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自由主义与在线的理想：与孤云对话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自由主义与在线的理想：与孤云对话   
转贴王怡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文章标题: 自由主义与在线的理想：与孤云对话 (286 reads)      时间: 2002-2-14 周四, 上午9:2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由主义与在线的理想：与孤云对话







王怡















孤云：王怡好。关天的事情暂告段落了，很高兴看到你自始至终保持本色。说实在，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多有不同，但可视之为同一个范畴内的意见之争，共同语言多于分歧。正如我今天和老范说到的，仁兄喜欢70分贝以下的批评，而我则喜欢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所以具体到论坛管理上，我还是坚持以实际效果代替高调。呵呵，其实关天的选举就天涯社区也有类似的，无非他们没有象你那样喊出自由主义尝试的声音来。但落到实处，却可维持一定稳定。



那么，我首先还是想请仁兄谈谈关于自己的主义与主持论坛的感受。我感觉仁兄乃理想化的自由主义者，仁兄以为然否？



关于这次对话，对我也是一种尝试与学习的机会。我的意图在于通过这样的对话，了解网络人文的一些层面。当然，不局限于网络与人文。至于，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很清楚。但我想，这对以后的网络人文思想研究有所裨益。这些访谈未必会见报，但一定会在网络上传播。所以，仁兄尽可放言，借此机会，也可以把在关天那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些思考与大伙分享。







王怡：既然你谈及我是一个“理想化的自由主义者”，我就不妨从“理想”这个话题开始我们这一场谈话。



理想主义，这个字眼大概对于一切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而言，至少是对于我而言，是难以割舍而又首鼠两端的概念，有点像爱情。我这里提及的知识分子，是取其超越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专业知识分子一部分是沉浸于知识本身的趣味当中，自然科学领域的较多。人文社会领域的，则在知识趣味之外，多有现实和形上的关怀。从其和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童天一称体制外的为“新自由人”，并有些瞧不起体制内的，尤其瞧不起身在体制内却以民间（体制外）的声音自居。但我认为身体和体制的关系并没有思想和体制的关系重要。我也把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幕僚型的，一种是江湖型的。幕僚型的进言是建设性的，江湖型的进言大多是批评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大多身在体制内，我也算是身在体制内的，因为我有一份教职。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批评性的和江湖型的，他们在一个非自由主义体制下，绝对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念头。这与幕僚型的不同。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政府。







这种区分也是我自己的一种自许。我曾说民主绝不是一种政体或某个国家的品质。不过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我觉得就不仅是在接受一种逻辑上可以认同的理论体系，而且这种接受与接受者的某种个人品质的确是密切相关的。我对公共权力的某种戒备和逆反，和个人主义的性情，对一切群体主义的厌恶，对一切以集体名目出现的价值的怀疑，这些品质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经历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我比较彻底和比较早的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理想。读书的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界定就是永远不进入政府。我要做一个批评者，一个面对公共权力的批评者。我很服膺哈耶克的一个观点，即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我的理想就是做政府的对立面，我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当仁不让的做这个对立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对立”是温和的，是一个纯物理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带着政治意味的概念。我想我活在任何政府的治下，我都会将批评政府视之为我的使命和责任。但是活在今天的中国，活在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体制中，这种使命与责任就必然更加显赫。







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合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让一个政府承认这是一种合作，并且以一种民主化的体制来接受这种方式的合作。这种方式的合作有一个最大的效果，也是一个威权体制不容易接受的地方，就是这种批评性和对立性的合作势必使一个不易维持的威权体制更加不易维持。因为这等于把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和背后的政党拉下来，拉到一场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一笔合同中的甲方乙方的位置上来。换言之，就是政教分离和彻底的世俗化。所以为什么诉讼和契约是重要的，因为诉讼和契约的本质都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威权体制格格不入。



我所能理解的渐进方向，就是社会是在一场场的诉讼和一笔笔的交易当中前进的。他们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程序性，一是世俗化。这两个特征的发展都足以摧毁意识形态统治的全部合法性。



按童天一的说法，我就是一个身在体制内却坚持以民间自居的知识分子。民间性是知识分子对自己思想立场的定位，就像许多幕僚型的人物其实却身在民间。而民间这个概念，尤其是思想上和学术上的民间，我则更多的将之与网络相连。你所认为的我的“理想化”的实践，比如搞版主的选举，也都发生在网络的平台上。







王怡：我上网的时间较晚，大概2000年10月份，上网后通过天涯杂志上的介绍来到天涯纵横。当时是通过天涯之声登陆的。从2000年底到现在，一年多点的时间，网络对我的影响和改变是极其彻底的。对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网络是一个不能够再好的东西。比蒸气机和避孕套更重要。我在上网之前，我的写作和思想都是隐私性的，我从未向任何传媒投过稿。前不久我有篇文章，以柳如是为例，说明女性人物思想的公共性与其身体的公共性密不可分。女性往往只能通过其身体的公共性，来进入思想的公共领域。这在今天也不能彻底改变。我想说的是我在2000年10月底之前，我的精神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外。我的思想获得一种公共性，并逐渐以一个主要从事批评性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许，这一点完全借助了网络，就像柳如是借助了自己的身体。



我在上网之前，虽然并不间断的在读书和写作，除了一些思想性的文章外，近十年间我以写诗为主。我把写作当作一种私生活。当作抗拒世俗生活和获得超越的路径。但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十分肯定。我的理想化也许更多的不是体现在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目标上，而是体现在下面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视精神生活为更高更美的生活的人，对于世俗生活的关系和距离。二是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和群体的关系和距离。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也就是真正从写作和思想中获得快感和满足的人，都会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困惑。真正的写作者像英美的法官一样，多少是离群索居的。他有意的保持着和群体及世俗生活的距离。不是保持一种形象，而是一挨近了就会痛苦。所以虽然我也有名利之心，但我只愿意接受完全由写作而来的名利，就是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写得足够的好。我不大愿意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名利，我只接受思想的公共性，不大愿意接受身体的公共性。换言之，我决不愿意自己成为世俗生活里的公众人物。我甚至认为一切真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都不愿意成为世俗生活里的公共人物。这是我的一种理想化。我瞧不起成为或努力成为公共人物的思想者。换句话说，我瞧不大起企图把身体性介入进来的思想者。



