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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转点麻辣的，金士并 -- 我们为什么主张精英主义？

北京碁迷

加入时间: 2009/08/29
文章: 354

经验值: 16281

标题: [转帖]转点麻辣的，金士并 -- 我们为什么主张精英主义？ (449 reads) 时间: 2010-12-12 周日, 上午12:11

作者：北京碁迷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在新浪网志上首发的《多样性的迷思》一文，《绿叶》杂志的编辑杜建国先生觉得不错，把题目改成《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度”》之后，发表在《绿叶》2010年第4期上。这一期的作者有郑也夫、程恩富、顾海兵等著名学者，还有北理工出版社的范春萍老师（她是我和陈润生院士合著的《基因的故事》一书的策划人），我的名字能和他们并列，还是颇感荣幸的。

　　不过这一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王小东的《依靠新的世界治理模式解决人口环境问题》。这一篇和王小东之前发表过的《我看好中国》一样，都是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不过结构比前一篇散。在这篇文章中，王小东再次质疑了西方的“政治正确性”，指出这是泛左翼思想，已经害了欧美，不能再来危害中国。比如人口问题，光是中国自己计划生育是不行的，必须在全世界实行，人类才有希望。出于“政治正确性”掩盖、压制这个问题是不行的，“掩盖、压制得越久，将来矛盾爆发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就越大。”

　　我在“五一”期间翻译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叫《进化心理学在亚洲的未来》（原文见这里），作者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米勒用充满激情的行文大胆预测，这个世纪心理学研究的主阵地将从欧美转至亚洲，进化心理学要想在和其他的心理学流派的斗争中获胜，最好是减少在欧美争夺话语权的努力，而把精力放在培养亚洲的接班人上面。米勒明确指出，亚洲缺少政治正确性，“大多数亚洲文化一直没受到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后现代、性别女权主义或其他白板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在亚洲推广进化心理学，应该要比在欧美容易。可见，中西方的实证主义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了政治正确性的荒谬一面。

　　其实，我在上一篇笔记中就指出，文化的竞争一向是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只有通过进化变得强势的文化才能保存下来。尽管进化是一个无方向的试错过程，什么样的文化更有适应性，更能生存下来，是我们事先不易知道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一时强盛，就断定西方价值观一定是人类价值观进化的终极，是什么“历史的终结”，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今天，以及可预计的将来，强势文化是且只能是掌握了科学精神的文化。西方文化因为最先掌握了科学精神，所以才能在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迅速崛起，统治世界达五百年之久。但是在其他文化也掌握了科学精神之后，谁能笑到最后就不好说了。然而，我这些观点肯定也是为政治正确性所不容的。好在在中国还能说，而且还可以期待它为更多的人所理解。

　　下面我就再继续“政治不正确”下去，说说为什么精英主义是今后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唯一可行的方案。

　　我在上一篇笔记中还说过，科学精神的两个主要内容，理性（逻辑）和实证（实事求是），都是和人类的先天心理相背的。尽管研究表明，像丽鱼这样低等的脊椎动物也有一定的推理能力，但是直到人类进化到石器时代，这种推理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的最大表现，就是其“领域特殊”(domain-specific)性——人类对于具体的、有明确背景信息的推理往往能给出正确的结果，但是对于从这些具体例子抽象出的形式化推理却十分陌生，如果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往往不能给出正确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学不好数学的原因——因为数学太抽象了。

　　尽管心理学界早就意识到人类不易把握抽象的“形式理性”（马克斯·韦伯语），但只有进化心理学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确定，并解释了原因。进化心理学界的元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伉俪在1993年的一篇雄文中，通过人们对抽象性不同的Wason测验的测试结果，有力地表明，对结合了具体情境的推理的反应明显好于对过于抽象的推理的反应，很可能确实是人类先天心理的体现。尽管后来也有人质疑他们的实验结果，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质疑还不足以推翻他们的结论。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人类还会有这种心理“缺陷”呢？原来，在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无须掌握什么形式理性，所以只进化到了仅能够对领域特殊的推理问题作出良好反应的程度。但是自十万年前起，人类的文化有了质的飞跃，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相比之下，人类的遗传进化就近乎停止了（虽然不排除个别基因的明显进化），所以今天我们人类仍然有着石器时代的脑和心智，于是继承了石器时代人类的有限理性。也就是说，现代人的有限理性，其实是环境飞速变化之后造成的遗传不适应现象。

　　实证是一种特殊的理性，要人类掌握实证，比掌握理性更困难。这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人类心理在幼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到成年就逐渐僵化，所以幼年灌输对一个人的理性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接受了非实证的理性（如宗教）的灌输，那么他成年之后就不易放弃成见，转而信奉实证精神。第二，人类的理性很容易受情绪干扰，一个最大的体现就是人类有很强的从众性和服从性，容易表现出群体无意识现象，所以在不实证的其他人影响下，即便本来多少实证的人，也容易完全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实证精神。第三，实证精神的某些方面也是和人类的先天心理相背的，尤其是概率原则，如果不进行艰苦的训练，很难彻底掌握。

