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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困境和出路所在一、首要的是增加国家、民族的自身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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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新
加入时间: 2004/07/05
文章: 157
经验值: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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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建新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的困境和出路所在
徐建新
一、首要的是增加国家、民族的自身实力----历史的教训
中国的有识之士和中国共产党内的人士都清楚，中国目前明显的最关键问题是政治体制不适应中国发展的要求。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的政治体制能否支撑中国继续发展，如果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中国绝对不可能继续大发展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因为在中国，政治是核心，几乎决定一切、总揽一切的，政治体制制约了经济体制、教育、学术体制等等各个方面，不高的政治实力决定了各方面实力也不高。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经济实力不强，表现在相当部分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做大路货，高技术企业等太少，还表现在人均GDP的低下。
中国重大问题之一是结构调整或产业升级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自发产生的产业升级乏力，仅仅靠投资的拉动，最终会因为投资回报递减而使得中国很有可能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的情况，经济剧烈滑坡。但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促进产业升级所使用的某些办法问题很大，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的实力不足，结果很可能是，使用历史上别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是成功的办法，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大问题甚至是巨大的灾难。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类似的教训：历史上，秦国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不断地增加了自己的国土，增强了实力，最终统一了中国。但是，北宋和南宋，两次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第一次即北宋联合金攻打辽，却导致了北宋被金灭亡，第二次南宋联合蒙古攻打金，最终南宋灭亡于蒙古，加速了北宋和南宋的灭亡。北宋和南宋在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时，都没有意识到政治上简单的道理，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一定要自己的国家实力是强大的，北宋和南宋都是政治实力低下，综合经济实力高，但与军事相关的经济实力不高，军事实力一塌糊涂，实行的结果实际上等于去掉了自己的缓冲国，加速了灭亡。
中国促进产业升级相关的的办法我知道的不多，对于广东的“腾笼换鸟”策略，我是很不赞成由政府用有形的强力来促进产业升级的，因为只要政府做好提供良好环境这样的事情，民间个人的趋利避害倾向将导致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会自动进行的。所谓产业升级，就是由赚钱少的产业升级到赚钱多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从附加价值低的产业升级到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关键是在中国开办这些高新技术企业、高附加价值企业等要能够在严酷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中确实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只要中国在人才、制度环境、资金等各方面保证了确实存在这种趋势，个人谁不想多赚钱？
问题在于这些高新技术企业、高附加价值企业不属于中国实力非常强劲的、对员工工资敏感的做大路货的企业，这些高新技术企业、高附加价值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应企业的竞争是全面的竞争，任何一个环节（包括市场环境如执法环境、公平竞争环境等）都不能够有明显的不足，但中国的现状很明显，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高新技术企业、高附加价值企业、人员相比，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不足，甚至在创新上有明显的缺陷。
广东的“腾笼换鸟”策略，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的实力不足，可以肯定是结果加剧经济的下滑甚至加速灭亡。也就是不在意低附加价值企业的困难和关闭，厂房等地方空了，但没有更好的企业产生或者发展壮大，结果是经济遇到问题、产业继续困难。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实力不足的原因在于缺乏自由民主，整个体制是使得官吏向上级负责而不是向民众负责，这样就逐步导致了许多问题如官吏腐败、官吏过多，取之于民的资金过多而用之于民的资金相对过少，官吏的缺乏知识、良好明智的判断和决断等等，出现了迟钝甚至混乱的反应而不是及时果断明智的反应和处理。明显例子如乌鲁木齐7，5大屠杀事件，事件明显表明，新疆当地的党和政府对于民众情况完全错误判断，反应极其迟钝，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极其不力，此外还有如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多发等。由于中国是官吏在学术、教育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还导致了中国的学术在衰退、教育水平在下降。
对于用新劳动法来增加工人工资或者说提高劳动所得收入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我是很不赞成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阐述了他们的反对理由。新劳动法加强对工资等的管制，指望用这个办法让企业主多付钱给企业员工，这个办法经济学家以及网络上一些人早就分析了，这只能够对那些拥有高附加价值的企业以及国有垄断企业才有效（但民众对于国有垄断企业人员拿高收入是不满的），却会导致中国大多数的附加价值低下甚至没有一点多余附加价值的企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困难重重，危害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2008年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和金融风暴没有多大关系。人民币升值、外汇管制、新《劳动合同法》颁布，早已让中国经济困难重重，金融风暴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
我的额外的看法是，根据西方国家在竞争性产业上的国有化失败教训和私有化成功经验，以及西方国家的公办学校属于非营利机构，在与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竞争中依旧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九十年代的砸铁饭碗改革，在国有企业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配套，问题多多，基本上是失败的，尤其是对学校这样的非营利机构，砸铁饭碗的改革完全是错误。但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一些进步如用工合约更加自由，能够辞退员工、降薪，等等，提高了国有企业管理水平。
一句话，国有企业的砸铁饭碗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是营利性质的企业，问题虽然多，至少是有进步的，而学校这样的非营利机构，砸铁饭碗的改革由于教师的教育效果是多元的，质量是难于衡量的，因此，在学校进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等导致了教师职业道德下降，教育水平下降的恶果。