我在毕业后的几年里，在世俗生活与属于一个思想者的精神生活之间，有过几次的反复。生存本身的压力，和世俗生活当中的责任是最主要的牵扯力量。毕业6年，我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搬了六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伤神的生存事件。每次搬家都会提醒自己在世俗当中的漂泊和无住，每次搬家都是对世俗生活的一次深深的介入。并使我向往中的生活成为一个乌托邦。不过我的理想化体现为这样的时刻里，我的方向并不是努力让自己从此在世俗中有住，而是更加令我渴望精神生活当中的有常，以此来堪慰生存中的无住感。心的困境永远不可能通过外物的渠道来化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固执。我在这一点上，则比较传统。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在世俗生活面前固执这样一种精神领域的贵族化品质。这一点我自己有时也不好解释。但通过网络，我接触到比我更加年幼的一些朋友，他们同样坚守着精神生活的品质。







对我这样的人而言，网络是一个传统媒体和正规学术体制都无法替代的一个平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通往传媒的跳板。







我记得你曾有一篇文章谈网络文学，说到许多的写作者已经远离网络，成功向纸媒转型。我对各种带着功利性的写作始终是充满鄙视的。这方面我就是极其清高。这种清高也许也是一种理想化。我上网之后，就意识到网络的意义绝不在文学的园地，而在思想的传播。我在网上的写作迅速从文学性的写作转向思想性的甚至学术性的写作，也是部分的出于这种认识。对文学爱好者而言，网络除了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名渠道之外，没有更大的价值。至少我看不到更大的价值。网上的写作，和网下的写作没有丝毫品质和尺度上的差异。但思想性的写作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文网络世界，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媒也迥异于正规学术体制的思想空间。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网络为主的写作者和研究者群体。网络文学老实说拿来给传统文学提鞋都不配。但今天网络上的思想和学术的水平和自由的品质，可以反过来说，中国绝大多数的所谓学术刊物包括各地的所谓中文核心期刊，拿来给学术网络提鞋，那也是不配。



所以我们少见传统作家在网上写作，因为网上网下没有实质的区别。但我们却看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网上写作。所谓网上写作不一定在线。而是写作与思想本身体现出与传媒和网下的学术界迥然有别的品质。一部分人像任不寐，他们没有身在网下的学术体制，也没有企图进入那个体制。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和思想者。我也属于这个类型，虽然我身在院校，但对进入学术体制始终没有丝毫的兴趣，即便是为了混个职称我也会从心底拒绝进入，就像我拒绝进入政府的姿态一样。我不愿意被学术的体制所束缚，也不愿被学科的界限束缚。所以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民间的学者。像我这样的人在没有网络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谓“民间学者”、“民间学术”甚至“民间思想”的概念，在没有网络之前，也是没有的。你没有发言的空间。你必须先到正规体制中去占山为王，才能得到一个安装了窃听器的麦克风。网络是中国在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一次思想与传媒的大开放。这是当局不愿意看到却无法彻底挡获的。所以在我眼里，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间。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网络对于中国的思想传播，对于我称之为“新启蒙”的时代，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都具有本体性的价值。



以易大旗先生的文章为例，那种写作的品质，你能在网下看到吗？至少十年内都不太可能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传媒上。



除了这部分人外，还有更多的属于学术体制中的学者，他们在网上传播一些无法在学术体制内获得出版和发表机会的文章，包括很多身在海外的大陆学者，他们一在网上写文章，那种写作的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不是网络之于文学能够提供的附加值。







所以网络对我而言具有独立的价值，尽管我也希望并在逐步进入纸媒，但与文学性写作不同的是，我的最具价值的空间始终是在网上。我不能为了纸媒的写作去削足适履，改变自己写作的自由品质。否则这一点是令我极其害怕的。我现在都有些担心纸媒的写作把自己毁了。我担心几年过后，我再也写不出像易大旗先生那样自由的文字。所以我必须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完整的表达出来，然后我可以为了适应纸媒而接受删改，或者主动改写。但我决不能让自己写出来就是一个洁本。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底线。也是我自认为来自网络的一种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传统作家不具有。他们不会先写一个明知不能发表的文章，然后再作适应发表的修改。而把原稿留在暗无天日的床下。所以他们的“原稿”都留在自己的心中。但时间一长，这就成为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真正的思想会被自己的妥协所阉割。



还是以易大旗或其他几位海外作家为例，他们的文章单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有这个水平的恐怕也不下几千人。但是大陆真正能够写出那种文章品质的作家，恐怕实际上一个也没有。也许说，不是写不出来，而是环境不允许那样的行笔，然而时间一长，外界的不允许就成为自己的不能也了。



所以网络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是一个保持自由品质的地方。我看过许多学术体制内的论文，那些陈腐的论调和政治正确的文风，也许是不得已的也是表达时必要的妥协。但危险在于，这样的东西写上十年，我们的教授们，不一个个毒发身亡才怪。



网络是思想者的后花园，和意识形态的解毒剂。我希望并相信网络对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及对于中国的言论与政治环境，会发挥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也许也是我的理想化之一。我在网上这么久，包括主持关天论坛，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心。











孤云：仁兄所谈，我万分佩服，其中关于知识分子江湖型与幕僚型的划分，尤为准确，我在反驳萧功秦的文章中实际也指出了这点，即体制内也有不同声音，体制外也有曲言阿世者。主流与边缘，即仁兄所言江湖型与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之划分，以思想倾向为判断标准，并不以其身所处为考量。实际上“社会批评”乃知识分子一大功能，而有人却剥离此种职责，视具有批评意识的知识分子为反现行体制，此种思维虽然不智，但却也反映出知识分子要履行这一职责的困难。仁兄指出“这种对立其实也是一种合作”可视为一种告白，也可当作与其他群体的一种区别。







　　那么，仁兄此话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仁兄虽然有此告白，但现有体制认同这种观点吗？现有体制如果不认可知识分子的这种功能，仁兄恐怕还是要被打入另册的。很现成的例子，仁兄可以从王力雄的《新疆追记》中找到作为江湖型知识分子的努力与挫折。而仁兄在关天的前前后后，也多少体现这种思维的两难境地。那么，仁兄觉得如何才能使现有体制意识到这种“合作”的“合法性”？简单而言，你觉得这是一种“合作”，现有体制觉得你“不合作”，你怎么办？







