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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青的谈话看“中国人权”组织的失落和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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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刘青的谈话看“中国人权”组织的失落和沦落 (233 reads) 时间: 2003-12-13 周六, 下午12:1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党员评论】从刘青的谈话看“中国人权”组织的失落和沦落

日前，联合国颁发人权奖给原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之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席刘青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对此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刘青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权”组织的失落和沦落。

首先，让我们看“中国人权”组织的执行主席刘青是怎么说的。

美国之音报导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表示，邓朴方在改善中国的残疾人权益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他表示，联合国在做出将此人权奖颁给什么人的决定时，存在著片面性。他说中国有更多在改善人权上做出更大贡献，或是为了维护人权受到更严重迫害、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士。”

美国之音的报导还说：“刘青列举了向国际社会公开非典真相，从而避免了更大灾难的解放军老军医蒋彦永，关注中国艾滋病人命运、曾获得国际组织有关奖项却因政府阻拦无法前去领奖的高耀洁女士，还有为上海的拆迁户打官司，结果自己不仅丢了律师执照，还被关进监狱的郑恩宠律师，以及敢于为受政府迫害的异议人士辩护的莫少平、张思之和郭国汀等律师。”

这里我们来看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改善人权方面有“贡献”是一个什么概念，另一个问题是为维护人权遭受政府迫害是不是算在改善人权方面有“贡献”。

对于第一个问题，刘青为蒋彦永和高耀洁不平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蒋彦永和高耀洁受到中共政府的压制，虽然在保护人权方面起了很关键的重要作用，却不能象邓朴方那样得到中共政府的支持作出重要的成绩。所以，就改善人权方面的“贡献”而言，蒋彦永和高耀洁的“贡献”无法比得上邓朴方的“贡献”大，邓朴方一九九四年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来帮助了中国一千五百万低收入的残疾人，并推动中国通过了第一部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益的法律。

我们应该清楚，实际作出贡献的大小是一回事，能否登上作出实际贡献的位置是另一回事。我相信，在俄罗斯，一定也会有许多过去就一直反对共产党的俄国人在说“假如我当时当上了共产党的总书记，那么我一定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我们应该理解这种假设下的结论“也许”是成立的，但现实情况中把这样的假设下得出的不充分的结论当作事实来谈，则是一种失落者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如同没有考取大学的妹妹对考取大学的哥哥表示“假如妈妈生下我也是一个男孩”是一样的道理。

刘青在这里为蒋彦永和高耀洁鸣不平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刘青作为“中国人权”组织的执行主席，这种失落者心理不平的哀鸣却不见得应该原谅。我们认为，邓朴方在改善人权方面之所以取得成绩，被联合国肯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因为邓朴方把改善人权方面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目标，二是邓朴方在现行的中共政府制度下得到了能够发挥改善人权方面作用的位置，这两者的结合，使邓朴方在改善人权方面作出了实际的重要贡献，这两者缺少其一，谁也无法在今天的中国就改善人权方面作出实际的重要贡献。

邓朴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改善人权方面作出实际重要的贡献与他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直接有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结束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与他们俩当时分别是苏共总书记和莫斯科的市长也直接有关，这里面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结束苏联共产党的统治的实际贡献比萨哈罗夫更重要的话，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邓朴方在改善中国人权方面的实际贡献比蒋彦永和高耀洁更重要。

是的，在苏联结束共产党的统治问题上，沙哈罗夫是一个失落者，在中国改善人权方面，蒋彦永和高耀洁也是失落者，然而为失落者无奈地叹息和鸣不平不能改变既定的现实，也不会找到未来的出路。我们认为，在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上，有理想的人应该寻找的是取得能够作出实际贡献的位置，寻找能够作出实际贡献的空间，应该是态度积极地寻找出路，而不是态度消极地对现实表示不平，怨天尤人，批评指责他人“片面”或“错误”。我们主张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之下，应该采取“融入现实、参与改良、推进变革、渗透中共、瓦解专制、开垦民主”的策略，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进取的，我们就不会有刘青这种失落者无奈的叹息和对他人的批评与指责。

