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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陈卫珍：再读费良勇先生“盛雪当主编──浊世留丑”有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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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珍：再读费良勇先生“盛雪当主编──浊世留丑”有感（图）

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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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3/04
文章: 477
来自: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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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卫珍：再读费良勇先生“盛雪当主编──浊世留丑”有感（图） (607 reads) 时间: 2016-5-12 周四, 上午7:22

作者：平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平头按：教会姊妹陈卫珍、克里斯蒂娜作为读者和旁观者这段时间对盛雪（包括对张健）的认识及觉悟就是明证。她们一直试图在怜悯、包容、忍耐和温柔中，期待当事人在什么时候能够认罪悔改，直至被盛雪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泼、狡辩、辱骂、恐吓方才看清盛雪的嘴脸。不可否认，恰恰是作为基督徒和旁观者的陈卫珍揭露盛雪的系列文章，令读者耳目一新，震耳发聩。

为正义和真相而发声（二）

再读费良勇先生“盛雪当主编──浊世留丑”有感

陈卫珍

费良勇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我收到的披露并督责加拿大民阵主席盛雪女士的第一篇文章。阅读后，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吃惊，怎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海外民运组织中？第二个感觉是非常纳闷，直接资助这本史书出版的潘永忠先生，怎么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点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但是我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从来就没有任何怀疑——即盛雪女士绝不是这本史书真正意义上的主编。这个判断，既与费良勇先生理性而客观的行文叙述有很大关系，也与我这些年来在写作实践中所形成对文字的敏锐度有关，最大的因素或许是我曾经担任国内一本基督教刊物的主编这个经历。

因着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处境，我们的刊物只不过是一本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读物，但即便还处在发展初期，依然遭遇了政府的查封。当时编辑部一共有6个人，我是主编，负责每一期的立意、约稿、选稿、编辑、校对以及监督版面设计等等，凡是关于文字方面的，都是由我负责。其他同工会在文字编辑方面参与，最终还得经过我审核，因为经常有些句子一修改，意思好像差不多，但就失去了作者那种原汁原味的韵味。作为一个主编，最为让我感到头痛的是每一期的主题思路设计。一本刊物，说起来也不算多大的文字工程，50页左右，大大小小45-50篇文章。然而，在每一期刊物开始运作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本期刊物的主题思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把读者引导到一条什么轨道上去，又盼望能到达什么目的地；也或者是说我们希望通过刊物，向读者展现我们所持守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不管读者是否会跟从我们的思路或认同我们的信念，也不管最终是否会到达我们所希望去的那个地方，但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这样的一个愿景式的目标。没有清晰的定位，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就会如无头苍蝇；没有明确的立意，各类文章即便都是字字珠玑，也不过是一个堆满宝石的仓库，而无法成为一座可以让人的心灵得以安息和休憩的园林。

每次我都会首先把这个主题思路理顺，然后跟编辑部同工讨论，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下来。接下来就考虑组稿，究竟如何编排，才能让各种风格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时，形成一种审美上的互补和辉映？究竟如何搭配，才能让各种内容的文字，产生一种相互补充和彼此印证？又如何能在刊物的严肃性与趣味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一旦这些议题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那么就进入组稿的具体操作，接下来的工作有点繁琐，却并不是需要消耗太多心神的事了。

