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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刘晓东（笔名三妹）：民运骗子唐柏桥行骗的两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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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笔名三妹）：民运骗子唐柏桥行骗的两个实例

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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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3/04
文章: 477
来自: 丹麦
经验值: 30559

标题: 刘晓东（笔名三妹）：民运骗子唐柏桥行骗的两个实例 (453 reads) 时间: 2015-12-29 周二, 下午5:23

作者：平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民运骗子唐柏桥行骗的两个实例

采访人：刘晓东（笔名三妹）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采访这两个受骗人的目的就是要使后来者知道，在自由世界美国，在海外民运中，也有唐柏桥这样狡诈无耻的骗子。这个骗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行骗还回回成功得手，原因有二：一是海外民运圈和中国人不愿惹事的心态，他们对唐柏桥的恶行只是私下言传而不敢公开揭露；二是狡诈的惯骗唐柏桥深知，受害人没有能力和能量诉告和揭露他，加上受害人不愿说出自己上当受骗的心理，他的连续诈骗使海外民运邪气泛滥。为了海外民运的道德重建，为了使国内读者了解寻求美国政治避难的自由之路，为了使后来者在遇到唐柏桥之类的骗子时能有所警觉，为此我在所不辞。在此，我不仅记录下这些采访，也想先讲讲我自己这方面的故事和经历。

在美国办理政治庇护我并不陌生。因为，我的父亲刘珙就是走的这条路，他是中国第一个在西方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共官员。我和先夫王胜林也是走的这条路。实际上，我和胜林不必走这条路，王胜林当时已在西北大学找到工作，该大学已经为他办理了美国所需人才居留身份，再等半年就能拿到绿卡，可王胜林却告诉西北大学他改了主意，要重新办理政治庇护。为什么？这里有些背景故事值得一述。

王胜林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以自费留学身份来到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学位，我在五个月后的八月携女儿以陪读身份来到芝加哥。

当时中国留学生有两种留学方式，一种是自费留学，一种是公派留学。我到了芝加哥才知道这两种留学方式的结果有巨大不同：公派留学生必须学成回国，而且还有留学年限规定，一临近年限，国内单位就会来信问，给留学生造成压力。他们的签证形式不能在美国找工作，到期就得离开。而自费留学生则是自由的，学成后可以在美国找工作，找到工作后可以由所在公司以美国所需人才为由申请居留绿卡。八十年代，公派留学生是绝大多数。

我一到芝加哥就发现，这些公派留学生大都想留在美国，谈话中会自然而然地谈论如何留在美国这个话题，且表现出对自费留学身份的羡慕。我清楚记得一个邻居女友，她和我一样是陪读身份，但丈夫是公派留学生。她每次见到我都是同一个话题：国内单位来信说了什么啦，有什么办法留下来啊，我们走投无路啊。听得我不胜其烦。一次见到她，还是这个话题，我就安慰她说，不用急，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一听这话她反倒跟我急了，急呲白脸地对我说：“晓东，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有什么路？！你倒是跟我说说，有什么路！”一叶知秋，这个女友的情绪表明，那些公派留学生们对他们的前途严重不安。也表明，中国人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

后来，公派留学生朋友自然都想到，只有一条路：政治庇护的路。可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感使他们想到政治庇护这四个字就胆战心惊，这种恐惧感是现在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的。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他们的恐惧感，照我这种性格，我也绝不能体会到中国人会被共产党吓成这种样子。我自己对邪恶至极的共产党不是没有恐惧感，但我性格中更多的是特立独行，不大去考虑结果，也不考虑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认为正确的大事情，就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不管不顾，这种性格可能与我家三代人叛逆的性格遗传有关，因为这个性格我虽吃了许多亏，反倒越来越看不起那种鼠肚鸡肠患得患失之人。

一九八九年一月份，胜林找到工作，在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所作统计分析员。同年三月份，曾因鼓励学生自由思想而遭免职的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给中国当政者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列有诸多民主诉求，其中一个要求是释放政治犯魏京生，这些诉求引起在美国的我们的共鸣。那时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两个月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会发生震撼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记得当时我和先夫在家与我爸很兴奋地谈论方励之这封信，爸爸激动地说，这是共产党建政以来第一次由百姓向共产党当局发出民主诉求的信。王胜林又兴奋地打电话给在西北大学作物理博士后研究员的朋友赵京。赵京个子高大，高鼻梁大眼睛。在胜林眼中，赵京是少有的有胆有识的中国男人，而且性格粗犷。一次他向胜林介绍自己的女朋友，大巴掌啪啪地拍在女朋友的肩背处喊到：“胜林，这是我的女朋友！”女朋友被拍得生疼，唉呦呦地叫了起来。此时赵京也对方励之的公开信正激动着，他兴奋地对胜林说：“胜林，咱们要做点儿事情！我们在中领馆门前组织一次声援方励之、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示威，再向领馆递交一封我们的请愿书，怎么样？”胜林当然同意，回来跟我商量，我也兴奋地表示同意。爸爸知道后犹豫担心地说：“你们这样做，会给北京家人带来麻烦的。”我幼稚地说：“爸爸，我们这样做有什么错？如果共产党给我们北京家人麻烦，那是它的错。”爸爸又说：“现在中国留学生这种状态，不会有人响应你们的。”我执拗赌气地说：“就我们三个人也要干。”

