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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启蒙何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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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启蒙何新系列   
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经验值: 24050


文章标题: 启蒙何新系列 (801 reads)      时间: 2003-11-27 周四, 下午3:27

作者:东海一枭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何新,何新之有?



久闻何新其人,是个自学成才、著作等身、颇有传奇色彩的学者,没有高等学历,却当过大学教师、社科院研究员,现为全国政协专职委员。日前有网友问我对何新的看法,答曰在网上见过几篇网友骂他的贴子,但没读过他的书,不太了解他的观点,不好瞎评。朋友大惊:老枭博览百家,学究古今,对当代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居然视若无睹?并说此人性格与我极为相似:狂狷自负,傲绝天下。



我对当代学者一向不敢恭维,很少认真读之,偶尔上书店看看简介,择要浏览几段,大多会发现缪误,兴致全无。真所谓:专家一开口,老枭就发笑呀。听说世上居然有与我一般腹中有物目中无人的大狂者?倒要见识一下。赶快到书店去,一下就找到了十几本何新的书,有《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等等,看其著作年表,竟达三十多本,果然知识广博,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学到艺术到历史到哲学,无不涉猎。全部捧回家来,先从一本较薄的《我的哲学与宗教观》读起。



全书分上下编共十六章,第二章还没读完,就大呼上当,再也没有勇气往下翻了。这是我至今为止正儿八经读过的最令人反胃恶心的一本书,一本无知无畏而且无耻的书!书中充斥着陈腐的思想,混乱的逻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自相矛盾的诡辨狡言,还有自以为是、恬不知耻的夸耀。错误之多,指不胜屈。略举数例,可概其余。



他反对政改。在关于保守一节中(p10--12),他断言“民主自由”就是无政府状态,美国总统一人一票选举是伪形式民主,如果中国一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就会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模样,就是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们就会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并引用霍布斯的话为证:“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他以为,鼓吹和期待“加速改革”就是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



目前的制度,已严重背离文明发展的轨道和时代的潮流,成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拦路虎,成为官场腐败的保护伞。实行政改,当然要改变、改良这个制度,但这不是也不会推翻现政权,更不致于“粉碎这个国家”。政改,是自上而下的,例如,可以从实行党内民主、保障并提升基层民主、公务员中立化、改变党内提拔国家干部体系、政务公开、强化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等等方面开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改,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执政党的手里。而且,既使步子迈得大些,宪政民主了,也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地证明了,民主,不是最好的,却是至今为止比较好的制度。台湾民主化,早就有力地证伪了何新的这一大堆问题。



何新也承认,当前社会问题重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无业、无机会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他也希望这些情况不要发生,认为是可以避免的,政策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失政、恶政?为什么根本体制就不可以改良和选择呢?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19—20世纪就已经比较完善了,为何不可以拿将过来为我所用呢。阿克顿勋爵说过:制度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事物的特征和品质是由制度塑造的。为了使制度能适应事物的自然变化,作为塑造事物品质特征的制度变革也就在所难免(《自由与权力》)。



何新认为政治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理由是,“在中国古代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民主政体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



历代专制统治者造反成功,上台执期之初,鉴于前期败亡的教训,严抓吏治,往往会有一段官员相对清廉的时期,但因没有制度的保障,好景不长,恶象重现。历史遂堕入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毛泽东当年回答黄炎培提问时说过,共产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的办法,那就是民主。



民主体制下也有贪腐现象,但由于有着完善的制衡、监督机制,官员腐败的机会、范围、概率要少得多。金大中因儿子在国外收取了一小笔不该收的钱,要向全国人民“下罪己诏”并辞去党主席破务;克林顿因区区“拉链门”事件,要一而再再而三接受独立检察官的调查;…,这些破事,放在专制国度里,算个屁呀。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政治、经济腐败,大都发生了实行专制、威权统治的国家。



何新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要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固然,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乃万恶之源。但改造人性,何其难哉,古今多少圣哲觉者,说法一生,著书万卷,皆未能峻其功。仅靠散发封建霉味的“以德治国”旧药方,无用无用耳。当人性还没改造成功之前,还应借助权力制约、舆论监督的威力,“把绝对权力放到责任的集中营里去吧”,不求绝对根治腐败,只求相对减轻症状。



何新的话,让我想起《庄子外物篇》一则寓言:车辙中既将渴死的鲋鱼向庄子求救,他答曰,自己要南游吴越,届时放西江之水来迎接它。鱼气愤地说,我只要升斗之水就可以了。等你把西江之水弄来,我早已入枯鱼之肆了!如果等到何新找到妙法把人性彻底改造好,只怕早已亡党亡国了!



在“权威真空国必动乱”一节中,他以特殊国情为由,为“人治”、“老人政治”辨护,认为中国如果缺乏“核心权威”,将出现无政府状态,而变乱,而瓦解。



历史的脚步都迈入二十一世纪了,如果说一个国家需要有核心权威的话,那只能是宪法、法律的权威,而不是人为地“造神”,去树立和强化一位或数位领袖人物个人的权威,为人治推波助澜。法治化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程度最明显和可靠的指标。



我党近几年来一直强调“生存权、发展权”,以抵抗西方人权攻势,这“两权”的发明权,原来属于何新。这是他“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之一(p7)。何大学者啊,人之所以异于猪,就在外除了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外,还要有尊严和自由,要有个人政治权利。不是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公翁吗,那么,人民就有说话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对国家事务就有发言权,对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人就有批评权和监督权(而不是仅仅何新等少数御用文奴才有上密折权吧)。国家和政府就不应该是专政工具和暴力机器,而是保障人民自由、维护人民利益的管理机构。



