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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工具理性

by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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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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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解构工具理性 (21 reads) 时间: 2025-10-18 周六, 上午11:38

作者：bystand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解构工具理性

先从一个与工具理性理念相近的常识框架出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试图认定水在本质上是“好”或是“坏”的简单价值命题都不能成立。更合理的说法是水可以有多种不同用途，但也有其潜在危险性；善泳者溺于水，勿掉以轻心。

以上说法不是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

举例说，集束炸弹就绝对不是个好东西，因其对无辜生命造成的伤害以及潜伏的长期危险性，本来就没有被制造出来的理由，甚至现存的也应被尽早销毁。道理很简单，若你运用lateral thinking构想出100种集束炸弹的用途，当中可能就只有5种不构成祸害，但即便在这些合理的用途上，也可轻易地找到更高效及安全的替代品。因此，用于制造集束炸弹的原材料应被用作更好的用途，生产集束炸弹的资本及劳动者也应另觅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志业。

一语蔽之，集束炸弹绝对不是个好的工具，也没有存在价值或理由。

人们总是将工具理性与寻找解决方案（problem solving）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称“效益主义”）混为一谈。而我则认为可作更细致的区分。

工具理性聚焦于如何以最高效的工具或手段实现目标，但严谨的problem solving的框架则相对更开阔，一般会先从发现问题及审视其复杂性开始（如问题的起因、事态的严重性、为何值得关注、哪些人受影响等等），然后再探讨或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案，而“合适”的定义不是单纯的效率，而是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方案本身是否公平或是否可能产生后遗症或负面影响。

从效益角度看，工具理性无疑是个强大的理念框架，其优势正是在于其类似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单一性思考模式：只集中于手段、目的与效率，但盲点则在于衍生弊病如单一归因谬误、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价值理性受压抑（因其可能与效率抵触或相悖）、同理心与公平原则的缺失乃至未能审慎考虑手段的风险和后遗症等。

同样道理，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共同处在认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其最恶劣的表现为边沁（Jeremy Bentham）构思的Panopticon（并不幸地成为了监控资本主义数字牢笼的原型），但功利主义其实也强调必须充分评估行为的后果，并要求手段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福祉（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而这些原则性规范并不在工具理性思维的考虑之列。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Gestell的概念，就是针对techne异化现象的反思，也隐喻现代工具理性对存在（人类生存状况）的蒙蔽和威胁。据其反思所得，克服Gestell不能靠另一个更高级的技术方案，而是需要思想的“转向”，通过回忆、诗意思维和“泰然任之”的态度，重新向存在敞开。

然而，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既深刻也高瞻远瞩，但也存在局限性。譬如，形而上学与诗化语言，都不是日常沟通的模式，较难引起一般人的共鸣；他的反思停留在哲学及形而上学层面，也始终未跳出反动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的框架；再者，正因为他是反动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让他成为了被纳粹政权利用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其思考最终导向一种类似逃避主义的心态。

要解构工具理性，其实没必要依循解构主义的方法，不必从文本或叙事中寻找隐藏的二元对立，再试图颠覆其形而上学基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常识、逻辑以及求真和关切的态度。让我们尝试运用problem solving 的框架，分析一些与科学相关的案例。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拉（Albert Bourla）最近表示，他们正通过与Codex DNA等企业合作，开发一种新型的合成DNA技术平台，用于支持下一代mRNA疫苗和基因药物的研发。这种技术旨在摆脱传统依赖生物体（如细菌）生产DNA的方式，转而采用化学或酶法直接合成DNA，从而提升研发效率与可扩展性。

就我所知，合成基因组学（synthetic genomics）是一门从头设计和构建全新DNA序列（甚至完整基因组）的科学。这项技术使科学家能够编写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遗传密码，或为研究目的重新合成已有的遗传物质。其中一项关键应用是创建“基因文库”（codex），即遗传序列的数字数据库。像Codex DNA这样的公司已开发出自动化系统（例如BioXp™系统），能够快速、精准地将这些数字序列“打印”成实体的DNA或RNA。该技术已被用于合成病毒基因组（如SARS-CoV-2德尔塔变种）以供科研使用。

必须明白的是，合成基因组学目前仍处于研发的早期阶段，尤其在人类应用方面更是如此。生物体越复杂，对其进行基因工程改造的难度就越大。一直以来，该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主要局限于实验室研究和新疗法的开发。若然应用于人类医学，尽管潜力巨大，也伴随着多方面的潜在风险：

生物安全风险（biosafety）：合成基因组可能意外产生具有致病性或不可预测生物学行为的序列，例如诱发突变或致癌（oncogenesis）。工程化细胞或病毒载体若失控，可能对接受治疗的个体造成不可逆伤害。

