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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鲍彤透视中共
前言
本文作者鲍彤是中共前中央委员,也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共党内少数能摆脱权力诱惑,认同民主制度改革,并
要求付诸实践者。89年5月底因天安门民运支持赵紫阳反镇压论遭逮捕,九八年始恢复公民权利,目前定居北京。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接7月1日80周年党庆
的到来,届时应可看到许多踵事增华的活动;但是,如何掌握过去这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何评价中共统治下的真实面貌,以及人民承受的苦难;中
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又在那里,这应该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切的大题目。鲍彤在文章中均有深刻的观察和评论,并期待中共继经济改
革开放后,敢于跨出政治改革的步伐,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由于全文稍长,本报仅摘出论述中共党史和政治改革的部分,分今明两天刊出。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快八十岁了。它到底应该领导中国还是应该领导自己,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即使不为国家的命运,单纯为了个人的
未来,也不妨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中国共产党太重要了。它的党员总数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中国的一切资源全操在它的手里。它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导者,有权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全国的人力资
源,支配各种领导班子的组织和活动,支配全社会的信息和舆论,支配中国对内对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许不允许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
出版,哪些网络必须封杀,都得由它决定。它拥有不容怀疑的权力,怀疑它的权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中国一切人的命运都在它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
民内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敌我矛盾,亡。五十年来的中国人,谁家欢乐谁家愁,为什么欢乐为什么愁,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愁,基本上都可以从中共的历
史中得到解释。所以,中共的历史和由此形成的现状,很值得研究。喜欢它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你不能无视它的权力。
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
我主张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我认为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那些教科书,无论旧的还是新的,尽管都是饱学之士集体心血的结晶,但
都必须经过审定,必须为某一时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务。形势变了,需要变了,教科书就只好成为过眼云烟。有时发现错误的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
把错误的东西改掉。有时又发现正确的东西经不起形势的考验,于是再把正确的东西改掉。党史是客观存在,改不了;教科书是主观创作,好改。这样改过
来,改过去,有时增,有时删,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审定者也许知道,读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历史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党了。中共中央1949年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但党的文件极少公开。「该公
开的」才公开,「不该公开的」永远是秘密,非但是党的秘密,而且是「国家」的秘密,「泄漏」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说,中共领导下的大跃进饿
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斗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伤、关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许多人知道,1961到1962年间,刘少奇多次讲过,大跃进中发生
的「人吃人,是要上书(载入史册)的」,但中共党史的历届审定者都懂,为了维护毛泽东,必须抵制刘少奇,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史实写进党史中去。四十年
安然过去了,从来没有哪一本中共党史教科书敢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刘少奇所说的人间惨事。
教科书爱讲伟大,爱讲光明,不爱讲黑暗;即使讲黑暗,也只讲过去的黑暗,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讲当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新中
国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人为的灾难同样应该归罪于中共中央的
领导。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中共犯了错误最后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每一次,在它终于「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无数的人
为此作出了无法计量和无法挽回的牺牲。所以,研究中共党史,靠教科书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从生活中了解中共,透视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似乎很难,其
实不难,至少比读教科书容易得多,真实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没有极权政治制度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场持续十年的、令人眼花撩乱的、走马灯式的、文攻武打大内战。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其实,在不稳定中存在著异乎
寻常的稳定——毛泽东权力的绝对稳定。所谓「打倒一切」,无非是个形容词而已。应该分解为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凡是毛泽东所否定的一
切,活该被别人所打倒,没有打倒别人的资格,特别是没有打倒毛泽东的资格。第二种,凡是毛泽东所肯定的一切,决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相反,正是他们,才拥
有打倒别人的特权。第三种,凡是毛泽东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则天天处在最不稳定的状态,他们随时随地似乎有权充当摇旗呐喊的跑龙套,
又似乎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成为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
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当然以毛泽东的好恶恩怨为转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狱。毛泽东说一句「人才难得」,邓小平就
荣膺九锡;毛再说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邓马上又什么都不是了。无怪乎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他跟喜怒无常的
孩子一样,用手垒了一个名叫「国家」的城堡,又用脚把它踏烂。
据说历史的创造者是群众而不是领袖。这个真理也许适用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但不一定适用于几十年的瞬间。那种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瞬间,肯定是听