书前两章昏话胡话还有很多,如“我最反感竟选。特别是演讲竞选那一套,好象思想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行动,结果常常是选拔骗子,选拔清谈家”。原来民主国家包括总统在内的公务员都是骗子和清谈家;又如“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害,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原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数千万人,文革十年人怨天怒,开放廿年腐败猖獗黑恶横行…”,都是别人的抹黑!啊哟喂。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篇名为《何新:江泽民是杰出成熟睿智的领袖和统帅 》的贴子,极尽吹捧肉麻之能事,有网友认为作者当非何新,因为不符合何骄狂的性格。我却百分之九十九敢肯定出于何之手。文中大捣酱糊,如:“‘以法治国’并不是什麽现代化的新观念。秦始皇崇尚法家,重用申韩之术。毛泽东也崇尚法家,崇法批儒。崇法就是设禁,禁制之道无非是暴力、镇压、压制”。



古代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和当今民主社会的法治观念,风马牛不相及。申韩的“法”,与“术”、“势”密切相连,是维护君权的工具。君王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法”的约束;专制、威权国家的法,往往徒具形式,在形式条文上或许比民主国家还具有民主色彩,实质上宪法和法律中有关民主的条文,只是供观赏和欺骗用。而在现代文明社会,宪法和法律体现全体民众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作为普遍正义和抽象原则的具体化,任何人,包括总统,都在“法”的权威管辖之下。法律精确地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绝不是如何新所言,崇法就是针对民众的“暴力、镇压、压制”。



这么一个对许多知识、理论、概念一知半解的人物,居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大学者。这么一颗糊涂混乱、矛盾百出的酱糊脑袋,居然被我党视如至宝,企图依赖他“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不免令我概叹:“世无英雄,竖子成名”;更令我担忧:怕是气数将尽,急不择药矣。



最可笑的是,何新一面依附特权、美化威权、甘为御用、乐当文奴,享受着体制内的“高干”待遇,一面又摆出一副狂狷、独立、自由的姿态,以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自许,说什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人不同的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学术尊严”,这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了。请问,对你的批评、批判、攻击来自何方?不会是官方,而是来自学术、思想界,来自民间和少数无权无势的自由知识分子。你为虎作伥为专制涂脂抹粉的学术,确实冒犯了学术尊严,触犯了人民利益。你和你的学术一直没有占领“主流地位”,只说明学术界以及党内毕竟还有头脑清醒、品格高贵的智者在。



何新口口声声国家、民族、人民、责任感使命感,口口声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再标榜党外身份、自由思想和独立立场,以及他的狂狷,枭眼看来都是一种表象和装饰,一种秀,为了更好地服务、维护和效忠特权而已。他的高干得遇,他工作、学术的自由,都来自于特权。难怪王震第一次赐见,知道他不是党员时说:“好,你不要入党”!



何新,新在哪里?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一本中开头两章可知,他的经世济民之术、强国富国之道,他所谓的积极的意识形态,说来说去,不外乎国家主义、开明专制、韩非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那一套,所持的思想理论、所宣扬的观念,都是逆时代大潮和天下大势而动的。而他所扮演的角色,则不外乎幕僚、清客、策士、帮闲一类,早已陈腐不堪臭味难闻,要从历史垃圾堆中才能找见了。



东海一枭2002、5、23





启蒙何新(二)



尽管德赛二先生传入中国已一个多世纪了,我党高举民主大旗逐鹿中原,取得革命成功至今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民主的理论文章学术书籍和讲话指示连篇累牍,然而,究竟何谓民主,民主的真谛何在,历经百年沧桑之后,拜我党持续数十年的愚民教育和统一思想政策之赐,大多数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反而愈加模糊混乱。难怪网络名家张三一言发贴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民主常识的启蒙。



世人对民主的偏见和误解稀奇古怪,如认为民主无非是“一人一票”的形式而已,认为民主等于无政府状态,等于“无限自由”,甚至等于动乱,等等,大多不值识者一哂。但有一种忧疑,在知识圈中颇有市场,就是民主容易产生大多数暴政,即柏拉图所谓的“民主必然导致暴民政治”。



这也是著名党用理论家何新的观点。他在最近一封《何新给网上朋友们的信》中借用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中一段话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关于这一点,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严重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



上述这段话就当时的历史现实而言,自有其理,亦有其故。但是我们要注意,《法国革命论》一书作于1790年,即法国大革命的次年。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以暴以暴的暴力,反对它假革命、民主之名行专制、腐化之实的行为。以正义、民主、自由之名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完全是靠一连串的暴力和非道德非正义行为推行的,革命政府任意逮捕、任意杀害、任意审讯、任意没收财产。几乎所有革命领袖都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的情操,成了不择手段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认为,为了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必须采取流放监禁和屠杀等严厉手段。于是,罗伯斯庇尔把许多战友们送上断头台之后,他自己也被革命法庭革掉了命。伯克“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性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良有以也。



伯克预言这种毁灭性非道德的暴力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出现。他这一政治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拿破仑不久就建立了欧洲政治霸权。伯克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却并不反对一般革命,例如他对于美英革命就持赞美态度,因为美英的革命是以维护和发扬传统中的美好价值为目的的,而法国大革命却摧毁了这些美好价值,破坏了自油和必要的秩序。这也是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老枭主张走改良主义(或和平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



如果忽略上述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断章取义借来说明“历史中本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普适性的民主化政改潮流”,不是眼光机械,就是别有用心。因为社会和历史不是停滞不动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进步“修正”得比残留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亚里士多德说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古代的原初民主(或曰民主的最初级阶段),那是仅属于“公民”(只有富人能成为公民)而农奴不配享受的希腊城邦民主。由于当时还不具备自由、平等等观念,法律则由城邦最强的某党某派制定,既不健全也不公平,更不保护人权,而一般“公民”既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又没有判断别人思考结果的对与错,很容易受到野心家的煽动而成为暴民。



