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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哥白尼革命”（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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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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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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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让步”需要澄清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反复强调过了，那就是深受毛共党文化熏陶的同志坚决否认统治者会对人民让步，尤以海外所谓“民主精英”为然。这些同志至今还在将伟大领袖的哼哼教导奉为圭臬，认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他们极度狭隘且无比僵硬的头壳中，“统治者会向人民让步”之说，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当年在罗马教皇心目中一般，荒诞到不可思议，绝无可能发生。就是为此，方励之教授才会在1986年向全国青年学生发出“民主不能等待恩赐，必须靠斗争去赢得”的煽情号召。
那位朋友倒没有这种误识，但我仍觉得有必要指出：统治者不但会被动地将人民的权利归还给人民，而且也会主动“恩赐”，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而论，慈禧太后做出了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不曾做过的事——毅然决定试行宪政，将若干重大的政治经济权利恩赐给人民，包括预备立宪、开设资政院、实行地方选举，开办谘议局，试行地方自治，允许民间自由办报，鼓励自由兴办工商企业，等等。这些好事，在当今中国再过二十年恐怕也没指望。这些改革并不是人民斗争出来的，而是朝廷为了解决外患主动作出的 “自强”决策。
又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突破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将私人创业的最基本经济权利还给了人民，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从毛时代的奴隶社会飞跃发展为如今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这儿的“封建”是西方的feudalism，指的是如今的等级社会和世袭制度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并不是指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更不是国共两党以马列社会发展史去穿凿中国传统社会发明出来的狗屁不通的“封建主义”）。这也完全是统治者主动恩赐的结果。当年我就曾在《罕见奇谈》追着民运好汉们问，请他们说说那算不算社会进步，如果算，那到底又是什么人民斗争赢来的伟大胜利。他们却从来不敢回答。
再如蒋经国的解严解禁，从此打开了台湾民主改革的闸门，那也完全是蒋经国的个人恩赐，与民进党的斗争什么相干都没有。当时小蒋深得民望，台湾人民极度海皮，并无改变现行制度的要求。他死后出殡，满街的披麻戴孝的孝子排香案夹道跪送“全民大家长”（记得这是《中央日报》社论标题中使用的称呼）驾鹤西归，一个个哭到晕死。后来组成民进党的那伙人在解严解禁前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其“斗争”也就只能如今日的海外民运一般，在国外“提虚劲”（川话），在本土一点影响都没有。若经国先生竟会被这种“越洋洲际细微噪音”吓得乖乖屈服，那除非他的脑袋出了严重问题。
外国又何尝不如此？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都是最高统治者的主动恩赐，都不是奴隶斗争的结果。诚然，美国废奴曾经引发了南北战争，可惜那是白人跟白人斗（也就是统治集团内讧），与黑人什么相干都没有。南北战争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父子曾在1859年发动起义，成功地攻占了佛吉尼亚州的Harpers Ferry Armory，获得了大量军火。得手后，他们立即号召邻近地区的黑奴赶快来加入他们的斗争，结果根本就没谁响应，致使暴乱被李将军轻易荡平。自始至终，黑奴就不曾为废除奴隶制出过一达因力。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美国黑人倒是起来了，但不是如马丁•路德•金一般只在群众集会上演说，便是如黑豹党搞恐怖活动，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在国会战场上由白人进行的。没有自约翰逊总统以下众多民主党人的大力推动，彻底废除种族歧视、确保黑人同等人权的《民权法案》就不可能通过，那么，后来美国也就不会有黑总统与黑国务卿。