但新劳动法在这方面，对待所有营利性质的企业都象对待学校这样的非营利机构一样，强制所有企业都实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等管制是太多并过头了。
用新劳动法来增加工人工资或者说提高劳动所得收入，原因何在，可能与下面所说的因素密切相关，媒体报道，数据表明中国的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一直在下降，而政府支配的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份额在增加：
2009年10月22日召开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长安讲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作了题为“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主题演讲。“根据收入法GDP核算数据，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以后就在逐渐下降。1995年的时候，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是51.44%，到了2007年就下降到了39.74%。‘短短12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12.4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2】
关于这一点，本人在2004年的文章《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早就说明了原因：“中国政治——经济的恶性循环还只是处于第一阶段：增加官吏和横征暴敛，政府能够得到更多资源，引发还能够控制住的更多不满和各种反抗；”即官吏过多、腐败和横征暴敛，政府必定得到更多资源，即政府取之于民所占份额增加，民众劳动所得的份额减少。还说了这样压低了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被压低本身就意味着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下降。另外的原因是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参加了全球经济竞争，廉价劳动力增加，导致廉价劳动力收入降低至少廉价劳动力收入相对降低。这对中国是相对不利的。这样的情况会使得用新劳动法来使得资本获得份额减少、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会转移到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我在网络上也看到相关资料，中国政府税费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速。“近十年来，我国税收增长迅猛，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2011年，政府的税收收入为8.97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而我国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为9.2%，税收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两倍。”【3】
当然，在全球范围内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必定使得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份额相对增加，这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是绝对有利的。问题是我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及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与中国政府资金用之于民的份额少以及运用的低效率也有密切关系。
还有一点是土地国有制度环境下的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民、市民的土地房屋后高价出售，实质上起到了对普通民众包括中产阶级进行剥夺的作用，劫贫济富，这一点也影响重大。
既然问题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解决办法很明显：减少官吏人数，减税，减少腐败，增加政府收入中用之于民的份额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这一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实现。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都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政治力量的格局所决定的，如果中央要减少官吏人数，减少腐败，增加政府收入中用之于民的份额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都意味着需要向推行这些政策的自己的部下开刀，减少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等，这样，会因为利益等原因导致出现极大的困难和反对，如果不引入新的政治力量，并制度化地大大增加支持新政策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就是说，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现行官本位体制的巨大束缚，不能够充分发挥才干，导致中国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中国学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水平的全面低下，高水平的学术和高水平的教育，少了任何一项，中国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或者发达国家，更何况是两个方面都水平低下。
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人口最多，如果教育方面的投入足够，教育的效率和质量高，那就是人才最多，人力资源包括高素质人力资源最丰富，如果再加上良好的环境，就会是创造财富最多；如果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低，就是人口最多，要吃饭的人最多，贫穷的人最多。贫穷会导致国家、社会出现各方面问题。另外，提升人的素质并不仅仅是教育的事情，个人在工作中积累经验、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以及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等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教育的问题非常多，既有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给教育带来的关键性体制（官本位体制）问题和资金投入不足问题，也有旧的法律、制度等把中国教育套得很死板等遗留问题，还有教育思想陈旧、具体办法陈旧等带来的问题，方方面面，纠结在一起。
中国教育的最大缺陷表现在对高素质劳动力或者说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非常差。这可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一小部分的教育远不如西方国家，谁都知道中国的古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权威的教育评价机构、西方国家的投资者等早已经指出。以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种情况的出现明白无疑是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政治体制的羞耻，我清楚，教育部肯定会否认，但是，如果是用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最好大学的集中中国最优秀学生的毕业生去和别的发达国家一般大学的毕业生进行比较，用13亿人口基数选拔出的最优秀毕业生去和不到千万人口、几千万、最多几亿人口基数的大学毕业生甚至一般大学毕业生进行比较，如果结论是差别不大，那么毫无疑问，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大。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因材施教、真正做好对学生各方面教育以及平衡非常重要，也就是不但要让学生良好掌握知识，还要搞好研究性教育、让学生身体健康、培养优秀学生的领导能力等、接触社会、还有美育教育等，但目前官本位的教育制度问题导致这些教育实效和平衡一般出现不了，中国教育是一切为了政绩，体现在中国中小学是绝大多数进行分数教育，大学教育明显受到了损失而科研又没有多少实效，