经过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古罗马的波利比、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英国洛克、法国蒙德斯鸠、卢梭及美国的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历代伟大的民主思想家、政治家的努力,经过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实践,经过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主不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制度,都产生了质的飞跃演进。在任何现代民主国家,民主的决议都不能侵犯人权,不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如果苏格拉底还活着),不能把莱温斯基判给克林顿当二奶,不能以国家权力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不能侮辱任何人包括罪犯和敌人的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决策制度,民主有其一定的权限,不能逾越公共事务而侵入个人领域,更不能侵犯人权。为了保证民主制度更好地发挥维护人权自由的功能,现代民主在制度上有两个主要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在功能上也有两大原则: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简介如下。



人民主权原则:卢梭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人民主权学说的思想家。他认为,国家是人们订立契约组成的,主权应永远属于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和体现。主权不可转让、不能分割、不能被代表,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政府的权力是主权派生的,人民可以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



分权原则: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论述了分权平衡的权力制约问题,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议事、行政和审判三部分(何新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理论原型来自两千年前亚氏的《政治学》中。此言未免太小看天下人了。亚氏《政治学》,研究政治理论或从事政治工作者,纵未通读,也都了解大概吧)。近代分权学说由洛克首倡,孟德斯鸠完成。主要特点有二:一是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分别由三个国家机关行使;二是在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平互相平衡互相制约的关糸。



人权原则:根据“天赋人权”学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权利,这种基本人权既不能被剥夺,亦不能被转让。美国《独立宣言》写道“人生而平等。他们从自己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法治原则:即宪政原则。制定并实施宪法,把国家政权的组织和活动纳入宪法的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依法行事。《人权宣言》以政治宣言的形式确认了这一原则。《人权宣言》宣告:“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人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他们可以按其能力担任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上述原则,早已从根本上切断了民主政治与暴民政治的历史渊源。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与现代民主毫无关糸。用世界历史上民主制度初级阶段的错漏来质疑攻击民主,用文革中的伪民主来证明民主之不可行,以及用民主制度存在的弊端来反对民主,未免无知。至于在《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中,何新说什么“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这就不仅仅是无知了。



“近代英国至今还是君主立宪的混合政体”说明不了什么,并不能表明“历史中本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普适性的民主化政改潮流”。君主立宪固然算不上民主,比起一党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来,却要民主得多。英国、日本、丹麦等君主立宪国家,君主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尊称,人权、法治原则一样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何新谈“玄”》文中,何新写道,“当时希腊的民主派在学术上属于无耻的诡辩学派(智者派),这一点与现代那些乐于饶舌言之无物的自由民主派很相象。我这种说法很可能被那些浅学无知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们大骂。但这却是历史中铁一般的事实”。这又是胡比乱喻。古希腊智者派的权力理论是,万物无主,有力者居之。他们否认人有任何值得坚持的政治价值,唯“力”是崇,与苏秦张仪之类辨士倒颇为相仿。而当今的自由主义者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价值,以人的自由为至高追求,与智者派根本是南辕北辙。



何新说,“我想特别寄语关注我的朋友们:理解何新必要多读书,必要读些经典。这其实就是何新平生治学略有小成的根本奥秘所在。我的优势仅仅在于,比一般学者,包括那些骂我的人,读书稍多,而且读的透些,所以才至今还暂时没有骂倒”。确实,多读书读些经典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这个“学者无文、文人不乐读书” 的匆促浮躁的时代。但多读尚须多思,读书更应读世(现实),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理论不能联糸实际,就很容易成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



何新聪明伶俐,当然不呆。可从他等身著作中随便看上几篇,便觉其人思想能力严重不足,在一些常识问题上老是乱捣酱糊,若非故意装糊涂,便是读书多而不透,也不全面。何新是少数有资格给高层上密折的高级理论家,我常想我党有关方针政策措施的愚蠢、有关领导的短视,是否与这些御用幕僚的无知无耻有关。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若非博古通今的大智慧者,住往容易被何新之流满嘴柏拉图霍布斯康德洛克什么的镇住,被那种貌似博学的诡辩狡辩七弯八拐给“绕”进迷宫里出不来。我几个月前曾造过一块《何新,何新之有》的小砖,至今还不时遭到一些愤青的骚扰。呵呵。



东海一枭2003、6、19

首发新世纪网址: http://www.ncn.org/





附:何新给网上朋友们的信



此文(“谈玄”)原说不想改了。但信箱中又收到一些朋友提问题的信,给我启发,只得重新查书又作了几点重要的补充。



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借以自述我的哲学和方法论(补充《思考》第一卷),而且是想告诉朋友,我如何读哲学史,如何看西方哲学,以及如何沟通哲学与宗教。



我认为这篇论文是我平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中浓缩了我的若干至今还未发表过的研究结论。



我常看本坛的BBS,颇受启益。也注意到两方面的论战,骂者与回骂者,都有意思。有时令我喷饭,比如有人要“抽筋剥皮”之类。



但我想特别寄语关注我的朋友们:理解何新必要多读书,必要读些经典。



这其实就是何新平生治学略有小成的根本奥秘所在。我的优势仅仅在于,比一般学者,包括那些骂我的人,读书稍多,而且读的透些,所以才至今还暂时没有骂倒。



当今学者不幸,生在一个学者无文、文人不乐读书的时代。但当今学者之幸,也正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多读书、读懂经典者,就能掌握莫大的理论优势。



比如我在“谈玄”一文的新稿子中,略谈了一下关于西方民主的理论渊源问题。



当今各种论坛上盛谈民主,连电视剧都在鼓吹三民主义。然而有谁知道这个理论的真正渊源何在?