　　我注意到仁兄说到这是一种“渐进方向”，“是在一场场的诉讼和一笔笔的交易当中前进的”。而且要先使之“程序化”，进而“世俗化”。那么，这样的“程序化”与“世俗化”它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显然仁兄所言“这两个特征的发展都足以摧毁意识形态统治的全部合法性”是不可能被理解与接受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可以视作现体制的底线，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所有“合作的批评”将有可能被视作具有颠覆性的行为。我同意渐进的努力，但请仁兄进一步阐述如何渐进，如何“程序化”与“世俗化”。







　　回到网络，仁兄第二封信指出网络开辟出了一片新的言论空间，这种空间对于思想的传播具有更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点我认同。我在那篇谈网络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学术与思想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与趋向。我仅就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前瞻做了极其简单的考察。文学作品与的表现技巧与传播空间显然有所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思想性的学术作品的冲击力要来得更直接与更具“破坏性”。这就是为什么思想性的文章在网络反而如鱼得水的原因，也是网络文学作品与网上的思想性文章比较起来，其水平显得比较苍白的原因。我们今天先不谈文学，我想就思想在网络上的传播请教仁兄，这种传播足以成为一种“启蒙”吗？如果可以，这样的“启蒙”可以预见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看到，思想学术性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并影响了许多人，但这些思想性的文章也前所未有的庞杂繁复，各种主义流播其间，真相与假象共存，真理与谬误共舞，在这样的前提下，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还有一点，是不是很多人象我们一样如此关注思想与学术？或者，我们身在其中浑然不觉，待有一天才发现，无非是痴人说梦，自话自说罢了，现实有可能离我们很远，甚至背道而驰。民众更关注的是什么？是思想上的自由吗？抑或是生活的安适？我觉得第一步是追求真相，真相的被告知在当前比“主义”的自由要来得重要，仁兄以为然否？







　　仁兄还提到写作与载体的关系。从个人的体会来讲，确实纸媒的限制要比网络来得严格，但我认为就目前与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纸媒的影响力还是占主要地位。当然，这是一种互相磨合，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能在纸媒多占有一寸空间，就多一份影响力，这也是我万分希望仁兄能在纸媒中有所作为的原因所在。











王怡：关于持批评立场的合作不能被当局接受的问题，你提到王力雄《新疆追记》的例子。他是我尊敬的一位民间自由作家的代表，也是逐步被体制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以政府的对立面和批评者面貌出现的“合作方式”，如何才能被接受？我的看法是只可能在一个宪政体制内才会被安全的容纳。宪政体制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目标之一，中国自辛亥之后，整个现代化历程以党治国家开篇，最终要以宪政体制收官。这不仅是中国人历尽苦难之后应得的回报，我认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道义上必须对中国人民承担的责任。



在这之间是一个痛苦挣扎的漫长年代，是一个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漫长的训政时期。痛苦之处来自于封建君主制的政统虽灭，但道统犹存。以颠覆一切传统为己任的革命，最终果然颠覆的是传统当中几乎一切的美好价值，和人类社会历经千年所积淀的自发秩序及脆弱的人心。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政治文化，维系于独裁者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合法性源泉则在百年之后，也并未得到真正的摧毁。我在论及辛亥的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在意识形态与暴力体制的革命当中，道统不仅不可能被摧毁，而且注定成为革命领袖发动革命所凭借的主要价值来源。任何一个相反的革命政权，都无法不依赖于相同的道统方能得到获得胜利和承认。这是革命的一个悲剧。孙文起初是一个幼稚但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但在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逆的走向独裁的和事实上的“僭主式”的党魁道路。他最终发现，如果不成为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的替身，就不可能在一个革命的政权当中建立有效的统治。



所以毛泽东清楚的认识到它的统治合法性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即威权系于一身的世袭独裁体制和现代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结合。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说，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在中国政体中具有先验性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他的合法性基础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的因缘，即救世主的地位。救世主的身份一旦和秦始皇的君权道统相结合，就成为“千秋万代，系于一表”的合法性基础。我把共产党的这种统治称之为“集体世袭制”。它在本质上是两千年封建道统的一种现代变型。



另一个基础是以普遍真理和历史规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工人阶级定位为最优秀的阶级，是天然的和当然的领导者。换言之就是上帝的选民。而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为“伪神学”。所以共产党的这一个合法性根据，说到底是一个神学的根据。是尚未去魅的“奉天承运”的现代版本。







毫无疑问，这两个统治合法性理由在当代中国都被严重的削弱和被普遍的怀疑。共产党自身的统治合法性面临极大危机。因为任何一个现代政权都已经不可能简单维系在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上，它必须自圆其说。并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将合法性搭建在“同意”的基础上。宪政体制就是一种将统治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与公共权力的安排。这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最大的一个进步。你关于以政府的对立面和批评者面貌出现的“合作方式”可不可能被接受的问题，其本质是宪政体制在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的问题？



除了20年改革与世俗化进程的渐进力量之外，我认为宪政体制在今天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如果共产党不进入这个危机，或者不认为自己存在这个危机，中国的宪政体制也就没有契机。1978年时，共产党也因为文革而面临执政后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以魏京生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为代表，西单民主墙运动第一次提出了统治合法性转变的民间要求，即要以民主的方式把权力从“老爷”和独裁者手里拿过来。当共产党“救世”以后又“毁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和先验性就迅速失去了解释力。先验性的合法性已经基本耗尽。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后来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解放生产力论”的出台，事实上挽救了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以政绩来为合法性加冕。为什么由我来统治？因为我来统治的效果很好。但即便如此，怎么知道你是最好的呢，在你的统治下GDP增长可以达到8%，那么换一个人上来可以达到9%怎么办？在一个没有比较和竞争的政治舞台，政绩其实无法为权力的彻底垄断圆场。



