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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20）关于“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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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世纪之交（20）关于“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482 reads) 时间: 2002-1-28 周一, 下午10:4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

胡平

（１１１）“历史”替罪羊

到了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

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至关重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

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借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泽东就对

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

在上层党内，毛泽东不得不极其勉强地做了一番检讨。他把自己的错误，一是推给了历史，

二是推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产党向来以天意的代言人与执行者自居。它把自己的成功统

统解释为历史规律的体现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对于那些无可掩饰的失败，作为护身符的“

历史”又很方便地成了替罪羊：搞社会主义既然是前无古人，历史的前进照例不会笔直平坦

；因此，党的失误其实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是出于历史的局限，领袖的过错其实就不是领袖的

缺陷而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如果说党和领袖也有犯错误的时侯，那决不意味着与此

同时有别的人或别的党更高明或更正确。因此党和领袖仍然是相对的最高明和最正确，这就

保障了关于党和领袖绝对正确的神话，即使在犯下了无可掩饰的错误之后依然能继续维持下

去。“文革”之后，共产党被迫承认它以前犯了极左的错误。它再次搬出“历史”为自己辩

解。它还强词夺理地说，虽然党犯了错误，但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言外之意是，党

的领导依然不容怀疑、不容挑战。可是问题在于，所谓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那并不是

唯有党自己才最早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党虽然有错误但仍然比其它一切人都更正确；而

是唯有党自己才具有纠正自己错误的权力，党严厉禁止别人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它

无非是供认出广大人民事实上处于毫无权利和权力的任党摆布的可悲境地而已。

（１１２）怪政府，还是怪人民

毛泽东把自己的过错推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这种最荒谬的推托竟然有着似乎最坚强的证据

。在那大疯狂的年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不过是提出了几条含糊其词、内容几近空洞的口号

。例如位于“三面红旗”之首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此话的前两句，仅仅具有激起情感的某种功用，实在不包含任何指导经济建设的

具体规定；“多快好省”四个字面面俱到，因而等于是什么都没说。象这样一种毫无信息量

的“伟大空话”，被吹嘘为指导经济发展的灯塔固然是不着边际，但要指控为导致经济崩溃

的祸源，看上去也很牵强。举凡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荒诞行径，大多数倒真是下面的干部

和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就连人民公社这个怪物也确系河南徐水县农民的“创举”。在五

九年，毛泽东写过一封党内通信。他以保守的姿态批评了浮夸风。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

是在当年那种全民性的狂热中，毛泽东本人还算是有几分清醒的。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

常常比暴君本人更暴虐。我们可以套用这个句式说，狂热愚昧的独裁者统治下的臣民，往往

比独裁者本人更加狂热愚昧。然而这种批评犹嫌肤浅。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那种高度一元

化的极权制度本身扭曲了人性，它纵容了、鼓励了人的暴虐、愚昧与疯狂，抑制了、摧残了

人的同情心、判断力和理性精神。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固然不假，但反

过来说“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又何尝不真？本世纪以来，德国人在民族性或

国民素质上未必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可是那里却分别经历了法西斯、共产党和民主制度等

三种政权形式，对此又当作何解释呢？格言的警辟通常在于其深刻的片面。如果我们把它们

当作现成的公式以偏概全，我们就难免陷入片面而失去深刻了。

（１１３）斯大林的幸运

大饥荒导致了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在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居然

还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斯大林的故事。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对苏联不宣而战。由于斯大林事

先毫无戒备，再加上此前的大清洗使苏军丧失了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德国军队势如破竹，

转眼之间便兵临城下。此时此刻，斯大林惊慌失措，苏共上层怨声载道。照理说，斯大林的

权威将从此一蹶不振。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相反，国破家灭的危机唤起了苏共上层的同舟

共济之感。苏共领导人们意识到，除非他们以一个坚强团结的整体出现，领导人民进行卫国

战争；否则，不论是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反对力量都足以把他们置于死地。长期以来对斯

大林的神话宣传，已经使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决非易

事，它很难不引发全局性的震荡，其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此时的苏共领导人，多多少少都

参与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不少人还是借着大清洗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必须和斯大

林共度难关。于是，这伙人在对斯大林指责抱怨之余，又不得不恭请斯大林出马，组成了一

个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恢复镇定的斯大林做了两件聪明事：一是淡化共产主义意

识形态的宣传，转而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二是调回了一大批先前遭迫害的苏军指挥

员，充实了苏联军队的实力。这就形成了所谓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局面。

到最后，希特勒政权灰飞烟灭，卫国战争的头号功劳便落到了斯大林名下。众所周知，英国

首相张伯伦因为奉行绥靖政策，在战争初期便被英国人民选下了台；然而，犯有同样的、乃

至更严重过错的斯大林却在战争爆发且一败涂地之际，反而被拥上了最高统帅的宝座，后来

还赢得了民族英雄、人类救星的桂冠。在这一错综复杂、阴差阳错的过程中，斯大林的政治

权术固然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却是那个“苏维埃制度”造就了这个荒谬的结果。

（１１４）关于“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记得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中，针对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