细节一: 黄河清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

在我阅读费良勇先生的这篇文章时，看到这么一句话：“黄河清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因为那个时候对盛雪女士一点都不了解，费良勇先生在字里行间所透出的信息，让我能直觉判断他在这件事上是很诚恳的，但也颇有无奈感，但都并没有特别触动我的心弦，唯有读到这里时，我当时心里一亮。因为这句话是发生在史书即将定稿的时候，出资人潘永忠先生发现，怎么书稿上赫然出现了主编盛雪，大感惊讶，就致电与黄河清先生沟通，黄河清先生就说了这句话，被潘永忠转述，又被费良勇先生在文中引述。这句话显然不是费良勇先生撒谎，编造出来有意设计在文章里的，是他在陈述一个事情的经过时无意中带出来的，无论是在这篇文章，还是在后来他反驳盛雪女士的文章中，这句话的意思都有出现，但都没有被当作重点论述的对象。我想对大部分读者，其他方面的论述，可能会更加有说服力，但对我这样恰好有过一段时间刊物主编经历的读者，这句话却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后来这本书被完全定性成了造谣，盛雪女士一方又是哭诉又是愤慨又是痛骂，今天某人给我发邮件，神秘又城府深深地告诉我，你不要中了特务的圈套；明天又什么人给我恐吓，继续说话没你好下场；等会又有什么人非得要给我电话让我亲自求证……就这样，搞得我这个既心软又执着的读者，良心和信心就变得非常煎熬，一方面是不愿意伤害无辜，另一方面又是必须要坚持公正。再读这篇文章时，当初让我心有所动的细节，特别是这些不经意间留下的细节，仿佛是一个侦探，看到了某个越窗而逃的罪犯，不小心挂在窗棂上的一根头发或留在窗台的一个脚印。

对一本刊物来说，刊物整体境界和水平，就完全是由这个主编的素质和学识来决定的，是主编的思想境界达到了某个深度和高度，然后通过刊物来彰；是主编的文字审美通过刊物来呈现，是主编的社会和人生阅历通过刊物来阐释。作者的文字水平和思想深度，是配合并服务于主编的立意。是主编把最合适的作者最合适的文章发掘出来，组织在一起。为了让每期刊物的立意能尽可能得到体现并落实，我那个时候基本都向作者提出命题作文。那个时候我们刊物的作者，有许多都是目前中国基督徒群体中相对较为有名的作者。打个比方，主编就是衣服设计师，各类文章只不过是布料，没有设计师的创意，多么好的布料，都无法成为一件品质高雅的衣服。

而一本横涉社会各个领域的史书，就更是如此的道理，主编的角色是要远远大于其中任何一个作者。而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深厚的学识，洞若观火的甄别力，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信息和史料的陷阱。显然，对于这本史书，主编就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人物。像这样规模的史书，主编只负责策划和立意，而找其他人来撰写，即做作者，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如果黄河清先生就是这本史书唯一的作者的话，那么他要寻找与其配合的这个主编，最起码得具备与黄河清自己相当或者超越于他之上的学识水平，否则的话，黄河清先生不可能找他做主编，因为这个人根本就做不了这个主编，无法驾奴得了如此规模的一本史书，所必然具备的恢弘意境和才识气场；也根本就无法统筹如此规模的一本史书，所必然要求的历史布局。因此这个主编，不是说谁想不想做，而是谁能不能做。如果作者黄河清先生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这就说明这个主编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编，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盛雪要想在书上写明她是主编，就把她写上去吧。

另外，就时间前后来说，如果把这本史书比作一个胎儿的话，那么主编就是那个怀孕的妇女，妇女的存在必须要远远早于胎儿。在孩子还不是一个授精细胞的时候，母亲已经在提前做规划、补充营养元素、安排合适的日常进程，以预备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未来宝宝的出生做准备。在史书还根本就没有进入实际编撰操作的时候，主编就已经在那里殚精竭虑地做各种策划和思考，主编不可能是在史书将要定稿的时候，作者黄河清先生在那里表态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某个妇女说要想认他为干妈，亲妈就说，谁想做干妈，就让她做吧。至于孩子的亲妈，早就已经命定了，谁都无法更改无法选择的。因此对于这本史书，盛雪女士的主编身份，就犹如一个孩子名分上的干妈，而不是那个经历了怀胎之苦并生产之痛的亲妈。

细节二：盛雪女士自己说，我做了最省力的事——主编

在费良勇先生反驳盛雪女士为自己辩解一文中，同样有一句不起眼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盛雪女士在黄河清去世后的回忆文章中说，我做了最省力的事——主编。这句话，其实就是盛雪女士在向读者表态，她没有做过这本史书的真正主编。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盛雪女士可能对主编的理解，与我们常人的理解不同。她所理解的“主编”，指的是在书稿基本完成以后，作者或主编会找一个人来做一下最好在文字上的校对，因此她就认为这就是主编。我认为这个是可能的。但是这个工作应该说是校对，而不能叫做主编，如果是这种情况，确实是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盛雪女士在学识上还是需要提高。但如果是她理解错误的话，那么她显然不可以在史书中加上主编小简介，更不可以对自己竭力吹嘘，这个动作确实就有了喧宾夺主的味道，特别是像黄河清先生这样一生清贫、含辛茹苦写下这本史书并已经离世的学者，盛雪女士的这个动作，招徕别人的批评和督责，绝对是无可厚非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对主编一词的误解，以及她不恰当的自我表现，她需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同时坦诚地做出解释。