“解放生产力论”是对社会主义最大的修正。这种修正完全无视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即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和强调。反而在西方体制最擅长的方面（生产力）扬短避长，硬着头皮喊出唯生产力的口号。这是共产党自身世俗化的开端。但这是不得已的，形势逼人，共产党没有其他的思路（民主化的思路）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这个修正的方向必然会带来意识形态统治的削弱，和政权的不可逆的世俗化。一个本来比君主制更加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极权体制，就开始比所有君主制和选举制的合法性都显得更加虚弱了。因为君主制和选举制的合法性根据虽然一个是神学的，一个是世俗的，但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程序性”的。因为没有一位皇帝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赫赫之上。即使是一位昏君，也不必用8%或者9%的经济增长来说服老百姓，来为自己“心照不宣”的统治者身份进行DNA鉴定。而一位民选领袖的合法性更不是建立在政绩之上。他的合法性彻底的来自于“正当的程序”，即便丘吉尔和罗斯福证明了自己的确具有雄才大略，并挽狂澜于既倒，闹钟一响也要准时下台。



一旦生产力成为了统治合法性的指标，就等于宣布这个政权和这个政党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并没有神学上的和先验性的理由。接下来当90年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社会腐败及其他问题困境重重的时候，共产党政权万般无奈，就只能回过头来重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企图重新为一个世俗化的政权披上教袍。因为政绩带来的合法性，说到底还是成王败寇的实质。然而世俗化是不可逆的，一个已经去魅的政权怎么还可能回到蒙昧时代重塑金身呢？共产党最大的失败是在80年的历史和50年的统治中，满足于方便的借用“秦制”，而无法为自身计，为中国人民计，为一个现代化的政权建立一个世俗的合法性根据。



改革开放带来共产党政权不可逆的世俗化。使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危机。这个在新老左派眼里的“修正主义道路”，就是宪政体制的契机。我们要一个宪政体制，共产党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权的稳定。这两个目标其实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为合法性的转换已经成为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不是腐败，而是统治的合法性，才是共产党岌岌可危的地方。我们看到，从“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到江核心的七一讲话，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开始主动的努力，努力为合法性寻求新的框架。







腐败也是一种世俗化。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铁板一块的抽象概念，更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团体。在二十年前，甚至十来年前，共产党不仅要维护自己手上的权柄，而且要维持这种权柄的性质和来源，即意识形态本身的真理性和独占性。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像孔繁森这样的干部而言，仍然具有本体性的价值。但今天，一个由大多数贪官和经济动物组成的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它的底线已经降低了，它最关心的是能不能维持政治和既得利益的稳定，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对王宝森这样的干部来言，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本体性的价值。而仅仅是获得合法性的依据。如果换一种合法性的模式，而在新的模式中可以继续自己的地位，那么王宝森们其实并没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另一方面，批评者也不再是造反者，他们吸取了暴力革命的悲剧，意识到社会进步的“路径依赖”，而不能靠造反和摧毁既有秩序来实现。所以他们也把目标降低了。自由主义不反对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也不希望这个拥有6千万党员和全社会绝大多数公共资源的政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自由主义者甚至希望共产党在未来可以看见的较长时期内，在向宪政体制转化的过程中担当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自由主义的目标只有一个：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但必须转变自己的统治方式，必须重建统治的合法性。



两方面的目标都有所降低之后，在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配合下，一个宪政体制的前景就是我们可以展望的。改革开放二十年，孔繁森都变成了王宝森，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机会。因为你不能和孔繁森做交易，不能向他陈说利益得失。如果今天的共产党内到处都是孔繁森，中国就还只能在无法去魅的道德理想国中继续一个春秋大梦。就像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如果到处都是包公，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也就可能遥遥无期。但王宝森就不同了。尤其是地方当中的王宝森们，他们会很清楚的看清情势，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意识形态的背叛者。和失去统治地位、亡党亡国的高风险相比，他们最终会选择戴上一个紧箍咒。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对于共产党整体而言，是一个紧箍咒，但对于地方党组织的领袖们而言，民主化恰恰是他们摆脱自上而下的控制，获得更大权力的途径。因为任何民主，首先都是统治者内部的民主。就像自由大宪章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分权一样。







去年在网上传播的权势文人潘岳的政改方案《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就是共产党内重建合法性的努力和着急的声音。这个合法性的重建努力，在我看来，与中国的宪政体制的方向至少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江核心的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其实也表达着这样一个方向。三个代表的实质，是淡化“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神学式的合法性背景，是从阶级党到全民党的新意识形态的努力。这说明重建合法性已经成为共产党和民间自由主义力量的共识。只不过区别在于，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一个世俗化的重建，即一个“同意”和“承认”的政治，也就是宪政体制。而共产党的重建努力，仍然是非世俗化的。他还不死心，而奢望从阶级党的神话跳入另一个全民党的神话。这是彻底去魅之前的最后的尝试。



如果这一最后的努力失败，重建合法性就再没有第二条路。只要不出现激进的逼宫关头，被迫戴上一个紧箍咒就会成为王宝森们权衡利弊之后的方向。资本家入党这一全民党的尝试更会推动这一进程。它将在共产党事实上的“地方联邦制”的纵向分化之外，带来另一重横向的分化。它可能使得民主制的最初一桶金，不是发生在一些人梦想的民间中产阶级当中，而是发生在党内的地方执政集团和横向派系之间。



尽管因为眼下处于一个新意识形态的草创时期，所以官方与民间自由主义倾向之间的冲突显得比较尖锐。因为一个人刚刚开始装神弄鬼的时候，是最忌讳旁人说闲话的。装神弄鬼成为传统之后，个别人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相对就比较宽宏大量了，专制就有本钱可以显得较为开明。但是很显然，新意识形态努力的失败已经是明摆着的，长短不过数年之间。正如前面所讲，一个已经去魅的政权怎么还可能回到蒙昧时代重塑金身？所以目前较尖锐的独立，我的看法将会很短暂。新的契机，在五至十年之内便有希望可以看到。











孤云：仁兄指出“批评的合作”只可能在一个宪政体制内才会被安全的容纳，并从统治合法性阐释了宪政的必要与必然性。这使我想起了李慎之先生，他的文章都在于指出中国一定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这是他一辈子的经历得来的结论。实际上，自由与民主的观念业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在青年中更成为一种向往。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注重如何阐释宪政的必要，不如多谈谈如何才能达到宪政。宪政问题同样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大问题，虽然用的名词不一样，但“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等概念均是从宪政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在当前的政治体系基础上能不能产生对过度权力起限制作用的制度？







