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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再给“民运”一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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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再给“民运”一棒喝   
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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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再给“民运”一棒喝 (402 reads)      时间: 2002-2-08 周五, 下午8:59

作者:东海一枭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枭眼看世之一百:

再给“民运”一棒

-------略复许志林、沈淦诸君



老枭出身耕锄世家,虽跳出农门,仍常回乡下老家看看。当前农村确实蕴蓄着巨大的不满情绪,但这不满,矛头所指是贪官污吏和苛费杂税,而不是体制本身。农民们普遍认为,高僧和经文是好的、正确的,只是被下面各级中小和尚念歪了。因此,与他们聊起腐败现象和农民负担,自是群情激愤;倘说及民主什么的,则多以为那是离自身太远不相干的玩艺。比较而言,江浙农村还是比较富有、开放的。那些偏远、塞闭的地区,恐怕更不知民主为何物矣。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八亿中国农民,所受剥削最重、压迫最深,按理最需要民主了,偏偏他们于此关系密切的事物最为淡漠。民主意识不是多与少、强与弱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他们倒是希望多出些明主、清官来为民作主哩。



知识分子群体情况要好一些,却也不容过于乐观。据我所知,也是蝇营狗苟、攀附强权者多,埋首书斋、明哲保身者多。真正为民主自由呐喊、为贫弱阶层说话者,万不得一。



互联网是促进中国民主一大利器。但区区1600万网民,相对十多亿人口而言,仅属极少数。而对民主感兴趣者又是这极少数中的极少数。何况政府对之视如洪水,严拦死守,互联网巨大的潜力,一时还难以体现出来。



与18世纪刚刚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相比,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或有过之,但精神条件大大不如。新武侠小说中常写,要练某种高层次功夫,原有武功须尽行废去,啥也没练过一张白纸最好。经数千年专制酱缸浸泡,又受数十年党文化熏淘和愚民教育,国民脑袋早已被洗千万遍,思想早已程式化,奴性侵入心肺,如今要洗筋伐髓,另习新功,谈何容易!



不是我主张民主缓行,如果可能,我希望立即拥抱“崭新的”民主自由的中国,无奈希望的美丽取代不了现实的丑陋,主观意愿取代不了客观存在。



民主有缓急小大之分。许志林君说得不错,有关“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口号、政治目标,都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容许的、公民应该有的正当的权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承认的公民的权利,并没有什么过激之处”。但也有一些民运人士提出多党制、总统直选乃至联邦制、邦联制等政治主张,在枭眼看来,确实“是一种不符合目前的国情的流于空谈的形式”,书生之见,于国有害,于大多数国民,无益,也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既使是妙药,对一个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的患者,也经不起大补大泄的。何况有的还是毒药呢。



在海外罕见论坛看到过一篇贴子名为《执政民主中国,你准备好了吗》(具体内容当时因故未阅,后来又找不见该贴了),有所感触,乃借梁漱溟之手,给“民运”当头一棒,旨在提醒有关志士:“从专制中国到民主中国,从民主思想的启蒙到民主政体的实现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增进民富、启迪民智、撒播自 由、民主的火种方面,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非短期内可竣 其功”。



梁老对当时社会经济、精神条件的分析有其深刻的一面,但他得出中国文化精神等观念因素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的结论,则过于武断。观念因素并非僵化不变,民智是可以启迪、开发的。如沈淦君所言,台湾的民主实践,就反证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



但是,比起台湾来,窃以为大陆的民主化障碍大得多,困难多得多。作为一个以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民间诗词家、思想家自许的知识分子,我愿尽我心尽我力,为民主自由鼓与呼,同时寄望于执政党内开明人物、改革派和健康进步势力,希望他们真正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以十亿人民福祉为重,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主动向国际社会靠拢。自上而下地重建民族精神,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政治文化,大力推动政治现代化,那就可挽狂澜于既倒、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东海一枭2002、2、4。

附:

【许志林】评东海一枭的民主缓行论





东海一枭在《民主论坛》发表《从梁漱溟的观点看民运》,引用3、

40年代梁漱溟的观点,认为现时提倡民主不适应中国国情。笔者对此

有不同意见。



梁先生认为“民主在中国难竣其功”。他所举理由之一是中国的物质

条件不具备。



梁先生所说的,是上个世纪2、30年代的中国农村。这还相当符合当

时的情况。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



◆交通已相当发达:铁路分布全国,公路几乎连接到全国所有的基层

 县、市;

◆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的青少年至少初中毕业,农村的2、30

 岁的年轻人,大部份也小学毕业,可以阅读报纸;

◆连农村也都已电气化:绝大多数农村都通上了电,即使家里穷,看

 不上电视,也还可以听听半导体收音机;

◆中国已经跟随世界潮流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尽管政府搞讯息封锁,

 人们还是可以接受到大量的先进思想。



今天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比1770年代美国进行独立战争、

设立民主制度时的水平超前多多矣!