任暴君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这个道理,毛泽东、邓小平都懂。
评论斯大林破坏法制时,毛泽东的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大政治家毛泽东口中的「西
方」,显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可惜毛泽东非常热爱这种导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领导制度。
评论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头脑也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说
得对,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著极权制度,就存在著重新出现无法无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也「没有在实际上解
决这个领导制度问题」,中国仍然处在这个「非西方的」极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又导致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产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考察天
安门事件时,我们可以不太看重邓小平个人的责任,而把重点放在改革极权政治制度上面。
中国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镇压事件。邓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镇压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镇压事件的决策者。两次事件都是极权政治制度
的产物。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当时,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就被踏上了一
只脚。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变,致使邓小平自己成了极权政治制度的
第二代核心。
邓小平上台后,依靠一批热心改革的人,做了许多好事,获得老百姓爱戴。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
横幅。这个自发行动标志著邓小平一生事业的顶点。
邓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习仲勋）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果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常务副
总理是万里)主持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胜任愉快。胡赵给邓小平增添了荣耀,邓小平是高兴的。问题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
产党领导一切这种极权政治制度不能改。这是绝对不准触犯的禁区,触犯这个禁区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底上海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感到有人
想触动这个禁区,而胡耀邦态度不鲜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为什么不照他的指示办。你叫胡耀邦怎么继续工作,当然非辞职不
可。
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指示赵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运动。赵紫阳静观了三个月,提出一条建议:防止运动扩大化,以免影响改革开
放。邓小平同意了,因为他已经出了气,达到了叫不听话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无疾而终,使赵紫阳得以缓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
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哗,不唱高调,没有任何和「坚持党的领导」相抵触的内容,只列举了当时党内可以接受的、驳不倒的、或具体、或抽象的要求。在邓
小平的赞成下,十三大批准了这个方案。
有心人也许至今还记得,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闭幕以后你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
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赵紫阳采取了稳健渐进的步骤,从党内做起,从中央做起。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
定了中共中央议事规则: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例会每年至少两次,会后发公报;政治局例会每两月至少一次,会后发消息;政治局常委例会每周一次,会后由
中央办公厅整理内部纪要;重大问题必须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如果出现重大分歧,应该暂缓作出决定,或者由常委报请政治局决定,或
者由政治局报请中央全会决定。
对照一下毛泽东1953年宣布的那条「纪律」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看来似乎平淡,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进北京后的
创举,特别是一九六六年文革以来的创举。赵紫阳常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是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赵紫阳提请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制定中
央议事规则的用意是极其明确的: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共产党做起,共产党的民主应该从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仅是一种作风,一种修养,
而且必须成为制度;他,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严格约束,决不做一九五三年那个毛泽东。十三大以后,没有戏剧性的新
闻。民主在一步一步前进,值得宽慰的是,没有停滞,没有后退,没有空话和欺骗。
接著发生了悼念胡耀邦的学潮。学生要求民主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走错两步大棋。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激化了本来可能缓解的矛盾;动用全副武
装的军队镇压和平绝食的学生,更铸成了千古悲剧。赵紫阳提出了改变定性的建议,在常委会上无法达成协议。赵紫阳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
决问题的原则和相应的方案,得到常委多数（五月八日）、政治局多数(五月十日上午)和人大常委委员长会议(五月十日下午)的支持,连邓小平本人也曾
经在五月十三日表示「完全同意」;五月十七日常委会议出现了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的局面,邓小平态度顷刻变了。他一言九鼎,断然推翻了
以往历次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委员长会议业已作出的决定;他以「常委」名义作出了最重大的政治决定和组织决定;他以「常委多数」的名义宣布
总书记犯了「分裂党」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原来已经决定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统统被他推迟到局势已经被他全面控制之后,才得
以举行。邓小平一个人,行使了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在他面前,一切议事规则只能黯然失色。《中国六四真
相》的出版,有助于世人了解事件的全貌。
邓小平的决策有偶然性;但是,只要存在著极权政治制度,就存在著动用军队对付人民的可能,这是必然的。所以,应该说:六四这种事情,和文化大革命一样,
都不可能出在西方国家。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极权政治制度是腐败的乐园
腐败也是极权政治制度的衍生物,而且是比文革和六四更常见、更普遍、更津津诱人、更容易传染和蔓延的毒菌。不是说极权政治制度的领导人一定