费良勇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这本巨著有136万字，厚达1040页，记录了1949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当代60年历史的方方面面。书中包含列传七十（如科学家列传、地主列传，知青列传。右派列传、文革连传、六四列传等等。像这么大规模的一本历史巨著，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我个人认为，单单策划主题思路，即立意的过程，就需要1-2年的时间。还必须得胸有丘壑、心藏经纬，殚精竭虑，反复斟酌，梳理出多条编撰脉络，若干条主线，无数条辅线，无数条支线，纵向维度，横向维度，纵横交错维度。没有这样一个恢弘清晰的基本架构的确立，编撰工作没法开始。而寻找、选择并考证史料的过程，就更是艰巨而繁琐，不单单需要心力精力，也需要体力劳力，到处跑各地馆藏，甚至向朋友们搜索；即便在撰写开始以后，在不同的阶段，各条主线之间也许还得不断调整，辅线与辅线之间，支线与支线之间，都需要不断地调整和编排，以达到最合适最严谨最有说服最具审美的一座史学大厦。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主编，除了学识的硬功夫外，绝对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后来，在双方的争执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次盛雪女士在邮件组上反驳，说《民运黑洞》全是谎言，统统是谎言。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她自己还是什么人给她出的这个馊主意。如此一来，把双方变成了尖锐的对立，甚至连读者和旁观的民众，也被逼入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中。像我这样执着又认真的旁观者，你说这本书统统是谎言，那就意味着我先前的判定也是全部被推翻，连同一起推翻的还有我这些年所形成的对文字和人性的判断力，那么我就肯定还会继续追究，因为这个自我否定过于尖锐，甚至会决定我今后服侍方向的选择。如果这本书确实被证明全部是谎言，我就决定今后不再从事写作了。而对于督责的一方，也会牢牢咬住，绝不松手，而盛雪女士自己，也会被推到一个骑虎难下的处境。根据在那封邮件中，盛雪女士自己辩解，我在母亲生病期间，为黄河清主编了一本历史巨著。后来我一了解，她的母亲生病一年多，是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显然，以这么大规模的一本史书，不可能是从2012年才开始编撰。也就是说，如果盛雪是真正意义上的主编，那么不可能是在2012才开始为黄河清做主编的。费良勇先生在回应文章中写了这么一句话：“黄河清在认识盛雪许多前就已经成立意编写这本书，并收集资料着手编写，仅仅因为手术停了一个月，13年如一日辛劳不停。”

13年，这个编撰时间的界定，是符合这本史书自然生成的规律，费良勇先生绝不可能在此点上撒谎，没有10多年的心血浇铸，像这样规模的史书没有可能最终出炉。在今年的3月份左右，一次朱瑞女士转发来一封邮件，是陈汉忠先生写给盛雪女士的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十多年前黄河清先生因着编撰史书的需要，曾经委托他帮忙搜集资料什么的。在这封信里，陈汉忠先生只字未提到盛雪女士。从各种论战中读者会看到，陈汉忠先生一直竭力维护盛雪女士，如果盛雪女士确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参与了这本史书的编撰，那么陈汉忠先生肯定会自然地叙述，那个时候你们一起编撰史书这样的话语。当然，针对我此篇文章，然后新加进去的佐证已经没有意义了，无意中流露出的细节，以及在此冲突公开化之前许多揭露文章中的细节，往往是真相通过不同渠道而展现自己真面貌的亮光。正义之士为着良心和道义而竭力探究并还原真相固然重要，但更为让人可畏的是，真相自己经常会冲破谎言的铜墙铁壁而发出自己的呐喊，就因为他就是真相，真相需要发声，呼唤人们去确认只有他才是真相。真相具备一种展现自己原貌的生命力，就在谎言殚精竭虑妄图瞒天过海、欺世盗名的狂笑中，但就在恰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缝隙间，真相却如小草从石头缝间探出高贵的头颅，对着蓝天白云阳光宣告得胜，呼唤人们的良知来敬畏他，懂得以真相的本来面目来正视真相，并且热爱他。