，中共提出了强烈的反驳。其中许多段落涉及到卫国战争。中共振振有辞地反问：难道成功

地领导苏联人民赢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最高统帅，竟然会是纵容法西斯侵略的昏庸暴君吗

？当时我读到这句话深为折服。这一来是因为以前对斯大林的正面宣传早已先入为主，而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谁也没看见过；二来则是因为这句反问的逻辑力量看上去是如此的坚

不可摧。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这段故事看作是共产党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一个典型事例。如

果错误的政策引出了极为严重的灾难性恶果，统治者当然会设法自己纠正；然而问题在于，

如果人们除了耐心地等待统治者自己醒悟之外便别无其它任何手段可以迫使统治者纠正错误

或者是更换犯错误的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人民必须为统治者的错误付出过份沉重的代价。民

主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由于权

力结构的相对脆弱，统治者的严重失误很可能会招致比较迅速而直接的报复：政变、兵变或

民变。唯有在当代共产党制度之下，才会出现所谓共产党的错误只有共产党自己来纠正的恶

劣局面。仅仅是一场三面红旗运动，便造成了数千万人民在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这在古

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不错，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举行的一次为庆祝战争胜利的晚

会上，斯大林讲过如下一段话。他说：“……战争的教训说明，苏维埃制度是在战时动员人

民的全部力量抵抗敌人的最好形式。”此话不是毫无道理。共产党制度下权力的高度一元性

，使得它在纠正错误之时，能和它在犯错误时一样具有惊人的效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

国民经济的复苏速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无怪乎当年很多人会满足于错误的纠正而不再

去追究产生错误的根源了。在这一点上，三十年后的中国人又有了多少进步呢？邓小平的经

济改革取得了急功近利的实效，不是就有许多人认为政治改革可以缓行乃至于可以不行了吗？

（１１５）毛泽东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让我们从斯大林回到毛泽东。

在很多方面，毛泽东反败为胜的经历都和当年斯大林的奇遇有些相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

东继续一意孤行，极左路线（姑且沿用这个名词）变本加厉。此时的刘少奇等务实派领导人

，没有象彭德怀那样放言直谏。他们只是把一份又一份的灾情报告不动声色地呈交到毛泽东

的办公桌前。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他不得不考虑怎样改变政策。好在党内早已没有了公开

的批评意见，“伟大领袖”又可以摆出先知的姿态，“领导”人民纠正前阶段工作中的“偏

差”了。河南有位县委书记，还在公社化运动的初期便受到毛泽东的宠信。他治下的那个县

，搞得最左，饿死人也最多。刘少奇下令将其调离该县，同时却又给他在不相干处安排了一

项更高的职务。这种作法分明是为了制止毛泽东的错误而又保全毛泽东的威信。显然，刘少

奇不愿意重蹈彭德怀的复辙。庐山会议业已表明，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受挑战，毛泽

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这意味着任何人要和毛泽东正面对抗，如果不是被毛泽东迅速打倒，

便很有可能导致党陷于公开分裂乃至于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的危险局面。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

真理。同样地，神话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现实。有关毛泽东一贯正确、所向无敌的神话既然已

经重复了不止一千遍，一旦和毛泽东爆发了公开的冲突，大多数人就有可能不假思索地便站

在毛泽东一边，从而使毛泽东真的所向无敌。从一方面讲，“三面红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内部，从党员到群众都牢骚满腹，各地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层出不穷。在外部，西方

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在

六一年、六二年，四川农民竟有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打进成都郊区的谣言。不仅仅是毛泽东

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处于危机之中。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的极度封闭，

没有人能准确地估计出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以我自己的情况为例。当时我自以为是拥护共

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可是我不能断言的是，一旦密封的盖子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开，一旦

各种不同的观点有机会充份交锋，像我这样的热血少年究竟会站在哪一边。五十年代的青年

学生，绝大多数也是自以为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鸣放”运动不过只搞了几个月，而且“放

”的程度还相当有限，不少人的观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可见，我们没有理由对自己当

年的“忠诚”抱太多的信心。据说刘少奇讲过一句话：“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

生了匈牙利事件”。其实刘少奇当然知道，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中国的共

产党控制得太严。换句话，在中共领导人那里，如果不是对危机的实在严重程度，起码是对

危机的潜在严重程度，怀有极深的戒惧。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务实派

领导人发现，为了维护整个党的威信，他们必须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不久，中共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政策正式出台。实际上，那意味着“三面红旗”运动寿终正

寝。可是，由于当年中共上层斗争的高度保密，一般民众对于这场隐蔽的冲突一概茫然不知

。我们仍将“党中央、毛主席”视为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

高中第一年，政治报告和政治课教学的中心内容是形势教育。我们被反复教导说，是毛主席

、党中央，领导我们战胜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我们几乎是不加怀疑地接受了这套说词。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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