具体地说：就是官本位（上级几乎决定一切）的体制导致中国各个大学、中学、小学的官员注重的是上级官员能够看到的政绩，上级官员能够看到的中小学政绩，不外乎学生的分数、以及由分数决定的升学率，大学政绩就是各种论文和项目，并决定了绝大多数教师们注重的也是这一切，中学、小学注重的是学生的分数，大学注重的是论文和项目，而不是真正的教育。本人曾经反复阐述过的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一直是自主学习（特别是关键的研究性学习）、博览群书（包括在阅读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等训练）、接触社会等不够，中国高中教育的主要问题还有补课过多、高中学生的不合理负担（过多作业、过多考试）过重，高考作为指挥棒没有尽量做到让大学、学生相互自由选择。我早就说过，教育等级越高，知识性的教育的重要性就相对降低，研究性的教育就越重要，因而中国的教育是中小学相对水平最高，大学教育其次，研究生教育最差。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教会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特别差。原因我早就说过，大学首先是教育机构，首先要把教育搞好，但中国的大学对教育的重视非常不够，对论文要求特别高，量化考评；结果是大学既没有搞好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拿出来的论文又大多是毫无意义或者抄袭的论文，教育和研究两头都更加糟糕，教育明显受到了损失而科研又没有多少实效，还不如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情况。大学向官员和富人卖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的破坏。
官本位以及糟糕的制度对学校的腐蚀远不止这些，这方面的简单事例如中国大学的学官们在没有进行过教学和拿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教授、博导等教育、学术职位，带头败坏了中国大学的教育和学术风气，还有如中国的教育制度末位淘汰、量化考评等居然导致了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公然叫学生作弊、在考试时在官员安排下参同作弊等，如果中国的学校官本位和官吏腐败无能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最需要职业道德的群体----中国教师、教授的学术风气和职业道德将继续败坏。我向来认为，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父母的言传身教，重要性远远超过学校的教育，但学校教育无论如何不应该降低学生的道德品质以及破坏学生公平竞争、自立自强、遵守规则的意识。
一些文科学者认为中国文科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比起八十年代高得多，理由是现在比起八十年代更加接近于西方，诸如八十年代的教材以及所学习的知识比起现在差太多，但这一点实际上不成立。中国文科更加接近于西方，确实是水平的提高，但这实际上是因为一些外在因素自动进步的推动：以前文科太糟糕是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决定文科学术的遗留太多，现在，这种荒唐可笑的遗留相对比较少了。苏联东欧剧变还有改革开放使得意识形态决定文科学术已经变得非常荒唐可笑，中国的整个政治环境比起过去对于文科发展不利的情况要好得多了，那些自以为正确的左的老人终于退出了，留学海外等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很少出现姓社姓资之类打棍子，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荒唐可笑事件了。中国更加富裕，互联网等的出现导致资讯的交流、讨论更加自由和更加容易，这当然是有利于文科学术进步的，这一切带来的进步，当然提升了中国文科水平包括研究生的水平，但这些是大环境的进步，并不是中国文科研究生教育的功劳。当然，如果说中国文科的那些教授没有白吃饭，还是在努力的，我也赞成。
我曾经听说过几个已经毕业，在读普通二本大学的学生的反映，部分大学教师现在教学就是照本宣科，连知识性的教育都没做好了。网络上也看到说，某些大学教师离开PPT就没办法教学了，希望这不是普遍现象，普通二本大学既需要进行研究性的教学，也必须做好知识性的教学，而且都要强于高中，如果连最基本的知识性教育做得都不如高中的话，那么大学教育的问题就太恐怖了。
对于中国教育与民国时期的教育做对比，我的看法是：中国现在的教育在培养学习不佳的学生、普通学生上比民国时期强，但对最优秀学生的培养上，比民国时期还不如，要知道就是不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以及对大学的大量投入带来的有利条件，现在的大学总比民国时期的条件要好太多，至少没有内战或者没有被日本鬼子的侵略导致大学都被迫颠沛流离，躲到偏远的山沟中去办学。
但若要改变这一切，官本位的体制决定了教育的改革大多是在瞎折腾，例如，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自主学习，就乱树杜郎口中学等的典型，一些地方强制要求教师也实行那一套，教师一堂课最多讲5分钟或者10分钟，实际上，懂教育的人就知道，其它学校没必要学习，其它学校一般不会同时具备杜郎口中学那三个条件：学生寄宿制导致的学习时间远远高于一般初中，教师的业务素质比较薄弱，廉洁、有能力而非常强硬的校长，三个条件少了任何一个，都没必要学习杜郎口中学，更何况大多数学校至少缺少两个条件甚至三个条件全部不具备。此外，正常做法应该是卡住教师的入口，保证教师的业务素质，而不是没卡住教师入口，再用这种扭曲的办法让官员以为提高了教师的教育质量（最多只是提高了学生的考分，实际上连这一点也基本上做不到）。还有，推广学案又变成新的形式主义，增加学生负担；高校本科评估导致劳民伤财和造假等等。
哪怕在现行的制度下，引导中国中小学在学生自主学习方面进行加强的办法是有的，那就是高考增加博览群书的选考科目，中考、小升初考试都增加博览群书的考试科目。由招生学校自主决定权重。
我再次重申：中国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课外阅读太少，博览群书很不够。课外阅读的优点在于：一、阅读能够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发展，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速度提高，让学生的思维速度更快达到应有速度。二、点滴积累各个方面的知识，为学生打好包括学习课本知识所需要的一部分知识基础，知识面宽，使学生学习课本上的系统知识更加方便，包括为学生的语文知识、作文等打好基础（语文教师都说：学好语文，关键在于积累），甚至促进学生知识的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三、阅读是学生自己的主动学习，逐步养成自学习惯，培养学生对各方面知识有自己的兴趣。
学生学会主动获取信息、理解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判断等，乃是首要的事情。它的重要性不止于语文教育，所以课外阅读太少也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重大问题之一。课外阅读非常重要，对优秀生、中等生、学习不好的学生都有利，在小学、初中、高中都应该落实学生课外大量阅读。
此外，我所知道的中国的教师培训，毫无意义，在网络上看看培训内容，我作为老教师，一看就知道培训内容不过是说为什么要教改，教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么做的内容，空对空而已。我认为，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有重大价值的培训就两项：一是需要训练教师懂得如何带学生做研究性学习，二是训练语文教师懂得如何指导学生进行大量阅读并反馈，有效的培训办法恐怕只有向美国学习，培训好有中小学教育经验的、优秀的种子教师，再由他们去培训其他教师。但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改革，这一切培训办法就算实施了，官本位的教育制度决定了绝大多数的学校还会是依旧老一套。
在英语等外语教育方面，众所周知，情况非常糟糕，效率极其低下。全体学生学英语，不过是全体学生都被迫陷入效率极其低下的泥潭而已。社会所需要的专业强、英语强的人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来，基本上需要出国留学或者额外培训，而大多数人这一辈子都不需要使用英语，因此浪费了大多数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中国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更加可悲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就通过多年的实施，清楚证明了沉浸式教学法，也就是用英语教材使用英语教各门功课，在教各门功课的同时也等于在教英语，效率极高，还有中国民国时期教会学校、教会大学等用英语教各门功课，所教出的老科学家英语、专业水平都很高也是另一个证明，但中国就是没有早日、大规模地推行沉浸式教学法。
但中国要搞沉浸式教学法，有一个巨大问题阻挡，中国没有相应的高考办法选才，因此，必须增加新型高考或高校增加一种新的真正的自主招生类型：除语文等只适合母语教学的科目外，全部用英语考试（甚至面试）。当然，也还需要师范大学培养新类型的师资包括引进师资。