当今那些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大多都是通过听“美国之音”去学习和知解西方民主的,岂非笑谈?



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民主与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真正理论渊源,你也就不可能看破“美国之音”那一套其实只是欺骗第三世界政治孩童和弱智文人的意识形态。



真正的民主理论突破,必当在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卢梭、伯克以来西方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系统政治理论的重新研究和再认识中才能获得。



然而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马列毛为权威准则,其他西方思想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封建或奴隶主阶级思想,只能批判而没有真正的研究。现在马列毛也不再成其权威,一般人包括知识界人士乃堕落到只能以传媒偶像和美国之音为权威,于是在政治思想上,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思想真空时代。



论坛BBS上,有人曾提到当今美国政治中盛行新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目前已经左右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方向。所以,美国一手向对手国家输出“民主”,但在本国则推行新的国家安全法等保守的铁腕政策,这就是当今美国政策的一大特点。



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英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鼻祖就是霍布斯和伯克。伯克对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潮的尖锐批判(“法国革命论”),乃是对卢梭等的启蒙思潮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的系统深刻批判,鞭辟入里,可以称作是英美近代保守主义的政治宣言。伯克的《法国革命论》已有何兆武先生的翻译本,值得一看。



“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于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性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这种态度和他的友人们的以及和他的辉格(自由)党的态度都大有不同,甚至于使得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决裂。但也正是由于这部书,使得他成为了西思想界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首席代表人物。他的声名为后世所知,主要地也是由于他写了这样一部书。”(该书序言)





以下是该书的一段摘录。伯克论民主问题时质疑说:



“古代人对民主制比我们更为熟稔。对于那曾观察过大多数这类宪法并且最理解它们的作者们,我还不是全然没有阅读过,我禁不住要赞同他们的意见: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关于这一点,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严重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



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他们高洁的恒心。



但是那些在群众暴政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体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



让我们假定民主制并不具有像我认为它会具有的那种派系暴政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假定它的本身的纯粹形式就具有如此之多的优点,正如我敢肯定它只是有在与其他的形式相混合时才会具有的那样;可是君主制在它那方面难道就完全不包含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了吗?



我知道谈论已成为过去的伟大政权的错误是何等之容易的一个题目。通过国家的一场革命,昨天摇尾乞怜的诌媚者就会转变为今天的严厉的批判者。



但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那个君主制的弊病,而在于它的生存权。法国旧政府是不是真的无法改造或不值得改造,以致于绝对需要立刻把整个的组织推翻,并为取代它而建立一座理论的和实验的大厦扫清地盘?



在衡量一种政体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作用的标准中,我必须认为该国的人口状况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繁盛并持续在改善,就不会有一个作恶多端的政府。



我并不把这种人口状况归功于那个被推翻了的政府;因为我并不喜欢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天意的恩惠的东西归功于人们的设计。但是这个被人谴责的政府并没有能阻碍、反而极可能是有助于那些因素发挥作用(不管那些因素是什么)——不管是属于土地的性质还是人民的功勤劳传统,它们在整个王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数目,并在某些个别地方展示了那样的人口奇迹。



而我从不愿设想,一个根据经验发现是包含着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原则(哪怕不那么明显)的那种国家组织,会是一切政治体制中最坏的一种。



国家的财富是另一项不可忽视的标准,根据它我们就可以判断某一个政府在整体上看是保护人民的还是摧残人民的。法国在其人口的众多上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我觉察到她在财富的对比上却远逊于我们;他们那里的财富不如我们这里分配得平均,财富的流通也不那么方便。



不论是谁,仔细考查过这个被推翻的政府前几年的作为,就不会看不到它在宫庭的自然而然的浮沉变幻之中,有一种朝着国家的繁荣和进步的真诚努力;他必须承认这个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某些情况下是要彻底清除、在许多情况下是要大力纠正这个国家中过去所流行的各种滥用权力的作法和习惯;甚至于对于他的臣民人身的无限权力——那无疑地是与法治和自由不相容的——在运用中也已一天天地越来越缓和了。



政府本身远没有拒绝改革,而是以易受指责的便利程度向有关这方面的各种提案和提议者开放着。倒不如说它过多地被赋予了革新精神的面貌,而那又很快地转过来反对那些曾支持过它的人们,并以他们的灭亡而告结束。”(摘要)



近代英国至今还是君主立宪的混合政体,这与英国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伯克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表明,历史中本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普适性的民主化政改潮流。对此,我也还在更深入的阅读、思考和研究中。



2003.6.17





国家主义要不得

------启蒙何新(三)



国家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一个颇为流行而颇多岐义的概念。但其中也有公认的内涵在:国家神圣,国家至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等。在经济上,表现为强化国家宏观控制;在政治上,以国家利益为至高利益,以国家价值为唯一价值;对内,强调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有着自身偏好的自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两者在权力关系上属于零和博弈,表现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侵蚀以致取消市民社会;对外,主张国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自己的)国家利益压倒全人类利益。有“我”无“人”,唯我独尊。



国家主义在历史上早已臭名昭著。三十年代中国青年党被指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鼓吹并实行反苏、反对劳工专政和阶级斗争的主张,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宣称只有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虽然蒋介石掌握党权后,在许多方面都实施了国家主义的路线方针,但何新说青年党是“蒋记”的,又暴露了历史常识上的无知了。该党1947年4月才加入国民党政府。在这之前,至少在表面上,中国青年党是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视为死敌的。



邓小平留法时参加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为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多次撰文,对中国青年党及国家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鞭答和抨击。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国家主义派当作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说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我党教科书认为,国家主义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



何新把他倡导的政治理念称作“新国家主义”,看看何新之有?“我理解的国家主义,就是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我所说的国家主义,不仅是以之与以个人为本位蔑视国家主权的自由主义相对峙,而且是以之与鼓吹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相对峙”。



换汤(加了个新字)不换药嘛,依然是国家至上至尊,依然是为极权主义招魂,为专制政治张目嘛,何新之有!有人说,何新的新国家主义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同时也强调国民福祉,有何不妥?殊不知国家主义与国民福祉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说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蔑视国家主权(崇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并不一概蔑视国家主权,而仅蔑视伊拉克之类主权不在民而在独裁者手中的所谓的国家主权),国家主义就是以国家为本位蔑视国民人权。一个人权受到蔑视的国家,能持久强盛否,强盛又有何意义?