梁先生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份子

所作的摹仿运动。大多数人是全然无此要求的。”



梁先生的意思是:中国的民主仅是少数人的运动,大多数人只求温

饱。然而,恰恰是在上个世纪的2、30年代,一批受到西方民主思想

熏陶、怀着救国救民理想的知识份子(象胡适、张君励、罗隆基、储

安平等),面对贫弱的国体、愚昧的国民,坚持不懈地宣传民主宪政

的理想,终于使中国国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民主

观念已逐步深入民心之中,尤其是一大批青年知识份子心中。



当时地处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青年学子(刚刚去

世的民主战士王若望先生,当年就是为求民主而去延安的),并从而

赢得民心、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就是因为它高举“民主”这面大旗

为号召。我的手边有一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

诺》。它收集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解

放日报》上关于民主的言论、社论、文章等。限于篇幅,我这里仅引

用毛泽东与美国友人谢伟思谈话中的一段: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

  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

  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

  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

  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

  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连当年的毛泽东都认为,中国农民并不傻,他们需要民主,为什么今

天的知识份子,反而还认为今天的农民太落后、不需要民主呢?



可见,今日的中国并不欠缺实施民主政治的物质条件,而且,中国人

也已经知道民主和民主的需要。台湾的民主化证明了民主同样适合于

我们中华民族。



笔者居住于中国大陆,只能从网上得到一些消息。而据我所获得的信

息,我知道海外民运所提出的政治口号、政治目标,无非是争取言论

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而没有听说哪一个人狂妄到要立即

“执政民主中国”。民运的所有这些诉求,都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

容许的、公民应该有的权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承认的公民

的权利,并没有什么过激之处。如果把这些正当的民主诉求,都认为

是一种流于空谈的形式,都认为当今的中国人民接受不了,那是对中

国、中国人民的低估。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



【沈淦】与东海一枭谈中国民主可行





东海一枭在《从梁漱溟的观点看民运》一文中,罗列了梁先生认为

“民主化在中国难竣其功”的三个理由之后,指出:梁漱溟“所考察

的中国的物质、精神条件和社会价值观念,至今仍无大的改观”。笔

者不敢苟同这样的看法。



一枭先生引用梁先生的观点说:“中国民主运动,至今仍只出于少数

知识份子的推动,加上群众中极少数热心份子附和而已。按梁先生估

算,当时推动者加附和者不超过四万人。在中国人全体里,只是万分

之一。以极少数人替大多数人干多数人的事,其难可知。”



梁先生当时估算的“万分之一”,现在如何?据统计,我们今天,仅

网民就有1,6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的百分之一以上,与梁漱溟那

时的万分之一相比,提高了100多倍呢。更何况,网民的增长比例远

远超过人口的增长比例。记得一年前,网民还只有1,000万,短短的

一年之间,就提高了6、70%!而且,网民仅是智识阶层中的一部份,

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份,而互联网则方兴未艾,潜力巨大。当然,网

民未必都在推动“民主运动”。然而,互联网这一梁先生时无法想象

的利器,正在有力地促进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也在有力地促进着中国的民主。这一点,岂但不是“无大的改观”,

简直是天翻地覆,强了数十上百倍!



梁先生所说的第二点理由是:“物质条件不具备:一是人民生活简单

低陋,文盲多,加上忙于生业,无暇过问政治;二是国土太大,交通

不发达。单就选举而言,交通不便,都无法办;三是工商业不发达,

缺乏中产阶级。”



在这一段话中,“缺乏中产阶级”可能现在还站得住脚。至于其它方

面,看看我们前年大加宣传的“建国50周年成就”吧,尽管其中不乏

溢美之处,然而物质条件比梁漱溟写那篇文章的时代强上多少多少

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文盲比那时少得多,交通与商业比那时发达

得多,这是人所共见的。前不久不是还有个“全民经商热”吗?尽管

那“热”未必健康,而梁漱溟那时,只怕想“热”也没有“热”得起

来的物质基础吧?



至于梁先生所说的“第三层原因:中国民族之精神条件不合,使其永

远不能成功”,事实上,已被台湾的民主化所证伪。台湾的经历尽管

与大陆有所不同,但“民族之精神”则大体无异:同受中华文明之传

承,应该是差不多的。前不久,台湾不就通过民主选举完成了政党轮

替吗?梁先生“永远不能成功”的结论实在下得太早了。既然如此,

一枭先生引以为据,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此外,我们今天,无论精神条件还是物质条件,包括人民受教育的程

度等,总不至于还比不上两百多年前、18世纪时刚刚立国的美利坚合

众国吧?那时,他们的民主条件就基本上具备了,并从而建立了民主

制度。而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堂堂华胄,难道直到现

在在还比不上人家两百多年前?



同时,我们今天,国际大气候与梁漱溟时迥然不同。那个时候,共产

主义运动正处于上升时期,世界上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社会主

义阵营,事业如日中天;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则“日薄西山,气息

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可是今天呢?随着“苏东波”的剧

变,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的主流从对抗转为对话。此时此刻,中国

加入WTO,就是努力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全

球化、政治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这股潮流正在

并将更加猛烈地冲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层

面。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可见,今日的中国已经大大不同于梁漱溟当年的中国。一枭先生,让

我们共同努力,准备拥抱一个崭新的未来中国吧!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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