国内如此，国际之间又何尝不如此？整个第三世界的独立，都是老牌殖民帝国恩赐的结果。要说斗争，那也是老美与英法的斗争，殖民地人民无尺寸之功，反倒在独立后把自己的祖国搞得一塌糊涂，害得发达国家不是动辄派联合国部队维和，就是紧急募捐救济难民。类似地，离开戈尔巴乔夫的主动恩赐，苏东帝国也就绝无可能崩溃。
（三）我的“哥白尼革命”
所谓“哥白尼革命”是广义的，指的是一种相反的声称颠覆了普遍的共识。在我的模糊记忆中，康德似乎是使用这个术语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的认识论视为哲学里的“哥白尼革命”，而它也确实颠倒了一般的共识，提供了一种前人从未想到过的全新视角，打开了人们头脑，我在电子书《马克思主义批判》（下载点：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mEzZjVkMDYtZmE4OC00M2M2LTk1NTQtNWU4M2IzNGExY2Uz&hl=en_US）中作过介绍，此处不赘。
我的“哥白尼革命”式命题是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给出的，原文是：
“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这次在《新史记》的采访中则如是说：
“社会进步必须靠统治者的让步才能实现，中国式斗争只能造成社会倒退，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证明。”
为便于读者理解，消除误会，将它们的涵义拆解于下：
1） 社会进步以人民获得失去的权利的社会制度改革为标志。
2） 这种进步发生的必要条件是统治者的让步。换言之，统治者不让步，则社会进步就不会发生。
3） 中国式斗争（亦即毫无妥协观念的“零和博弈”，倒不一定是那位朋友理解的暴力革命）非但不会赢得社会进步，反而会造成社会倒退。
为方便记忆，此说可名之为“权利恩赐论”。很明显，它与大众普遍接受的共识“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人民斗争赢得”相反，后者是将“人民斗争”当成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必要条件。必须指出，虽然毛共是最死硬的“斗争哲学”信奉者，并把它变成了全民宗教，政治上各派齐齐信奉毛泽东的“人民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但即使是在国际上，这共识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各派共享，并不是毛共的专利。我看过几本鬼子写的关于六四的专著，作者们都提到方励之教授那闯下大祸的号召，都认为那本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中国百姓却竟然不知道，以致需要方教授去宣讲，为此深感懊丧（由此可见鬼子对中国何等隔膜，他们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最精通的就是方教授从毛那儿趸来的“斗争哲学”）。
因此，我将自己的主张视为对一种普遍共识的颠覆，应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估价，并不是那位朋友说的“喝高了”。我天生海量，很少“喝高”，何况自上次回国在酒池肉林中踉跄走一回后，胃病猛烈发作，痛不欲生，至今不愈，哪里还敢再饮涓滴？那位朋友举出的历史上贤臣劝帝王让步的例子，与我的主张根本不是同一个意思，我只是客观指出人民获得权利的必要条件，告诉大众“斗争哲学”只能适得其反，既不曾劝统治者节用爱民，亦未劝他们无为而治，与黄老之学毫不相干。类似地，他所引的托克维尔语录也只是介绍了某个历史时期某国统治者“让步”的某些特定内容，并未一般性地总结出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总之，除非有谁能给出前贤类似的表述，则我只能认为，“我的哥白尼革命”之说的唯一不妥之处，只在于誉出于己，比较厚颜无耻而已，虽然我这么说是旨在吸引注意，促使更多的头脑开放的读者来关注这问题，也算是一种善意的炒作吧。
当然，老芦孤陋寡闻，现在又害了Alzheimer disease（老年性痴呆，这是北京棋迷网友作的英明诊断，本人对此毫无异议，奉劝他不必将余生无限痴情地献给我，去做点有意义的事），什么都记不得了，先贤完全有可能确有过类似论述，而我不过是再度发明车轮。茍如此，则敬请读者贤达指出，谢谢！
对上述主张，常见的曲解与误会是：
1） 以为我说的是统治者一定会让步，甚至诬蔑我“跪求统治者恩赐”。
这是民运好汉们的拿手绝活，藉此将“共特”、“共奴”等无量污泥泼在我身上。就连中共派往美国，因自我张狂暴露身份，不得不潜逃回国的文化特务胡安宁，至今仍有脸在智力难民营冒充“民主斗士”，诬蔑我是“双面线人”，一面向FBI举报他，致使他别妇抛雏，成了亡命天涯的在逃犯；一面又宣传奴才哲学，为中共麻醉人民。罪证昭彰的共特竟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他本人居然能在中共卵翼下安富尊荣，不亦怪哉？
不过这也不足为奇。只要想想高寒搞什么“天鹅绒革命”，在网上成立“过渡政府”，将中共的眼中钉一网打尽，列入“政府”名单，为中共抓捕重判那些人提供了借口，也就不难理解，胡安宁的表演不过是中共“维稳”的provocation罢了（不是老芦喜欢放洋屁，是中文中对此类阴谋诡计并无等价词语，对于一个视阴谋诡计为大智慧的民族，这倒是个很反常的现象。它的意思是，为获得攻击对方的借口而故意诱使对方先发制人。历史上著名的例子一是纳粹的国会纵火案；二是德军在入侵波兰之前，在边界哨所打死若干穿了德军制服的犯人，声称波军大举攻击德军边防哨所，为此发动“自卫反击”；以及斯大林在入侵芬兰前，动用NKVD部队炮击苏军边防哨所，以此为由发动“自卫反击”。斯大林在德国入侵前拒绝下动员令，在德军入侵后迟迟不许反击，就是因为他是制造这种provocation的高手，生怕中了德国将军的诡计）。