是腐败者。不,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本人可能是陈希同,也可能不是陈希同,两种可能都有。问题在于制度。
英国的阿克顿爵士分析得很清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中国是个权力无处不在,事事需要审批的国家。老百姓的事情由官吏审
批,市场的事情由官场审批。批准了才算合法;没有批,随时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随时有可能祸从天降。中国的机关喜欢黑箱作业,国家机关怎么行
使权力,只有共产党有权了解,有权检查,老百姓蒙在鼓里。极权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最肥沃的土壤;不公开不透明的办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是对腐败行为的
最全面最严密的保护伞。这里,首先是领导制度问题,其次是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廉政建设,1989年2月14日,全体一致达成共识,
决定首先从公开办事制度和公开办事结果入手。这样,既能直接推动廉政,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民主制度,有利无弊。（参看1989年2月17日《人民日
报》头版头条。）四月底五月初,学潮重点转到反腐败。5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建议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把学生和群众最关心的
反腐败问题提到议程上来。当天下午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立即准备,从6月20日起专门为此举行人大常委会议。可是,六四把学生和市民镇压下去了。
镇压民主就是鼓励腐败。六四以后腐败公行,是六四镇压民主的恶果。十二年来,腐败像滚雪球一样,像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大,变本加厉。反腐败的说教
似乎倒也不少,可是千万别搞错了,主旋律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绝对没有本领把腐败压倒,却有能耐把老百姓的呼声压倒。尽管腐败的势头越来越凶,罪
犯的官衔越来越高,案情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但是,全国一切媒体却被迫进入了催眠期,老百姓被迫进入了麻木期。2000年是中国的
腐败年。连党国领导人的腐败,连几百亿元的走私,连党官政官可买可卖的丑闻,连不顾群众死活的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老百姓也听惯了,见惯了,看透
了。哀莫大于心死。极权政治制度本来就是腐败的乐园。在腐败的乐园里反腐败,能反出什么名堂来！
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
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现在已经走到尽头。
中国农村经济为什么年年停滞?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农村居民至今没有自由。所谓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是说说而已,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从来没
有平等可言,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大量的剩余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无以为生,但被政府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叫他们怎么活?好不
容易进了城,也找不到稳定可靠的职业,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政府的干预、处罚、驱逐和关押。中国农村居民好比古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不过不
是被领主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被政府束缚在土地上。
中国农民当然不比当官的笨。他们吃苦耐劳,只要有自由,哪怕漂洋过海,也能如鱼得水,谋生致富。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连走路的自由也没有,哪里
谈得上做事的自由。这种政治地位,使他们无法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的市场同中国的官场一样,是一种宝塔式的结构,有利可图的好东西是按照权
力大小分配的。有权有势的人,资源最多,信息最多,机会最多。压在宝塔底层的是农村居民,他们镣铐最多,自由最少,负担最重,所得最小。这是农民的不
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准入证」,这种市场经济算什么市场经济?规范得了吗?发达得了吗?农村经济的下一
步改革,照我看,第一步,必须把农民解放成为自由人。没有这一条,多么伟大的总设计师也帮不了农民的忙。农民解放了,自由了,用不著大救星「主」什
么「沉浮」,他们自己就能「万类霜天竞自由」,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有生力量。(1925年,毛泽东在长沙郊区散步,看到「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
自由」,面对这个热热闹闹的自由世界,心底油然泛起了失落感,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在天地之间扮演一个主宰万物、领袖群伦的角色:「怅寥廓,问苍茫
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后来达到了领导中国的夙愿,砸烂了旧的权力结构,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权力结构;但是,市场不是极权政治的产物,不是领袖
所能主宰的,也不是总设计师所能规划的。对市场经济来说,「主沉浮」是变态,必须依靠民主制度,才能达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常态。)
问题当然不限于农村。整个市场必须从官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中国一切大垄断企业的后台是谁？这些问题,靠
经济改革解决不了,必须改革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解放了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起码条件。政治改革和
经济改革不是两码事,都是人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中国的市场如果老是处在极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势必山穷水尽。什么时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取决
于政治改革。可以拿一句俗话来打比方,「水到渠成」：民主制度的活水到了,市场经济的渠道自然就畅通了。
现在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迹象？我非常希望有,但老是有人在信誓旦旦,发出相反的信号：「中国决不搞西方式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得问个「东
方、西方」,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正同当年一样,如果什么都得问个「姓资、姓社」,中国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
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讲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出这就是人类将会拥有的自由人的联合
体。我和我的许多同志非常喜欢这种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过去喜欢,今天仍然喜欢。我毫不怀疑这种西方真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我认为,这种西方的理
想,比东方的极权政治制度更可贵,更合乎中国的需要。我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也能够赞成(至少不反对)这个西方的真理。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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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透视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