但这一改革能否实现目前毫无把握。我曾经在网络上读到原载《中国青年报》的《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对中小学硬推双语教学非常担忧》文章，对于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的话非常震惊，章新胜居然还谆谆告诫他人。诸如章新胜说：“七八年前，在英汉双语教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我曾请教过我们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的同志，什么地方的双语教学最成功，他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双语教学最成功的地方是杂居区，汉藏、汉蒙等民族混居的地方，孩子们一起玩，自然而然学会了彼此的语言。语言往往不是学得的，而主要是习得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很多人都忽视了。所以，一些中小学校硬性进行英汉双语教学，这让我非常担忧。”【4】
语言，最重要的是承载着巨量知识的书面语言，章新胜却把它等同于日常交流的口语；如果真是这样，章新胜有必要去哈佛留学吗？叫几个美国孩子和他一起玩着教他就够了。双语教育，若有母语是英语的同学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效果应当更好，但章新胜因为中国很难出现这样的更好的教育效果，就居然否定已经被证明效果良好的沉浸式教学法，坚决主张继续实行效率相当低下的外语教学办法，非常荒唐可笑。
有没有可能是中国青年报记者不懂教育，理解错误并错误表达或胡乱篡改了章新胜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但我没见过被采访者说中国青年报记者胡乱篡改的事情。
太多人以为高考制度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关键，是学生负担太重的原因，是素质教育不能够落实的关键，甚至称高考已经成为新的科举制度，且不说我以前文章《全面退步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中的论证否定，再说一个非常明显的反例，美国的例子，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居然是在中国早就被取消的全国统一考试：SAT，SATII，AP考试等都是美国全国的统考，美国为什么就没有我国这样的中学一切为了高考分数，全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
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中国的人口太多，竞争太少的名校资源，竞争太激烈导致这一切，但美国也照样存在名校资源少，高中生进名校的竞争极其激烈的问题，甚至美国想进名校的高中生比中国的高中生还累，美国为什么就没有我国这样的中学一切为了高考，全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中国的高校是严进宽出，美国的高校是宽进严出或严进严出导致这一切，但中国和美国名校要保住名校的地位，都是严进严出，中国和美国的非名校，高中生都不需要累死累活地努力才能够进去，因此这个理由依然不成立。
所以，关键是美国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不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在教育体制上的不同，校长由谁决定，校长就对谁负责，这是首要的原因。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由于一切由上级决定，最关键的是中国的校长任免、监督等由上级决定，经费依靠上级决定，常常是要经费；当然校长（还连带着教师、教授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而美国的教育部等教育行政机关根本没有类似的人事任免权力，美国校长任免等由民众或校友选举产生的大多数校董事，加上政府任命的的少数政府官员校董事组成的校董事会决定，也不是美国的学校向他们要经费，他们的职责就是公平地分配经费，因而美国的校长自然是向校董事会负责，也就是对民众负责，不象中国的学校那样，一切为了上级能够看到的政绩（中国中小学，一切为了分数和升学率，中国的大学，论文和项目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大学的主要职责----教育）。
一句话：中国的应试教育问题压根不是因为高考制度导致，而是官本位的制度导致的环环相扣，决定了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教师等的行动，一切为了上级能够看到的政绩----分数。
而且，美国的外行校董事们还起了把社会的需要也就是民众的需要传递给学校的作用，又不直接干预校长的管理的重要作用，使得美国的大学，始终能够快速满足社会的需要。
美国的这种制度比起中国，优势是十分明显的。美国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既保证了学校特别是大学的自治包括办学自主权，又防止了学校变成内部人控制，为内部人谋利益的弊端；教育效果是很难衡量的，上级领导所能够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上级领导与绝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效果，没有切身利害关系，最多与几所学校的教育效果有切身利害关系。所以，上级领导能够明确看到的政绩，中小学就是分数和升学率，大学的论文和项目；但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甚至高中毕业生以及民众却因为对本身所上学校或子女所读学校的教育效果有切身利害关系，能够知道甚至清楚教育效果，而且，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都不希望他们的文凭被后来的注水毕业生贬值，只希望他们的文凭被后来的毕业生提升，所以，他们能够选出代表他们的校董事，并由校董事选举出努力搞好教育的校长，再加上非常重要的公平地分配经费的制度，校长也不需要一切为了政绩，这样，教师、教授也就不会一切为了学校的政绩，而是努力搞好教育。而且，美国大学非常重视教育，又对中学教育产生极其重大影响。在教学中，教授熟悉学生，并对中学教师推荐情况心中有数，而且必须及时反馈给大学的招生人员，这样，中学教师以及其他人的推荐才能够得到客观的考察和反馈，推荐制度才有实行的基础。
中国高考的招生制度是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部分省市实行的是知分后填报志愿，接近于分分清的制度，其它省市的考生知道考分前填报志愿，还不如这个制度）。这也是一切为了分数的原因之一，谁都知道，高考考试等分数并不能够衡量出学生非常重要的品质：广博的知识以及相应的自主努力求知、好奇心，在研究性学习中表现出来未来的研究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能力、乐于助人等，这些品质极其重要，这一切需要增加选考科目，以及熟悉学生的中学教师的推荐，若不采纳教师等的推荐，就没有必要取消这一套；但一旦取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分分清的制度，采纳教师等的推荐，马上就有方方面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大学真正搞好教学，教授们出于公心招到符合大学要求的学生，而后，在教学中，教授熟悉学生，并对中学教师推荐情况心中有数，而且必须及时反馈给大学的招生人员，否则，一些中国学生为就读美国大学，在推荐信等方面弄虚作假的情况就会出现。二是中学必须不受到被迫提供虚假推荐、虚假平时成绩等的压力，大学也必须不受到被迫采纳虚假推荐等的压力，中国目前的官本位制度下，这一点毫无可能实现。以中国人情社会的现实，就算改革了官本位制度，这一点也还让人有点忧虑。三是中学教师既要有推荐的公心，也要有慧眼。
这一切对教授、教师的品德、诚信要求很高。
再者，美国社会是高诚信的社会，而中国社会的诚信情况完全不容乐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中小学教师的诚信问题，是中国的官本位体制下，砸教师铁饭碗和量化考评制度的两大劣化改革，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中小学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诚信。
所以，美国的一切导致了高校招生能够进行多元录取，参考多个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教师推荐等，民众既不需要担心公平问题，可能的腐败问题，也不需要担心学生是否合格进入名校，导致了美国虽然同样存在高中生进入名校的竞争极其激烈，毕业生的考试分数影响中学的声誉、招生等，美国的高中也不会一切都是为了分数和升学率。因此，中国要改革这一切，不应该在改革或废除高考体制上做文章，而应该改革中国的大学、中学体制，向美国学习。中国的大学、中学体制改革好了，中国全面恢复实行当年的全国统考制度都没有问题。中国的大学、中学体制不改革，怎么改革高考制度都只能得到虽然重要但并不关键的进步，中国高中教育乃至初中、小学教育关键的问题依旧存在。