看问题要看实质。论言辞动听,当年国家主义派总政治纲领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具体行动纲领是“实现国家主义,实现民主政治,实施社会政革”,其中还有“民主政治”哩,比何新“新”得多啦。可识者皆知,国家主义主張国家是目的,国家权力可以无限扩张,个人只是为国家而存在。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两个概念是互不兼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有国家主义就无政治民主,后者就只能沦为一种花瓶。这种“纲领”,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全国人大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说法一样,自我相克,各极其妙。



人们不会蠢到因为有苍蝇爬过,就将一颗钻石予以丢弃。但国家主义可不是什么钻石,它本身就是苍蝇利用来繁殖和蝇营的茅坑,是野心家阴谋家用来搞极权统治的方便工具。国家主义是与市民社会、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黑格尔开创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被认为是国家主义的思想源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克服,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更高阶段。自由主义对此迎头痛击,针锋相对提出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私人权利对抗国家权力的学说,并已由西方诸国付诸实践,成效如何,有目共睹。



国家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理由?恰恰相反。说明这一点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老萨老金们统治的前伊拉克和今北朝鲜国家,无论站在其国内人民还是国际社会全人类的立场上看,都是非正义的。邪恶国家之称,岂徒然哉。伊拉克人民在国际正义力量倒萨之后的欢呼声、北朝鲜的现状及外逃民众的脚步声、科威特战争给科威特留下的创伤给世界环境造成的灾难,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紧接着这一段,就充满法西斯的味道了:“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女皇制度、天皇制度或者任何其他什么制度!”。这不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萨达姆主义金正日主义吗!连我的论敌庄表伟网友看了这段话都说,如果我生活在二战时的德国、或者日本,我相信声明放弃自己的德国人身份或者日本人身份是更加高尚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成为都样的国家,或者我们的国家真的由何新这样的人来掌权,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逃出去,在他倒台之前不回来。



国家自有其价值,却只具有工具价值,把工具神圣化是别有用心的。亚当·弗格森认为,现代政府的本质就是为个人提供固定的地位和尊严。既使就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言,国家也是一种工具,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这种观点早已落后时代,违反人性,无庸多言。国家的功能和目的应该是更好地维护人民利益,包括国民的人权、自由和尊严。人民利益才是最高利益。追求国家繁荣强盛,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富福幸福,是为了更好更有力地维护这种安居乐业富强幸福的生活。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不然就会虚化窄化非正义化,成为统治阶级乃至少数执政者的利益代名词。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国家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性的对外竞争中,以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的)为重自是理所当然(自由国家甚至更重视和维护他们的国家利益)。但不要违反人类的普适价值普世原则,把国家抬到吓人的高度,成为“主义”,以国家压民众,以主权压人权。那样做,恰恰是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伊拉克、北朝鲜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民众应该有权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有权力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和制度,有权行使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乃至有权改变某种持久深刻地危害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国家制度。这就需要相对成熟的民主从制度上作为保障,不然,国家势必窄化为党、为政治局,势必落入特权阶级和特权分子手里,成为少数人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可不慎与。



爱国主义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但我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抒发爱情主义情怀之前,有权力也有必要问上一问:这个国家,民众有份吗,主权在民吗。它是保护我们还是压迫祸害我们的?国家主义在国际上独尊独大,在国内要求人们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意志,无限度地为国家作贡献作牲牺。堪称国内恐怖主义与国际霸权主义。在国家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狭獈盲目非理性的,是一种假冒伪劣的爱国主义。对这种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五四先驱者们早已作了有力的批判。某德国总统曾在论及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时也说过:爱国主义者热爱祖国,而国家主义者则蔑视其他国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抛弃国家主义,才能发扬爱国主义。永远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作爱国主义(大意)。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国家主义,但有其实不居其名,从不敢以此張扬自诩,且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民主思想的影响扩大,国家主义色彩渐淡。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民主自由蔚成大潮,重新回头拾起臭名远扬的国家主义的残破旗子,妄图以此“号令天下”,明目張胆逆时而动,开历史倒车,有百弊而无一利。试图以此“在政治思想上,统合这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更是无知书生说幻谈空而已。不论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如果付诸实践,,效果恰恰相反,只能进一步让有识有志、爱民爱国之士寒心,令国际社会齿冷和忧虑,内逆民意,外犯世忌,将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禅外言禅千里远,梦中说梦两重虚”,何新之谓也。相信党国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当有起码理性和一定主见,不会受何某人的煽惑。但愿。





东海一枭2003、6、24



附言:



昨夜因网友介绍上何新论坛逛了一下,扔下两帖,其中一帖是骂何新的(《启蒙何新(二)》)。今午前再去,已遍觅不得。素闻老何与老枭一样个性孤高,傲绝天下,如何却与老共一样小里小气,听不得不同意见?想必不是他删的吧。



主动给老何启蒙了两文,本不想再为此君写什么。近有好友看了老何论国家主义之雄文,知其错而不知其所以错,并说此文出后轰动江湖,彩声如雷,误人子弟遗毒天下,关系实非浅鲜,命我务必再恶心一次,批亢捣虚,指缪纠误。乃勉为其难而“启蒙”至三。非为何新,为广大愤青愤老的酱糊脑袋耳。



