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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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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2）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900

经验值: 136653

标题: 野夫：水生风起 ------关于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2） (432 reads) 时间: 2011-9-09 周五, 下午9:11

作者：NABC60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七

基层政权面对此类越级群访，早有惯例和预案。无论是书记或者县长在办公室，都会很快获知消息，但是他们一般不会马上直接出面接待。按分工安排，政法委书记和分管农村的副县长，会负责调停应对。维稳办和群工部【其他地方叫信访办】基本是一个班子两套牌子，他们会很快来将人群劝说到他们所在的僻静院子里去；以免堵在县委政府大院门口有碍观瞻；万一被突然前来的上级领导看见了，会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来访的人数不少，公安局会抽调几个警察来维持秩序，国保大队则会有便衣前来混进人群，旁听群众议论，以便发现哪些是主谋领头羊，哪些是凑热闹的随从。如果事件朝激进的方向发展，秘密摄像拍照搜集证据，那也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他们对群众要反映的问题并不关心，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他们只负责控制局面，不能让群访陡然变成骚乱。更不能让城里有其他诉求的上访人群，也闻风而动参与进来鼓噪。

如果发现有外地人拍照采访，警察会出面先去检查证件。如果没有合法记者证的，那会要求你离开，删除你已经拍下的照片。如果发现是真的记者，那会马上通知宣传部来人接待。基层的宣传部表面上来说，是负责对外宣传对内鼓动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出钱邀请主流媒体的记者来宣扬成绩，以及堵防社会媒体的记者来揭露阴暗面。而后者，甚至成了一项主要事务。

近些年来，几乎从新华社到各省的小报，都有一些记者专门吃这碗“新闻敲诈基层”饭。近年来曝光的矿难封口费事件，记者受贿被抓捕事件，对大众来说是新闻；对任何一个宣传部来说，都是他们的日常工作。通常宣传部会来尽量劝阻记者采访，隔离采访对象，请记者喝酒拉感情。如果发现记者已经掌握了一些不利于地方的材料，他们会变相议价贿买这篇稿子。也有记者真的是出于良知，非要报道这个负面新闻。那基层宣传部通常都在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有些朋友上级等关系，他们会恳请上级出面给该报社领导电话，尽量封杀这篇文章。

六组张老汉带来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废除合同收回堰塘，或者修订合同提高承包金额。群工部将问题记录在册，然后首先是要六组所属的镇村两级领导，亲自来把这些乡民带回去——这叫谁家的娃娃谁家抱。人群散去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工作。

今天的县级信访部门，多数绝对不敢像过去那么官僚。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后，他们肯定会在政法委的主导下，马上召集联席会议。该镇、村、组的负责人必须来详细介绍矛盾冲突的起源，问题的症结和麻烦所在，可能解决的办法和不可控的几种倾向。国保大队和该镇派出所的警员，必须迅速调查摸清事件的组织发动者，主要积极参与者。更重要的是，必须马上在该组发展收买线人。这些线人还必须是积极闹事者之一，或者他们的近亲，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深入内部打听到情况，才可以知道他们下一步的想法和动向。

群众怀疑组长的贪贿，这个查无实证，不能因此罢免组长——相比平常的管事能力来看，似乎很难找出比他更能坐镇此地，且有利于政府其他工作的人来。如果按群众诉求收回堰塘，那必然面临承包户的起诉。承包户根据几年的投入和预期的利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几十万元，并非完全无理。但是他总共交给该组的钱才有几万，镇村组三级都没有能力赔付。

如果要求法院不受理或者不依法审判，眼前似乎更不可能。现在所谓的法治社会，虽然远未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但至少在民事诉讼这些小事上，法院多还是愿意秉公办理的。虽然县政法委可以兼管法院，可以根据维稳的第一需要，对一些案子做特别指示；但是法院还有个条块管理的问题，它的上级中法还可以纠正和批评他们的枉法之处。

