貌丑兼之智能低下。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出于政治功利主义，那样的文章写就写了，不必细

究。若是到了什么时候都一味地大唱其“穷人颂歌”，不仅是一种幼稚，是一种非科学、伪科学的东

西，而且很可能使社会很惯性地运动到国穷、民穷，也包括德穷、文穷。 　　小平同志首倡的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是个治国大纲，包括的“目”很多。包括哲学上、文学上、美学上，我们也应该有勇气正

视和承认：贫穷本身在通常情况下与之近缘的人和事，往往是愚昧、野蛮、非理性、反文明。



　　没有起码的经济能力，没有起码的社会教化，单纯的“穷人”本身是没有任何文明可言、美感可言

的。既落伍又陈旧的“穷人颂歌”早该结束，从而该唱唱新曲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风向走入

另一种极端，鄙夷任何正正经经的清廉者、俭朴者、超脱者，一味吹发财，捧大款，标榜自私，宣扬

享乐，那也很可能说明我们尚未摆脱原始的“穷骨”，只是另一种作态而已，近于刘姥姥进大观园。



　　古语有“为富不仁”之语，必须承认历史上的富人所造出的灾难、造下的罪孽很多很多，用“富人

罪恶”串联起一部史书也不为过。但用“穷人罪恶”串联起一部史书也未必是虚构的，是无价值的。权

且不说兵、匪、盗、寇及其烧杀抢掠的直接参与者大都有穷人底色，单是穷人由于愚昧，无知，由于

未经教化、没有理性、没有文化而必然导致出的野蛮和凶残，有时也可形容为触目惊心。我们至少不

能忘记也不应否定“文革”的那段历史。 　　“文革”的最大威风、最响口号是“打倒”、“横扫”，矛

头指向的几乎是一切“有产者”及其文化代表。不能否认，有产者（如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

级），离开了剥削是不能生存的，都有各种不同的剥削行为，并由此派生出许多罪恶；有产者的文化

代表（如依附于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文化人），大都有维护奴隶主阶级等级制度、地主阶级宗法

观念、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属性，基此而造成的思想统治和精神压迫也不容否定。但是能

否基此而得出结论，说“穷人”一经进入彻底的“造反”状态，打烂一切社会秩序，实现“穷人翻身”的

盛世，就会处处皆大欢喜？我看那样的乌托邦不仅是短暂的，也是虚伪的。这样的例子，几乎无数次

地被历史验证了。权且不说别的，单是一切造反者在造反成功、建立政权之后，也绝不可能继续维护

造反者（即穷人）的“自由”，势必强化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统治秩序、压迫秩序。始终是“穷人”的

人，仍然沦为被主宰者。 　　在我们谈到一切有产者（或索性称为剥削阶级）的文化代表时，中国上

至老子、孔孟下至曹雪芹、胡适，或是西方的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托尔斯泰、尼采，假如让

穷人（包括被我们当年自封的“俺无产阶级”）去审判，很可能统统地骂一番“妈的都反动”、“都

滚????蛋”。其实，真正对有产者文化作了清理或批判的，正是有产者的文化代表本身。若是由穷人自

己来干，只能打倒一切文化，包括打倒自己身上那一点仅有的文明属性，一味吹捧或宣扬自己的野

性、蛮性、愚性。 　　当年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的穷人，批孔批孟，讲了“孔孟之道”的若干罪

过。由有识的文化人士来搞，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是由野人、蛮人去搞，他们自己制造出的灾难和罪

过，肯定几十倍、几百倍地大于孔孟之道。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连那些有过失的孔孟之道都一并横

扫，那些“造反派”只能把世界彻底推向野蛮和血腥。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孟之道是有功德的——因为

它至少强调了文明教化。 　　打个比方说，《红楼梦》的贾府中，上至贾母、贾政，下至少爷小姐，

虽然我们用“阶级属性”的标尺去判定他们，都可称为“反动”，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不少的“为富不仁”