一个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势必根据形势进行适度调整，如果所需调整的幅度有可能根本打乱整个统治体系，甚至挑战统治者的理论基础，那么，任何统治者都必须谨慎从事。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何清涟等人的文章也早就指出这一点。我觉得高层也并非不了解这点，但是体制改革必须以不动摇其统治基础为原则；同时，体制改革势必涉及许多权力拥有者的利益，这些都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寸步难行的原因所在。今天看到一本书里提到“脱离政治实践检验的政治科学将使人类成为命运与暴力的牺牲品”，我深以为然。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观点，并且怀有良好的愿望，不希望民众成为政治变革的牺牲品的话，我们就应该对共产党的自我调适抱同情态度。这里指的同情态度是指应该容忍当权者的渐变策略。２０年的改革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再以３０年的时间来完成政治革新，如果这样的革新能够为民众带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福祉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当今许多问题并非单纯是意识形态造成的。这里面有仁兄指出的封建君主制的“道统犹存”的原因。在过去，我们采用了完全西方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为立国基础也没有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性”，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我们来个翻天覆地，全盘照搬英美的那一套政治制度，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异变”。台湾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的政治结构中并非缺乏监督机制与反对党机制，但这些机制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这恐怕不是单纯归之缺乏宪政可以解释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种悖论，统治政权为了维持统治，必须使其地位不容质疑，但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滥权与腐败，反过来这种滥权与腐败又势必影响到其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果意识到权力的制约与“批评的合作”正是维持统治的必要，就有可能从体制内产生这种要求。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要从这一方面促成统治政权意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进行自我调整与完善。我们也应该首先从这个角度发言。记得袁伟时教授曾经指出孙中山的错误之一就是过于急燥地发动二次革命，“开创了一个在新制度建立但不完善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政治矛盾的坏先例”，而“应该坚持在原有已经建立起来的新体制下不断斗争、不断改进”。这句话足以令我们三思。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当前中国最大的弊端在于言论不自由与缺乏限制权力的另一种体制。这两点的解决之道在于放松舆论制约与开放党禁。为什么中共不能彻底放松对公众媒体的管制呢，其中有一点我说出来恐怕有人会不赞同，但我觉得确实存在，那就是中共一直未能走出“六四”阴影。“六四”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梦魇，也同样是中共的一个梦魇。当时双方的态度都是极其不明智的，我只能这么下结论。“六四”给中共的教训是知识分子在某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对政权造成直接威胁，这也是仁兄所谓的“批评的合作”在经验上为中共不能容忍的原因。所以，这里就有个敏感的斑马线，如何跨过这条斑马线至为关键。我注意到很多学者立论的基础完全不顾中国的现实，口若悬河，动不动就要共产党做颠覆性的改变，这更使共产党在放松舆论自由的脚步踌躇不前。所以，我对有些精英学者的论调很不以为然。







王怡：有一个比方很恰当。中国今天就像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和别的椅子一样有四根腿，但中间一根却特别长。所以这把椅子要么根本放不稳，要么椅子全部的重量其实是压在这一根腿上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中间这条腿锯短点，锯得和其他三根一样长。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条腿是什么，但是无法说出来，也就无法真正的讨论如何才能锯短的方法。这是很可悲的。



如果你愿意以一种意淫的眼光来看这个比方，中间这条长得过分的腿其实含有一种性意味。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亢奋的精神伟哥，其实过分夸大和滥用了自己的性能力。我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性无能》一文里，就是沿着这个隐喻的思路来诠释基耶夫洛夫斯基的电影。



一个性神话的破除，也是一种世俗化。







以前面的思路，一个民主化的和个人主义的宪政体制，就是锯短中间这条腿的良性方法。之所以强调个人主义的和民主化的，因为宪政也可以是集体主义品质的。刘小枫曾经提醒过这两种品质的不同。乍一看，集体主义品质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既然说到尊重传统的路径，为什么要强调个人主义的品质呢？我对于渐进道路的理解是方式上的渐进。不一定是目标上的肤浅。而且所谓传统也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今天还有多少拿得出来的传统？我强调传统，不仅指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样也指向近代以来人类共同的制度文化的路径。否则传统就成为了固步自封的借口。中国早已在这个大传统当中上百年了。有人说中国不应该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而应该走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来。这个愿望我同意。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人类的历史走到今天，就这么一次。所有的路径和根源都限制了并不容许一个民族自作主张。想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道路出来，这个想法如果成为一个目标，我的看法就还是一个乌托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社会理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是不能拿来做试验的。实验性本身暗含着一种对生命的轻视。我们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社会领域最大的试验，教训之一就是尊重传统的和自发的秩序，和那一切我们无法一一理清的、埋藏在历史和当下的无数根须。对于作为人类现代经验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帕森斯称之为现代性的三个最重要方面），我的看法是在思想上你尽可以批驳、反思，甚至提出完全相反的体系。也许这些反思在几百年后或者会成为一种新秩序的基础。但这些都应该发生在今天的学术领域内，而决不是发生在真实的社会领域。你决不能把那一套反思拿来作为今天社会试验的指导思想。今天只能沿着人类唯一一次的而且比较成功的现代经验往前走。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离这些现代经验的距离还实在太远！



你提醒我注意的李慎之先生的一个看法，即社会主义必须民主化，才可能与自由主义形成互动。就是说你可以把自由主义的经验剥离一部分出来，但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社会公正和实质正义的问题。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自由主义构成挑战。否则，一个专制的和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什么自由主义的困境和缺陷。我们已经为一种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一百年的试验品，现在没有任何人任何理由值得我们为某种反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再去做一百年的试验品。我们就要现在这一个，明知它不完美也要。回到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上去，如果是这是一种媚俗，自由主义就是要媚俗。凭什么我们要以自己的苦难来为主流社会里的左派知识分子提供反思和想象的空间？让法国的年轻人对公共食堂的年代充满虚幻的憧憬？不愿接受主流价值和人类的自发秩序，而始终梦想对世俗的改造，这里面有一种中国士大夫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大狂心理，和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情结的奇怪结合。