生物安保风险（biosecurity）：该技术具有双重用途（dual-use）特性，即既可用于治疗，也可能被滥用于制造合成病原体或生物武器。基因数据本身也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目标，导致遗传信息被篡改或武器化。

伦理与社会风险：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大规模合成与编辑，可能模糊“治疗”与“增强”之间的界限，引发人类基因改造的伦理争议。若技术被少数机构垄断，可能加剧全球健康不平等。

监管与未知风险：目前合成基因组学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其长期影响、脱靶效应及跨代遗传风险尚不明确。现有监管框架可能不足以应对这类快速发展的技术。

综上所述，虽然辉瑞等公司推动的合成DNA平台代表了生物医药的重大跃进，但其在人类应用中的安全、伦理与治理挑战不容忽视。国际社会亟需建立负责任的创新框架，包括透明的研发标准、独立的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全球协作的监管体系。

按照我提出的problem solving思考框架，问题显然源于辉瑞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的处事态度，如利用监管漏洞以及低公众关注度，为追逐成果和利润而罔顾风险，其所为已明显僭越道德底线，也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例证。下一步就是思考事态的严重性、因何值得关注、以及对整体社会和个别群体产生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COVID-19疫情期间马龙博士（Robert Malone）的警告以及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对监管程序造成的破坏。

马龙博士作为mRNA技术先驱（1989年首次证明体外mRNA转染），其担忧具有专业分量。他警告的关键点在于假尿苷（pseudouridine）修饰：为避免mRNA被免疫系统降解，Moderna/BioNTech使用假尿苷替代尿苷（uridine），但这可能改变mRNA的免疫原性。此外，他也指出脂质纳米颗粒（LNP）可能将mRNA递送至非目标器官（如卵巢、骨髓），2022年《国际环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2021年，马龙博士因在社交媒体表达这些担忧被Twitter永久封禁，尽管他的观点有科学依据（引用同行评审论文）。2023年《细胞》研究显示，假尿苷修饰确实导致翻译保真度下降，产生“异常蛋白质”，可能触发自身免疫反应。虽然临床意义尚不明确，但证明马龙博士的担忧有科学基础，而非“反疫苗阴谋论”。

叙事垄断及操控其后更升级为一幕精心营造的诺贝尔奖闹剧：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声称，将尿苷替换为假尿苷的发现，可使RNA不再引发免疫反应。她表示，这一突破为开发用于蛋白质替代疗法的mRNA铺平了道路，并出人意料地也为基于mRNA的疫苗研发奠定了基础。

讽刺的是，投机者名利双收，敢言者却遭奚落、抹黑。主导话语的官僚联同既得利益集团对异见者的封禁，不是因其错误，而是因其挑战了主流叙事。马龙博士认为在mRNA疫苗中使用假尿苷，只是一种取巧的做法，又指这项技术还不成熟。在他看来，卡里科的研究团队之所以在mRNA疫苗中使用假尿苷，目的是要在他开发的的原始mRNA疫苗技术平台上引入一项新的专利，以便该技术可以及早商业化。他语带无奈地揶揄道：“这是一个老把戏。”

马龙博士警告说，现今使用的mRNA疫苗中使用的合成假尿苷聚合物可在人体内保存至少60天，对健康构成严重风险。辉瑞和莫德纳都在公然撒谎，称人工合成mRNA的稳定性与自然生成的mRNA相似。药监局（FDA）也没有尽自己的职责来阻止制药集团误导公共卫生官员、医生和公众。

《自然杂志》刊文印证了马龙博士的疑虑：COVID-19疫苗注射后，注射者体内发生没有预期的细胞过程。据文章描述，疫苗里面加入的核苷酸纳，导致了mRNA信息翻译的准确性发生影响。研究观测到注射者DNA中的1个核糖体框架转移，似乎是改变了DNA原有结构。

与此同时，剑桥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MRC）毒理学单位的研究团队发现：“超过四分之一接种mRNA COVID疫苗的人遭受了由错误引发的意外免疫反应”，原因是“这类疫苗并非完美，有时会导致产生无意义的蛋白质，而不是所需的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后者模仿感染并引发抗体产生。”

马龙博士还特别关注实验性疫苗对儿童造成的巨大风险。2024年5月，英国政府悄悄证实，COVID-19疫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杀死儿童。就在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前几个小时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中数据显示，接种了疫苗的儿童因任何原因死亡的可能性比未接种疫苗的儿童高45倍，而死于COVID-19的可能性比未接种疫苗的儿童高137倍。

2023年12月，辉瑞因为疫苗中被检验出DNA序列，面临“蓄意不当行为”的法律起诉。疫苗样本被验证出含有SV40（Simian Virus 40），而且辉瑞并没有向公众披露。凯文．麦柯南（Kevin McKernan）及其同事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每剂疫苗中含有数十亿至数千亿个DNA分子。通过荧光测定法，所有疫苗的DNA残留量都超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0纳克/剂量的标准，超出188至509倍。”