者，干了不少恶事。但就其中的某些人来说，作为个人品德你说他们一定凶恶、丑恶，我看也不一定

有据。如贾母，与当代文学作品《白毛女》中的黄母相比，似乎还不是一种人。贾母毕竟有某种“善

性”，如对农妇刘姥姥的周济，如为丫头鸳鸯平冤。贾政虽然迂腐，但力求做个清官。贾宝玉接触了那

么多丫头，但毕竟侧重施之以同情、爱怜。探春听说有人要搜丫头的身，侮辱她们的人格，毕竟敢于

仗义执言，予以反对。 　　这些人的种种长处，归根结底源于文化教养。贾府中的“下人”也很多，如

老妈子、走卒、仆役之类，你看看他们的品德，那实在是糟透了。



　　两者之间，不比别的，单是以文明教养而论，确实是有差异的。离开了文明教养这一条，任何道

德优势都是不存在的。说愚人、野人同时兼任着“善人”，实在是无知妄说。 　　几千年来，鉴于有产

者（即统治者、压迫者）做的恶事、干的恶行太多，对此进行控诉、揭露的人也太多，于是反弹出的

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即穷人）的崇尚和赞美也就多些，乃至淹没了、忽视了后者本身的劣质。



　　实话说来，一切人的美德（包括富人和穷人的美德）都不是天生的，都不源于“人之天性”，而是

借用社会外力予以教化、感化、训化的结果。任何一味赞美人的“天性善”、“天性美”的人都是主观

的臆想或客观的无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

义”。 　　作为有知有识的文化人士，用去了几千年的语言和文字去揭示和描绘“为富不仁者”的罪恶

是对的，但偏袒或忽略了穷人恶性恶习的存在，也是一种盲目和无知。富人的虚伪教化可以导致欺世

欺人；穷人的拒绝教化也注定导致害世残人。道理很简单：仅仅因为其蒙昧、野蛮，就会干出种种违

理违德的事。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前提是首先必须是“仁者”，即文明化、文化化的人。若是愚

者、蛮者，对世界所能献出的最大之爱也只限于爱自己，或爱自己的族属、团伙、集团。当年我们所

标榜的“阶级感情”，至多只上升到某种“阶层利益本位”。既然依附于某种本位，就在忠于某种本位

的同时，去做种种排斥、诛杀另外一种本位或与自己本位内部的利益分配有分歧者。“文革”中的穷人

后裔，除了运用极为凶残野蛮的手段去整治被定为“资产阶级”的人之外，“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

部之间的相互打砸抢，又何尝手软！ 　　是该算一算“穷人罪恶”这笔帐的时候了！有人会问：你这样

去算帐出于什么目的？



　　我的回答是：仅仅为了提高中国的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要说爱国，这是最大的爱国行为之一。

正像当年鲁迅并没有用颂歌方式写出《阿Q正传》，而是透视了中国人的某种恶德，本意也是很热切、

很动情的爱国。倒是某些以“红色作家”自居的人，大唱大写出“俺广大革命群众”如何如何了不起，

就真实的心思来说，很可能是浅薄轻佻的。



　　真正有见识、有思想，且又果真爱世界、爱人类的人，这种爱的标志之一就是懂得忏悔。



　　当年卢梭写了《忏悔录》，托尔斯泰在名著《复活》中倾注了浓重的忏悔意识。中国的大作家曹

雪芹，他在《红楼梦》中写出的“梦”，都近于忏悔录。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以及他在文章中提

到的“我时时解剖自己”，都与忏悔同义。



　　倒是愚人、蛮人、蠢人，绝无忏悔意识。因为忏悔意识源于耻感意识。做了错事、坏事、蠢事，

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去察觉自己的不该，这才会有羞耻感，有忏悔意识。阿Q从没有羞耻感，因之他是阿

Q。我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当年中国人干了十年野蛮事、荒唐事、凶残事，十年过去之后，整人的人

往“四人帮”身上一推，只说是“四人帮利用了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总之我本人无过。



　　假如大家都做出必要的忏悔，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必然会有大幅度提高。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

做到，这也许是我们人穷、心穷、才穷的原因。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扩大一点说：“穷人神圣”、“穷人万岁”不是

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秩序。



　　我们有没有勇气将“穷人”看成贬义词，看成社会的反面角色，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我们能否大

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把钥匙。对这样的钥匙，不敢碰，不敢用，我们要走的路

仍会很迂回，很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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