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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金帝国掠影（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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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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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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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八、和平演变有无希望？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多次与朋友重点讨论过。虽然他们都比老芦高明多了，但彼此分歧却非常之大，甚至是对立的。悲观者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以暴乱终局，甚至以为大乱将于五年内发生，有的则认为大乱不会爆发，但国家也就只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了；乐观者则认为二十年内中国即能完成和平转型，平滑过渡为民主社会，有的甚至认为这变化当在十年内发生。
就连对政局是在收紧还是放松，各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有谓当局在步步退让，控制越来越松，众人之所以觉得越来越紧者，乃是因为民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要求越来越高，衣服没变，身躯在不断长大，当然就觉得管束越来越严厉了；而有的则认为当局就是在日益加强控制力度，公民的自由度与时俱减。
对这些前景估计，各人都作了论证。乐观者的论据大致可归纳为两条：一曰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私有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大头，“社会主义复辟”是再无可能了。随着经济自由的到来，政治自由迟早要跟随其后。二曰极权国家机器业已锈烂，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能力，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迟早人民要重获自由。
悲观论中“冻结说”的论据则是，官僚资产阶级绝无可能放弃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对他们来说，任何民主改革都是老金说的吴法宪他哥——“无法捞”，绝不会为他们容忍。而我党的枪杆子可不是吃素的，大乱并无可能，顶多也就是点无关大局的局部骚乱，因此只会是现状延续下去，在可见将来看不到任何改善希望。
“大乱说”的论据则是：社会危机不断深化，我党尚如晚清一般迟迟不思悔改，而专制机器又已经腐朽了，两杆子只剩下一杆子，笔杆子基本失灵，只能代之以买静求安，而经济隐患重重，现在国际形势又很紧张，中国以暴发痞子的身份闪亮登场，引起文明社会的一致憎恶。若中美汇率冲突加剧引发贸易战，或是中美在南海黄海上发生武装冲突，西方对华实行经济制裁，或是经济危机爆发，买静求安的根本国策失灵，则很有可能引爆社会矛盾，腐朽没落的党机器很可能稀里哗啦垮于旦夕之间，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陷入大乱。
或许因为这些朋友都是高手，所以不论估计如何，都没人天真到认为中国可以发生什么“民主暴力革命”，推翻万恶的旧世界，锻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
在老芦这局外人看来，这些见解各自有理，其分歧是必然的，盖谁也无法获得全面信息，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当然只能是盲人摸象。哪怕是党国领袖也无法获得准确客观全面的信息，盖制度决定了领导只会听到他们喜欢听的信息。
据说2000年奸相朱镕基之所以开记者招待会帮阿扁拉票，就是上了下级的当，那些人汇报前写了两份台情分析，一份是国民党当选，一份是民进党胜出，到时再看领导的神色决定掏出哪一份来，结果会议气氛决定了只能交上预期国民党大胜的报告。奸相信以为真，便乐得出来表演一番，声称他每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便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呸呸，十年过去了，这无耻作秀还让我止不住恶心。阿扁当了八年总统，怎不见他泪流满面高唱国歌，率领大军打过去？敢情他预备的棺材都是纸裱的，地雷阵都是哑炮哇。人家庞德挑着棺材上阵，最后可真的睡进去了，老朱为何不自动钻入他为自己准备的第一百口棺材，以谢国人？左宗棠也没睡他挑到新疆去的棺材，但人家可是平定了叛乱，不必再睡进去了。奸相答应杀的99个贪官在哪里？堂堂国务总理发的神圣誓言，竟然是从消化道下端逸出的，难怪民间诚信全面流失），结果反而激起了台民的逆反心理，让本来希望渺茫的阿扁如意当选。这事使人无比惊诧的乃是，文盲党混到这份儿上，还不知道凡事都该弄几份预案，以便无论结局如何，都有全套针对措施拿出来。不至于如奸相那样，傻瞪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王安石式奸目，指望全世界人民突然害了健忘症，忘掉他唱国歌、趟地雷、扛棺材的豪情胜慨。