更重要的是，摆平承包商在实际生活中，比摆平农民更难。如果因为农民群访就可以任意撕毁合同，那承包商也可以组织人员上访。他有钱请人专门天天去堵政府大门，而且他更有便利越级上访——他本来就来自市里，他比农民进城更要方便就能将事件放大到上级领导部门。更何况就事论事，他还要更具备合法地位。

如果完全倾向组民处理此事，还会有几个潜在的不利后果。投资商是本县前任书记招商引资来的客户，在此地还有其他一些农副投资项目。现在的县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依赖的就是招商引资；如果因为本地人的不守合约且偏向执法，造成投资环境的恶劣化传言，那就会带来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而这，绝对是基层现任主官不愿背负的恶名。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也不得不重视，那就是承包商和前任书记的私交，据说也还不错。逢年过节的正常走动，在基层社会来说并非难事，更谈不上格外的忌讳。而前任书记并不是卸职赋闲的老人，相反还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维稳是其职责，但维护司法公正也是其不会忽视的。地方上的前任后任之间，往往是很微妙的一种关系。许多事情继任者并不能去直接请示意见，只能靠自己的为人处世去揣摩。拿捏好了分寸，上级会认为你懂事；处理得欠妥，则可能无意间拉开缝隙。

张老汉的水费一下子弄出这么大一个难题，让县镇村组四级领导都不免头疼起来。然而，这还仅仅是乡村官民博弈故事的一个开始，也许更大的困惑还在后头。

八

安家镇距离县城不远，现任镇党委书记是从县委办出来的，政策水平并不低。这几年搞城乡统筹，他们的场镇建设较有特色；因为过境公路穿越其中，给往来经过的客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全县每年的考评，他们多能获得县上的嘉奖。

六组的群访事件发生，老板【当今基层对县委书记的口头习惯称谓】的问责电话自然首先打到了镇委书记的头上。现在官场的惯例是属地管理，你名下的百姓只要涉及稳定事端，镇委书记肯定便要首当其责——因为他是真正最底层的公务员，村一级便是农民身份了。通常情况是镇委书记还根本不清楚缘由，便要先挨骂一顿；然后第一件事是包几辆车去县城【更远的要去省城甚或北京】，把正在闹事的群众劝说回来。

劝说上访农民回家，是这些年基层官吏的一个日常功课，是主官们称为“考手艺”的时候。一般不外乎恩威并济，尽量好言相劝；也有遇见死硬不回的，那也难免要动用派出所警员强行带离。总之不能在外面丢人现眼，不能让上级领导闹心，天大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出发点来解决。至于是否能解决好，那是后话，眼前第一步劝访，那就得花钱。

乡镇一级的财政，几年前就已经收归县上，他们现在只是报账式财政。也就是说，县财政局根据核定的人头，每年工资办公费加在一起，划给他们一个额度，他们可以在此额度内去报账使用。在纹江县，各镇委镇政府镇人大等等工作人员，核定吃财政饭【铁饭碗】的人头是十三名，县财政划拨的资金额度大约是120万。这是基本费用的底线，至于奖金，县里只给大致限额，必须自己去赚钱来发。

我和镇上的领导详细算过一笔账，每年他们称为的“开门费”【日常办公和基本奖金等支出】，至少就需要300万。那么意味着各镇每年都有一百多万的缺口，需要镇委书记和镇长们去设法找回来。否则，镇上的工作基本就要瘫痪；工作人员也就会出工不出力，那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就难以完成，乡村事故自然就会加大。至于他们怎么样去找回每年的这个缺口，这是另外的一个学问，我在下一个专题会来解析；眼前先说他们需要花哪些钱。

一般来说，一个乡镇要下辖十个左右的村，每村十来个组，每组几十户至百多户人家。由于乡村事务太多，现在所有管理服务部门都是合署办公，实际工作人员一般都在20-40人左右。具体构成情况大致如下：书记镇长各一人，另有五个左右副职，然后是党政办主任，社会事务办主任，大学生村官十来人，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组成的农业发展服务部八九个，以及临时工比如司机、打字员、厨师和门卫等。