我没见过何新本人,读其数文,但觉有不少地方逻辑混乱,思想糊涂,强辞夺理,强不知以为知,读书多而不透、广而不精。据说此君为人豪迈慷慨,亦侠亦狂,目空天下,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概,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期,且淡漠权力金钱,唯好读书思考,书生气与野性皆具。果真,则颇投我脾胃。惜其为专制辨护和張目,小人格可敬而大人格可鄙。惋惜怅恨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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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何新:一、论国家主义

1

我把近年我一直倡导的政治理念称作“新国家主义”。有人似乎害怕这个字眼。他们说“国家主义”这个词是个魔鬼,不能使用!理由是据说曾经有魔鬼用过这个词。

我所说的国家主义是什么?我理解的国家主义,就是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我所说的“国家主义”,不仅是以之与以个人为本位蔑视国家主权的“自由主义”相对峙,而且是以之与鼓吹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相对峙。(它的另一接近的称谓是“爱国主义”。)不管有多少人反对,我不会放弃这个名称。因为我实在难以找到对于上述主张比这个词更明快有力度的字眼。



历史上许多美好的名词都曾被坏人使用过。墨索里尼早年曾将自己的小党称为“民主党”,希特勒将自己的党称作“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难道因此人们就不再能使用“民主”与“社会主义”这样的语词吗?语言禁忌和巫术的时代早已终结!

人们不会蠢到因为有苍蝇爬过,就将一颗钻石予以丢弃。我不能因为三十年代蒋记青年党曾使用过“国家主义”一词就丢弃这个词语。更何况,君不见在今日“自由主义”的论坛上,蒋公早已粉墨新装被尊为先圣乎?

这年头,曾国藩翻案了,李鸿章翻案了,老蒋翻案了,各种乌龟王八都翻身见了太阳。那么,这样一个好词——“国家主义”,怎么就不能翻身见太阳?就算曾被老蒋几个徒子徒孙用过这个字眼,又有什么了不起?

2

我提出“国家主义”这个理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认为,当今只有高张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信念,才能够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这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能统合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卫祖国而战!



国家是一种信念。它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理由。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女皇制度、天皇制度或者任何其他什么制度!对于任何人来说,叛国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大罪!没有什么社会契约,能拥有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

国家主义必须依靠全民灌输!使它成为一种天然的信念!全民共同的信念!这种信念要从幼儿园《三字经》教起。在近代史上,日本民族和英国、德意志民族,为我们树立了以国家主义作为至上信念的伟大榜样。

这也正是这三个伟大民族迭经变乱,而国运始终不衰的精神秘密之所在!

3

有人说,提出国家主义有标新立异之嫌。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朋友,我希望你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国家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哲学,但它绝不适合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为什么?因为它太深奥,太复杂,对它的理解、研究和解释分歧太大。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而你知道当今世界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流派?有多少歧异的解释和学说?从青年马克思主义到晚年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从布哈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至甚至还有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如此纷歧复杂,如何统一之而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呢?(难道也要开一个白虎观会议吗?)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几个简单的信条,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如果承认它的多元性和学术争论的自由性,那就是修正主义。如果以之作为治国理念,以何为准则呢?

而国家主义只有一个信条,一个最简明的信念,这就是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你污染一张人民币,你毁坏一面国旗,国家就有权判你罪。但是,象张五常那样的弱智文人,他写文章骂“最蠢无过马克思”,你可以蔑视他,却无权判他的罪。否则你就在侵犯他的自由信念,就会回到中世纪的教权法庭。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立定为治国理念。那么好,一场文化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大辩论就会出现。许多人(多数知识分子)都会公开或私下说;对不起,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你的国家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那么,我有权不爱它。有权不效忠你。(包括台湾人、香港人。)

但是,如果国家以国家主义为本位,那么对任何人,不论你是什么信仰,什么教派,什么意识形态,爱国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律令!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有义务和责任无条件地效忠这个国家。这就是宗教改革以后,近现代国家以世俗性,而不再以教派或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的高明之所在。中国今天为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乱象不已,社会危机山雨欲来?当前政治思想的混乱正是其根源。

今天中国的干部、官员、领导人,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仰马列毛的马克思主义者?若以马克思主义为治国理念,那么对他们怎么办?这么多不真信马克思主义的官员怎么办?劾夺他们的任职资格吗?完全抛弃他们吗?显然不行!毛泽东在文革全盛时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当时如此,何况今天呢!

4

马克思主义是复杂高深的学说,对它的解释极其分歧!一个现代国家怎能以这样复杂的学说来作为治国理念?以之作为治国理念,必会陷入无穷的学院式争论,导致无穷的政策歧义和修正主义。宋丞相赵普说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天下的原则愈少,国家愈易于实现思想统一!若他以儒学圣经治天下,则天下人心必乱矣!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从来未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因此,当作为一国治国理念的思想和精神垮掉时,这个国家也就垮掉了。

其实黑格尔正是深刻观察了自宗教改革,新教革命以后到法国革命欧洲一系列国家发生革命和政权颠覆的历史教训,才总结出这一观点的。

5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一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因此要颠覆这个国家的人就常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们说:好啊,马克思主义是如此这般地描述社会主义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符合标准吗?不符合,因此你的社会主义是假的,你这个国家的存在理由是假的。看看香港那些反共刊物,天天讲的无非就是这一套。

也正是这一套把赵紫阳、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最高领导人讲晕了,以至连他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个国家和现实制度的合法性。赵说,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连最高领导人都动摇了,还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能够不崩溃解体?所以说,国家制度的确是建立在思想之上,即政治信念的统一和认同之上的!

