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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世纪之交（19）关于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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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在世纪之交（19）关于共青团 (569 reads) 时间: 2002-1-25 周五, 下午9:4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写在世纪之交

──个人经验与思考的陈述

胡平

（１０６）无形的鸿沟

高二以后，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入团的愿望。在理论上，共青团仍同往日一样，宣称它的大门

向着一切要求进步的同学开放；但在实际上，它为出身不好的同学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文革”中，一位过去主管共青团工作的老师告诉我，在六五年他们便得到上面下达的某种

明确暗示，叫他们不要接收黑五类子女。我说它是“暗示”，因为象这一类的指令，向来是

用堂皇而嗳昧的词句加以包装；我说它是“明确的”，因为对于那些熟悉官方用语的人来说

，谁也不会解读不出来其中的意义。我们在当时自然不知道上面有这样的指令，但是我们却

清楚地知道在我们面前，有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组织上反复强调，出身不好的同学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这就是说，我一

向引以为傲的那些优点，我过去做出的种种努力，统统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证明

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背叛了家庭。然而，如何才算划清了界限，背叛了家庭，谁也没给

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划清界限”不是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个经济问题。你宣布不承认你的

亲生父母，你决心断绝和家庭的一切关系，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况且，一旦子女真的和父

母完全断绝了往来关系，年迈的父母日后由谁扶养？年轻的子女现在由谁负担？党显然无意

于担负起这种“划清界限”的物质后果。所以，党只是一味地要你“从思想上”划清界限。

这样一来，“划清界限”就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不可定义，因而事实上更加不可证实。“背

叛家庭”这句话简直是“有罪推定”。它意味着在你没有充份的证据证明你已经背叛了家庭

之前，你就是属于家庭的、属于家庭所属的那个“反动阶级”的。我们的忠诚从一开始就是

被否认、起码是被怀疑的。按照“划清”和“背叛”的要求，我们不能通过肯定性的行动、

而是只能通过否定性的行动才能证明自己。换言之，为了肯定自己，你必须首先否定自己。

大部份黑五类子女和我一样，出于自尊而不肯自贬自辱，出于诚实而不会自欺欺人。于是，

我们总是被排斥于组织的大门之外。于是，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入大门的奢想。

中间阶层出身同学的状况也江河日下。他们要入团，不是不可能，但也越来越艰难。他们需

要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因为据说他们的这种感情是处于不那么确定的状态

。他们必须表现出积极靠拢组织的迫切愿望。他们必须经常地向团干部或介绍人谈心、汇报

思想。当然，他们也必须在学习及其他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色。不少中间出身的同学本来是很

不错的。对他们而言，最难的一点是赢得团干部的好感和信任。我班的团支部是那位新支书

掌权，他对阶级出身问题格外敏感。他显然不希望象前支书那种中间阶层子女在团内喧宾夺

主。所以，直到高中毕业，整整三年之中，全班只有一位中间阶层的子女戴上了团徽。

（１０７）关于共青团

顺便谈一谈共青团。

一部份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一部份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关系，在初中阶段，至少是在我就读的

二十四中，同学中积极争取入团的人并不多，团组织的威信也并不高。进入高中之后，情况

变化很大。同学中申请入团的日见增多。偶尔见到昔日初中同学，有些原先对入团毫无兴趣

的，交谈之下，发现他们如今对入团一事也都十分热衷，并且对过去的“不懂事”、“不要

求进步”颇有懊悔之意。高中三年，粗算下来，写过入团申请书的同学起码占全班总人数的

四分之三。不难想见，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共青团组织在一般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有了何

等显著的提高。不消说，这中间免不了含有对个人未来升学就业等问题的利害算计；但同样

不容否认的是，它也表明了人们政治热情的高度增长以及对自身革命化的更高要求。共产党

十几年来的宣传，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突出政治和阶级教育，至此可以说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不过，在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的问题上，人们或多或少有着两种不同的侧重。有人将它视为

优秀青年的集合，有人则强调它的革命性或阶级性。按照前一种观点，团员应当是青年中那

些出类拔萃的人；按照后一种观点，团员的最基本素质应该是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革命