如果我们真想走出一条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首先完成合法性的民主化转型。然后再来讨论我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宪政体制，如果要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前缀，变成“社会主义宪政”，那么至少我是并不反对的。我绝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洁癖。就象我们今天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你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由市场和每个个体的自发行为来配置资源和占有财富的基本体制，然后再说政府应该在这个体制中发挥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的作用。国内一些人强调社群主义的立场来指责自由主义，却不看看社群主义与我们的环境有多大的差异。也许有人觉得我们和社群主义的距离比和自由主义的距离较近，这是天大的误解。在没有民主化之前，我认为我们距离社群主义比距离自由主义更加遥远。







世俗化的另一个敌人，是比意识形态的神学性质更加隐蔽的，即一套先验的哲学和逻辑思维。也就是单世联曾经批评的黑格尔的幽灵。或者欧陆的所谓建构理性。莱茵河一百年来，是我们的第二条母亲河。这种思想的品质对于我们的传统其实是一种强加。我们传统的文化其实是更加接近于英美的。更加经验的，和更加依赖于对传统的诠释和遵从。我们彻底学习欧陆，香港彻底沿袭英美，在现代性的转型和传统品质的袭承两方面，结果我们都不如香港。







世俗化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就是经验主义。顾准所谓的从彻底的理想主义到彻底的经验主义的道路。对先验的概念不感兴趣，这是我们和英国最相近的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梁启超会认为中国和法兰西最相似，也许他被他身处的那个特定的高歌猛进的浪漫时代蒙蔽了。什么是权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权利都是一个先验的idea。所以马克思不承认占有是一项权利，不承认占有是财产权的形而下的理由。而在英国人眼里，什么是权利呢，权利就是从来如此的东西。所以权利的形成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时间，换言之就是传统。而天赋人权的先验性很可能给独裁者授以口实。权利是根植于历史当中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伦敦人周末爱去郊外散步，大概前几年郊外的土地权人忽然不准大家踏上自己的私有土地。伦敦人就不服，说虽然是你的土地，但公众周末去那里散步已经有几百年的传统，所以散步就是我们的一种权利。也是你的土地所有权应该受到的限制。法律的术语说，这是一种相邻权。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不到绝对的财产权概念。今天我们呼吁法治和自由，但很多人对待权利的看法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在上面这个案子中，自以为捍卫法律和个人权利神圣性的人会说：既然人家花钱买了土地，有产权证，他就有权不准他人踏入。这里面有一种极其危险的形而上的倾向。在我看来，这种倾向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种尚未世俗化的先验倾向。



现代法治强调程序性。程序就是对世俗化的一种支持。遵从程序就像遵从传统一样，意味着对于实质正义和先验理性的拒绝。甚至是对法官个人智商的拒绝。所以我把法律看作一种保守主义的力量。







民主化和程序化，就是最好的世俗化。正如我在关天开始版主选举时说的，民主是一种传统，如果路径依赖是重要的，路径需要例证去铺设。重复三次以上的东西，就具有了一种世俗的合法性。所以版主选举到第二次，有关部门就不得不出来制止了。习惯的力量是惊人的，有人随地吐一口痰，接着有人再吐，路径一旦形成，想再恢复一种默契的传统就难了。我们的法律至今不承认“占有时效”，其实从统治合法性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本质上就是一种“占有时效”。在尚未完成合法性的宪政转型之前，共产党最大的统治合法性无非就是时间的经过。如同贡当斯评价君主制一样，传统带来了所谓的“心照不宣”。



黄仁宇说蒋介石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上层架构，毛泽东则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下层架构。此说只能放在1949年之前。49年后国民党在台湾补了下层架构的一课，然后在80年代开始了训政向宪政的过渡。而在世纪之交大功初成。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谓的历史三峡。但在大陆，共产党至今为止，别说宪政体制，就连一个党治国家的训政体制，穷50年之力，也是稀里糊涂的。国体之下，连最基本的几个关系都未能理清，只能凭借意识形态的余威来大而化之。而曾经行之有效的下层架构几经反复，今天又到了一个吐故纳新的临界点。如果椅子之间的那一条长腿还是过分信赖自己梅开几度的的性能力，而坚持拒绝宪政体制的方向，那么共产党集体世袭制的合法性危机，就可能在某个时候（比如经济衰退）演变为全社会的危机。



稳定第一是官方和民间都期待的。但是一个把稳定建立在领袖个人的威权、或者那条腿的足够长、或者经济增长的百分点之上的体制，恰恰是最不稳定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许正是走向宪政体制的最好机会。











孤云：关于思想方面的就先谈这些吧。总之，我认为当局的步伐虽然缓慢，但并从体制内自行调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次与仁兄对话，我的侧重点不在这里。接下来，我想请教仁兄：



１、网络给你带来了发言与检视自己的机会，网络对你思想的进一步完善是不是也有一定影响？你对网络的依赖性有多大？



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注意，这是你在网上的形象）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念的，也就是说，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生活理念是我所感兴趣的。你写的那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我很喜欢，（笑）我还想知道点其他方面的习惯，能不能自我披露一下？



３、还有，我知道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其来源，形成你现在这种思想的来源是什么，是对现实的思考与经典阅读基础上的结果吗？



４、还有一点，你主持关天茶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正好一年，你的感想与经验是什么？接下来，你在网络上的活动还有哪些打算？



５、我注意到进入新的一年你在传统媒体发表了不少作品，你的作品获得传统媒体的认可与你在网络上的活动有关系吗？











王怡：我前面说网络对于思想性的写作，不单是一个跳板，更是崭新的空间。言下之意首先还是跳板。我是完全借助于网络才获得言论空间和“思想的公共性”的。我的发言空间，思想交流乃至个人在目前的一种生活方式，对网络都存在非常大的依赖性。前面已说，我在上网前从未发表过文章，也从未投稿。在去年《书屋》上的《我看电影》，是上网后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向传统媒体投稿。这之后，我在传统媒体上的文章，都是因网络写作有些影响后，接受传媒的约稿。也就是说，以我为个案，我是通过网络的传播力量，而在很短时期从一个初出道的写作者，直接迈过一个投稿阶段，而进入传统媒体上的约稿和专栏写作。如果没有网络，我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文章，即便是每投必中（事实上不可能），要在传统媒体上一一发表，恐怕至少要三五年以上。所以不讳言，完全因为网络，在短短一年有余的时间内，使我的写作迅速得到一定的承认。这在传统媒体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网络，以我的个性，我也不会去频频投稿。