很显然，乡镇的支出首先要保证上述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等，然后是办公费，车马费，接待费，公关费，大的支出还有场镇的路灯及公共水电费，街道的清扫垃圾费——仅此一项，每年就要20万左右。更头疼的是，每个乡镇都有巨额的历史欠债；也就是历任领导拖欠下来的社会债务，多则几千万，少的也有几百万。具体来说，比如以前修路啊建房啊，欠的人家的工程款等；也包含请客送礼留下的白条。但最大的债务则是当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破产时，形成的巨大黑洞。【这个话题后面再专述】

每一个新任命的乡镇书记，上岗履新首先要接手的就是原有资产和债务。这和古代一样，你要不敢认几辈前任的这个亏空，那你就无法补缺这个官位。对于好不容易等来的这个任命，谁也不会知难而退，于是只好在自己的任职期间，尽量设法填补这些漏洞——这也是今日乡镇所要支出的费用，县级财政一般是不会为此买单的。

还债和新支，事实上都还可以拖着慢慢办。甚至更多的书记，还会在任上增加新的债务。离任审计时，只要你没有明显往自家口袋装，上级或者接任者大抵不会刁难。但是乡镇在今日，还有一笔随时必须支出的费用，那就是——维稳费——这个却是一点不能含糊的。因为欠债不会丢官，但是稳定出了问题，那却是必须问责的。于是，张兴武老汉为了两百元水费而组织起来的群访事件，就成了安家镇眼前要面对的一次财政危机了。

九

有高官说——今日之社会矛盾，本质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叫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

著名学者于建嵘分析，中国底层人民现在对政府的维权诉求，多数时候要钱不要权——本质上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想要夺取政权。

这些观点应该说都切中要害，钱确能摆平诸多事端。但是国家有钱，基层政权却未必敢事事拿钱。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太多，这是永远难以填满的窟窿。或者说，我们六十年来欠农民的太多太多了，这边按住葫芦，那边就会起来瓢。

就拿张老汉他们村组的这一诉求来说吧，看似多么简单的一件事——由两百多元的水费开始的。组长肯定不敢免费，因为每户都在看着，这个钱加起来就很大，他也垫不起。镇里也不敢因为群众闹事了，就免收他们的水费，因为全镇都要免的话，上级水务局就会停他们的水，那农民就真的要暴动了。再说，只要水费制度存在，镇政府即便有钱，也不敢帮全镇农户代缴。因为你这个镇免费了，周边镇子就会要求他们也模仿实行，那带来就是全县的震荡，县委书记也不会允许。

张老汉和六组的诉求，要说也合理。堰塘出租太廉价，提价的钱足以帮全组代缴水费，那也省得组长年年和群众扯皮了。可是承包者肯定不愿，强制执行既违法，也会引发另外一方的群体事件。镇里花钱雇车接回来群众，先安抚稳定之后，就要来商量权衡此中利弊了。总之，事情已经发起，不解决肯定是不行的。而解决，还得回到钱上面来。

解剖一个乡村关于水的故事，骨子里是要借以揭示基层政权究竟是在怎样维稳。管中窥豹，足以看见这个体制面对诸如此类事故时的惯例动作。

镇党委政府首先必须开会研究对策——这件事看起来并不复杂，领头者也清楚，谈不上什么阴谋组织和敌对势力操纵。问题似乎也简单，几百元水费引发的群访。但是如何处理，大家都面面相觑了，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都显得一时手足无措。

因为问题的根子是水费，这是无法免除的。乡里话说——这种口子开不得，一开就会撕大，成为一个填不满的窟窿。一般来说，上访问题涉及的只是个案就很好办，一对一的解决。实在是遇见钱也解决不了的，那也好采取强制措施。

