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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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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 （3）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899

经验值: 136626
文章标题: 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 （3） (630 reads)      时间: 2011-9-09 周五, 下午9:13
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十一


基层维稳现在提出的口号叫——严防死守，这俨然是一场战争。也因此即便去县城不远，张兴武他们要想集体再次群访进城，已难以实现了。因为每个村民皆和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与他们有联系的干部公务员熟人等，都将被动员起来去警告他们不要参与张兴武发起的活动。农民的群访本质上也是松散的一时兴起，真要牵涉到乡村熟人社会的面子、交际、亲友等关系时，也不会格外较真的去忤逆官方。于是，群访似乎暂时没戏了。


但是，水费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兴武拒绝交，其他人也会看着并模仿。这是不需要主动出击得罪上层社会，而是消极抵抗的行为。这个在村民之间不需要动员也能达成共识，因为都有现实的好处。六组组长虽然保住了堰塘合同，但是却要面对收不上来水费的问题。


在乡村社会，假设一个组拒交水费，是否有可能不让他们用水呢？并以此胁迫他们必须交费呢？在城里，这个是很容易管制的，说停水你就得交钱。但是在乡村，这个真不可能。因为水渠经过他们地盘，下游还要用水，你上游不可能断流。只要有水经过，他们为了庄稼必须去抽水，你组长不给抽，他自己可以买个抽水机去干。你如果去制止，第一会惹来私人之间的大麻烦，第二他弃田抛荒颗粒无收了，还真敢找政府去闹，你还是要解决。


组民因为堰塘的诉求没办法解决，那就不约而同地拒交水费——理由很简单，张兴武交了我们就交。组民可以拒交，组长却要给村里交才行，因为这是划片承包了的。你收不上来水费，那村两委就从你年底应得的补助工资里扣除，你这一年就白干了。组长当然不愿自己吃亏，他就得去找村镇两级继续投诉，必须要上面来解决水费问题。否则，他也可以辞职不干。他如果辞职，那这个小组就真没人来代管了——而这，又是村镇两级绝对不愿看见的。那意味着最底层出现权力真空，以后上级布置的各种公共事务，都无法在这个组贯彻实施。


村两委面对组长的挑战，那又如何应对呢？这是基层政权经常也要面对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富裕有资源的组，村里不愁没人竞争组长一角。但是在这种穷组，那确实很难找人代替。村里一方面不能允许组长卸职，一方面还不能免除该组应收的水费，这就是个矛盾。


组长不是行政人员，村里何能约束他的进退呢？前面说过，多数情况下组长的那些好处，是可以继续用来挽留的；另外村干部的面子，在乡村社会也能发挥一些作用。当然，如果实在要翻脸，村干部也会威胁要求离任审计组里的财务——这一点是很难做到完全透明干净的。这会使得组长撒娇似的辞职，很快就偃旗息鼓。


但是不辞职可以，水费还是卡在那里了。村干部要求组长还是必须去挨户索讨，承诺如果最后只剩张兴武不交，那可以由村里出面解决。组长深知群众都看着张兴武在，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其他人，因为乡村的信息是无法封闭的；张兴武自己也不会蒙骗群众说他已经交费——因为只有大家一起抗税才有力量，真的只剩下他自己拒交时，他也是难以抗拒的了。


其实，组长对付村里，也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的。这时他提出了一个要命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谁都清楚他有理有据，但是，这却是今日几乎整个乡村的一个地雷，谁都不敢去碰去引爆的炸弹……


十二


组长说——今年的水费肯定是没法收齐了，能不能用镇上原先欠我们的队里的债务来抵消呢？反正那个债我们也没法去讨要，但是法律上也没有抹平，他总得还给农民才对啊。村书记一听此言只能苦笑摇头，说这个问题只能一码归一码来说，大家不能算“绞绞账”。


所谓的这个绞绞账，解开来说就是一笔历史老账。这是今日乡村中国几乎埋没无闻的一笔烂账，一个涉及大面积稳定的疑难杂症——它就是农村合作基金会遗留的对农民的积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崩溃。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先集体积累的一些财产，出现过大规模被干部侵吞的现象。出于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保护和管理的需要，各地创立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清账收欠的主体；并试行集体资金有偿使用的制度，对农民和乡镇企业小额贷款，以提高资金的流通效益。


这种集体资产管理和内部融通机构，基本掌握在乡镇一级政府手上，其股本金由大集体时代各个大队小队【今日之村组】的财富组成，后来又高息揽储，吸收了很多农民的资金。这在当时迎合了改革开放农村对资金的需求，也获得过中央政府的审慎认可。








基金会迅速膨胀，很快发生了质变，其运营开始逾越政府政策界线，违规从事存贷款等金融业务。而且基层政府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乱放款，假公济私。于是，产生了大笔烂账，引起了基层的糜烂和高层的警惕。


1996年中央要求各地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但遗憾的是，清理整顿未能达成预期效果。之后国际金融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出现危机，中央政府为了防范风险，遂于1997年决定全面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政策突然紧缩使得该基金会因违规办理存贷业务而隐伏的信用危机随之爆发，从而在1998年普遍出现挤兑风波，有的地方甚至酿成了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群体事件。1999年1月国务院发布3号文件，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民个体的存款或股本，由各级政府和国库出钱买单。但是，对于原来各个村组的集体财产的负债，则一直拖欠着。虽然原则上要求各乡镇每年偿还给村组，但事实上各地根本无法做到还债。


中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到今天，声称的都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什么“集体所有，队为基础”。此即谓土地、资源和当初人民公社时代各队所创造的财富，都属于一个虚拟的没有法人地位的“集体-村组”。但本质上，村组的财产应该属于全体村民，但是任何一个村民又没有资格去找乡镇政府讨要基金会欠下的这些债务。