我说自由主义的接受对个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其实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性情使然。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在生活当中像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我而言，自由主义不仅是思想的追求和坚持，而且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有人觉得是在故意借饮食宣传自由主义，且有把自由主义小资之嫌。其实我的看法是，如果一种思想并不是作为一门“学问”而被接受，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个人的趣味被接受，那么思想的差异就不仅仅反映在意识形态，同时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我讲自己的饮食习惯，并认为这些习惯与趣味，是与我骨子里面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私人品质密不可分的。我比较随遇而安。比如没有人向我约稿，我也不会主动四处出击。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是被动的给人稿子。我还兼着律师的身份，没有人找我，我也不会主动去找案子。有了案子我去做做，没有我就待在家里写作读书。不过现在我已经辞去了兼职的律师。我无法接受这种职业的过分的世俗性。前面我在思想上宣扬世俗性，但作为个人性情，我始终是一个离世俗较远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和世俗保持距离，和与权力保持距离一样，都是我坚持的生活方式。我也想在经济上较宽裕，但只能接受经济宽裕作为一个生活的副产品而来临。有一天我的妻子说：我也愿意有一天可以在商场里很随意的买东西，不必为金钱困窘。我说我也想啊。那么我们会有那么一天吗？面对这个世俗而正当的憧憬，我摇着头说，我永远不会把这个作为我的生活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还不能算一个生活当中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我坚持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世俗化的，如果自由主义能够小资化，那是自由主义的福气。但我在生活中则是精神化的。换言之，我的日常生活也就像共产党的政权一样，尚未去魅。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个人生活中与社会主义者的最大不同。不管你的思想立场如何，一个思想者在本质上都是书生气的，都是尚未去魅的精神贵族。如果你的思想坚持恰好也是精神化的，你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断裂。比如一个共产党人。但如果你的思想坚持是世俗化的，是对神圣性和先验性的去魅，而你自己的个人品质在世俗面前过于清高，这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断裂。比如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



我在学校呆了快6年。现在为止我们学校的几位领导我都不认识，更别说各部门的主管。在校园里遇见，我也从不主动招呼。也没法招呼，因为喊不出姓氏来。所以我偶尔在学校里办事，都很困难，因为不认识人。分房子啊，涨工资评先进啊，我知道都没我的事，也从不去关心。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学习。即便去了，也是拿一本书，旁若无人的看。所谓无欲则刚。扣我奖金我一点意见没有。因为监考时看书，被学校批评了两次，还是照看不误。所以除了随遇而安外，我比较我行我素，不大为旁人意见所动。



来关天做版主，其实是比较违背我的个性。我倾向认为这也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的职位。不过好在网络是虚拟的，我不会真正的和大家频频握手，或者什么。所以最终接受了邀请，是怀着一种思想的热诚。尤其是前任斑竹柳非烟一句话，她说这里是我们一帮学子的香格里拉。这句话令我动心。论坛对我的思想完善和演进方向，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思想是需要交流的，即便读原典名著也不能完全替代日常交流的需求。我曾说，一个像我这样的思想者，也许一座城池里或一条街上就只有一个人，大家互不认识。如果没有网络，思想就死在那里了。我在读书的时候，觉得自己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看到《读书》杂志和《东方》，那时的感觉真像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群体。才觉得自己是不孤独的。上网之后这种感觉更加令我珍惜。所以网络对我已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并是我真实生活中的重要纽带。我在网上结识的朋友，比我在这座城市里几年下来认识的人都多。我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始终是游离的，而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网络，反而越发密切。







我感觉很多人在网上对思想缺乏尊重。他们在一个论坛上认识的优秀的思想者，也许比他们在真实生活里一生当中认识的优秀的人还要多。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潜意识里不觉得自己居然会遇上一个王小波，或者可以与之交谈。这一点我自己比较谦卑，我非常珍惜我能够遇见的值得我尊重的网友。当然这与意见的分歧是两回事。我在第一次看见悲之菩提和思哲的文章时，曾经感叹真希望这样的高三和大一学生可以是我的学生。因为你在学校里教上三十年书，这样的学生就算运气好，也可能只遇见两三个。这使你对日常的生活感到沮丧。可以做学生的如此，可以做师友的更是如此。这就像有了电视和四大天王，谁还看去县上文工团的歌舞表演。







我在关天，一开始是没有刻意的念头的。但由于我自己和朴素都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加上天纵关闭之后来到关天的一批人，使得关天茶舍在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一个右派的据点。同时由于以前活跃在天纵的一批左派人士，比如李宪源等人，由于言论监管的问题，被迫退出了关天茶舍。这一点我是并不知情的。到后来才知道。于是关天的右派倾向似乎更加明显。树大招风，也就引来了监管部门的密切注视。加上911事件后关天的民族主义言论一时间又成为热点，就更加引起官方注意。在这一过程中，我对关天开始形成了较明确的想法，就是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思想传播的重要空间。而且是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根据地。坚持对思想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批评，坚持在可容许的尺度之内保持温和的发言。这样我的责任心和兴趣开始加剧。尤其在天纵被关，以及其他一些论坛纷纷被整肃，中文论坛的一度繁荣面临低谷的情形下，我把关天的继续和不被关闭作为自己的底线。我对16之后的局面有所看好。我希望关天可以顺利地度过这之前或之后的一段言论尺度的严控时期。并在以后发挥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办《关天》网刊是老范的提议，他认为民办媒体始终是要放开的，我们一方面占据网络资源，一方面创办网刊，甚至以后可以寻求纸媒化。这与我的另一些想法不谋而合。因为关天在天纵被关以来，已经面临过几次的警告和关闭风险。911后是一次，甚至我和朴素个人也受到一些压力。一个以右派言论著称的论坛差点因为反右派的民族主义的言论而被关，也是颇为滑稽的。所以我觉得关天的言论宽容一度还是非常成功。虽然李宪源等人的新左派言论被迫退出了，这让我很遗憾（现在有李寒秋等人继续，我个人很喜欢看到这样的论争局面）。但是民族主义的言论在911后，我和朴素两位在思想上反民族主义情绪的斑竹，对这些言论的尽可能的支持（发表言论的支持而非观点的支持）甚至导致了论坛和个人面临极大的压力。这是发泄情绪的一些网友并不理解的。伏尔泰的名言，誓死捍卫对手说话的权利，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但作为一个论坛斑竹，却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努力做到。我后来之所以辞职也是因为在愈加明显的管制下，我已经丝毫无法做到这一点了。我只能看着越来越多的帖子被删除，自己丝毫不能决定或改变什么。胡扯在内部论坛说当王怡不能保持自己的在道义上的清白时，他只能辞职，因为知识分子都需要一个道义上的清白。我承认对删帖的无能为力的确在道义上对我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我辞职前还有一次，因为据说是某位我所认识的朋友告密，导致关天茶舍再次面临危机。我在辞职的帖子里抨击海南宣传部门，这是一种策略，其实到了后来，已经不再是海南宣传部门单独的事了。那位告密者导致了更上一级宣传部门调查组的介入。对我个人的结论是“其观点与政府的立场严重违背”，我在关天的大部分老帖子被要求删除。我自己操作，改为死缓，基本上以限制回复作结。