这些不过是顺带骂人，我想说的还是，任何一个有正常理解力的人都能看出，我只是以事实证伪“统治者绝不会让步”的毛共党文化教条，从未说过“统治者一定会让步”。相反，在许多旧作中（《未来中国走向预测》、《评零八宪章》系列等等），我反复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共都没有作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为此还遭到铁木网友痛责。这种故意曲解，完全是“民主精英”与共特强加到我身上的诬蔑。
2） 以为我说的是“统治者的让步是社会进步的充分条件”。
那位朋友的批判就是基于这一误解，因此举出晚清新政被革命乱党颠覆，造成中国社会长达百年的动乱与大倒退的事实来反驳我。他说的一点都不错，中国的特殊难题（当然也可能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难题，只是我对其他烂污国家了解甚少），正是统治者的让步反而会使得人民得寸进尺，以为统治者软弱可欺，因而心明眼亮，斗志倍增，起来无限制地“斗争”，反倒吓坏了统治者，不但报之以铁腕镇压，而且从此成了惊弓之鸟，连计划中的改革都取消了。民初老袁被革命党人逼反不必说，看看六四就够了。只怕连至今在誓死捍卫八九学运的伟大意义的前学生领袖，也不能否认六四之后中国政局发生了严重逆转，致使党内改革派全军覆没吧？他们与我的分歧，只在于他们认为那是中共的反动本性，用毛的话来说就是“你刺激不刺激他都是那样”，却绝对不敢承担责任，承认那是他们的斗争造成的。
但这是人民违反了“权利恩赐论”阐明的规律蠢动的结果，并不是对该规律的证伪。中国人民尤其是识字分子太愚昧，不知道统治者的让步才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前提，因此，人民需要做的，是基于这一清醒认识，配合统治者进行改革，或至少是无作为，被动服从统治者的改革，而不是起来与统治者作对，或是把统治者推翻，弄出个无法收拾的局面来，或是吓得统治者停止让步，改用铁腕镇压，反倒使得社会倒退。
总而言之，社会要进步，前提是统治者让步，但满足了这前提，社会进步要发生，还需要人民配合或起码无所作为。换言之，统治者的让步只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
3） 认为我是“一元论”者，把“统治者的让步”视为“社会进步”所需的唯一条件。
那位朋友就兼有这种误会，以为我把“让步”当成了唯一的充分条件（准确说来似乎是“唯一的充要条件”），所以才会批驳道：“社会进步是各种社会因素形成合力才能获得的结果，能否形成合力是关键，不可以归于某一项单一要素，例如‘统治者让步’”。
窃以为，这话很空泛，说了等于不说。社会进步当然是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就连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也会起到关键作用。例如统治者让步，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本身就常常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当初老佛爷决定让步，首先是八国联军入侵终于让她认识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祖宗社稷就要丢在我手上”；其次是联军为民除害，点名让她处决了最死硬的改革反对派，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去除了推行新政的最大障碍；第三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对朝野的强大冲击；第四有她亲信的股肱大臣袁世凯那位头脑开明、能力很强的“改革的总设计师”出谋划策；第五有载泽那深知慈禧心事、目光远大而能言善辩的同志在关键时刻进言……等等，这些因素若少了一个，晚清新政恐怕都未必出台。但后人并不能根据这些特殊因素总结出个一般规律，用以指导未来。所以窃以为此论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曾指出社会发展是个多元函数，受多种因素支配，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是幼儿直线思维，但那与朋友对我的批驳不一样，因为我并没有主张“唯让步论”。我从未认为统治者的让步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条件，只是说它是必要条件。就算它是社会进步唯一的必要条件（虚拟语气），那也不是充分条件。而且，上面已经说过了，统治者的让步本身就常常是“各种社会因素形成合力才能获得的结果”，因此，我并未将社会进步“归于某一项单一要素”。
一般而言，统治者与人民的互动有如下方式与结果：
1） 统治者让步，人民无作为，结果：社会进步。上文举出的许多事实都是例证。
2） 统治者让步，人民进行中国式斗争（即“零和博弈”），结果有两种：A、统治者被推翻。B、统治者保住了统治，从此“拒腐蚀，永不沾”，再不敢玩火自焚。A只会导致社会倒退，B则至少造成社会冻结。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证明。
3） 统治者让步，人民积极配合，与统治者“又勾结又斗争”，进行双赢博弈，则社会进步，但这种进步只见于英美与北欧某些国家，从未见于中国。
4） 统治者不让步，人民无作为，结果：社会不会进步。
5） 统治者不让步，人民进行中国式斗争：A、统治者被推翻。B、统治者保住了统治，人民遭到血腥镇压。两者都只会造成社会倒退。
6） 统治者不让步，人民进行英美式斗争，统治者仍不让步，甚至把刘晓波那样的“无敌论”者都抓起来，社会无进步。
