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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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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经验值: 519217

标题: 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二） (603 reads) 时间: 2010-12-10 周五, 下午2:23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民生

我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只能说一下模糊印象，没有统计调查，当然极不可靠。

一般来说，比起30年前，哪怕比10年前也罢，城市居民生活是极大地改善了。当然各阶层改善的幅度不一样。最富的当然是上文说过的那些资本家，公务员、国企老板等也富得流油，至于在一般受薪阶级中，我看所谓“高知”的日子过得最好，不但有房有车，而且居住条件似乎胜过了国外同行。上海教授的住宅似乎比美国教授的面积还要大，当然不是美国式的独家楼，而是公寓楼。除住房外，这些同志的收入似乎也比美国教授多，除了工资外，还有着多种来源的收入：带研究生的补贴，出书或写专栏的收入（据说出书挣不了几个钱，写专栏则特别来钱），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了论文还能领到奖赏，等等。

为私人企业打工的高级技术人员收入也不菲。不少知识份子退休后或辞职后去打工，那似乎是计件拿钱，完成一个项目即有重赏。若是直接去当老板开办企事业（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业单位了，学校和医院都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单位），则收入就更高了。因此之故，虽然我的老哥老姐们都已退休，个个过得都比我好多了。每家都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原来从单位买的所谓“福利房”，低价购入，约六七十平米，另一套是后来按市价买的商品房，似乎是140平米。第一套房子一般是租出去，第二套则自住。他们买房可不靠什么按揭（mortgage），都是一次付清。除此之外，他们还炒股炒基金，以芦家的高智商，似乎都颇有斩获，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和他们比起来，我可真是“我的叔叔于勒”了，不折不扣的海外穷措大。

但同样是知识份子，下层就比较够呛。听北京一位教授说，一般讲师月薪也就四千左右。在北京那种高消费城市（所谓一线城市）生活，房租起码每月两千，剩下两千用来吃穿，虽算不得水深火热，却也一定是捉襟见肘。一般公司的所谓白领民工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要结婚，唯一的希望是靠父母给房子，盖房价高到荒唐可笑的地步，绝非一般工薪阶层可以问津。而如今结婚的前提便是“有车有房”，这条件就公开在电视征婚节目上提出，跟买卖牲口无异，而大众也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类拍卖自己或购买对方的勾当有何恶心之处。

如上所述，城市原有的工人阶级业已消亡，代之以进城农民充当的所谓“民工”阶级。中小国企的老一代工人阶级已被奸相朱镕基（不知他赌咒发誓要装99个贪官的棺材为何不把他儿子装进去）直接抛向街头。90年代末似乎是这些人最水深火热的时候，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史上的最大丑闻。但这些人的遭遇也不一样。在灾难发生时，熬到退休者都被工厂移交给所谓“社保局”，每月有一千元左右的退休金，而且一般都有原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所以也不是活不下去，虽然紧张一些。但若年轻一点的可就惨了。我们那个厂子有对夫妇，刚失业那阵子穷到连电费都出不起，天一黑就只能睡觉，连水费都出不起，只能到遭到严重污染的水塘里去洗菜。

这次我回去，本想去找那些穷哥们，可惜毫无线索，盖原来的工厂早就被推平改成商业区了，工厂当年盖的福利房也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与我记忆有关的一切建筑都已不复存在：我上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我自己的家、可可的家、芦婆的家、和她们谈恋爱时坐过站过的地方，统统灰飞烟灭，所谓故乡完全是一个与我的过去毫无联系的陌生城市，因此自然也就无从找到当年一道扛活的穷哥们，只可能找到现在还与芦婆保持联系的所谓“髪小”。敝厂是剧毒厂，女工可以提前退休，因此那些人都逃过了奸相朱镕基的屠刀，现在都在吃社保，居住的是贫民小区。那可不是140平米的四室两厅，而是约20来平米的一室一厅。下雨时到处漏雨，打着伞在改为厨房的阳台上炒菜，跟我家70年代前在贫民窟的生活差不多。不过每月千多元还是活得下去的。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并未到必须揭竿而起的地步。我看她们还活得很海皮，时常互相邀约凑份子，去作低消费旅游，比芦婆开心多了。