王胜林开始给朋友打电话征求朋友参加，还不无功利地向对方说：“不是都想留在美国吗？只有参加民主运动才能搞政治庇护留在美国。”既便这样，大多数人都不敢，最后加上我们三人一共才有十二个人参加，不过，有几个台湾留学生听到消息也来了，使我们的队伍增加到近二十人。那天是1989年3月29日星期三。示威中间，胜林和赵京还一起进入中领馆要求当面递交请愿书，当时中领馆的参赞张念人先生接见了胜林和赵京，接受了请愿书。那天芝加哥的中文报纸《美中新闻》登了这条消息，还登有几张照片：胜林和赵京与参赞张念人谈话的照片，我给路人解释示威目的的照片，其他人举着标语牌的照片。当时海外的中文报纸都是反共的，后来到九十年代，我听说《美中新闻》等中文报纸均被中共渗透收买，以至现在的海外中文报纸都有中共的影子，而当时的拥共报纸中只有一份不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官办喉舌的中文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由中领馆免费寄到中国人的家里。短短几年时间，海外中文媒体界就全部恶变，变为恐共自律甚至拥共。由此可见，海外不仅民运圈，就是中文媒体界也被中共严重渗透收买，这是后话。那时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就这不到二十个人的示威行动也惹得中领馆大为光火，因为这是海外留学生第一次向共产党当局示威请愿。后来八九民运时，芝加哥中领馆有两对夫妻官员叛离，其中一个叛离的领事来永庆先生告诉我们，中领馆后来接待新来的留学生总会嘱咐他们，千万不要与王胜林来往，他很反动。再后来，我们夫妻都被列入中共的黑名单。

我本认为那些参加了这次示威行动的公派留学生朋友会马上去寻求政治庇护身份，但事过之后，我得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采取行动。转眼就到了五月份，北京学生发起了震撼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胜林成为伊利诺大学声援国内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组织人，与芝加哥大学的组织人在芝加哥市里共同组织了数次大声援游行。

大概在一九九0年初时，与我们一起活动的几个公派留学生开始考虑寻求政治庇护。我记得，一天，一位朋友给胜林打电话说，有几个人想来我家商量事情，胜林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来商量政治庇护的事情的。来了五六个人，坐定后，他们都没有直入主题，我感到大家的恐惧感。大家谈了一会儿别的话题，邓健忍不住用英文说，现在我们的政治避难不能再拖了。他们紧迫地感到，要走在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前面。因为很快全美国的留学生都会走这个路子，移民局的工作就会拖得很慢。当时胜林和我已经没有居留问题，所以只是旁听，可觉得他们都说不到点上，胜林就说话了。他说，咱们八九年三月份那次示威活动有足够的政治庇护证据，报纸报道了，还有照片，谁要是想办政治庇护就拿这些证据办。大家还是吭叽着似乎有话不说，磨蹭了一会儿，一位与胜林曾同在伊利诺大学读书的数学博士说话了，他是那位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女友的老公，他很慢很清楚地说：“胜林，你能不能也跟我们一起办政治庇护，给我们带个头儿？”所有的眼睛都期待地看着我们，我明白，他是要让我们给他壮胆儿。胜林为难地看着我，我心里看不起这种又要利益又胆小的心态，可我还是点了点头。胜林就说：“好，我也办政治庇护。都不用怕，下面就各自去请律师办起来。”他们走后，我对胜林说：“共产党怎么把中国人吓成这样，其实，我同意跟他们一起办政庇就是想打破这种恐惧感。”

可是，要具体办政治庇护时，我们的问题来了，我和胜林都舍不得花那两三千美元的律师费！我们没什么积蓄，又想贷款买房子，这笔律师费对我们确实是一笔很大的钱。爸爸埋怨我说：“晓东太没心计，总干傻事，给人家壮什么胆儿？岂不是多此一举？”我也后悔了，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答应大家一起办政庇的，不好意思改口啦。胜林说，我们不请律师，自己办。我说，别闹了，自己怎么办政庇？他说，我去移民局问。

我家住在城里，离移民局只有一哩多路。我还记得那天胜林从移民局回来，手中拿着几页表格，那个高兴啊。他告诉我说，他到移民局刚一问办事人员，人家就拿出表格说：“你回家填好这些表格，附上政庇的证据再交上来，然后等着移民局的回信和面谈。”我疑惑地问胜林：“就这么简单？”他答道：“就这么简单，不过，这些表格需要研究研究，它可能不像一般表格那么简单。”

一切手续真的就这么简单，胜林熬夜填好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表格，附上报道我们示威的报纸《美中新闻》，还有自己写的简单材料和几张照片，交给了移民局。两个星期后移民局就回信告知我们，已经收到我们的资料，又等了一个星期就通知我们面谈。面谈那天令我最感动的一幕是，移民官员把工作许可证放在我面前时说到：“永远不要放弃（Never give up!）。”我郑重地答到：“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是认真的。回到家胜林问我，这个面谈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什么？我说就是移民官说的那句话，我永世不忘。胜林说，他也有同感。

