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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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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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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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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 百年倒退
右愤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后清”，以辛亥革命去荒唐比附他们期待中的民主革命。这种胡说八道，彻底歪曲了历史，百倍美化了中共政权，贬低斥辱了清廷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主动解放人民的政权，不能不激起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
我在旧作中说，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有两个，生产力与公民权利。论生产力与社会富裕程度，今日中国当然绝非晚清可比，然而论社会结构的合理度与公民权利，则中国若能在未来50年内恢复到晚清的先进水平，那也真算得上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
先看社会结构。自秦始皇之后至晚清新政之前，中国一直是官僚社会，亦即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一个官僚集团组成，它靠拥有的绝对权力对百姓实行敲诈，这种敲诈即使不被朝野视为天经地义，也起码是合法的。这是道地的中国特色，并不见于欧洲。在官僚集团之上的，是对官僚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而在其之下则有士绅集团。前者在理论上对官僚集团的暴力敲诈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领导民间社会的精英，与官僚集团“又勾结，又斗争”，对官僚集团的敲诈具有某种程度的抵抗能力。
简言之，传统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由三层组成：皇权——官权——绅权，压在这金字塔之下的，则是以士绅为领袖的“宗法自治板块”。皇对于官、官对于民都拥有“合法伤害权”。虽然官对于绅（特别是所谓“乡宦）的合法伤害权不是那么大，但平民百姓（有时甚至包括士绅在内）对官僚集团的敲诈却毫无抵御能力，与被土匪绑架的肥羊无异。摆脱这任人宰割的可怜状态的唯一希望，是科举仕途。然而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每三年打中这政治六合彩的幸运儿的数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记得黄仁宇说，由于社会普遍贫困，“朝为田舍郎，暮抵天子堂”其实是一种浪漫迷思。在一个显赫的新科举人或进士身后，往往凝聚了全家人乃至阖族人长年累月节衣缩食、苦熬苦撑供养那才俊子弟读书的艰辛。
尽管以西方（也就是所谓“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社会结构极不合理，然而与共党社会相比，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这种社会中，对百姓造成最大的常规性危害的是官僚集团，但它毕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制约。首先是有以士绅为领袖的民间社会存在。它虽然因自愿信奉儒教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也不能靠法定权利去抵御官僚集团的合法敲诈，但它在组织上却是相当独立的，并不为官僚集团直接控制，这就是孙文何以要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各人的自由太多”。其次是官僚集团受到皇帝的管束。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管束纯粹是理论上的，但因为皇帝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支配权，由明君发动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仍有可能，晚清改革就是明证。
这两个（特别是第一个）相对共党社会而言的结构上的合理性，都有利于社会转型。黄仁宇曾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发展为民主社会，是因为中世纪欧洲是由“国王——贵族——平民”组成的三明治结构。贵族向国王争权利，实行了贵族民主，此后又逐渐扩大为全民民主。他说的其实是英国的社会发展史。不难想见，中国本可利用旧有社会结构走上类似的路，那就是先在士绅阶层实行民主，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民民主，实现平滑转型。
晚清改革走的其实也就是这条路子。新政试行的地方自治，赋予了士绅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合法参政权，极大地扩大了士绅主持地方事务的权力，引发了萧功秦教授所谓“政治参与爆炸”。士绅集团的参政意识猛然觉醒，要求在地方事务乃至全国事务中取得更多的支配权。不幸的是，中国的精英集团远不如英国精英阶层那么理性，不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却沐猴而冠，躐等躁进，使得改革恶变为革命，先是把并不直接残害百姓、却能以其精神权威整合全国的皇帝推倒了，后又迎来痛恨他们“自由太多”、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宗旨的国民革命。后继的共产革命则干脆消灭了士绅集团，彻底扫荡了一切民间社会，不但使得改革从此失去了精英依托，更造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官僚阶级巨无霸，它垄断了全国物质与精神资源，将全民置于无孔不入的组织控制之下，自身则变成了毫无制约、毫无抗衡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统治等级，使得社会的“可持续改革性”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下水平。