细节三：“主编”盛雪女士没有给史书作任何序言

一般来说，无论是一本刊物或史书，如果是编撰形式的话，主编是肯定要作序的，把自己的创意和心路跟读者作大致交代。一般来说，如果在主编看来某人比他更合适作序，这个更合适，指的是此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才智的卓越和睿利方面比他自己要略胜一筹，同时对史书的理解得也十分到位的话，主编会让此人物写前序，自己写后序。一本书的前序通常来说会比后序要重要。反之，主编会让自己写前序，而让别人写后序。前序和后序彼此补充彼此烘托，以让一个读者在没有阅读之前，就能够对书稿有整体脉络和宏观立意的大致把握，激动读者阅读。很多读者在阅读一本书之前，特别是一本规模庞大的史书，都会翻到最前面看看前序，又翻到最后面读读后序。前后序阅读完之后，心里就基本有谱此书是否值得一读。如果一本书的前后序都是由作者或者主编自己写，那么可见在这个主编或作者的眼睛里，这本书非常重要，在他周围可能都还没有碰到一个人，能够合适或者是足够资格写此序言。如果盛雪女士真的是这本史书真正意义上的主编，她绝对没有可能不对读者有所交代，关于她个人编撰此书的创意和思路的。这决非一种谦虚，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确实让人感到无话可说的是，她没有写任何序文，但倒如费良勇先生在文中所言，“竟然在这本史学著作中加上了‘主编：盛雪小简介’，竭力吹嘘自己，其文字数量远远超过了黄河清的作者，喧宾夺主。”

当我分析到这里，盛雪女士是不是这本史书的真正主编，已经不值作任何争论，至于她为什么要成为这本史书之主编的深层动机，对稍微有洞察力的读者来说，已经昭然若揭。她在这件事上所暴露出的人性劣根性，却也是《民运黑洞》这本电子书上所披露的整个生命品格，在其自身发展轨道中的一种自然呈现，仿佛一条水流，因为源头处就已经被深重污染，流到了某块土地，或是某处庄稼地，就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土地咸碱化，庄稼被污染而死去。

出资人潘永忠为什么没有起任何监督和制约的作用

记得十多年前，我住在北京香山脚下。那个时候，有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住在那一带从事创作。大家知道，文艺家们通常都活得比较清贫，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文艺家们必须要牢牢持守灵魂和人格的贞操，无论是写作，还是画画，还是作曲……就单单是为了创作本身，单单为了文艺本身在他们生命中所展现的惊艳和华贵；就单单为着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的生命体，在庸常生活中顽强地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光辉，从而酝酿出滋育人类心灵的源泉和能量；单单为着文艺家自身这小小又软弱的生命体，探入了蕴藏在生活深处那巨大的真善美之宝藏，从而喷发出无法压制的创作之激情和梦想。文艺家们必须被本真又纯粹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之催逼来创作，如此才能真正创作出既充满文艺审美之惊艳、又激荡着社会正气之能量、又横溢着超凡脱俗之才情的作品来。一旦艺术家们的创作动力受到了现实中功名利禄的绑架和强奸，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其心灵、人格和生命尊严的被玷污，同时发生的也必然是爆发力和创造力的被扼杀，他可能在世界上功成名就，但很难会给世界真正留下有价值和生命的艺术作品。为什么当人们仰望人类文明的夜空，那闪烁得最为耀眼，光芒最为璀璨的星星，独多的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就是因为他们为了挖掘、展现、体验并实践生活的真善美，因此舍弃了诸多现实世界的利益和好处，乃至于宝贵的生命，所以后人们就用崇高的敬意和赞誉来记念他们。