因此必须召开全国教育大会，改革中国的教育，去官本位化，关键是要决定由社区民众或者地方民众或者校友（适合教育部所属大学、中学）选举产生大部分校董事，加上少数政府指定的出资人代表构成校董事会，由校董事选举产生校长并监督制约；取消学校管理者的各级行政级别，当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且实行教师、教授的民主自治（教授治校），实行无固定期限的聘任制度，废除量化考评制度；还有，政府、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在资金投入上执行公正的规则，而不是现在这样要经费，也可以由人大开会决定各个学校的预算，这样，大幅度提高中国教育的效率，还有，取消学校各个部门的各级行政级别，当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需要修改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需要改革拨款制度，按照公正的规则进行拨款，恐怕需要人大产生拨款委员会决定，而不是由学校去要拨款。
中国学校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官本位问题，关键在于校长由谁决定并制约，学校的经费从哪里来，怎么来。这两点都由上级决定，这就决定了中国学校的官本位问题，并由此派生了一大堆问题。
这样，校长由民众间接选举产生，在资金投入上执行公正的规则，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两个关键环节就到位了。这样，民众选举产生的校董事就会更多地考虑学生的长期发展，本社区的需要、民众的需要，真正尽量做好百年树人的事情，校长就会为学生的长远考虑，不但做好日常教育工作，也做好进行研究性教育、博览群书、让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等教育工作，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智力等进行区分层次的分班教学，搞好因材施教，让学校教育具有真正的高效率，学校教育不再一切为了政绩----也就是分数，甚至学校工作为上级的要求而作假。尽量消除官本位情况下当了官什么好处都通吃的弊病，激励教师搞好教育。
在这个体制基础上，校长、教师和教授都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官帽或者学校的生存、发展而被迫接纳不合格的学生。才有可能进行高考的关键性改革，不再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消分分清的做法，参考采纳教师的推荐等等多元录取办法，否则，在官本位制度的基础上，不再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消分分清的做法，实行参考教师推荐等的办法，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腐败问题。
在我看来，进行了这些重大改革后，依旧可能存在问题如人情或腐败导致部分高中的教师以及其他人如校长的推荐不公正，但在新制度下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多大，一是有高考分数的硬杠杠摆在面前，若学生的高考分数就能够进入相应的著名大学，高中教师的推荐就是锦上添花，学生凭高考分数进入相应大学，无人会认为存在腐败。唯一真正的大问题在于学生的高考分数距离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的分数要求偏低，例如低了几分到50分的情况，就属于大学难于作出判断的情况。大学可以参考高中教师推荐，并由教授对学生进行面试，以考察学生是否具备教师所推荐的那些特质，并最终做出决定。如果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上级，大学资金来源于上级的决定，采纳教师推荐的政策，无异于为腐败大开口子。因为腐败的需要早就存在，只是目前的制度导致机会较少，一旦允许大学可以参考高中教师推荐，腐败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即使校长、上级主要领导是公正的，也不免有方方面面的关系等等不得不要照顾，而且，上级领导一般是一个领导集体，作决定所需要的信息等来自下级等诸多问题。还有，中国的一些党政机构时不时地去敲诈一下学校，也是常事，这也是取消行政级别后将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国，包括我所知道的著名中学，集中优秀学生的重点班常常是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学生是关系户。因此，在现有制度下，如果允许大学可以参考高中教师推荐，中国著名大学的情况恐怕也大致如此。因此，教育体制的改革可以先行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但若一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教育体制改革会失败。
再者，大学的竞争会逼迫名校严进严出以及更好的体制使得大学教授们自会根据学生的高考分数以及入学后的情况仔细审核教师推荐，并采取相应措施。二是大学水平的普遍提高，会使得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都得到更好的教育而弥补少数人可能出现的损失。
对于异地高考问题，我的看法是：应当全面放开异地借考，也就是最难、最关键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外地户籍的学生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的高中学习，并在当地高考，回原籍录取，高考实行全国统考。目的是避免在这些地方的外地人和他们未成年孩子的骨肉分离，还有，外地人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工作，交税等，地方政府应当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教育；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的二本、三本、高职院校，是否开放外地生源入读，完全由地方政府决定。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一点的实现都有一定的困难，至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外地户籍的学生在当地高考，当地录取，目前看不到可能。
这是一个妥协方案，让外地户籍的学生在当地高考，当地录取，当地政府反对，因为本地考生的利益受到影响以及说这些大城市人口已经超过资源容量限制，担心一旦放开会引来更多的人口进入、教育资源以及各种资源更加紧张等问题。把这个问题拆开成两个部分，让外地户籍的学生在当地受高中教育并参加高考，既让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交税的外地人子女受到教育，又不骨肉分离，不占当地录取名额，人口流出地分摊一些高考名额；这样，也去掉了高考移民的重大担忧，估计大家都能够接受。
但这个办法马上带来许多问题：一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录取机会太多、分数偏低导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立刻表面化；这一点，我主张全国重点大学必须公平，当年全国统考的时代，外地学生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考分大多比北京、上海的考分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例外），是明显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高，外地的教育水平低，全国重点大学不对那些地方的学生降分录取也就算了，但结果居然是外地的考生必须比北京上海的考生素质高，考分还要更高才能够进入全国重点大学，是明显的不公正。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从资金上说，办好大学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地方政府向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了共建资金的，应该给予地方合理的更多录取机会，鼓励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办好本地所在大学，和大学一起努力搞好大学教育。这个问题难在给大学所在地方增加多少名额才公正。另外，在教育上，我也反对全国统考完全只看分数，不赞成山东等地方学生考分高就应当分得更多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生指标。从教育上说，大学办出特色以及大学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是有利于教育的。应该是大学选择自己想要或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选择分数高的学生，这才是有利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发展的。因此，在教育体制作出上述两项重大改革后，我主张大学招生完全自主，一般情况下，由出资方、民众选举、校友选举产生的校董事会自然会平衡各方利益（大学利益、民众利益、地方利益等），而且，我认为会比教育部替大学来平衡各方利益效果更好。二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是否愿意增加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增办高中；这一点，我认为外地人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工作，交税等，地方政府应当增加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增办高中；三是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全国统考的体制中。