再看公民经济权利。晚清改革之前的传统社会一直实行私有制，只是产权不受法律保护，因而时时处在官僚集团的合法敲诈之下。但不管怎样，除了盐、铁等几个重大产业，国家并未全面推行官有制，农村更是实行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普通百姓享有的经济自由根本不是共党社会可以比拟的。晚清新政更确立了“工商立国”的走资方针，由国家大力鼓励保护民间工商业，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现代立法，朝廷甚至鼓励民间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百姓享受了空前的经济自由，短期内就出现了大量民企，以致连铁路那种大型工程，民间都想自办。朝廷还一度鼓励民间集资修路，只是后来发现不切实际才放弃初衷。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国会一样，资政院享有决定国家预算的权利。1911年的国家预算就是经过议员们仔细审议，砍掉了邮传部的行政费用包括钦差的车旅费和其他冗费，使得预算减少了7790万两之后才通过的。这种事，难道是今天的橡皮图章人大干得出来的？
毛共社会不但以暴力抢劫了富人的私有财产，而且彻底剥夺了全民的经济自由，把全民化为全面依附于官有制的奴隶。后毛社会虽然归还了许多抢去的公民经济权利，因而造出了惊人的经济奇迹，但至今非但不解散以垄断牟取暴利的官有企业，还要公开与民争利，把央企国企“做大做强”，实行“官进民退”。农民至今仍未收回被官府抢走的土地，就连城市民房的宅基地都是官府的，百姓只能有70年的使用权，因而为官府强制拆迁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许多咄咄怪事，岂是先民可以梦见的？
再看政治自由。晚清改革前，传统社会的百姓虽然没有什么法定的公民权利，但因为官府对百姓的控制手段十分原始薄弱，主要由民间社会根据宗法族规实行自我管理，百姓的自由度相对于现代要大得多。而且，无论是朝廷还是官府，都不敢藐视民间舆论，也从无管制民间言论的威权机构。晚清改革中，朝廷向“文明国”学习，废除了酷刑，修改了刑律，制定了民法与诉讼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准议会（资政院与谘议局），建立地方审判厅，将立法、司法与行政分开，允许民间组党，更鼓励民间办报，使得各种党派与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旨在与“文明国”接轨的重大改革措施，根本就不是国共两党诬蔑的“骗局”。资政院绝非人大那种无耻橡皮图章。1910年10月，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朝廷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3年。随即招来议员们的强烈抨击，他们或指责朝廷违背承诺，或抨击此举“是为贪官污吏开搜括之门”。同年11月，上谕命令将应由皇帝直接裁决的两个案子交有关行政部门审核，资政院将此视为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犯，议决弹劾副署上谕的军机大臣。有的议员甚至公开声称“与军机大臣势不两立”，致使军机大臣联袂辞职。当摄政王以朱谕驳回提案后，议员们竟对朱谕口出不逊，有的甚至威胁“人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动手段出来”，最后迫使摄政王只能以留中不发的方式否决议案（类似于美国总统的“口袋否决”）。这些真刀真枪的政治斗争，岂是今日人大可以梦见的？
民间享受的言论自由更是空前绝后。秋瑾被处决后，民间报刊竟群起指责官府，或宣称“谋而未反不是罪”：
“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
或痛斥官府残民虐民：
“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
或宣布政府的政治死刑：
“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呜呼，政府将以此终古耶！”
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官制改革引起民间不满，1907年1月26日上海出版的《时报》竟然刊登文章，大骂 “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声称“公决密谋革命”，朝廷竟然不闻不问。1911年7月，武汉《大江报》连续发表何海鸣、黄侃煽动暴乱的文章，诸如《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广总督瑞瀓虽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 “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该报总编辑詹大悲、何海鸣，却仅罚款800元了事，后因二人无钱缴纳，才改判徒刑18个月。
这种高度的政治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在中共治下不必说，就连在国民政府治下也不可想象。无怪乎孙文要慨叹“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为此，国民党上台后便改民国为党国，以约法规定全民必须奉国民党那个新兴官僚集团为领导，将孙文的一家之言奉为新国教。待到中共上台，更是彻底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不但将已经分开的司法、行政、立法合并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更剥夺公民思想自由，以宪法规定外国人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本国卖国贼的互相矛盾的智障谬说为新国教，全民更必须永久奉共产党那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为主子，竭诚拥护维护其残暴统治的官僚专政，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这些历史演变提示的国人的愚昧之浩瀚雄奇，真个是“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当年清廷规定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将于1916年正式颁布宪法并进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并于1917年召开国会。立宪派急不可待，反复请愿速开国会。摄政王不得已，同意缩短3年，亦即于1914年正式行宪。筹备期缩短到了根本不切实际的6年。可立宪派还是嚷翻天，最后竟因本可在行宪后合法推翻的所谓“皇族内阁”出台，而对朝廷彻底丧失信心，转向革命。然而国民党上台后却以武力为后盾，悍然剥夺公民已经获得的宪法权利，强行任命自己为全民教师爷，实行了将近20年的“训政”。既然如此，1911年那阵子，沐猴而冠的精英们再等上3年又有何不可？本来可以在1914年行宪，却拖到了1947年去，这30多年间死人无算，为的到底是哪般？
这且不论，等到国府正式行宪，沐猴而冠的精英们诸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王造时、张东荪之辈又疯蠢大发作，认定那是骗局，因而抵制国大，投靠中共武装叛乱集团。这下更好，过去无论是清廷，是国府，人家总还承诺还政于民，而且最后都兑现了。就算那真是欺骗吧（虚拟语气），精英们总还有个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的余地，哪像我党连戏都懒得跟你做，直接宣布就是要永久统治你。直至2011年3月10日，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还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宪政等等，全都是祸水，都是万恶美帝妄图灭亡中国的大阴谋。草民就连讲讲这几个词，哪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也罢，都会被捉将官里去，判上11年的重刑！