那个时候，一些画家或作家要出版作品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些赞助人。这些赞助人，不管他们对作品本身会理解到什么程度，但多多少少都是会在整个出版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扮演一定角色的。素质比较高的赞助人，通常都会比较尊重作品本身，不提出一些不合理的修改要求。当然如果有人就是要对作品提出修改要求，在道理上也是会被赋予尊重的，因为是人家出钱的，如果他的要求不得到适当尊重，人家就以撤回资金作为反抗或要挟。当然这就会出现艺术家和作家与赞助人之间的张力和博弈。有些画家或作家在面对赞助人提出不符合他们创作本意之对作品的修改要求时，在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宁愿放弃出版作品的机会。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就为了出版作品，跟在赞助人的屁股后面，像狗一样的忠诚老实，像这类艺术家和作家，通常都是与文艺的高洁和纯净越来越远，最终跌入世俗的深渊。

在第一次阅读这篇文章时，我感到非常纳闷的是，这个赞助人潘永忠先生，在书稿即将出版时却发现上面赫然出现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主编时，他是有权利和职责提出暂停这本书稿出版的，以这种方式，起到一定程度上对于弄虚作假行为的监督和制约。为什么，赞助人潘永忠先生，没能够起到阻拦盛雪女士做主编的作用呢？一方面固然是在我们传统人际关系中所存在的讲面子求和睦的因素，在后来在不知什么人发给我的文章中所看到的荒唐事实，既让我目瞪口呆也感到无话可说。

图：潘永忠与盛雪。盛雪的面首政治算是开了民阵之先河。潘永忠也是盛雪的入幕之宾。有一花边插曲不可不表：2005年民阵悉尼会议。当时盛雪与潘永忠在会议旅店公开苟合姘居（2012年十月特务李震做东的民阵布达佩斯会议，是张晓刚与盛雪公开苟合姘居。民阵会议开一路，盛雪就与面首睡一路），惹怒了盛从加拿大带去的另一面首护花使者逸君（真名：贺军），逸男宠醋意大发借酒撒泼地要闯进房去找潘永忠单挑，要不是众人（其中就有张晓刚，造物弄人，“有志者事竟成”！当年的拦人者竟成了盛雪的榻上之男宠，从此加入盛雪“拖屁股大连襟”行列）拦住差点酿成二男为一女决斗的血案。潘还在2011年认盛母为干娘（干女婿认干妈倒也名正言顺），多伦多开会，送上几百美金的心意，见到盛母病态，还作状泪流满面。盛母驾鹤西去，潘永忠、张晓刚上帖借悼念盛母，实质为其姘妇盛雪脸上贴金的系列文章（如：铁肩冷眼抗强权侠骨慈心佑民运等，其面首潘永忠有肉麻的献媚之词“長女臧錫紅（盛雪）熱心公益，是著名作家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潘还吹捧盛母李桂琴为“交通站长”——将盛家比喻为与其奸情苟合的“交通站”倒是名副其实）（特此说明：此节图片说明系平头文字，与陈文无关）

在中国传统人际关系中所存在对是否对错之原则的模糊，以及对过犯罪恶的隐蔽解构，与人性中的丑陋、贪欲、恶念、情欲并愚昧，相互交融彼此作用，使得罪恶难以控制地发酵并膨胀，在特殊的政治处境的诱逼下，集中地在盛雪女士身上得到了升华和爆发，一起又一起的过犯接踵而至，一出又一出的闹剧粉墨登场……在几十年后人们回顾起来，真可以书写一本绝对精彩的讽刺剧——海外民运版的《皇帝的新装》！花点功夫和笔力，有希望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出新版的《皇帝的新装》，闹哄哄地上演到现在依然未能完全收场，我感到徐水良先生的分析还是非常有道理，但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普通大众甄别力的低弱，以及许多民主人士自身民主和自由理念的残缺，以及人性的各种软弱，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盛雪女士争当《当代中国史稿》之主编的恶劣性质