胜林马上就把能够自办政庇的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后来胜林分文不取地帮助了二十几个朋友自己办理了政庇。大概在九一年时，美国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鉴于中共六四屠杀，某年某月以前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回国感到有恐惧感的，都可以政庇方式留在美国。此时的中国留学生一扫恐惧，对政庇趋之若鹜。

此后，时而有伊利诺大学的留学生来找胜林询问自办政庇的事情。那时胜林在家上班，我们家就住在伊利诺大学的校园区内，有留学生来问自办政庇的情况时，胜林便告诉他们先去一哩外的城里的移民局拿表格，有性急的留学生当天从移民局拿了表格就直接来我家咨询。胜林后来总以此为骄傲，还强调说，分文不取。现在的政庇表格可直接从网上下载，更方便了。

2013年3月我在网上看到曾宏揭露唐柏桥搞政庇诈骗的公开信，当时我因照顾癌症晚期的先生无心它顾，尽管如此，我读了曾宏的揭露后仍很震惊，仍将公开信散发给朋友。当年五月份，曾宏和卞和祥来芝加哥探望病重的胜林，自然也谈起唐柏桥诈骗之事，我和胜林一听曾宏的政治避难竟拖了多半年没有任何消息，就知道唐柏桥根本没递交给移民局申请表格和材料。

唐柏桥行为败坏的事例不仅仅限于这两个我采访的政庇诈骗案例，由于篇幅关系，其它的会陆续发出。唐柏桥搞诈骗搞得臭名远扬，也传来唐柏桥的辩解，说，政庇当然会有不成功的，难道不成功就是诈骗？从我自身和我所有朋友的政庇经验，我对唐柏桥是否诈骗心如明镜：递交表格前的所有操作都很简单完全没有失败之可能，递交表格后，移民局在两个星期内回信表示收到材料，也没有失败之可能。可张凯臣和曾宏这两个委托唐柏桥办理政庇的委托人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移民局的任何回音，这足以说明唐柏桥拿人钱不办事。为了使这个判断更有说服力，我特别详细地采访了这两个受骗人，咱们让事实真相来说话。

下面是我对张凯臣先生的电话采访记录，为了力图简洁，我的提问从略。

“在国内时，我在沈阳市委宣传部的新闻中心联络部工作，任部长。我身在体制内感到痛苦，对共产党体制深恶痛绝，非常渴望自由。我来美国的两年前就已经翻墙上网，去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大纪元，新唐人等网站看新闻报道和评论。通过翻墙，我对海外民主运动有所了解，也发现有个很活跃的唐柏桥，而且他的电话和电邮邮址都公开显示在网上，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上了，把他作为我到海外投奔自由和落脚的第一人选。2009年12月29日，我以旅游身份来到美国。说实在的，我来美国是奔着唐柏桥来的，我把他当成我在海外的唯一依靠。我到美国几天后的2010年1月1日，唐柏桥和法轮功朋友在纽约法拉盛组织了一场为我脱离中共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我做了名为“退出中共，在美参加民主运动”的发言，并且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共决裂。我是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24年的党龄。发布会当天，一个记者告诉我，我的情况应该去办政治庇护。我就向唐柏桥说了这事，他说他可以给我办理。于是我写信回国索要一些有关我的身份的材料，大概三个星期材料都备全后，我就把原始材料都给了唐柏桥，自己并没有保留复印件，同时还给了他三千美元。

“给了他材料一个多月也没见动静，也没拿给我表格填。我就几次电邮问他。我家离他家很近，走十分钟就到，所以经常来往。一次我在他家又问他，他就打开电脑，在那里面调出一个表格，一边问我人名地址，家中父母情况等问题，一边填了进去，问的问题都很简单。又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有朋友说，如果他不尽快把表格递上去，拖延到我儿子二十一岁，我儿子就来不了了。我就很急，不断给他发电邮短信问情况，开始他还回一些短信搪塞。但是后来连短信都不回了，电话也打不通了，感到他突然消失了。那时离我交给他材料已经三个多月了。可是我并没有怀疑和反感他，因为我刚到美国的这几个月，我和他共同参加搞过多次民主活动，我在华盛顿和纽约写文章和发表演讲，表现都很出色。我过去一直想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贡献，现在如愿以偿，也对唐柏桥产生志同道合的感情。又由于我身在异国他乡，总感觉他是我唯一的帮助和依靠，我对他的感情自然比他对我更多更强。所以虽然他不给我回信，我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当然自然也会担心他拖延我的政庇。

“但是就在这时，法轮功朋友李大勇来电话告诉我唐柏桥失踪了。手机电邮都联系不上，去他家敲门家里也没人应，门锁着。李大勇担心唐柏桥遭中共陷害，说我家离唐柏桥家近，让我多去看看。这下把我对唐柏桥的感情全掀了起来，心里确实担心他会出事。想到海外唯一的依靠失踪了，心里很空。我就三天两头去他家叫门，第六次时终于叫开了门，他妻子龙小姐在家，我对她说，我来了几次，担心柏桥出事。她说，柏桥没事，近期会回来。我就给李大勇打电话报平安，大勇说，唐柏桥在美国经常失踪，以前就发生过若干次，这不是第一次。