这是一个巨额的财务漏洞，是各地政府欠给农民的一笔巨债。仅仅安家镇对此的负债总额都达到近三千万，也就是说平均至少也要欠各组三十万现金。也有一些村组的农民集体去乡镇要求政府偿还，政府只能说——债务是承认的，共产党政府还在，你们怕什么？但事实上还债的可能在各地基本都遥遥无期。


现在当六组组长提出要拿这个债权，来抵偿六组的水费时，可以想象，他这是在想撬动多大的一个山头。更没有人能够想到，卑微的张兴武老汉的一念冲动，搅起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可能牵涉到全国农村稳定的大问题。


十三


乡村社会的诸多冲突矛盾，本质上说，是几十年城乡倾斜性政策埋下的伏笔——我们欠农民的太多太多了。也因为这样的积欠，使得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在农民心中大打折扣。但凡遇有不公或者可质疑的事件，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越级上访。舆论界多以为农民乃是迷信中央而否定基层，是信“访”而不信“法”。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内心非常精明，他们谁也不信，只信一条——你越是害怕什么，我就越要这样做，目的只是把事情捅大，捅到你难以收拾为止。


张兴武老汉就水费问题引起的即兴发难，现在从堰塘承包金发展到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历欠上来，这是最初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六组组长最初是张兴武的对手，但是他们本身也就是同一个组的农民，他们之间没有私仇。当收不上来水费就要面临自己的利益受损时，他其实深知——宁可得罪政府，最好不要结仇邻人。水费问题不是他这个区区小吏所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有借用全组农民的能量，才能迫使政府让步以达成妥协。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在与本组乡人表示他的无奈时，挑开了关于基金会欠款的这一话题。


镇政府欠各个小队【组】的钱这一事实，原本是十多年前的话题。时光流逝，当年熟悉内情的农民或死或外出务工，抑或早已淡忘。再说，那笔钱的债主从来就是以“集体”面目出现的，并未分属于各家各户。你就算在其中应有一份，但是你也没有讨要的资格。然而当组长暗示这一债权时，多数大集体时代过来的家长的记忆又开始被唤醒了。他们半生饥寒交迫积累的那一点集体财产，原来不仅早已稀释，甚至还成了无头债。政府拖欠不还且不说，现在怎么还好意思来催收水费呢——新的怒火即将被引燃。


组长的身份决定了他是要两头讨好的人，农民又要结群上访讨要积欠的消息，分别通过线民和组长，传到了镇政府的耳朵里。镇政府这时就不敢仅仅利用情报来截访就完事了，因为截访容易，但是要完全堵住乡村社会的流言则很难。堰塘上访是一个组的事情，其他组没有此类事则不会迎合；但是积欠的问题则是普遍的隐患，一旦传开则会引发群起而攻之——这实在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镇党委政府首先必须将新的潜在威胁上报县维稳办，以示他们工作严谨。同时他们还得马上组成工作组，到六组蹲点一家一家谈话解释，先稳住阵脚再说。维稳办是每周都有全县稳定状况周报的，自然这一消息很快就到了县委书记的案头。县委书记在当今时代，是一个县的政治承包责任人，对涉及维稳的嗅觉照例要超过一般官吏。他知道基金会的来龙去脉，也深知这一遗案既非他当年所为，但却是他今日依旧要面对仍无力解决的问题。在官场上，这类问题被称为历史包袱——历史包袱只能交由未来的历史去消化。眼前他的唯一责任是，烽火不要从本辖地点燃即可。


有经验的书记，一般不会简单相信下属的汇报。他会马上派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另行调查，单独报告——结论很快得出，解铃还得系铃人，从堰塘开始的矛盾，还是回到堰塘来解决。不要让矛盾分岔，扯出更多的陈谷子烂芝麻。那样扯下去，乡村的裂纹只可能越来越大。那就让我们回到堰塘来吧……

十四

堰塘的承包人姑且就叫老包吧，属于典型的地县级社会的能人。此类人精明勤勉，善于经营人事和小生意，但并非真正的富翁。虽然乡下人都能经由他的嘴，知道他黑白两道皆有一些朋友，但正常情况下，他还算本分且能日积月累的商户。在乡镇村组一级社会，这是住在城里开车来去的体面人，一般不敢去招惹他，更不要说去侵犯他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小业主在县委书记眼里，也就不算是格外要多么尊重的人物。

农民抗交水费，并不认为水费违法，在心里他们至少暂时还是认同该交水费的。因此即便去县委群访，其理由也不敢要求取消水费，而是要求提高堰塘的承包金，这样用以抵偿水费。提高承包金涉及的是合同违约的民事诉讼，并不影响政治稳定。违约的事情虽然在法院得不到支持，但是却是可以在场面上得到解决的。

所谓的场面，那就是以地方官牵头出面，来要求老包给一个面子——否则势必影响全县的维稳。这样的饭局自然很容易安排，老包必然也是情愿攀结书记大佬的人。老包想得明白，书记开口提出上涨的承包金，也就是该组每年各户水费的总和，不过也就是五千元而已。且不要说该堰塘本身就能赚回，就是赔一点进去，书记也会给他另外的机会，让他找补回来。

协议达成，张兴武老汉以及组民从此不用自己掏包交水费，自然无话可说。改天再来看望书记的老包，顺便提出再承包一段河滩淘沙，书记给水务局长一个电话，一切便又和谐解决了。谁也没有损失什么，一场乡村潜在的冲突和危机，就这样轻松化解了。

我在这里讲一个一切源于水的故事，也许我们能在那水面下，看见那些微风掀起的波澜，以及任何一轮波澜都可能汹涌成潮的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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