事业的忠诚。假如我们把共青团看作一个政治性组织──它当然是个政治性组织；那么我们

就得承认，后一种观点其实更有道理。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它对成员的基本要求当然应该

是对其政治理念的认同，而不在于是否具有优良的学习成绩或其他什么出色的能力。然而，

在当时，在高度一元化的教育之下，共产主义理想被几乎所有青年奉为共同的理想──实际

上那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理想，我们都不假思索地认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区

分团员和一般群众的标准就只能是看谁个更优秀、更积极、更能干。五十年代的团员，大体

上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学生，道理即在于此。在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的理论。这

种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共同理想。因此共产党就成了全体苏联人民

的党。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共便大力吸收各行各业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从能干的政治工作

者、创造出高产值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庄员、到卓有贡献的科学家、赢得金牌的运动员和出

色的芭蕾舞明星。只要他们都表示了效忠共产主义并无异议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时

代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当然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完全是为一种趋势。中共重申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强调发扬革命精神，

共青团──更不用说共产党──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便日渐浓重。吸收团员的标准也相应有了

变化。红五类子女被认为是阶级感情深厚，政治上更忠诚，故而被优先接纳，即便申请者表

现平平；反过来，其他出身的同学，纵然在各方面表现优秀，也要受到限制乃至排斥。于是

，团员的成份便发生了重要变化。

由此引出的一个后果是，共青团组织，随着整个国家生活中政治色彩的加重，其威信在名义

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由于它把越来越多的优秀份子排拒门外并同时也降低了优秀份子在团

内的地位，这又削弱了一般青年都它的实际尊敬。此时的共青团，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不

满。有人嫌它“成份不纯”。有人则嫌它太注重家庭出身。前一种人终于在“文革”初期创

建了由清一色红五类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后一种人则随之而建立了远比共青团更为包容的

造反兵团。共青团组织在一夜之间全线瓦解，正所谓其来有自。

（１０８）令人不安的思考与令人不安的结论

在整个高中时代。我从未想到过日后我将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我的兴趣仍然在自

然科学。不过在那段时期。我确实独立进行了一项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即出身问题和阶级

路线问题研究。我并没有从这一研究中体会到多少发现的愉悦，因为那是一种不得已而进行

的思考。我获得的结论也不曾给我多少慰藉，因为它显然与官方政策有差别。毕竟，当时的

我，完全没有以标新立异为本事的心理习惯。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处于两种矛盾的情感

之中：一方面，我是如此强烈地希望能证实自己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又是那么不情愿地与

官方政策相抵触。然而，那迫使我不得不思考的焦虑恰恰在于，我清楚的意识到我的感觉和

官方的政策是不一致的。我相信，“文革”前夕，不少青年都遇到了和我类似的尴尬：对某

种现实的深刻不满迫使我们暗自进行独立的思考，独立思考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原先的不满的

感觉是正当的、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很难让自己相信是党错了。我们真诚地希望

我们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我们的意识中，党绝对正确的神话根深蒂固。而且，下意

识地，我们有种恐惧。党的巨大威力、党对反对者的无情镇压，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中。只要指出下面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自由世界，一个人提出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别人

也许会对你说“你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而在我们那里，哪怕你仅只是表露出一点怀疑，亲

朋好友马上就会神色凝重地警告你“你这个想法太危险”。唯有站在真理一边。良心才会感

到安宁；但唯有站在党一边，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我们感到不安。可是我们又常常闹不清这

种不安究竟是不安宁还是不安全。当时，我们的理性──至少是我的理性──还没有敏锐到

可以清晰分辨出二者的程度。

我对出身问题、阶级路线问题思考的结论很简单。我无非是认为：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不是

一回事。因此，把“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套话搬在出身问题上是不合适的

。其次，家庭出身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只能依据一个人的现实表现去对他进行评价：

表现好就是好。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出身不好这一条加上去，似乎一个人表现再好但出身不