“他回来后我又郑重其事地问他我的政庇办理进展情况，他说没问题。当时我不太懂政庇的手续，其实这个表格不递给移民局就等于白搭，实际上，这三个多月我一直是在白等。又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发给他一个电邮抱怨这事拖得太久了。我又去征求李大勇的意见，大勇建议我把所有材料都从唐柏桥那要回来另找人办。大勇说，唐柏桥这样的办事态度，他就是给你送上去，将来也会出许多问题。

“到这时离我交给唐柏桥材料大概已经过了近四个月了，我就下决心去要材料。大概2010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去了他家，他正巧在家睡觉。我还没开口要材料，他就指责我不应该发短信催促他，太过份了。我就说：‘柏桥，希望你能理解我着急的心情，你这么忙，我就不麻烦你了，你把材料都还给我吧，我再求别的朋友办。我也不希望因这件事影响咱们俩的感情和关系。’听了这话他脸色骤变，厉声对我说到：‘材料可以给你，但钱不能退！我已经给律师了！’我根本就没提钱的事呢，他就对我疾言厉色的，而且一听就知道他在说谎，近四个月过去了，他都没启动我的政庇，哪来的律师？

“我不想争辩钱的事情，只想要回我的原始材料。他给了我材料，同时还打开了电脑，我这才发现那表格还在那挂着呢，根本没动。我手拿住材料看，他突然又气愤地从我手中夺回那摞材料，翻了翻说：“我不能给你我为你写的任何东西！”结果他什么都没翻到又把材料递回给我。他这么一翻，我也明白了，他什么都没为我做！这时，他态度恶劣地厉声呵斥我到：“你走！”我当时对他这样翻脸无情很吃惊，也很伤心，因为我只是想要回我的材料，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得罪他的意思，尽管他对我的政庇大事这样久拖不办，还收了我的钱。

“这事以后，他再也不跟我来往，法拉盛的民运活动他也不通知我了，都是李大勇通知我。在这些民运活动和会议上遇到他，他的态度也很冷淡，我一点不介意。

“我把我的政庇材料又交给另一个朋友帮我办理，他很快填好表格，附上整理出的全部材料递到移民局，只两个星期移民局就回信告知我所有材料已经收到。又过了两周，移民局就通知我面谈。帮我办政庇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我说自己是中共体制内官员，但口说无凭，美国政府需要对我做背景调查来确认，这就比那些不是体制内的政庇情况要复杂，要花更多时间等待，所以我大概需要等近一年的时间。果然，一年后，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得到批准。我非常感谢美国政府，感谢她容纳了我这个追求自由的叛离中共的中共官员。我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付出努力。

“可是唐柏桥却给我造谣。2011年5月28日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名为“两个革命一脉相承”的演讲。民运老将卞和祥也来了，唐柏桥在底下对卞和祥说：‘张凯臣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民主活动，他不会再参加民运了。他是个投机分子，他来美国不是为了民主，是为了办身份。’唐柏桥这是对我以攻为守的诬蔑，他收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我一直参加民主活动，也为民主活动做义工，我从来没说过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民主活动，他为什么背后如此中伤我，说我没有说过的话？这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他这样造我的谣，其实是他心里有鬼，他怕我把那三千美元的事说出来，所以他才先发制人污蔑我，想堵住我的嘴。另外，在关系到我和家属在美国居留和生存的重大事情上，他这种收我钱不办事的恶行，必然会拖垮我的有时限的政庇申请，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骗钱行为。唐柏桥如此作为，意欲何为？他的这些行为大家自有公论，他就因为这些欺骗行为在美国搞得名声太臭。我早就看到曾宏、老卞、三妹等人对他的揭露，非常认同，在此表示支持。”

下面是我对曾宏的文字采访。因为我已经知道曾宏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写了个大概，然后以文字提问，再由他作补充，最后汇集成篇如下。

“我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做行政工作。2002年时，我在国内坚持不懈地组织了 “丽江花园维权”、 “业委会选举” 和“合作建房”等几个维权活动。那时我三十岁出头，年轻气盛，对共产党政府的侵权行为很是气愤不过。在2004年时，自称时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的唐柏桥主动联系并电话采访了我，最近他在脸书上否定他以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做过任何采访，这使我感到，那次他谎借这个职位给我打电话说是采访又是一个骗局。而且当时唐柏桥还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可不可以把我主持搞的广州维权运动归功于是在他唐柏桥的组织“公民议政”的领导下搞的，我回答说不可以。