目前，我的判断是只有恢复全国统考，才能够在技术上做到全国开放高考借考。否则，考卷不同，分数的折算会带来各种问题。但这是最大的难题。因为这牵涉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的考生比别的地方考生分数低，却能够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的教育公平问题，中国高考的全国统考体制被废除，直接原因就是这个。这个问题只有讲清楚，搞好大学也需要大学所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向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了共建资金的，应该给予地方合理的更多录取机会，鼓励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办好本地所在大学，和大学一起努力搞好大学教育。这样，中国的大学才能够越来越好。此外，从教育上说，大学办出特色以及大学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是有利于教育的。应该是大学选择自己想要或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选择分数高的学生，这才是有利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发展的。另外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一些人反对全国统考体制的理由是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各地自己搞高考能够探出新路。当然，前面本人已经明确否定了这一点，而且，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SAT，SATII，AP考试等都是美国全国的统考，美国就没有我国这样的中学一切为了高考分数，全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我的看法是有一定意义，但导致了农村学生、小县城学生的机会不平等，弊病不小：在衡量学生的全面掌握知识方面，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乐意主动掌握探究未知知识，富于进取、挑战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方面，自主招生考试不如在高考中增加博览群书选考科目；而且，在高考中增加博览群书选考科目，能够起到指挥棒作用，改变中国教育非常缺乏大量阅读教育的重大弊端；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压根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在衡量学生深入掌握知识，勇于克服难题或困难、勇于超越自我、富于挑战性方面，自主招生考试不如搞类似美国的AP考试（把大学基础课放到高中并考试，大学承认学分）；当然，在没有AP考试的情况下，高校自主招生考试试题的更高难度，基本上起到了这个作用，还部分起到了筛选出智力更高学生的作用（我认为在小学、初中都必须放开举办奥数竞赛、物理、化学等竞赛，鼓励学校培养学生在这方面的品质）。在衡量学生的研究能力、研究性学习情况，以及好奇心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素质方面，不如采纳中学教师的推荐；在考察衡量学生的乐于助人品质方面，也还不如采纳教师等的推荐意义重大。但采纳教师推荐对教育体制、政治体制要求很高，对教师、教授的诚信、教师、教授真正努力做教育要求很高。
在招生方面，必须实行美国那样的办法，满足学生和大学的双向自由选择，也就是实行一个学生可以报考多个大学，得到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制度，大学也可以自由录取学生。进行多轮录取。
当然，这一切的改革如果都到位了，中国教育还是存在因为教育思想陈旧、办法陈旧导致的那些问题的，诸如肯定有一些教师、很多民众不理解小学生、中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大量阅读以及高考要考博览群书科目的重要、还会有不理解精英教育的重要和公平争议等问题，但关键性的体制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就有了良好的体制基础，而不至于象现在这样无法解决。
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学校就意味着自治，西方大学的自治历史远早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萌芽----地方自治的历史，更远远长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因为大学的事情实际主要是各种专业性、技术性的事情。因此，哪怕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大学的自治一直在慢慢成长。所以，先进行学校特别是大学的民主自治改革，是有效而且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又不是处在刚夺取政权的状况，有迫切的政治需要，要向学生灌输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受命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现在的情况正是相反，意识形态的政治灌输有害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害于培养学生专业素质。
需要改革中国教育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另一个极端重要原因是必须提升中国的学术实力，中国的学术（包括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面的实力是极端重要的，没有学术方面极其强大的实力，以中国目前如此问题多多的中国学术现状，中国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
历史上，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在于知识、智慧、良好政治体制导致的反应灵敏等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西方国家在知识上远远强于其它国家是西方国家发达的原因，知识包括真知和解决办法、价值观三大类，良好的体制使得人们能够得到真知和良好解决办法，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真知首先是需要教育让学生掌握，但教育永远是只能够让学生掌握有限的知识，西方的教育还让人们具备发现真知的本领，以及如何找到良好解决办法，自由交流的环境和相互辨析等使得真知、良好解决办法迅速扩散，不断地良性循环。在这方面，中国教育着力于教学生已有的知识，又缺乏自由交流的环境，差距极大。
英国实际上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它能够建成日不落帝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知识智力的大国，无论教育、学术等的水平都很高。尼尔·弗格森在《东西方文明，谁将战胜谁？》【5】中对“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问题的回答是：
“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
1. 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 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 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 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 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为之扩大。
6. 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6项必杀技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中国目前就第六项符合要求，其余五项全部存在明显不足。西方国家的竞争、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起到了将个人、团体谋取自利的行为，引导到了为国家民族谋福利的轨道上的作用。
另外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满清几乎是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宪政改革的，因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形成和良好运行都需要知识、智慧、反应灵敏还有统治者的品德如廉洁，但历史上的满清情况我们都知道，统治者是既无知又愚蠢，反应愚钝又腐败无能。一旦实行宪政，以满清贵戚既无知又愚蠢，反应愚钝又腐败无能的表现，加上又不是主体民族，绝大多数满清贵戚一定会丧失权力和相应利益的。
