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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23)“学习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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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23)“学习毛主席”
胡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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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世纪之交(23)“学习毛主席”
(714 reads)
时间:
2002-2-02 周六, 上午6:57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
·胡平·
(126)面临第二种准备
进入高三后,学校照例加强了对我们毕业班的思想教育。教育的主题又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却又不同以往。
第一,近两年来,上山下乡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过去讲上山下乡,强调的还是“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现在讲上山下乡,强调的则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一句当年流行的话就是“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
第二,大学录取率要比高中录取率低得多。这意味着,同学中的大部份乃至绝大部份将实实在在地面临第二种准备的考验。过去,许多人都采用这样的表达:“如果我考不上(高中或大学),我一定服从党的分配。”这种表达回避了对下农村的直接承诺同时又不失其冠冕堂皇。可是,这两年的经验已经表明,如果你没考上,党首先会动员你下农村。当然,如果你不肯下农村,党仍会考虑给你分配别的工作。但你在政治上已经矮了一截。你没有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你的政治觉悟遭到怀疑,起码是打了折扣。
第三,社会上积留的待业青年日益增多。换句话,如果你落榜之后又不肯下农村,等待你的很可能就是失业。
第四,由于阶级路线的强化贯彻,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学习好早已不足为恃,共青团员的身份也不是什么保命金丹。前车之鉴,俯拾皆是。一位同学曾对我说:依你的成绩,没一个大学考不上;照你的出身,没一个大学会录取。不必说黑五类子女,就连班上那位中间家庭出身的前任团支书也十分紧张。
真正的困窘之处在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绝大部份同学都怀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人们都不甘被视为政治上“落后”,多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经在大多数青年中确立起了“权威主义良心”(弗罗姆语)。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那套价值标准,已经内化为许多人的自我意识。从原则上,从理论上,我们都承认上山下乡伟大光荣;因此,我们就把那种躲避心理认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连自己都觉得不光彩。于是,我们便陷入了“天人交战”。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存天理、去人欲”。
(127)咄咄逼人的压力
不过,上山下乡的号召也并非全无疏漏。不是说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吗?那为什么说只有下农村当农民才是革命的、而进工厂做一名工人阶级就不是革命的呢?进而言之,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分工不同,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当农民是革命,当工人也是革命,当战士、当警察、当教师、当服务员、以至当科学家,何尝就是不革命?
上述辩解,由于它们都同样采用了官方的价值标准体系,当事人可以问心无愧──也就是说不与那个权威主义良心发生冲突而没有负罪感,故而相当有力。但是,官方的宣传仍然技高一筹。当局说,因为农村最艰苦,所以下农村最革命;不是唯一革命但却是最革命。好比打仗,每项任务都重要,但有的任务更危险因而便更光荣。按照当年小说与电影中的描述,指挥员下达战斗任务,所有的战士都争先恐后请求分派到最危险的岗位,尽管这种最危险的任务只需要一部份人承担。那些坚决请命而未能入选者,照例还要表示遗憾。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当年共产党动员学生下农村便采取了类似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当然会因人而异。大体上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对自己要求越高,越是急切地证明自己的革命精神最坚决,那么,他就越是回避不开第二种准备的严峻挑战。我正好属于这种人。
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考入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第二种准备的问题于我更形迫切。我不得不对此认真思考。作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谓“认真思考”决不能是合理化,也就是为自己某种不宜宣示的动机找出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认真思考只能意味着找出真理,然后身体力行;即使它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也在所不辞。
(128)我的异议与矛盾
