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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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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一）   
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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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一） (601 reads)      时间: 2002-2-01 周五, 下午11:1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九分天灾、一分人祸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





六哥





本文采用两种可互为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特大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这两种方法都是粮食专家提出的，据此得出三年因灾减产的粮食总量在1349亿公斤～1359亿公斤之间，占三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1390亿公斤的约97％。在折算进其他因素之后，本文得出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谓的“人祸”因素，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流行说法，本文使用全国分省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表明，三年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粮食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拨粮食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三年期间的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手中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１．引言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三年遭受特大气象干旱灾害的肆虐，此次灾害的持续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三年之中因这场罕见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至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国力的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基本因素的了解，于是，有关人口数字和所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了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无法搞清楚的公案。



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以非难“大跃进”为使命的“著名”论作都回避不提或者根本否定下述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为严重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特别是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为惨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或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的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年十一省大旱：仅甘肃一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严重的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死亡人数的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所得出的保守估计表明，至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命。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没有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8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一年之中，该省又因大旱和蝗灾“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相当于该省后来在1959～1961年三年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其中包括正常死亡）。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不到40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三十八年（1912～1949年）当中，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因自然灾害一项死亡的人口大概达到5000万人到上亿人之多。



第二个事实，就是1959年～1961年间我国连续三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客观存在。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的三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的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之中，又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按照一些人的逻辑，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可以发生灾荒的，哪怕别的制度下发生一百次。西方一些出于反共目的的“专家学者”一反他们原本固有的对中印象，他们不再提起中国人的“贫困、苦难、疾病、饥馑、无知”，不再提起中国本来就是“灾荒之国”，自然他们更不会提起西方曾经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罪恶历史；他们在评价“三年”问题时刻意回避上述的两个基本事实，任意夸大人口损失的程度。或许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处在全球社会主义劣势中的中国，

气就会变得更短，政权就会因此失去合法性。令人不解的是，在少数中国人中也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与这些西方人遥相呼应，不惜靠编造数据和篡改历史事实等为学界所不耻的手法，来为西方推波助澜；更有甚者颠倒黑白，把罕见的自然灾害说成是什么“风调雨顺的三年”。



对于综合国力甚微、又遭到外国经济封锁的国家来说，人口的损失说到底是由于粮食的损失，而损失的粮食之中，当然既含有“天灾”的因素也含有“人祸”的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这两者的关系确非易事。过去一些非难“大跃进”的论作往往夸大“人祸”因素的作用，在手法上往往采取把某些个别的和局部的、哪个社会中都会存在的阴暗面加以搜罗并堆砌到文章之中；在数字累计方面，这些人更是深得“大跃进”中某些地区“刮浮夸风”、搞“高指标”和“高估产”的精髓，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此外，在进行合乎逻辑和实际的计量与解析方面，这些人也显得无能为力。



以粮食减产作为切入点，分析“天灾”因素和“人祸”因素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计量来进行考察的首推陈东林先生（“‘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陈先生的思考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他得出的有关“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的结论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并且在事实上否定了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流行说法。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陈先生对于三年期间因灾减产的粮食估计偏低，为888.8亿公斤。偏低的原因是由于只能得到1959年一年的有关数据，同时对于受灾农业减产的估算也缺乏成熟的计算方法。这样，本来三年中各年的灾情都不尽相同，仅靠使用1959年的两个数据来求整个三年的因灾减产，结果便显得比较粗糙。



本文不讨论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损失了多少人口，根据德斐（delphi）先生的计量考察，我国在1957年～1981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不论是国家统计局做出的、还是外国学者如J. Banister推算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数据的本身缺乏起码的协调性和相合性。本文的目的是在陈先生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两种可以互相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灾减产的粮食数量。第一种方法是基于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94年提出的用来解释和预测全国粮食产量的一个回归模型，加了一些必要的变型，据此得出在化肥施用量、受灾面积、农机总动力和粮食收购平价诸因素共同作用下三年因灾减产粮食总量为1349亿公斤，是陈文的1.52倍并占三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1390亿公斤的97％。第二种方法源自任兵雪和高培琦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的灾害发生率与单位面积减产量间的关系，据此得出三年因灾减产1390亿公斤，与第一种方法的结果十分接近。根据这两个结果并折算进其他因素，本文得出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对“人祸”因素作独自的考察，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流行说法，本文进一步使用全国25省（除西藏、台湾和京、津、沪外）的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以及地方政府的粮食保护主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拨粮食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三年期间农副产品通过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两个渠道流通时的价格与数量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手中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上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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