　　综上所述，科学精神是很不容易掌握的。

　　我上面已经说过，在今天以及可预计的将来，强势文化是且只能是掌握了科学精神的文化。所以一个国家中掌握科学精神的民众的比例，和这个国家是否能崛起，是有关联的。毫无疑问，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科学精神（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国人有科学素养的人只占1.98%；而美国在2000年已经达到了17%），已经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因此提高中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始终应该是一项重要国策。理论上说，凡是心智正常的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矫正，获得科学精神。

　　但是不要忘了，我上面还说过，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始终在进行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如果没有这种竞争，我们倒不妨设想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来可以造就一个几乎人人都能掌握科学精神的美妙社会。但是因为这种竞争的真切存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孜孜不倦地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项工作上，那还没等这工作有什么成效，你的文化就因为竞争力不足而被别的文化灭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进化面前，不应该对任何完美之物心存幻想。进化造就的只是最适者，而不是最完美者。最适者往往不是最完美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美国人里面只有17%有科学素养，只是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但因为远远高于别的国家，这就成了其优势历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尽管有科学素养的中国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二，但是仍然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潜在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都在有科学素养的人达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数字之前就崛起了，这正是“适者生存”而不是“完美者生存”的体现。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和中国文化在有科学素养的民众比例还很低的情况下就能崛起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精英主义，就是尽量让有科学精神的人来治国。

　　我在最近刚刚写完（但暂时不准备贴在网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世界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例子都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对国是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建议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法律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是我们最好能同时建立一种主流的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看来，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就不应该针对自己不懂的国是乱发议论，同时国家也不应该赋予公民对自己不懂的事乱加评论的义务。这显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观，它不光要求民众在复杂问题上尽量听从精英的意见，而且还认为，如果某些信息的公开会造成民众的普遍误解以及和精英的对立，那么不公开这些信息就并非是不正当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后发的大国来说，为了在文化竞争中获胜，我们必须适当限制公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而且对知情权的限制应该更多。随着民众的科学素养逐渐提高，以及国力的逐渐提高，从而使文化竞争的态势逐渐缓和，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也便可以逐渐放开。

　　其实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在走这样一条路。有的人觉得现在言路越来越窄，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假相：第一，社会矛盾的迅速积累，使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松动相对滞后。第二，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一个极端自由的世界，这个极端自由的世界并不是很适合中国，其实也不是很适合美国。美国的知识界一直在反思互联网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后果，相关的著作已经有很多，《三联生活周刊》的土摩托和王小峰各推荐了一本［土摩托推荐的是Matthew Hindman的《数字民主的神话》(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王小峰推荐的是安德鲁·基恩的《网民的狂欢》(The Cult of the Amateur)］。只不过，美国的文化和其世界霸主的现状使得互联网过度自由的问题在美国显得不那么突出，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了。在过了认识水平和技术都不够高的最初几年之后，中国政府是必然要对互联网做限制，以使其自由度尽量符合中国现状的，而这当然会给那些过于依赖互联网来宣泄的人言路变窄的感觉。如果能够摆脱这两个假相的干扰，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在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逐渐拓宽上，中国所走的道路还是很稳健的，在可预计的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正因为用实证主义来分析中国的道路，必然要得出精英主义的结论，所以那些被我视为实证主义者的学者都支持精英主义，也就毫不奇怪。我觉得王小东老师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在去年他和别人合著《中国不高兴》的时候，由于只是强调了民族主义，结果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和仰慕。然而民族主义也有很多种，有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有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然也有更等而下之的游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其实严格地说，游民主义本身根本不包含民族主义的内容，因为在游民的视野中“民族”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当王小东老师今年的思考更加深入之后，他的观点就不可避免要体现出精英主义的色彩，结果引发民粹主义和游民主义者不满。前一阵子中国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副领事郁伯仁被美国警察非法殴打，引发了逆向种族主义者和游民主义者对美国警察的叫好，导致王小东老师痛斥这些人是“贱民”，并和他们互骂，这可以看作民族主义阵营中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游民主义的公开决裂。我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的，理由就是我已经几次说过的：文明和野蛮的对立，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最尖锐的思想对立。

　　最后，为了避免被人误解，我再澄清两点。

　　第一，我所谓的精英，特指具有较高理性、特别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这是从思想上介定的范畴，而不是从身份、地位上介定的范畴。也许称为“理性精英”更恰当些。

　　第二，我并不觉得“精英”和“精英主义”是什么坏词，正如王小东不觉得“民族主义”是坏词一样。而且在欧美语境中，精英主义的负面意义远没有民族主义那么强，所以即便翻译成外文，我也觉得elitism（英）或élitisme（法）没什么不可用的。当然，我更倾向于用scientocracy（英）或scientocratie（法）一词，可以翻译成“科治主义”，但要用这个词的话，就必须指出一点：这并非意味着统治阶层都是科学精英；我们不能因为科学精神在现代文化中的根本重要性，就否认非实证的理性精英的贡献。

　　以上算是我对我们为什么要主张精英主义的完整论述。

作者：北京碁迷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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