最近北京市宣布将在5年内逐步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民间颇有为此欢欣鼓舞者，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这种“改革”，完全是复古。早在隋唐年间，朝廷就实行这种“三权相对分离”了。那时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朝廷由中书省掌握决策权，门下省掌握审议封驳权，而尚书省则行使执行权。这与晚清实行的西式三权分立完全是两回事，北京市这种“复古改革”，当然要比毛共的“一元化领导”先进得多，但那只证明了现代官制连中古时期的都不如。可就连区区这么一点改革，竟然也需要5年，都快赶上了晚清规定的6年行宪的时程了！
您说，天下还有比中国精英们更蠢笨、更下贱的动物么？当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上面说的是社会结构与公民权利，民智民德又如何？
先说统治者。受过我党革命教育的现代读者如果对真实的历史有点了解，就一定会把满清统治者当成不可救药的东郭先生。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几个例子：1906年冬，黑社会组织哥老会（改名“洪江会”）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胡瑛、朱子龙等人被孙中山派到武汉，勾结“日知会”刘静庵等人，蓄谋在武昌发动叛乱响应，事泄后被张之洞逮捕，仅判了十年监禁。1910年3月，汪精卫和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仅判终身监禁。辛亥乱起后便获大赦，一共只蹲了一年多的监狱。
这些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针对各地出现的骚乱，朝廷还特地下令，说南方各省抓捕革命党甚严,为避免株连无辜，各省“只须判其有罪无罪，不必问其是党非党”。武昌兵变发生后，朝廷还特地下发上谕，命令各地：“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其实地方大员根本就不需要这道命令。上谕下发前数日，湖广总督瑞瀓缴获了武昌新军文学社与共进社的全部党人名单，却仅仅逮捕并处决了三个头目，并不照单抓药，将革命乱党悉数逮捕治罪，反而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放过其余的革命党人 。
统治者的这些仁厚行为，根本就不是备受我党邪恶宣传洗脑的现代读者能够理解或是愿意相信的。他们虽见过统治者出动大军血洗京城，以坦克装甲车滥杀和平示威者，却认为那是政府履行其神圣的治国责任，反以为中共以前的统治者更加残暴阴险，却不知道历史上再残暴的统治者，也不曾像中共那样，不但虐杀了大量异议人士，就连“同教异宗”的共产党员张志新都要割开气管后枪毙。无论是晚清、是老袁、还是国府，哪怕是只有我党的三分凶残狡诈，也就绝不至于垮台了。光从由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唾弃“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笃信“屠民治国论”的邪恶政权统治这点来看，今日中国就不知道倒退了有多远。
再说老百姓。晚清的民德淳厚就不必说了，孔孟之道就算培养了百姓的奴性，但同时也制造出了大批仁厚君子，其善良根本不是备受毛共“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的几代人可以比拟的。而且，当时无论朝野，都对西方国家非常钦服，认为它们是“文明国”，是学习追赶的对象。这风尚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其时最时尚的词就是“文明”，从西方引入的话剧叫“文明戏”，就连鬼子用的手杖都要称为“文明棍”。朝野一致意识到本国的野蛮，哪怕是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也要时时以“文明”自律自励，以义和团匪徒为反面教员，专门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预防制止义和团式仇外犯罪行为。直到国共两党从苏俄引来“帝国主义侵略”论之后，这风气才被扫除。然而尽管孙中山先是鄙夷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辛亥前便欲投第二国际而不可得，后又引狼入室，请鲍罗廷为他制定党纲，改组国民党，并以煽动“打倒列强”的仇外思潮为夺权手段，而后继的蒋介石到死都还在怨恨“西方帝国主义”，但民间并未视西方为民族大敌，更未视民主自由为祸水。相反，40年代后期，民主还成了识字分子的强烈诉求。
如今便如何？毛共时代就不必说了，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国民尤其是识字分子对民主又有何诉求？据我所知，在国内网上活跃的“自由主义者”们只是为数非常小的一批social outcasts，在真实生活中一点影响都没有。大多数人对民主自由既无了解，更无需求，对政治极度淡漠。茅于轼先生最近介绍的情况似乎更严重。据他说，现在百姓根本就是反对改革的，他们认为改革造成了贫富分化，还不如毛时代公正清廉，云云。虽然没有调查统计，但我的感觉是，毛左的势力要远远超过“民主派”。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它蕴含的潜能与对草根感召力决不可低估。而这种反动势力在晚清根本就不存在。
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朝着宪政的目标前进。在那些充满希望的光明的日子里，“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不幸的是，精英们的蠢动，使得宪政变成了前苏联政治笑话中“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共产主义”，而“所谓地平线就是天边的一条线，你越朝它走，它离你也就越远”。在过往百年中，随着国人的无休止的蠢动，宪政离我们越来越远，如今它是业已灭顶的帆船，坠入了大海的金乌，流产了的婴儿，早已消失在地平线下。如今公民光是提到这两个字，都有可能获罪。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罪行，一种耻辱，一种见不得人的脏东西。在一百多年的航程中，“历史的潮流”非但未送我们穿过三峡，反倒把我们带到了青藏高原上去。这怪现象用唐氏的“社会转型理论”，不知当作何种解释？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11-28 周一, 上午7:00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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