我为什么挑选这篇文章作为点评，是因为看到这种在民主群体中所发生的属于学术领域沽名钓誉的行为，如果不加以严严的批判和纠正，将会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中国社会因着几千年的专制和独裁，一波又一波的统治者殚精竭虑地推行愚民政策，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人们，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已经完全丧失，思维上的创造能力也已经被严重扼杀，这导致在我们几千的历史上，有数不尽的骚人墨客，有数不尽的御用文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凤毛麟角。同时，在我们的历史上有科技的发展，但迄今为止都无法催生出具备一定规模和阵势的科学领地，到了中共王朝统治时代，整个教育体系内的知识分子都几乎被阉割得奄奄一息，尤其是89民主运动遭遇挫折之后，学术上的腐败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本来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校，虽然在中共极权统治下，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W1] “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五四时代所遗留的精神依然不屈不挠地散发出缕缕不灭的光辉，这也导致在89学生运动中，北京大学等高校依然成为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量。89年6月4日响起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我没有亲耳听见，但在我到北京大学游学的几年里，却是耳闻目睹了当年的枪林弹雨，是如何催逼出了中国国民性最深处的惨淡、苍白和荒芜，是如何把中华民族最后的生命力和人格尊严几乎连根拔起。

在我在北大游学的三年里，发现大部分学生根本就已经不关心社会公义，很多本科生的目标，就是希望一毕业就出国留学。北大三角地的广告公栏上贴满各种招“枪手”（代考者）的广告，公然而然，毫无顾忌，那时候我有一个老乡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他跟我说他们喊教授为“老板”。教授找项目找资金，然后雇佣这些学生们替他工作，付薪酬，学生们作为兼职的机会，教授通过雇佣学生获取学术成果和名声。一次，我的这个老乡居然请我为他的女朋友代考6级英语，我说我是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事，从此我们就断了交往，不再联系……这还是发生在中国社会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至于其他的高校，这种学术腐败已经比比皆是，见怪不怪。当时我从内心里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我发现在中共王朝的统治下，中国社会整个教育体系，都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这个整体性腐烂的庞大躯体里，与之相对隔离的民主运动的队伍，还有可能获得一线新生和希望，但当我看到这种直接剽取别人学术成果的恶行，竟然发生在民阵主席的身上时，心里的惊悚着实难以言说。如果这样的一种不正之风，不在初现端倪的时候就加以严厉的揭露和杜绝，即便我们宪政民主的事业取得了成功，请问，中国未来社会的列车究竟会开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今后的社会，不管是哪个民主派政党执政，如果容忍这种不正之风发扬光大，那么未来的学术腐败绝对会超越中共统治下的境况。看看共产党在创业时期，绝对不敢这么放肆来做。到那个时候，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不但依然无法具备生命尊严和心灵人格上的独立，思维上的创新能力就谈都不要谈，恐怕连现在还仅存的一点储存知识的功用也会失去，唐朝杜甫老人家发出的豪言壮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将只是一句飘荡在历史荒冢的呻吟，未来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恐怕一个又一个都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猪脑”。

刚才读发小克里斯蒂娜转发来的陈小雅女士的发言，说，人家为了谋生，撒点小小的谎言，我们需要给予怜悯和包容。我想说，在盛雪女士身上所披露的任何一个过犯，都决非小错误，而是尖锐而严重的品质问题。如果放在了一个民主组织的领导人身上来透视，那么每一个错误，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任凭发展恶化，都会爆发出把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事业完全摧毁的负能量。盛雪问题最为可怕的是，至今还有许多民众依然在崇拜并吹捧她。笔者是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试图在怜悯、包容、忍耐和温柔中，期待当事人在什么时候能够认罪悔改，然后尽可能地纠正一些自己的过错，挽回一点给海外民运事业所带来的破坏和伤害，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面对这么多无可辩驳的指证和批评，盛雪女士没有任何悔改的迹象，倒是利用一切有可能的机会，进行百般的抵赖和狡辩，想方设法就是要把自己顶在那个偶像的位置，思考再三，决定把自己这么些天来的观察和心得见证出来，把别人文章中论述得不够到位的地方给予深化和补充，以旁观者和读者的视角，呼吁更多的民众能够觉醒，再觉醒！不过，因为自身资质和阅历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也许仅仅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罢了。

作者：平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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