“2011年2月6日至3月6日，本人从国内因出差机会来美，专程前来纽约一周，会晤了仰慕已久的唐柏桥，期间相谈多次，彼此印象良好。

“2011年7月18日本人再次来美，专门携夫人暑期旅游。在纽约期间，又多次单独会晤唐柏桥。唐对我说，他一直是中共打压的最主要的海外民运人士；还说，就在纽约，就在他的生活范围内，就有大量特务和间谍在监视和跟踪他的起居活动；他还说，我（曾宏）由于多次与他（唐柏桥）在纽约街头公开出入行走，所以也一定被中共特务所知晓和关注，加上我以前在国内维权和写文章评论中国政治的经历，假如我回国必定遭遇严厉打击。唐表示他将无条件协助我取得政治庇护身份，还说他非常需要我这样的助手为他工作，他不但承诺帮我办政庇分文不取，还承诺要付给我作他助手的工资。有唐柏桥的这些承诺，我感觉心里有了底。与妻子商量后，我决定留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陪妻子旅游完毕与妻子告别后，我于2011年9月2日坐灰狗巴士经过三天抵达纽约，到达前10个多小时无法联系上唐先生，9月2日中午时分在我苦苦等待焦急万分得不行时他才来电话，我见到他时，他面露紧张神色，告诉我有大事发生，还说为我租房之事未能办妥，因为房东受到中共恐吓。可是，那笔我预付的$2000租房钱他再也不提了，我至今也没有拿到退款。那天他说，我先暂时住他家，还说需要找一个绝对安全场所与我密谈重要事宜。

“我将行李搬至唐家后，他说，我们两人都不带任何手机等电子设备，搭乘火车到长岛去。他说，此事不能在城里谈，因为到处都是中共特务。我心神恐慌地跟着他乘火车到了长岛，走到了一处码头，唐柏桥神秘地告诉我，他自己昨晚深夜被几个中共特务绑架上车，车上拉着黑窗帘，车开了很长时间，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绑架他的人胁迫他谈判。主要谈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反共不能太激烈；第二件，不能策反中共派去与他联络的人；第三件，明天早晨是否有一个姓曾的人来找你，这个姓曾的也是中共很反感的人，中共政府已经掌握了你们两人见面的信息，警告你们两个人以后在纽约要好自为之。唐柏桥最后又说，你我在一起很危险，现在安全是最重要问题。我问他，你不是说你与美国FBI关系很好，为什么不报告去把他们抓起来？他说，这次中共是来真的了，所以不能报告，否则中共特务会在我家放置核辐射材料，害死我全家。

“从长岛回到唐柏桥家中后，他关切地询问我手里还有多少钱财，我如实回答，还有约不到三万美金在国内的招商银行账户中，唐立刻惊呼非常危险，他说依他的经验来看，凡是跟他来往的民主友人，在国内的个人账户资金无不立即遭中共封锁和没收，应该赶快转移至安全之处。我被唐柏桥多重恐怖信息惊吓后，不安地问唐先生最妥善的转移方法是什么？唐柏桥不告诉我真实方法：任何中国人都可以拿大陆护照直接在纽约各大银行开户。他却告诉我立即用网上银行汇到他太太的账户上去，他说这个方法最为快捷和安全。2011年9月4日，我在高度紧张恐惧的情绪下，按照唐柏桥的要求，将我账户中的$29300汇至唐柏桥太太龙小姐的大通银行账户。这笔钱，除了他在2012年2月开给我一张$650的支票外，其余部分全部进了唐柏桥腰包。

“我在他家住了三天就另租房子搬出去住了。当时我并没意识到我的钱被唐柏桥诈骗，而对唐柏桥为我“代管”钱财还挺放心。在我的存款汇到唐柏桥前妻龙小姐账户后，唐柏桥又鼓励我刷暴国内银行的信用卡，他说这是在经济上打击中共。无知的我又相信了他，以后我就刷卡解决自己刚到美国的生活费用问题，我还刷卡给唐柏桥买了bose的电脑音箱、苹果手机，以及他以妻子龙小姐生日为名向我索要的索尼电视机。而我国内的妻子不堪银行追讨，全部帮我付清了这些欠款。

“我到美国没几天，唐柏桥就对我说要在饭店请客，请来一些朋友，有刘国华、智胜、郭进、黄翔等近十人，唐柏桥滔滔不绝地演讲，还说到：‘我为了民主事业，工作很忙，朋友们总说我失踪，不过为了民主事业，有时需要失踪一下。现在好了，我有了助手了，就是汪北骥（我曾宏的笔名），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这些人就问我什么时候到的美国，有人管我索要电话号码，我一一给了他们。可回到家后，唐柏桥却把我训了一通，说怎么能随便给人电话号码呢，你知道他们吗？纽约特务这么多，你怎么不知道保密呢？怎么不知道安全呢？我心说，你说我是你的助理，别人没电话号码怎么找我这个助理联系，但我不敢分辨。从此以后，我就成为唐柏桥的全职助手，自然而然地在他的控制和使用下，我那时真的对他百依百顺。他曾经夸口承诺的，他不但帮我办政庇分文不取，还要付给我作他助手的工资，则全是空话谎话。

“在2011年10月初，在我到美国大约一个月后，唐柏桥搞了一个会议，会议是他要计划支持自称被中共迫害的浙江企业家邱耿敏，而中共说邱是经济罪犯。我不清楚邱耿敏遭遇的具体真相，也不清楚他怎么来到美国，但我知道唐柏桥当时非常想利用帮助邱耿敏而从邱耿敏那里捞一大笔钱。在此会议之前，邱耿敏就已经送了唐柏桥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一箱威士忌酒，请唐柏桥去佛罗里达花天酒地玩了几天。在协助唐柏桥策划这个会议时，在唐柏桥家，我急性胆囊炎突然发作，被他们送去了医院。当时我的住址是汤姆的姐姐家，在我昏迷时，唐柏桥帮我填写入院表格时把我的居住地址填成他家地址，在我出院后填写申请联邦医疗救济表格时，我不得不按照他填写的入院表格填写了他家地址，结果他后来与我反目时威胁我说，要去举报我提供虚假地址。