或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在不同程度上，大家也可能有着类似党国领袖的烦恼。每个人与外界发生的信息交换都是有限的，而且经过了自己主观好恶的过滤，使得信息处理系统成了个封闭的正反馈系统，选择性地接收自己想听到的信息，排斥讨厌的信息，形成看法后输出去感染他人，加以放大，信息传递回来后强化了自己原有印象，再度发送出去，循环往复，不知伊于胡底。这就是“中国过渡自摸政府”的发生依据，也是草庵的忽悠依据（BTW，我不同意看客先生对草包居士的评价。毛主席预言超英赶美现已兑现，只是时间说早了不是？当然，居士还是比主席英明，主席预见三年超英，结果是三年大饥荒，几乎赶上了山顶洞人，而居士预见经济崩溃，发生的不过是经济奇迹而已，相对说来比主席准确得多）。
因此，若是谁天天看《大纪元》，不到一个礼拜就会觉得天昏地暗，中国马上就要大乱。即使是看真正实行了海纳百川的《凯迪》或是《天涯》，若专看右愤的帖子，顶多一个月也能起到这种效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乃是人的本性，个人很容易不自觉地构筑“近亲繁殖”的封闭系统。
因为知道这陷阱，因此我和朋友讨论时基本是做“厅长”，多听少说，力图不让自己的先入之见影响对方。过后再结合自己知道的零碎消息，加以分析，力图尽可能客观地描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图景来。我的感受是，大伙儿其实都不错，只是可能需要加起来求个集合。
先说那是松还是紧的问题吧。窃以为，国内朋友首当其冲，对舆论管制的即时感受很强烈，因此未必能从长远时段来看问题。其实若是将现在的传媒与80年代那据说是最宽松的时期相比，今日百姓的言论自由度绝非彼时望尘能及。
先看文学作品，那阵子的小说基本还是政治宣传品，唱的还是我党的主旋律。哪怕是当年引起巨大轰动的作品，也基本是马屁文学。而如今的小说与港台的也差不多了，作者根本就懒得再拍我党的马屁，讲的都是家常事儿，见不到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支书的魁伟身影。电影和电视剧也大致如此，除了那些伪造现代史、吹嘘内战的下作东西，基本上还是所谓“生活片”、“文化片”，讲究的是娱乐性与趣味性。诚如彭定康指出的：“不谈政治也是基本人权。”中国人今日总算获得了“免于被逼着歌颂政府”的起码自由了。
非虚构作品又何尝不如此？虽然话题受限，国内报刊对弊政的抨击可以相当尖锐，南都报系尤其如此。前些日子宁夏吴忠市公安局跨省追捕甘肃省图书馆员王鹏，指王在网上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中考试舞弊为诽谤。《南方周末》当即发文指出，所谓诽谤是个人侵权行为，法律上属于自诉案件，公权力不宜随便介入。用老话来说无非是，这种案件本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民事纠纷，根本不能当刑事案件跨省追捕。
在舆论的压力下，吴忠市委、市政府不得不释放了王鹏，处分了有关处理人，宁夏警方还给了王鹏1000元左右的赔偿。然而媒体仍然穷追不放，连《新华每日电讯》都质问道：“案发地明明在宁夏银川，远赴甘肃办案抓人的却是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而被举报人的母亲‘正好’在吴忠市担任主要领导。根据媒体调查。这一行动是通过吴忠市公检法各部门事前联合开会协调讨论，并获得相关领导批示的。由此不难看出，王鹏错案绝不仅仅是‘使用法律不当’的问题。”最后连新华社都发了电讯，题目赫然是《遏止滥用警力迫在眉睫》。
敢问80年代、90年代何时有过这种舆论监督？那阵子若是有此类报导，都是迎合某种政治需要的，有着鲜明的权力斗争背景，诸如张志新案、遇罗克案平反等等，几曾有过传媒为普通公民维权的事儿？83年的“严打”不知道打了多少冤死鬼，可曾有人出来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背景下，不难看出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两起”（起诉“歪曲事实真相”的报社和记者）恐吓的由来——万籁俱寂半世纪后，中国于今才开始有了点舆论，而初生的舆论监督已经初步显示了对黑恶势力极为有限的约束，以致局长大人要出来搬走这块妨碍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绊脚石了。
那么，这五十年的舆论一律是怎么打破的？这就是上文说的：如今的社会已经庞大复杂到难以靠斯大林的机械设计来管控了。如果光有传统媒体倒能胜任愉快，因为那毕竟只是少数人在运作。但网络的横空出世，使得政府严格控制传媒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光是那规模都超出了政府的管制能力。例如《凯迪》在国内大约只算中等网站吧，但每个瞬间的访客人数大致都在10万，而每日平均上贴率在2-3万，许多帖子都有很多跟帖，以致可达上百页甚至上千页。我在那儿看帖子，有时竟然耗费了足足一天，还没能看完一个帖，而我的阅读速度并不算慢。不难想见网监们的工作量该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效法毛共钳住悠悠众口，简直就没有多少可行性。
总之，网络问世给中国的冲击远比其他国家的大，它开创了“传媒人民战争”的新时代，使得信息的传递不再由专业机构垄断，每个普通百姓都可以是新闻记者或评论员。当专职传媒机构失去公信力之后，这种真正的“人民传媒”便取而代之。