但是水费是普遍问题，而且在这里又是以堰塘承包不公的面目出现的，假设要以组织群访的名义，马上就把张兴武老汉劳教或者送精神病院，这还是不妥也无法服众，甚至还有引起大面积风潮的危险。基层政府面对这些日常问题，首先就是要评估其各种可能的风险，谁也不想无端被拿掉自己的帽子。再说，这个问题关键他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领导来的，因此没有私人的仇愤在其中。

近些年来，越级或者进京上访，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之一。一方面，国家要坚持上访制度不废除，是为了对基层官僚集团有所震慑。另一方面，国家又要求基层政府限制访民越级或进京，并以此考评各地政务，是担心“刁民”聚集酿成城市大面积突发事件。这样一种矛盾的制度设计，必然要给基层治理留下一个法制上的不良出口——这就是劳教制度至今还要保留的原因。

十

面对张兴武老汉所发起的越级群访问题，通常基层政府只有几个办法。一是满足其合理诉求，撤销原来的堰塘承包合同，或者要求承包方加价——但是眼前镇政府已经找那个商人谈了，对方不肯妥协，政府根据前面所述的各种原因，无法强制其满足村民要求。第二，镇政府垫钱解决，这个也不可能，因为势必引起其他组各种相似要求出现。第三，动员说服组民放弃诉求，中止上访。他们也去反复做思想工作了，但是，今天的农民并非过去那样好糊弄。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一旦发现政府色厉内荏不在道理了，那他们就肯定要坚持讨一个说法。毕竟要是赢了，总能减轻一点每年面对的掏钱问题。

上述是指的主动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旦失效的话，基层通常还有几种无奈的方式应对。一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拖，反正官员是流动性质，拖到下任来了去面对处理也行。但是这个前提是要能稳住群众不再进城，否则上级不会让你拖。

要想稳住群众不再上访，在今天的基层，在不能解决问题的前提下，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宁可花钱安排线民随时掌握动态。因为只要信息掌握了，干部就能在村民出发之前去拦截阻挡。村民尽管众多，干部的阻拦一般也不需要强力，因为村民上访本质上是做姿态。大家平时都熟悉，通常不会都翻脸硬闯。因此多数时候拦截是有效的，但是这样一来维稳的成本就要加高。

说到线民制度，其实各国都有。但是在警察系统之外还另外由维稳办掌控一批的，这个恐怕不多。因为这个系统的线民，并不针对刑事治安问题，只是为了严密掌握乡村动态和舆情而设置的。发展对象都是农民和小市民，没有固定的保障制度和退出机制，也没有基于信仰认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每一条信息都是按质论价，从五十元到两千元不等；其中难免会出现为了谋利而故意夸张谎报的芜杂信息。

但是在今日基层，多数地方维稳办会选择这一方式来掌控社情。因为任何群体事件都可能有个密谋的过程，只要掌握了动态，就能及时遏制和预防。也正因此，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用拖的办法也是能应付一阵的。

万一拖不能解决问题，遇见了一批坚决的缠访者，他就是要一再进京怎么办呢？这就是中国目前被媒体针砭但又确实普遍存在的一个手法——送牵头的人劳教或者强制精神治疗。因为除开这样的手段之外，实在没有别的高招可以因对了。而这样的手段相对来说，简单实用，成本较低且风险不大。只需要县委书记默许就能执行，又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公安局的自由裁量权在此刻是肯定配合地方政府的。

但是对于张兴武老汉这样的案例，基层哪怕明知他还要组织上访，一般来说还是不会轻易启动这一手段。因为本质上这个事情虽然麻烦，但性质并不恶劣。尤其关键的秘密在于——他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因此在基层并无私仇。那些被送劳教或精神病院的，多半情形是他的上访可能直接针对和决定某一个人的安全，才往往被对方借用公权痛下辣手。所以，此刻张兴武是安全的，只是他的身边已经有最信任的人，被基层政府收买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基层政权的耳目之下。

因为，现在基本上多数农民都有手机了。每一个手机事实上其功用，就相当于过去的电报机。一个线民随时可以发一条短信给指挥他的人，张兴武的威胁正被消解。

作者：NABC60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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