至于为何统治者被推翻会造成社会倒退，我已经在电子书《反革命书》中作过详细论证（下载点：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xRY-rJv6RYUMzgxMGExNzQtYjZkYi00ZWYwLWE3OGYtMmIyZmU2MjNlOTBm&hl=en_US）。
简言之，统治者被本国人民推翻，无非是两种结局：第一种是被人民的自发革命推翻，此时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全国大乱，以丛林恶性竞争的方式，最终决出个比所有竞争者都狠辣狡诈的大独裁者，其暴政令旧统治相形失色。第二种是被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党推翻，该党在革命成功后顺利填补权力真空，迅速重建社会秩序，避免了长期动乱与随之而来的丛林拼搏。但这种革命党既然能推翻旧统治者，其集权程度与控制人民的能力当然只会远远高于旧政权。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最终结果只会是人民连旧制度下享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指统治者被外国军队推翻。如所周知，德国与日本的民主制度就是在旧统治者被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但那与本国人民革命完全不同，首先，它们都由外国军队占领，避免了权力真空发生，因而不曾出现全国动乱、群雄并起的丛林局面；其次，外国临时统治者是在民主国家长大的，民主生活方式已成本能，不是孙文那种转世洪秀全，其施政又自始至终处于本国政界、舆论界的密切监督之下，因此能真诚实行“训政”，帮助指导占领国百姓建立起自己的民主政府，而日本与德国虽然此前是专制国家，却早已实行了法治，具备了民主政治必须的硬件之一，社会改造的难度要小得多（请参阅拙著电子书《民主刍议》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1LL0A99DHRNDjkJ3AWbFp2vMwynqYoaH-KH--GOyd5vXZACZO5d-CYbQUvDLZ&hl=en_US），因此并不属于上述讨论本国人民与统治者的互动。
但烂污国家的隐性文明很难在旦夕间便被清除无遗。因此，即使是这种特殊情形也未必能产生好结果。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统治者都是英美联军推翻的，它们也在那儿真心实意地“训政”，然而至今未能训练出合格的民主国家。那位朋友举出的利比亚并无说服力。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人民革命，但谁都知道那并不是什么“人民的选择”，没有北约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的鼎力协助，尤其是若北约不派出空军助战，挽狂澜于既倒，卡扎菲未必会被推翻。即令卡扎菲垮了台，认为该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也未免言之过早，宛如在清帝退位后便预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大道一般。1990年，罗马尼亚人民在克格勃的策划下发动了“人民革命”，推翻了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却继续由共党执政，虽然此后该国总算实行了多党宪政，据说已是民主国家。不幸的是，它却在2009年被“透明国际”评为欧盟中最腐败的国家（参见《华尔街杂志》，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5988241065975639.html）。
由上述六种组合结果可知，人民的斗争非但不是社会进步的充分条件，就连必要条件也未必是。人民斗争未必会使得社会进步，因此它不是充分条件；人民不斗争，社会照样可能因统治者的让步而进步，因此它并非必要条件。
但这不是说统治者的让步是造成社会进步的唯一的必要条件，由上论述可知，要实现社会进步，或社会进步不被断送，至少还有一个必要条件：人民不能捣乱。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在统治者愿意让步时，以西方“忠诚的反对派”的斗争方式配合并促进改革；其次便是“无为而无不为”，被动接受政府改革；最糟糕的就是“小人难养”，趁机起来与政府作对，想把旧统治者推倒。不幸的是，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捣乱——专制——再捣乱——再专制——直至形成毛共统治的铜墙铁壁”，那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斩尽杀绝，直至四海鸦雀无声，万民五体投地，既无“斗争派”，亦无改革派，只有“歌功颂德犹恐不及派”，九州黎庶同祷“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八亿生灵齐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真正实现了“天下太平”。而这就是中国过往百年走过的路，也就是谢德林的寓言中那个池塘里被鹭鸶猛吃的青蛙们的归宿。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9-22 周四, 下午10:09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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