这就是为何中国百姓对网络的倚重远远超过了西方百姓——后者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等获得更有专业水平的可靠信息，而前者主要靠网络的“小道消息”来获取对真实形势的了解。例如本人获知国际新闻与本国新闻的渠道主要是电视，本地居民似乎也如此，但我获知中国新闻则主要通过网络，尽管我家也能收到CCTV与凤凰卫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对我来说远比前者缺乏公信力。
这倒应了伟大领袖的话：“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他没有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倍增了小道消息对大道消息的强劲冲击。为了与网络竞争读者，在市场经济中盈利，非国家包养的大道消息便不得不降低控制力度，变得更真实、更可信也更有可读性。这就是南方报系何以异军突起，使得广州取代上海成了文化中心——它不是国家包养的，市场经济逼得主持者们不得不“媚俗”，向真实靠近，而广东领导又历来比上海的开明。
发生良性变化的又岂止是南方报系？就连《搜狐财经》也能赫然登出谢国忠的文章，光那标题都是80年代不敢梦见的，而据说那是《人民网》上转来的：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909/n274811252.shtml
请注意，光是网民的评论就有将近2万条，绝大部份都表示支持，其中有位网友惊呼：“我的天啊，这样的帖子都能不被删掉，中国言论真的自由了吗？”
是的，我觉得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言论自由了。过去与网友讨论这问题，我惊讶地发现，即使是美国华人，也未必知道“言论自由”是怎么回事，以为那就是私下骂共党的自由，不知道言论自由最关键的一条是press freedom，亦即人民在传媒上发表政见的自由。49年以后来人民彻底丧失了这自由，如今却得到了部份的有限的恢复。
当然，政府仍在竭力管制之。但在我看来，they are fighting a losing war. 对传统媒体（也就是杰弗逊年代的press以及后来发明的电视、电台等等）的控制仍然颇严格，因为那毕竟还是由专业人士、专业机构运作，具有技术上的可控性，但对网络这种新型press则无法做到类似的严格控制。其实比起来，使用这种新型press的人数，未必少于看电视的人，据说中国现有6亿网民，而前面已经说过了，网络对百姓的影响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当然，国内网络的言论自由度仍然远没有国外的高，但受限也不是均一的，依话题而异。在我看来，史论虽然有时还需作点美容术，但阐发基本观点似已经基本不受限制了。时评的禁区就多得多：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与政治反对派形成有关的问题，等等。若是抨击时政，则涉及根本制度反而没事（例如《中国核心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直接就是对根本制度的否定）。反过来，抨击或揭发的对象越具体，管制也就越严厉。例如我昨天爬网时，Tom弹出一个即时新闻窗，谓邯郸警察动用黑社会暴打医护人员，我当时也懒得看黑吃黑的烂事，觉得那实行了林副统帅的教导：“坏人打坏人——活该。”刚才去找，见谷歌列出了若干有关新闻标题，但帖子都被删去了。
由此似可导出两个结论：
第一，人民在一定程度上重获49年前的言论自由，证明了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的结论：社会进步一般是通过统治者主动或被动的让步取得的。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再不可能是计划经济了，而传媒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同样也就难以实行“计划言论”。这两个社会进步都不是统治者的主动恩赐，而是他们在形格势禁之下作出的被动让步。
第二，我党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某种“烂污自治”，患了小舞蹈症，党的躯体运动多数并非神经中枢下指令的结果，而是肌肉的自主抽搐。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制度，委婉指出人民的钱被党骗走了，反而什么事都没有，因为那与具体的党干无相干，但得罪了恶警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毋庸赘言，这有限的言论自由虽然比以前是个伟大进步，但舆论对政府的约束力仍然很微弱。周老虎案就是个雄辩的例子。那明明是陕西省林业厅与当地政府联手炮制的骗局，目的是把镇坪县“做成”旅游热点。这种烂事在国内如今已成时尚，例如云南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等等。唯一的区别只在于纸虎骗局被网民戳穿了。然而策划骗局的主犯无一人受罚，周老虎那毫无作案能力的文盲农民却当了替罪羊。所以，舆论在沉寂了50多年后再度在中国出现，起到的主要还是个泄气阀的作用，目前尚只能说是慰情聊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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