“中国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起不到有利于中国在人权方面获得改善的作用，除了与“中国人权”组织上述通过刘青的谈话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无奈态度和缺乏积极、进取的策略直接有关之外，还与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制造人权事件”的投机运作直接有关。刘青把“为了维护人权受到更严重迫害、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士”与邓朴方相比较来说明这些人士比邓朴方更应该获得联合国的人权奖，充分暴露出“中国人权”组织重揭露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人权事件”，轻实际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之“重点转移”的不正常现象。

虽然“为了维护人权受到更严重迫害、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士”是值得广泛关注和为他们呼吁鸣冤的，但是，他们为了维护人权而遭受迫害和付出代价与他们是否在改善人权方面作出了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系。在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就象是海中一条条吃人的鲨鱼，众多与鲨鱼搏斗的人中，对保护他人不被鲨鱼吞噬有实际贡献的人应该是把鲨鱼杀死的人，而不是与鲨鱼搏斗被鲨鱼吞噬或咬伤的人。我们不是要贬低后者，但我们首先要肯定前者。联合国把人权奖发给邓朴方正是为了肯定在改善中国人权方面作出实际贡献的人，这与鼓励和肯定参与改善中国人权方面的工作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

“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席刘青所发表的谈话明显不理解上面所陈述的简单道理。在刘青的头脑中，那些“在搏斗中被鲨鱼吞噬活受伤”的人比“杀死鲨鱼”的人更重要，这样的思维体现出来的不是在关心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是关心“为了维护人权受到更严重迫害、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士”，而是在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多么不好－－也就是“鲨鱼还在吞噬着人”。如果“中国人权”组织能够意识到重要的是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不是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么不好的话，就象“杀死鲨鱼”挽救生命比警告他人“鲨鱼还在攻击人”更重要的话，刘青也许就不会说那些“重点转移”的话了。

最近，有人尖锐地指出，在海外的一些“人权”和“民运”组织，他们工作的目标并非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促进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早日实现，他们工作的目标是为台湾政府在国际上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服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权”组织长期对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并没有兴趣，也没有积极的作用，而对向国际社会来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有多么不好却有“卓越贡献”。

为什么不愿意鼓励“杀死鲨鱼”的人，却大肆渲染“鲨鱼还在攻击人”呢？这难道不是叫人不要去接近“鲨鱼”吗？这样做的话，叫谁去与“鲨鱼”搏斗呢？

原来，那些“胆小的”（或者是坚决要与大海“独立”的）不愿意去接近“鲨鱼”的人要找借口不“下海”，而找到借口必须是基于不断地把一些“胆大的”愿意去与“鲨鱼”搏斗的人推向“鲨鱼”的嘴边，从而说明了“鲨鱼还在攻击人”！比如上海的郑恩宠律师就是因为向“中国人权”组织发送没有必要的传真而成了“为了维护人权受到更严重迫害、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士”，郑恩宠律师就是这样一个被“鲨鱼吞噬”了的人。至于谁能“杀死鲨鱼”，在“中国人权”组织这样的团体机构眼里不但不重要，而且还是要防止的，如果“鲨鱼”被“胆大又有能力的”杀死了，那么“胆小的”（或者是坚决要与大海“独立”的）就没有理由不“下海”了－－这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权”组织认为“胆大又有能力的”王炳章不是中共监狱里的“良心犯”了－－“中国人权”组织的这种行为如果不算是对王炳章遭到中共严重的人权侵犯落井下石的话，至少也是在井上加了盖子，而且一直还企图给井上的盖子再加把锁。

“中国人权”组织在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方面的失落和消极，直接与其沦落为不以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为首要目的，而以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有多糟糕为首要目的（当然有其服务对象）有直接关系。“中国人权”组织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今天中国海外人权和民运组织状况的一个典型缩影，这样的状况在中国海外人权和民运组织和一些知名人士中普遍存在－－除非他们改变自己工作的首要目的，否则我们今天是揭露，明天他们就会被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彻底抛弃。