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当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怀疑时,这个国家就只能面临着颠覆。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都提供了眼前的教训!而许多人却至今未从中觉醒!还有一些海外惟恐中国大陆不乱的坏蛋,其实他们很懂这一点。他们并不怕中国持马克思主义治国,但是他们只怕中国以国家主义治国。原因也就在上述。

那么是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呢?不!虽然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但是由于这个学说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真理内涵,它所具有的深湛人文精神,它应当作为一种指导施政者认真研求的政策理念。一种有弹性的规范性意识形态理念。

历史在当代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门槛上——要么是高扬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至上原则的国家主义,要么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无限纷争和分崩离析中,最终陷入国家动乱与分裂的恶性循环!我们准备作何选择呢?

因此,我认为现在到了应当还“国家主义”这个词语以本来应有的光彩和地位的时候了!

[我前面说过,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意义有所类同。那么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较为熟悉的词语呢?很简单,因为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情感,而国家主义却是一种理念,在内涵的深度上它涵括了爱国感情,但包容却还要更丰富。]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何新



网民大风是何新的铁杆拥泵者,曾发一贴《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何新》,将老何与他私底下的谈话公布出来,本意是为老何捧场子抬轿子,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贴金变成涂粪,无意中暴露了何新混乱的思维和丑陋的马脚。



该帖写道,某年春天,作者陪老何去灵隐,曾问何:你在政界既拥有那么深厚的资源,为何不出来任个职?何说:人一当了官特别是大官,那还会讲人话吗?你看我这种人,耐受得了吗?再问:既然你实际已对当局的积弊看的那透。为啥还要死保呢?何说:三条理由。第一,我曾受人之托,则必忠人之事。如果当年老一代不曾(不是只一个,而是邓、陈、王、李、王)都那样厚待我,则我现在可能也会超然。象我这等人,哪里还找不到一碗饭吃?第二,这个共和国不仅是一个共产党所缔造,而且是百年风云际会,几代人牺牲奋斗,死了上亿人。才换来的。哪能眼看着轻易断送?第三,你看看海内外那些对手们,嘴上喊着民主自由,骨子里哪个不是男盗女娼的乌龟王八蛋?如果国家真落到他们手里,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也不知又要死多少人,乱多少代。天既生我,让我看他们一个透,我就只好鞠躬尽瘁,跟这些王八蛋死磕了!这些话让作者几乎落泪,回去后记在本子上。



老何也知道“人一当了官特别是大官就不会讲人话”,可见他对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的弊端确是看得很透的。真善美的实事求是的话是人话,假大空假恶丑的话,就非人话。何新不会不明白,一个“人一当了官特别是大官就不会讲人话”的制度,是怎样可忧可怕可恶可耻?那样的政治于民有害,于国是祸,唯于少数特权分子有利。让当了官特别是大官重新讲人话,靠道德约束、靠行政命令及领导批示,有效,也有限;靠国家主义,更是南辕北辙。国家神圣化了,为了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不问一切,包括人民的自由、人权、尊严乃至生命都可以牺牲,讲讲非人的话算得了什么?



对这样逆时而动的制度,为啥还要死保呢?老何理由之一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很有诸葛亮接受刘备临终托孤的意味。诸葛忠人之事死而后已是为了刘氏江山万万年,老何受人之托躹躬尽瘁是为了共党政权千千岁。这对于一姓家奴一党帮闲来说,理所当然,势所必然,而且是一种可贵的忠臣之美德。然而,老何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座右铭,以“唯利于天下者,则虽反潮流,逆多数,我必坚执之”自期的。这样一个为国为民为天下的侠之大者,所做的却是站在特权阶级的立场上死保一党专制的工作,太也反讽了吧。



专制制度代表的是特权阶级的利益,绝非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我党不但在行动上事实上一惯如此,便是在理论上它自己也经常不打自招,这是由我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日前学习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教材《宪法学》,其中《宪法的作用》一节就明确指出:国家权力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宪法就要为那个阶级服务。宪法犹如此,何况其它。马列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老何动不动就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如何如何作悲壮状,却故意勿略了国家是党有还是民有、主权在党还是在民这一关键问题。



理由之二,则完全是封建历代帝王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的现代翻版。不错,共和国是几代人牺牲奋斗,死了上亿人才换来的。但是,如果先烈先贤们地下有知,知道共产党早已背弃当初民主自由的宗旨,蜕变成一个为少数人谋利益而置多数人于不顾的政权,知道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共和国是一个官场腐败、道德崩溃、苛政如虎、恶吏如狼、公仆如寇、主人如奴的专制国,相信他们会恨不能复活过来重新革命啊。



理由之三,暴露了何新对民主运动的仇视和民主概念的无知。民运队伍中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品行败坏者,有挟私怨泄私愤者,有野心家大小骗子,这都不奇怪。但是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忧我人民爱我中华的思想精英、民族精英。既使民运分子都是些“男盗女娼的乌龟王八蛋”又如何?有新闻舆论、定期选举以及三权分立等相对完善的机制“死盯”着他们,他们胆敢胡来,有权力制衡之,有民众监督之,有报纸揭露之,有选票赶之下台嘛。邓小平也说过,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或干不成好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或者干不成坏事。民主的真谛就是人民有监督、批评、选举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



至于说什么一旦政治民主化了,就会“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也不知又要死多少人,乱多少代”?这种民主威胁论、民主祸国论,早被海内外有识之士批倒批臭了,老何还敢拾人唾味重弹老调,胆子倒也不小。