“当天深夜我出院之后，强忍病痛协助他在长岛一个酒店搞完了支持邱耿敏的会议，会议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会议完之后，又陪同他们从纽约去了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搞活动，这期间几天时间我每天都剧痛难忍，最后从华盛顿回到纽约后我自行走进了一周前由于此急症去过的医院，医生立刻安排我住院了，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才脱离危险。

“唐柏桥自称共产党方面也很重视他。有一位叫曾晓华的中共驻纽约联合国的高级官员长期与唐柏桥经常不定期私下来往，唐柏桥自己说是‘单线联系’，唐还说曾晓华经常用公款请他吃饭和喝酒。在我出院后，唐柏桥神秘地问我：‘你住院时，那次我来看你，你知道为什么我来晚了？’ 他又答到：‘我与曾晓华见面去了。当时我忙着要走，我告诉曾晓华我还要去医院看一个人，曾晓华马上就警觉地问，是不是那位姓曾的？曾晓华还问我你得的什么病，我严词拒绝告诉他。’说完这个场景和故事，唐柏桥又严肃地强调说：‘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小心。’我相信唐柏桥与曾晓华关系很密切，也相信曾晓华确如唐柏桥所言是个中共高级特务。但我半信半疑曾晓华当时就能知道我住院，还关心我的病情。我算什么人物，需要中共这样费心注意？这很像是唐柏桥自己在费心利用和蒙骗我。他总是时不时地编造一些这类的场景和故事，制造恐怖气氛，以图吓住当时没有美国生活经验的我，为的是加强对我的控制。

“唐柏桥一心想办起个民运组织能从美国政府申请资金，他已经组织了一个叫‘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的组织，他觉得搞个什么党太老土了，于是他想出了搞个民主大学的主意，说这是现今海外民运的黄埔军校。想出这个点子后，他得意地对我说，黄埔军校的校长后来是什么地位，你还不懂吗？

“2011年底，他就策划运作搞起民主大学了，他组织起了几个人，然后去美国政府注册了这个民主大学组织。他自封为校长，并任命智胜（北京人，在美国以开出租车谋生）为校长助理，任命刘国华为公关主任，任命已经有绿卡身份的郭进为教务主任，唐柏桥对我说，任命我为‘最有实权最重要的执行主任’。

“民主大学随后租了房子，房子离我家走路二十多分钟，所以我每天走路过去全天在那里工作。民主大学的装修由两个要靠唐柏桥办政庇居留身份的‘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的成员出地毯和免费装修。我一直为民主大学办公室的装修、布置和清理等杂务协调和出力，我帮助刷玻璃、吸地毯、买家俱装家俱、设计民主大学校徽和宣传品，我全职为这些事务花费巨量时间和精力。唐柏桥承诺的付给我每月一千美元津贴，从未支付。唐柏桥还把郭进借给他的一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他说，民主大学成立后就会源源不断地进来大量捐款，到那时他就会把这一万美元还给郭进。实际上，唐柏桥不但没还郭进钱，在半年后还诬蔑郭进是中共特务，把郭进开除出民主大学，这是后话。那时我开始反感唐柏桥狂妄自大、飞扬跋扈、自吹自擂的人品，在2012年2月6日那天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龃龉。

“那天，唐柏桥让我去买相框放相片装饰民主大学办公室的墙面。我没那么多钱买贵重像框，所以去dollar店买了便宜相框，回来后唐柏桥不满意相框，就百般嘲笑和揶揄，我分辨说，民主大学本来就应该节俭，他突然大发雷霆，对我大喊：“你滚！”我对他的突然翻脸非常吃惊，但在我交给他民主大学的钥匙时，却又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解脱，觉得再也不用受他的颐指气使的窝囊气了。可是，在回家的路上，那种压不住的孤独无助感令我脚步沉重到迈不开步，又想到自己才到美国就受唐柏桥这样控制使用，感到既窝囊又无助，感到走入绝境的无望。尽管如此，当时我仍没有看清唐柏桥，虽然反感他的飞扬跋扈，但总觉得他反共，与我有共同理念，在无亲无故的异国他乡对他有依赖感。当天晚上，民主大学开会，唐柏桥让郭进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开会，我回话说自己不够格，就没去开会。可一周后，由于还牵扯到民主大学的一些工作，我们之间的关系又稍有缓和，我接受缓和无疑是这两个原因：一是我还要靠他办政庇，二是他还“代管”着我的大笔积蓄。