很明显，中国要解决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一直在下降问题，必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那就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培养出更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并提高中国的学术实力，还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官吏、腐败和税负，解决劳动力价格被压低问题，取消农业税最多只是解决了农村（农业）劳动力价格被人为严重压低问题。另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不仅仅是学校进行教育，劳动力在企业等各种单位所获得的本领、工作经验等也是劳动力素质或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重要方面，因此，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等创造良好环境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在增加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开支，对于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但西方国家等国历史一再表明，这些钱在政府手上用和在私人手上用，效果是很不相同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字，就是私人进行这些活动，效率高得多，一块钱大致能够抵得上政府用三块钱的效果。政府通过税收拿到的钱，怎么样使用有更好的效果，需要进行探索和研究。但中国的情况早已经清楚，规定了民间创办NGO组织必须有挂靠单位的要求，出了问题，被挂靠单位或者负责人要承担责任，这样，谁愿意被挂靠？民间创办NGO组织包括慈善机构连出生都很艰难，这是中国的一种不人道的残酷管制；民间NGO组织就算是能够创办出来，由于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向NGO捐款可以抵税的法律规定，NGO的发展注定困难重重。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一整套制度环境，能够培养好优秀的学生成为杰出人物，杰出人物能够尽其所长，努力创造财富，税收重，能够承担巨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开支，而我国，谁都知道，在把具备杰出人物潜质的人培养好，为未来成为杰出人才打好基础的教育方面存在巨大问题，在让杰出人才充分发挥才干创造财富以及各方面成就的制度环境方面也存在各种问题。这样，根本就不要指望我国能够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以现在的制度环境，中国既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财富，民众缴纳的税款中不多的用于----社会保障、福利开支的那部分财富使用又注定了效率很低下。
也就是说，现在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等，如果继续延续下去，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仅仅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已，中国最可怜穷人的生活，政治体制就决定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中国既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财富，民众缴纳的税款中不多的用于社会保障、福利开支的那部分财富使用又注定了效率很低下），可以预期，贫富分化差距还会变大。再者，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也参加了全球经济竞争，廉价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用新劳动法等提高工人收入的办法不但大部分情况是毫无用处，甚至可能加剧非熟练工人收入恶化状况。
中国社会未来的前景恐怕是断裂成三截：富人、中产阶级、穷人，最低工资等管制发展下去，是对那些在职业场上基本能力低下的老弱病残特别不利的，西方和国内经济学家等早就研究清楚，最低工资比较高的话，企业老板肯定雇佣职场素质较高的人，这样不利于弱势群体他们的自食其力和在工作中积累经验、提升自身素质，上面一段又清楚说明了，中国既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财富，民众缴纳的税款中不多的用于----社会保障、福利开支的那部分财富使用又注定了效率很低下。而且，教育体制不改革，不增加教育经费以及提高使用效率，知识改变命运对于穷人的孩子难度太大。例如，现在中国进入好大学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与农村教育经费缺少（特别是贫苦地区）导致教育水平的低下，还有就是贫穷家长的期望低以及贫穷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低等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选择：一是主要继续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拉动，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需求保持经济的增长，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等，这样就既不能够为杰出人物的出现在教育方面打好基础，也不能够为杰出人物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环境，但这样就注定了中国人只能继续赚血汗钱，问题是，金融危机导致过去的好运气（西方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在降低，乌鲁木齐7，5大屠杀事件表明至少新疆的投资安全急剧恶化，恐怕也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长期直接投资安全在降低，投资安全是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最终将影响直接投资，导致投资降低，人口老龄化在进行中，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成人口负担加重，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一定会起作用的。这许多的重大问题最终会对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尚未能够确定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世界经济也尚未能够确定已经完全复苏，减税、减少党政开支对经济复苏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经济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形成的党和政府机构、人员过多问题，开支过大问题、腐败问题，肯定是不利于经济全面复苏的，如果党和政府机构、人员过多问题，开支过大问题解决不了，一定会汲取并消耗大量财富，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减税成为泡影，另外恐怕还要加税，加税对经济又会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未来最好的结果是成为西方那样的发达国家，形成良好的一整套制度环境，培养好优秀的学生成为优秀人物甚至杰出人物，杰出人物能够尽其所长，努力创造财富，同时培养好其他学生，大家都努力，税收虽然重，但能够承担巨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开支，让民众基本上都能够富裕。
中国社会的正常良好运行，极大地受到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灿烂的文明，一是因为汉代起中国的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等相关，也与古代一直特别讲究礼仪、道德等治理办法有关的，乡绅治理等使得政府运行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低，适合小农自然经济的发展和要求，当然，历史上，一个朝代越接近灭亡，政府运行成本就越高昂，这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治乱兴亡周期的主要原因。在现代社会，中国各级党和政府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许多因素有关），本人在以前的文章中早已经论证了它的恶劣影响，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创造辉煌灿烂文明的，政府运行成本，极大地受到政府机构扩大，政府工作人员包括临时人员数量增大影响的。因此，必须实行民选考核长的办法制约政府机构扩大、政府工作人员包括临时人员数量越来越多的趋势，降低政府、社会的运行成本。如果中国能够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政府的运行成本能够从比西方政府的运行成本高到比西方政府的运行成本低，而后一直低成本高效率运行，那么整个社会都能够低成本高效率良好运行，这样，是大有助于中华再次创造辉煌灿烂的文明的。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中国目前的党和政府的运行成本极高情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继续主张由民众选举产生考核长的办法来控制政府机构编制和人员，包括临时人员。