借用文革红卫兵的说法,老何之所以“死保”专制,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在《何新: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主义简介》一文中,他对早已饱受唾弃的西方政治学支流----马基雅弗利主义大加激赏。马基雅弗利说,在讨论国家安全赖以存在的手段时,就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荣与耻辱的顾虑。他说,在消灭政治对手的过程中,最适合的态度就是干净利落与胆大无耻。马基雅弗利主义强调国家理由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政治生活中最高的法律,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蔑视个体存在,推崇恐怖统治,是极端反道德、反人道、反正义的,与我国著名法家韩非子的法术势理论极异曲同工之妙。



马基雅弗利主义确曾在西方大行其道,统治者们以国家的名义干尽殃民祸国的罪恶勾当。但是,西方政治学早已认识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治国方法恰恰是危害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十九世紀法国的路易-博洛尔在著名的《政治与罪恶》一书中对马基雅弗利主义作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他说,狡诈与暴力的胜利通常都是短暂的,会使热烈追求和使用它们的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从长远的历史时期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不道德的政策必然伴随着失败。政治家想通过不正义的权宜之计来获得暂时的利益或逃避道德责任,却会因此造成严重的后果。老何寻宝一般从西方的历史垃圾堆里把马基雅弗利挖掘出来,当作所谓的新国家主义的思想资源,把被人抛弃已久的粪土当作黄金来宣传,欺天下人都是不辨香臭、不分黑白傻子吗?



感谢大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何新》,让老枭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何新,只不过由于立场有异,风眼与枭眼中的何新形象,有点不一样。大风听其言几乎落泪,老枭闻其言差点吐血,呵呵。



东海一枭200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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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何新

大风

看了楼下有网友以何新比附毛那个帖子,我认为您做这种表象类比很不伦,也缺乏意义,老何看了也不会高兴。虽然知道您是出于好意,但你还是并不了解真正的老何。

大风与何曾有多年的交往,让我告诉你一点真情吧。

大概是前年春天,我陪何去灵隐。他戏言说:如果确有转世的话,我的前身可能就是这个一半入世,一半玩世的颠和尚济公。

有一次我曾问何,说:你在政界既拥有那么深厚的资源,为何不出来任个职?

他说:人一当了官特别是大官,那还会讲人话吗?你看我这种人,耐受得了吗?

我说:既然你实际已对当局的积弊看的那透。为啥还要死保呢?

他说:三条理由。第一,我曾受人之托,则必忠人之事。如果当年老一代不曾(不是只一个,而是邓、陈、王、李、王)都那样厚待我,则我现在可能也会超然。象我这等人,哪里还找不到一碗饭吃?

第二,这个共和国不仅是一个共产党所缔造,而且是百年风云际会,几代人牺牲奋斗,死了上亿人。才换来的。哪能眼看着轻易断送?

第三,你看看海内外那些对手们,嘴上喊着民主自由,骨子里哪个不是男盗女娼的乌龟王八蛋?如果国家真落到他们手里,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也不知又要死多少人,乱多少代。天既生我,让我看他们一个透,我就只好鞠躬尽瘁,跟这些王八蛋死磕了!

听其言当时我几乎落泪,回去后把他的话记在本子上。

告诉你,这是真正的老何。





启蒙何新(五)

------为什么中国目前亟需政改



网友老憨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于形形色色为专制狡辨诡辨的理论愤形于色,希望我概挥椽笔,澄清雾霭。日前转来《何新观点:为什么中国目前不能搞民主》一文,命我“痛打”。老枭拨冗浏览一过,大笑:何新又在自我掌嘴了。



为什么中国目前要搞民主?老何此文从反面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理由:“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何新认为,“如果中国也已有一个健全稳定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如果社会中多数人口都可以得到即使失业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可医、老有养的社会安全状态(其实这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则中国也是可以加速推进全面社会政治改革的”。



何新得出结论是,“如果中国也已有一个健全稳定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如果社会中多数人口都可以得到即使失业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可医、老有养的社会安全状态(其实这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则中国也是可以加速推进全面社会政治改革的”。这就倒因为果了。老何本应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具有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为什么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中国反而会“情况则根本不同”,“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



仅仅因为中国穷吗?再穷,也不至于把失学儿童推给希望工程,让弱势群体小病扛着、大病等死,也不至于到这样的地步吧:“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况且不是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枝独秀,国力空前增长、跃升世界前茅吗,前总理不是还在记者招待会上炫耀口袋里响铛铛的“真金白银”吗,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创造、累积的巨大财富哪里去啦?



多少全民资产变戏法似的成了国有,国有成党有,党有成一小撮权贵所有,财产愈来愈集中到特权圈及圈子周围的“能人”、“强人”身上去了。日前,中国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有关的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十年上升1.62倍。



还有,多少财富被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耗费掉了,被他们吃喝玩乐养小妾泡小姐挥霍掉了,被数不胜数的政绩工程首长工程豆腐渣王八蛋工程浪废掉了,被偷偷地向古巴北韩柬莆寨缅甸等第三世界“兄弟”国家支援掉了,被前仆后继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贪墨掉了,被转移到境外去了…。



最近有一篇广为流传的帖子《为金融界黑幕失声痛哭,朱镕基在沪两度自责气厥》披露:按国际金融界规则,中国四家国营商业银行已属于破产,该倒闭了。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收贿、外流了。朱镕基五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衡山宾馆会见上海各民主党派和专业人士时,披露了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监察部对金融系统调查报告的部分情况,他概叹说:近七、八年来,金融状况一直处于崩溃的危机,是给内部官僚侵吞掉,给内部官僚与外界勾结诈骗掉了。我连身边几名金融大将都管束不了,还有曾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同事,也都逃避过了我的判断、识别视线…。可见,问题已严重到何等程度。再不迅速从源头上制止这些丑恶现象,中囯就会从物质到精神被彻底淘空。到时痛哭的就不仅仅是前总理了。



由于社会极端不平,分配严重不公,权力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社会保障有名无实极不健全,广大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都是因为整

作者:东海一枭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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