好便总是不够好。那是讲不通的。我左思右想都找不出我的上述结论有什么毛病。但我仍然

感到不安。因为按照这种分析，连“重在表现”一说都成了多余。何不干脆宣布一视同仁呢

？假如上述理解便是对阶级路线的正确理解──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是如此，那么阶级路线本

身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１０９）人心的暧昧与理性的单薄

我将自己的疑虑和思考与一些同学、老师讨论、辩论。没人能反驳我。但也没多少人赞成我

。在这种讨论与辩论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我发现，对于一个如

此重大而贴近的问题，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追根究底的兴趣。于是就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的

情况。一方面，许多人对所谓阶级路线毫无批评、毫无怀疑，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那一

套奉行不违；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不幸处境深表同情。一方面，他们总是

诚恳地劝告我们不要背上“家庭包袱”，力图让我们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

论你是什么家庭出身，你都有着一个同样光明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我们在入团

、升学和就业上受到的歧视习以为常，并不以为那是多么的不公正。在出身不好的同学那里

，我也很少见到执着的思考和不平的申辩。更多的人只是抱怨“倒霉”。他们把一件分明是

人为造成的困境象当做一种自然现象一样的接受下来、忍受下去。他们感受到了不公正，但

好像并不试图去改变这种不公正。我开始隐隐地觉察到人心的暧昧与理性的单薄。

（１１０）从大饥荒到新的造神运动

大饥荒的岁月刚刚过去，一轮新的、更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便蓬勃兴起。

乍一看去，这简直不可思议。过去，毛泽东地位的不断升高，是凭着他的正确、他的成功（

当然，这里的“正确”、“成功”都是按照共产党的标准而言）；为什么在如今，在他一错

再错、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其权威不但没有衰减反倒更为加强了呢？

事实上，在三面红旗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在六二年的七

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极其勉强地做了“自我批评”。他不得不让出国家主席的职务给刘少奇

，自己退居二线。但是，毛泽东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权力；更具实

质性意义的一点是，毛泽东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我们知道，共产党国家是凭借意

识形态进行统治，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在实际上就享有最高的权力。自从中共

七大党章明文载入了“毛泽东思想”后。毛泽东的教皇地位便已经确立。在苏共二十大的影

响下，八大党章删除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但它并没有否认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式的马

列主义，因此，它也就没有改变毛泽东作为中共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许，刘少奇一派

人会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起码是在中

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便可望借助于他们在组织机关中的某种实力，约束

住毛泽东的任意妄为。毕竟，在通常情况下，最高统治者要想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必须

经过官僚机构即组织系统的主动合作。应该承认，在既定的政治体制架构之内，在不废黜毛

泽东并且还维护毛泽东在普通民众中的崇高威信的前提之下而又对毛泽东本人实行某种约束

，务实派领导人差不多已经尽其所能。

六四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十五周年大庆。《人民日报》并列刊出了毛、刘两主席的大幅

照片。白天我们参加了人民南路广场的集会游行。晚上在校园又举行了盛大的欢庆活动。这

一天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而模糊的印象。本来，刘少奇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形像是很淡薄的

。五十年代初期，“朱总司令”大名鼎鼎。当年的小学课本中有一篇题为“朱德的扁担”的

课文，还有一篇朱德回忆母亲的文章。周恩来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二职，一直是公众熟悉的

人物。至于刘少奇，大概除了那满头白发引人注意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别的印象。如今刘

少奇地位的显著上升，使我隐隐地感到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某种变化。虽然我对于这种变化

的背景和意义仍一无所知。

以后我还意识到，学校领导、党员教师们在谈到“刘主席”或“少奇同志”时，都显得相当

尊敬和亲切。不过依我之见，在这份尊敬和亲切中，只在很小程度上──如果有的话──是

出于对刘少奇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倾向的认同或好感，在更大程度上无非是出于对权势的习惯

性尊崇而已。“文革”之前的中国人，除去极少数高层人士外，尽管个个都自以为关于国家

大事，实际上对那时的“国家大事”即中共内部斗争都处于极其幼稚无知的状态。心知肚明

者自然是有的，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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