言论的风险没有人希望他来。我上网发表言论以来，很多朋友提醒我注意风险。我对待言论风险的态度是尽量避免，讲究策略。可以因为言论风险而改变说话的方式，但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不再说话，或者不再说真话。我前面说过，这种官方与民间言论的紧张局面是新意识形态初创时期的暂时情况。也正如你所说要相信和同情共产党的渐变。所以我欢迎三个代表和全民党构想的提出。说到底，今天言论的风险无论如何也不比贪污受贿的的风险更大。一个思想者，难道连一个贪污者的勇气和防范都比不上吗？



通过关天茶舍的工作，我认识和联络到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的师友，他们是我这一生迄今为止的一大笔财富。是我在这座城市的世俗生活中一辈子也无法结识的同道。我的写作虽然并不在线上。但我的思想成熟部分的得益于网络和论坛，所以可以称之为一种“在线的思想”。尤其与李宪源等人的争论、关天辛亥征文的开展、易大旗、唐哭等人的文章，以及我参与的许多帖子的论辩，它们所提供的思想的活力与火花，是仅仅阅读著作不能完全取代的。当然我的思想形成，如你所说，自然是“对现实的思考与经典阅读基础”的结合。我的思想有几个转向。在大三以后开始从卢梭和法国思想转向英美，卢梭和尼采都曾经先后是我的思想偶像和阅读重点。这种英美式的转向，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和顾准文集。近几年的阅读较集中在哈耶克、伯林、贡当斯（贡当斯和孟德斯鸠是法国思想中英美化的异数）等人上。在学科视野上，则由法学向经济学、政治、伦理学和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转向。韦伯和梁治平的多学科视野是促使我这一转向的重要力量。科斯的产权理论则对我影响极大。在对思想信仰的坚持和思想者命运的担当上，刘小枫和史铁生是必须提及的。当然还有张承志式的理想主义。这些阅读经历使我的思想泛信仰化。并使我对于宗教生出敬仰。



在辞职后关于责任问题的讨论中，我的看法是这样。我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在关天从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单纯的管理者看待。我的兴趣也不在于做管理者。所以我也许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管理者。比如开展斑竹选举就是这样，我在第一次选举的两个贴子里已经表达很清楚了。记得曾经和你也有激烈的争论。作为一个单纯的管理者，不愿意看见茶社里闹哄哄的不好收拾。但我作为一个实验者，一个将关天当作一个思想言论的空间而非一个网站的栏目看待的斑竹，我反而饶有兴趣的看着那闹烘烘的局面。并觉得这一切极有价值。说到底，我没有把自己看作网站的一个雇员，要对网站和栏目本身的稳定负责。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发言者的代表，要对一个对网友和思想传播具有价值的空间，对这种价值本身负责。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时候就走人。



我对关天固然极有感情。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关天又比较无情。一个朋友说决不愿意看见关天衰败下去。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衰败，那也无妨。我对关天的感情比不上我对思想本身的关注。我去世纪沙龙做版主后，sieg曾说，现在的论坛有点像希腊的城邦制度，一个城邦不愿呆了，可以换另一个。我很欣赏这样的看法。关天像一个城邦，我通过这个城邦来做事，做事是目的，城邦不是目的。做事的平台可以搭建在任何地方。换言之，我对关天这个城邦并没有一种类似于“爱国主义”的民族立场。我的责任不是为关天，而是为思想的传播和自由的空间。我想我这一生都会为这个责任而辗转努力。用孔子的话说，惶惶乎犹如丧家之犬。这个责任是一种自许。而且并不附加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项目甚至团体上。好比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人，我对共产主义的责任感将会远远高于我对共产党的责任感。所以我要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一定会频频的选择反党。并视这种反骨为忠诚（刘宾雁所谓第三种忠诚？）



关天、世纪沙龙和其他的论坛，就是一个个的城邦。不同的网站目的很明确，是使自己的那个城邦成为最强大最有名的那个。但我们的目的不同，我们做网友也好，做版主也好，目的都是通过这些城邦的繁荣，对纸媒、对言论空间、对网友们的思想、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些微的影响。我希望思想论坛的斑竹能够形成一个传统，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是单纯的对网站负责的雇员。而是由网站礼聘的、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其是的论坛的发言人代表和适度的管理者。而管理者，不能成为版主的主要身份。



这样的传统也是逐步形成的。甚至在一个个的个案中形成的。



除了在世纪沙龙做版主之一，我会继续和关天茶舍和你们两位版主合作，把《关天》网刊做下去。相对于论坛，网刊虽然缺乏交流性，但可能拥有一个更加宽容的言论度。除了写作，我在网上主要的活动会集中在这两方面。最后我希望关天能够在你和老范的主持下，有一个更加平和并不失锋芒的前景。我也似乎看见了这样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也希望我们两个论坛及其他论坛逐步开展合作，在合作中增强思想论坛和版主的独立性，共同为网络上的“论坛城邦制”发挥作用。











2002-02邮件往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635455 seconds ] :: [ 25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