一句话，现在面临选择：过去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中国广大的廉价劳动力，现在必须转变到既依靠廉价劳动力，也要为优秀人才的培养以及优秀人才充分发挥才干创造良好环境，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在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进行全面竞争。
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员绝大多数认为中国已经越来越不稳定，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是逐年增多，越来越多，在农业税免除后终于出现了群体性事件数量大幅度下降的局面（记忆里公安部的数据是减少了20%），但而后呢？恐怕是又在逐步增加了，更可怕的是乌鲁木齐7，5大屠杀事件，中国的未来出现了血腥的前景。
现在，看一下身边的情况、网络和媒体文章，就可以发现“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正在慢慢逐步走向反面，走向导致相反结果的情况。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民众清楚，利益遭受伤害后，不闹和小打小闹是没用的，因为这个体制就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的体制以及腐败、漠视等原因，官员常常是不理睬的，自己白吃亏，只有大闹，闹得越大，才有可能因为党和政府要保持稳定，得到地方领导重视或者得到解决，得到应有的利益甚至无理取闹得到不应得的利益。
那么，这个“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等于实际上正在慢慢逐步变成鼓励、奖励人们大闹特闹，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在这方面，政法委系统在提供公正的司法方面特别差。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政法委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法定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相互制约、平衡的体制的破坏，这个来自西方的法定制度就是为了要实现司法公正，政法委的出现本身就是破坏司法公正的，再加上政法委领导往往大多由公安领导担任，更加加剧了对司法公正的破坏。中国民众普遍担忧或不相信公检法能够给他们公正的司法对待，在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人道德品质的下降，一是不少人害怕被讹诈，认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冷漠地袖手旁观，公德沦丧，如小悦悦事件等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情况很明显，在医院和学校、商店等地方还有其它类型的无理取闹的事情越来越多。中国缺乏司法公正，在这些方面出了什么事情，政法委系统、教育机关等不是努力谋求公正，而是和稀泥，不象西方国家如美国那样，警察明确告诉闹事者可以去法院控告，但不许他们这样让医院、商店、学校等不能正常运行，强力制止这种闹事。这样，中国的医闹和校闹等越来越多。
这一切不仅仅印证了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话：“乡愿，德之贼也。”更大的问题是，这样还破坏了法治、治安和公共秩序。
中国未来最可怕后果之一是出现贪官污吏、庸官庸吏、奸商加刁民的组合。但是，如果不这样要求官员维护稳定，官员对于各种问题麻木不仁，就更加糟糕，这样会导致民众愤怒剧烈爆发的更大危险。
所以，要保持社会稳定，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需要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证官吏为民众服务，快速反应，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官员对于民众面对的各种问题麻木不仁。
我曾经遇到一个乡镇的普通公务员，他告诉我说，现在乡镇里的普遍情况，其它事情都好办了，最重要也是最麻烦的事情就是维稳。老百姓因为一点事情，比如说是交通事故等，不管有没有道理，动不动跑到市委市政府去集体地闹，市委市政府就压下来，要我们去解决，我们就得小心地做工作去解决，否则乡镇的干部就干不下去了。真的很难过。
在我看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乃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但变成最麻烦的事情，至少说明乡镇政府、县级政府与民众的隔阂极深，乡镇政府、县级政府的支撑基础包括民意支撑基础、民众参与、代表民众的广泛程度越来越低，出现这一切情况表明，必须大力提升乡镇政府、县级政府的支撑基础包括民意支撑基础、民众参与、代表民众的广泛程度。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和其它地方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中国实行县级民主自治的条件已经成熟。
另外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官吏的知识、智慧、勇气、道德品质等和人民的知识、智慧、勇气、道德品质等是相互影响的。官吏的带头违法、无知、智慧下降、腐败无能等必定导致民众道德的堕落和遵纪守法品质、公平竞争意识等的下降。这方面的简单事例如中国大学的学官们在没有进行过教学和拿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教授、博导等教育、学术职位，带头败坏了中国大学的教育和学术风气，还有如中国的教育制度末位淘汰、量化考评等居然导致了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公然叫学生作弊等，如果中国的官吏腐败无能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最需要职业道德的群体----中国教师、教授的学术风气和职业道德将继续败坏。
当然，在这样的事情上，中宣部以及它所控制的媒体自会反复宣传双重标准：官吏可以无知、愚蠢、违规甚至违法，但教师、教授必须全知全能、不仅不能违反职业道德还要道德极其高尚，民众不能跟着官吏也违规违法。现在媒体在教育上的一些事情上（如范美忠、杨不敢管、山东学生被冻死）已经很明显，媒体对普通教师的要求比对教育部长、教育局长的要求还高，下一步恐怕是媒体对普通教师、教授的要求比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要求还高。
但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做的结果不过是让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愤怒、离心离德而已。
另外，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需要官员的良好道德甚至道德高尚和民众的遵章守纪才能够建设好，因为道德和民众的遵章守纪能够减低交易费用，以及避免为了个别或一部分有权人的利益而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降低整个国家、社会的运行效率和公平程度。不要把自由民主理解为仅仅是争权夺利的人们和政党相互制约，利益格局在政治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利益就没有效率，新增加的利益意味着更高的效率，但新的利益格局完全可能是以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少数人获利，而且能够运行，但长期运行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自由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实际上对官员道德的要求很高。美国在建国之初，那些开国元勋们就曾经非常担心，共和国是需要良好品德的，历史上共和国常常与内乱、战争联系在一起，只有罗马共和国还算不错，美国人有没有罗马人那样的品德？
作者：徐建新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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