我反复思考。我发现我仍然很难完全认同上山下乡的那套理念。更准确地说,我发现自己长期怀抱的科学家理想,依据党的理论,有着同样充份的正当性,它未见比下乡当农民来得更逊色。我并不是说自己下农村会是“大材小用”──当时这种“大材小用”的观点被扣上“轻视体力劳动、瞧不起劳动人民”的骇人罪名。我强调的毋宁是各种不同的“材”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用”。我对科学既有兴趣又有优势,让我当科学家难道不是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有利?我承认农村落后、急需人才,但我的“才”是另一种才。你说当农民要当新式农民,也要进行科学实验。可是我对农业科学并不擅长。不错,我应该象雷锋那样甘当万能螺丝钉,“党把我拧到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党要分派我去农村,我一定会安心务农,但要是分我去研究物理不更好吗?农民辛苦因此光荣,当科学家同样不轻松。当科学家也要艰苦奋斗,也要有牺牲精神。至于说“我们更需要农村”,因为我们需要彻底的改造;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流行的看法最有距离。正因为我相信自己很革命,所以我不认为自己必须“脱胎换骨”。过去写文章,我连自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不肯承认,我认为那只算“小资产阶级思想”。后来虽然改成了“资产阶级”,心里还是不大想得通。“彻底改造”的话我也讲,但那多半是表示愿望而不一定表示事实。我尤其不承认由于自己出身不好、错误思想便一定更多、因此就比别人格外需要通过下农村彻底改造自己。当然,我那时的想法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坚信自己很革命、坚信自己的科学家理想完全正当。出于这种自信,我认为我理所当然地应该继续追求我的科学家理想,因而没必要将上山下乡列为证明革命坚定性的第一选择;出身歧视妨碍了我的正当追求,因此它是不公平的、错误的。另一方面,正因为遭受出身歧视,我痛感自己的革命性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出于急切赢得社会认可的心情,我又强烈地倾向于通过下农村一类决然的举动证明自己。结果便是,在政治学习一类场合,我对下农村一事采取了略有弹性的表态;而在和我一向信任的班主任老师个别谈话中,则努力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文革”爆发,把这道迫在眉睫的难题推向了遥远的未来。谁能知道:假使“文革”迟一年发生,假使我在六六年就参加了高考而又没考上;那么,面对着下还是不下农村的艰难选择,我究竟会做出何种决定。
(129)《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六五年春天,我偶然地从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我说“偶然”,是因为我那时很少去校图书馆借阅图书;而在当时向青少年推荐的大批书目中也从没提到过这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另外,直到我发现这本书之前,我对毛泽东的早年生涯好像并没有特殊的兴趣。
这是一本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用粗糙的土纸印成的小册子。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年毛泽东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坚持冬泳和远足,在荒僻的野外露宿,在人声嘈杂的城门口读书。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关心天下大事,立誓救国救民。这一切都使我激动不已。当时的我,正处在由少年进入成年的年龄,对个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塑造怀有强烈的自觉,对眼下平淡无奇并略感压抑的生活深深的不满,时常感到不被理解的孤独。基于这种心境,我便很自然地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故事产生了共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就在我发现这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的同一时期,在全国,有很多和我一般年纪的青年学生也同样地为这本书所吸引。其中包括北京的一些干部子弟、也就是尔后“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们。我们都从这本书里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榜样。以前,“伟大领袖”在我们心目中是很抽象的。这种高度抽象的形像虽然足以引起我们的崇敬,但不足以刺激我们效仿。当局号召我们效仿的英雄人物,以雷锋为典型,基本上都属于“普通一兵”,因而又缺少光芒四射的魅力。至于中外历史上其它类型的伟人,从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则因为其阶级背景而一律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这样一来,一个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形像,就成了我们这批好高鹜远、自命不凡的青少年心目中最高大、同时也是最正当的学习榜样。假如说“学习爱因斯坦”大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嫌疑,而“学习雷锋”显然又难以满足我们暗怀的个人雄心,那么,还有什么口号能比“学习毛主席”更为两全齐美呢?
(130)“学习毛主席”
六五年秋,我升入高三,在新日记本的扉页,我贴上了一枚毛泽东画像的纪念邮票,下面写上“学习毛主席”。这句口号是从郭沫若的一篇什么文章里抄来的,否则我大概还不敢把它堂而皇之地写在日记本上。不过,我也只敢把它写在日记本里。我从不曾把它写进文章或试卷。党号召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却要学习毛主席本人。这中间总象有点什么问题,让人觉得不太踏实。
事后看来,当年我那份隐忧果然是有道理的。诚如弗罗姆所言,权威主义教育的第一条诫令就是:承认权威的至高无上、独一无上,绝对禁止任何个人萌生想成为象权威那样的人的狂妄意念。“文革”中见到一份材料,揭发某造反派领袖“怀有反革命狼子野心”。罪证是一页日记,上面是毛泽东的头像,下面写着“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是?”
当然,这条所谓权威主义诫令只是学者的理论概括,并非当局的明文规定。充其量,它只是一条不言而喻的共识,存在于统治者的心领神会之中。当我们批评共产党大搞现代迷信或造神运动时,严格地讲,那无非是一种比喻。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把领袖涂抹成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祗。相反,它倒总是强调领袖来自人民,领袖是人民中之一分子。但是,出于权威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这种强调必须是高度抽象的。它必须防止人们产生和领袖比附的平等意识。所以,有关领袖个人生活的各种具体情节,一向被掩藏在深厚的帷幕之下。那时候,我还读过两本苏联人写的列宁传记和斯大林传记。文体的乾燥乏味自不待言,满篇的歌功颂德之词也在意料之中。最令人失望的是作者对传主的描写完全是非个性化的。然而,那正是此类传记读物的标本。相比之下,肖三这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就生动有趣多了。不过它显然只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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