“我是在2011年10月份交给唐柏桥我的全部政庇材料的复印件的，幸亏当时我把原件都保留在自己手中，否则会后患无穷。10月份的同月内填了政庇表格，表格在网上就能下载。从此以后他就总说，快办了，快办了，下个星期就办。其实，他根本没有向移民局递交我的申请表格，而我却一直焦急地苦苦等待，却从没有收到移民局的任何回复。唐柏桥也不告诉我实情：政治庇护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就能自己办理。自从2012年2月6日第一次被他喊“滚”又关系缓和之后，我们表面保持和谐关系，我由民主大学的专职变成了兼职，就这样我的政治庇护一直被唐柏桥拖到2012年的4月份还没有递送申请表格。4月初的一天，刘国华私下里告诉我：“其实自己就能办政治庇护。”他还说：“那些没有律师职务的人以帮人办政庇赚钱是不道德的，是不合法的。” 他又说：“靠唐柏桥给你办身份，既便你得到面谈和工卡，在等待绿卡这段时间，唐柏桥还会以此控制和利用你。”我这才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去办政庇。于是我就去找唐柏桥，要他把我的政庇材料还给我，虽然唐柏桥手中的都是复印件，可那都是我的私人材料，我想要回。他听完我的要求大发雷霆，带着强烈的歧视态度大声喊道：‘你来美国还不到一年，翅膀就硬了，还自己办身份啦！’说完拂袖而去，不肯退回我的材料，这些材料他至今也没还给我。

“这时刘国华又来劝我说：‘唐柏桥是个无比狡诈卑鄙的地头蛇，他还自称能通FBI，你新来乍到斗不过他，不如做姿态向他道歉服软，从长计议，先不要得罪他。’为了取回我的政庇材料和要回他为我“代管”的钱，我考虑再三，决定以辞职方式离开唐柏桥，但还要尽量不得罪他，我便违心地给唐柏桥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辞职信，在辞职信中我违心地说了几句他的好话，以此缓和气氛不得罪他。他最近拿出我的这封辞职信，以此证明他谎说的我们在几月内给他写了上百封恭维信。真是可笑！我在辞职信中写的违心话是出于我难言之苦的不堪处境，与唐柏桥慌说的上百封恭维信完全是两码事。

“还好，我自己手中保留了政庇材料的原件，于是我重新自己办理政庇申请。我自己办政庇才发现，原来手续竟这么简单。我托朋友把政庇材料翻译成英文，填了表格，附上证据材料，于2012年7月5日寄出，很快得到移民局回信，定于8月16日面谈，8月30日获知我于8月22日已经得到政治庇护批准。事实证明，我的政庇名正言顺，证据确凿，非常简单，可唐柏桥却一拖再拖不递交我的政庇材料，他显然是要拖垮我的有时限的政庇申请。他既然已经诈去我三万美元钱财，为什么还进一步如此狠心毁我，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自从我自己办政庇后，就再也不想与唐柏桥来往了，我认清了这个巧言令色的小人和骗子，从心底里蔑视和抵触，虽然他还在“代管”着我的大笔积蓄，我也不在乎了。可他却仍对我多次威胁，发电邮威胁我，告诉朋友威胁要把我打成特务，让我永世不得翻身，我毫不理会他的威胁。我的政庇被批准后的有一天，我见到了我和唐柏桥的共同朋友汤姆，汤姆对我说，唐柏桥知道我的政庇被移民局意想不到地迅速批准后这样告诉汤姆说：‘你看，我说报警给FBI说曾宏是特务只是吓唬他的，如果我真的报告他，他不可能这么顺利被批准的。’听得汤姆一头雾水，我听了汤姆这段话后只是一笑至之。

“唐柏桥如果不是后来在数个法轮功媒体登广告骗取大法弟子的钱财，我也不会于2013年3月19日揭发他的诈骗恶行，他诈骗我的3万美金也就算了，毕竟公开说出自己这样上当受骗，对于一个大男人并不光彩，说明自己当年有多么愚蠢，说出来也需要很大勇气的。但是2012年底，唐柏桥开始登广告骗捐，开始欺骗大法弟子钱财了，我就不能再沉默了。

“最后，我想谈谈另一个受骗人郭进。三妹本来也想采访他，但是一直联系不上，而我又对他的情况很了解，所以就顺便谈谈他。郭进五十年代生人，是个木讷口拙的男人，曾是青岛的律师，对中共和极权制度深恶痛绝。郭进受唐柏桥骗的情况与我们有所不同，我和张凯臣受唐柏桥的骗是因为我们有求于他，以为在美国他是我们办政庇身份的唯一帮助人。而郭进当时已有绿卡，完全没有居留身份的问题，他受唐柏桥骗的主要原因是他把唐柏桥当成了有共同反共理念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郭进被唐柏桥冠冕堂皇的反共言论所迷惑，以为自己找到了知音。

“2012年4月我自己办政庇后就离开唐柏桥主持的民主大学，除了刘国华以外，再没有跟他们中的其他人联系。6月的一天，我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遇到郭进，他用一种落魄的眼神看着我，很是可怜。然后就把一肚子苦水向我倾倒，说他为了办民主大学把他仅有的一万美元储蓄借给唐柏桥做启动资金，却发现唐柏桥的为人非常不诚实。郭进说，唐柏桥要他郭进在民主大学帮助收取那些来办理政治庇护的福建人缴纳的政庇费，每笔钱都很大，可是每收到钱唐柏桥就马上取走，根本不记账。郭进提出希望唐柏桥在内部公开一下账目，唐对他大发雷霆，说账目是政治机密，不能泄露。