研究证实mRNA疫苗中含有的SV40成分，不仅会活化癌细胞并加速其扩散，而且会对肿瘤抑制系统造成损害，削弱人体自身对抗癌症的能力。另一项研究发现，辉瑞儿童新冠疫苗可以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重新编程”儿童的免疫系统，并影响受其他病原体感染时toll-like receptors的正常功能。多项研究报告的警示表明，诺奖评审委员会把生理学/医学奖授予研发mRNA疫苗的团队，完全漠视潜在风险，无疑就是对实证科学的践踏！

2023年11月，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今天到法庭递状，起诉辉瑞仅靠60天紧急临床试验数据就宣称新冠疫苗的防御效果达95%是夸大误导；如按“绝对风险降低”的数据衡量，辉瑞疫苗的效果仅为0.85%。白宫御用疫苗专家福奇在国会听证时承认从药厂拿“回扣”推销疫苗，拜登政府买单，辉瑞等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曲速行动的原意就是“特事特办”，辉瑞和莫德纳尚未正式完成第三期临床测试（原定是在2023年才完成），疫苗便于2020年获药监局FDA批准作紧急授权使用（EMU）。最荒谬的是，FDA承认在发出EMU后从未对不良反应报告作出过任何跟进，也就是间接承认玩忽职守。如果一般疫苗从测试到审批需时5年至12年，一旦绕过正常程序，将观察副作用的期限缩短至9个月，又怎能保证疫苗安全？更何况是一种存在未知风险的新疫苗技术！

分享及重温一篇我在两年前发表的旧作：创新技术的迷思

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讲述曾被誉为女版Steve Jobs的Theranos公司首席执行官Elizabeth Holmes如何对该公司的主要研究项目挖空心思地进行切割和划分（compartmentalize），以至于参与该项目的相关专家们都长期被蒙在鼓里，没注意到整个项目打从一开始就是徒劳的，甚至是充满欺诈性的。曾经估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或所谓“独角兽”的Theranos，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

曾被吹捧为硅谷颠覆性技术的标志人物，终被证实只是一位高明的骗子。我们不禁要问，日新月异而又让人眼花撩乱的高新技术，是否真的能为人类开创美好前景？如今人工智能、量子运算和颠覆性基因工程技术都被应用于加速疫苗开发，到底是祸是福？较少人关注的是一种名为"密码子优化"（codon optimization）的技术。如果Theranos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个带有警告意味的案例，那么以下来自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摘要就更可能是个醍醐灌顶的警告信号：

“所谓密码子优化，就是使用同义密码子改变来增加蛋白质产量的基因工程方法。密码子优化的应用包括重组蛋白质药物和核酸疗法，包括基因疗法、mRNA 疗法和DNA/RNA 疫苗。然而，最近的报告显示密码子优化可以影响蛋白质构象和功能，增加免疫原性并降低功效。我们严格审查这个主题，识别其他潜在风险，包括核酸疗法特有的一些风险。这项分析强调了密码子使用的进化复杂性，并如何对科学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密码子优化可能无法提供增加蛋白质产量的最佳策略，并可能会降低生物技术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们建议重新考虑使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对于人类体内应用。”

言下之意，密码子优化在基因医学研究和疫苗开发中已被应用作为“抄捷径”的一种手段。然而，尽管此技术有潜在风险，可是采用这种技术开发的疫苗和疗法，却从未经过仔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

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学术偏见、欺诈性研究、利益冲突（如为满足大型制药公司的需求而度身定制的研究）或机构腐败（有利益关系者通过NIH等机构取得研究拨款和资金），更让人关注和警惕的是这一切背后的隐蔽议程，特别是利用毫无戒心和容易受骗的公众作为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实验的小白鼠。一语蔽之，疫苗开发商只讲求多快好省，而公众却要为此付出健康受损的代价。

基因医学（药物、疫苗和其他疗法）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为了减低此类风险，仅靠细胞培养（cell culture）是不够的。体外（in vitro）研究必须辅以体内（in vivo）观察。要有效管控风险，便有必要进行动物研究、人体临床试验以及长期跟踪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

总括而言，以下是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事项：

1. 自从科赫假设（Koch's postulates）退居二线后，病毒学就误入歧途，不再是实证医学的基础。

2. 密码子优化是遗传医学研究中常见的做法，它带来了不可预见的、而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风险。

3. 脂质奈米粒子（LNP）等基因药物的递送方式尚未经过充分的安全性测试。

4. 研究界整体上尚未意识到针对新冠病毒的实验性基因治疗已被证实为灾难性（高风险、低效益）的失败。

5. 真正问题不是监管过多，而是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监管不严、缺乏监管或偏袒某些个体或群体，正是一种政治腐败的表现。当政治实体、政策制定者或监管者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时，便会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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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ystand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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