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和理念，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要明确地表示我们认为中共政府在中国的一党专制统治是非法的统治，我们要结束中共这样的统治，我们要“杀死鲨鱼”。与此同时，我们“胆大又有能力的”人，需要通过“融入现实、参与改良、推进变革、渗透中共、瓦解专制、开垦民主”的策略方式，在取得有利位置和发挥作用空间的时候，将“鱼叉”扎进“鲨鱼”的心脏，而不是在“鲨鱼”的身体上“撬破一块皮”，然后让“鲨鱼”给“吞噬”掉。我们与“中国人权”组织等海外的人权和民运团体机构的重要不同是目标的不同，这里或许也解释了这种不同究竟不同在什么地方。

中国民主正义党刁微风初稿、石磊修改补充

2003年12月12日

专题：Campaign Against HRIC 揭批"中国人权"

http://www.cdjp.org/collections/pages/cahric.shtml

附美国之音：人权组织批UN颁奖邓朴方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导)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批评联合国颁发人权奖给邓朴方是一个片面的政治决定。中国人权说，尽管邓朴方在争取中国残疾人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联合国在颁奖的同时却没有指出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这有可能误导国际社会，以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大为改善了。

*改善残疾人权益邓获人权奖*

原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之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日前获颁联合国五年一度的人权奖。他是首位中国人获此殊荣。同时获奖的还有阿根廷人卡洛托、美国人科宁、约旦“家庭保护护计划管理小组”、西非三国“马诺河妇女和平网络组织织”。在八月十九日巴格达爆炸中牺牲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秘书长伊拉克特别代表德梅洛获得了追发的特别奖。

联大主席亨特在发言中分别赞扬了他们的贡献。在讲到邓朴方时，亨特说：“中国的邓朴方先生，一九八八年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国际上推动残疾人的权益。邓先生的倡导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残疾人的生活和地位。他最重要的成就包括一九九四年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帮助中国一千五百万低收入的残疾人，以及推动中国通过了第一部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益的法律。”

*UN颁奖给邓有片面性*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表示，邓朴方在改善中国的残疾人权益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他表示，联合国在做出将此人权奖颁给什么人的决定时，存在著片面性。他说中国有更多在改善人权上做出更大贡献，或是为了维护人权受到更严重迫害、付出更大代价的人士。

刘青说：“这些人联合国似乎看不到和听不到。让人感觉联合国在颁奖的时候的考虑是不全面的，甚至让人怀疑这种颁奖是不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

*更多真正人权人士应获奖*

刘青列举了向国际社会公开非典真相，从而避免了更大灾难的解放军老军医蒋彦永，关注中国艾滋病人命运、曾获得国际组织有关奖项却因政府阻拦无法前去领奖的高耀洁女士，还有为上海的拆迁户打官司，结果自己不仅丢了律师执照，还被关进监狱的郑恩宠律师，以及敢于为受政府迫害的异议人士辩护的莫少平、张思之和郭国汀等律师。

刘青说，中国存在著严重的人权问题。但是联合国在颁这个奖的同时，却没有同时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就会给人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担心中国会利用获奖误导民众*

刘青说：“是不是中国人权状况已经不错了呢，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人权问题了呢？这个东西也一定会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所加以误导，从而使国内国际对真正存在的问题降低了关注，使这些问题被遮掩掉了。”

刘青表示，作为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联合国有关的人权机构有很多合作，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他们了解联合国并非权力机构，所能发挥作用的力度有限，但是联合国在做出颁奖给谁的决定上确实存在问题。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PrintArticle.cfm?objectID=A88E0983-B46D-48BA-9701E8AB86AFD705&title=%C8%CB%C8%A8%D7%E9%D6%AF%C5%FAUN%B0%E4%BD%B1%B5%CB%C6%D3%B7%BD%2803%C4%EA12%D4%C212%C8%D5%2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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