“我与郭进那次见面没过几天，民运老将卞和祥就告诉我，唐柏桥已经在放风，说郭进是中共特务了，我就转告并提醒郭进注意。又过了几天，郭进找到我诉说了当天发生的事情，唐柏桥纠集了一帮不明真相的他的朋友，在民主大学办公室群攻郭进，污蔑郭进是中共特务，郭进对唐柏桥说：‘既然你诬蔑我是中共特务，请把我借给你的一万美元私房钱还给我。’唐当场大笑说：‘那是中共的钱财，我必须笑纳了。’郭进又说：‘我自己缩衣节食，看见你上电视都没有一套像样的西装，就专门花钱为你买了一套名牌西装送给你，也请你把那套西装还给我。’唐柏桥又不屑地说：‘我今晚就把它扔进垃圾桶去。’郭进听后悲愤交集，对在场的人大吼：‘昨天是汪北稷（曾宏），今天是我，明天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好自为之吧！’唐柏桥报警叫来美国警察，郭进不会说英语，就这么被当场赶走了。郭进告诉我这些事时，难过得难以自制。很快，唐柏桥就得知了我和郭进有来往，立刻用手机发短信给我说：‘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胡来！’唐柏桥很惯于精通地变换使用恐吓和欺骗手段来威慑和操控受害者，他这类狡诈卑鄙的丑事很多，我以后会慢慢写出来。”

采访人刘晓东的结束语：

最近，听到唐柏桥夫妻扬言正在对我们进行诉告，我仔细回想，从2013年3月曾宏揭露唐柏桥起，我三妹有没有发表过正式文章抨击唐柏桥的诈骗恶行，想来想去想不起来，那时我正在照顾病重丈夫，累得焦头烂额，不可能写文章。可是就在两个月前，2015年10月20日，我从不认识的唐柏桥的妻子耿静突然给我打来骚扰电话，问一些无厘头问题。直到我读到耿静的脸书才恍然大悟，她打那个骚扰电话是出于一个谎言，她脸书这样说出这个谎言：“是在一位友人提醒我先生唐柏桥：‘三妹说你太太背着你向她们打听你的消息’后，感到奇怪，因为我跟那些人素不相识，所以决定打电话质问她（三妹）为何编造谎言。电话中这位姓刘女性（三妹）不得不承认我从未向她打听过唐柏桥。整个电话有我先生旁听并有完整记录。”

这个骚扰电话显然是惯骗唐柏桥制造的又一个骗局。耿静在电话中并没有问我三妹为何“编造谎言”，而是问我，她以前有没有给我三妹打电话打听过唐柏桥，我三妹从来不认识她耿静，自然回答“没有”，她耿静就由此断定我三妹“不得不承认”“编造谎言”。这样可笑的逻辑到法庭上能成立吗？这不是凭空栽赃陷害又是什么？！

既然他们夫妻要恶人先告状，我感到，我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在受害人一边写下真相了，我应该给唐柏桥夫妻的诉告提供更多详细内容，我还感到，能在法庭揭露唐柏桥的诈骗恶行，实为痛快之事。因此，我进行并记录了这篇真人采访。唐柏桥的妻子耿静在脸书上要求我不要发给她电邮，我现在已经把她的名字从我群发的邮群中拿掉，但是如果“她”仍在脸书上对我发出不实攻击，我则理所当然地予以反驳并仍会将反驳文章电邮给“她”。

最近，遭诈骗门的唐柏桥在脸书上故弄玄虚地说: “这张网很大，我会慢慢收。” 言外之意有广大的“中共走卒”在诬蔑他，所以他同时写出了“向中共走卒开战”的文章，并以中共的手法制造出“代号三妹”的“中共走卒”。他的这篇文章和这些说辞，拿到法庭，必成笑料，既便他不提，“代号三妹”的我也要在法庭上提一提他的这些可笑至极的恶毒攻击。

骗子的特点就是：臭名之下却还要卖关子说大话，尤其民运骗子就更是如此无耻。听听唐柏桥下面这段话，你就知道无耻二字的深刻含义：“我不是为自己在打这一战。我是为海外民运和反共阵容在打。中共过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海外民运打垮了，主要用的就是这种泼粪的方法。”

请惯骗唐柏桥搞搞清楚：我们对他的所有揭露都不是泼粪，而是扒粪，因为粪从他自身来。我刚在微信群里学到这个新词：扒粪勇士。此词专指那些不怕沾上脏臭敢于揭露徒有虚名的骗子恶棍的勇敢人士。唐柏桥这类骗子恶棍与中共有相似之处，除了编造耸人听闻的恐怖假话达到震慑作用外，还爱用冠冕堂皇、高大美妙的话语自吹自擂往自己脸上贴金，上面他那段话就是实例。实际上，唐柏桥在海外已经臭名昭著，正义人士根本不屑于理他，只是那些被信息封锁又不会翻墙的大陆反共人士却要格外小心。为了以防国内同胞再上当受骗，扒粪勇士需要一再扒开唐柏桥的画皮让大家看看虚实。他那表面画皮到底是金还是粪？这不，善于沽名钓誉的民运骗子唐柏桥就这么被我们扒粪勇士再次扒开一看，竟然仍旧全是粪！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作者：平头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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