物价的上涨颇惊人，似乎超过了正式工资的上涨幅度。10年前我回去，一般受薪阶级的工资似乎也就在千元左右，而现在的民工收入大约也就是这么多。但那阵子衣食住行都很便宜（当然是相对国外而言）。如今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论穿，国内的名牌衣服比国外的还贵。我穿的皮鞋在国内据说是名牌，那价钱高到令我咋舌，不禁起了当国际倒爷之心。当然中低档服装要比国外便宜。吃的似乎还是比国外便宜，但我老婆不同意，坚持认为国内比国外还贵。她似乎比我有发言权，盖她上次在国内生活了半年，自己买菜做饭，而我只是匆匆来去，上哪儿都是寄食。住若是买房，则贵到一般工薪阶层无从问津的地步，若是租房则似乎比国外便宜，例如在上海城郊租个两室一厅，那房租似乎也只是两千多元，这“租售比”（从学徒网友那儿学来的概念）低到可笑的地步，提示房价远远偏离了真实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是买房不如租房，然而房价仍然居高不下。行则要看是什么，若是飞机票，我觉得与美国差不多。当然国内飞机供大于求，常常装不满人，因此常有打折情事，尤其是临近起飞时更是如此。我很少在国外坐火车，因此无法与国内的火车票价比较。不过从深圳到北京，软卧也就是七八百元，大概要比欧美的便宜吧。若论公交（地铁与公共汽车），则票价当之无愧是天下最便宜的。

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工资增长幅度，百姓应该比十年前更贫困才是，但我的感觉完全相反。十年前没谁有手机，更无电脑，而这些玩意如今已经广泛普及。百姓的衣着也远比过去好多了。就连我访问过的贫穷人家，家里也摆满了水果，体现出“物质极大丰富”。这大概是因为大家除了正经工资外还有额外收入，而这收入增加的幅度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

我看困扰城市居民的，主要是三大问题，首先是房价高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绝对不成比例。北京上海等地的年轻人若没有父母提供住房，则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筑就香巢。

房价居高不下，我看主要是一种恶性循环：大众害怕通货膨胀抢走了自己的储蓄，于是便去买房保值；“国进民退”把民企挤兑得走投无路，迫使民间企业家们放弃无利可图的实业，把资金转到房地产投机中去，进一步抬高了房价。房价越高，则越促使大众趋之若鹜，使得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业因此成了吸纳货币的巨大蓄水池，构成了巨大的泡沫，使得通胀的威胁更加实在，因而使得房产越发成为保值的“黄金”。由此形成了巨大然而不会爆破（或起码不会迅速爆破）的大泡，蔚为世界奇观，储蓄了巨大的风险。

其次是医疗费用，快镰刀割草赶不上箩筐漏，哪怕是高级白领，也万万不可病倒，一病倒就全完了，绝对是听人宰割的肥羊，而这不是政府而是白衣魔鬼们造的孽。

平心而论，政府在发财之后，也不曾完全忽略人民的福利，还是建立了有限的劳保制度，为低收入或无收入者提供微薄的补助。而且，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民在内也能参加医保，这点远远强过毛时代，那时农民只有所谓“合作医疗”，无非是发点红药水、龙胆紫、枇杷露，若要住院则只有全靠自己掏腰包。加入了医保的患者若是病倒，到所谓三甲医院（三级甲等，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医院，数字越大等级越高）看病，国家帮你报销50%，而若到二甲医院，则国家帮你报销60%，其余自理（有可能记错，倘若此，则请国内网友指正，谢谢）。即使是高收入的白领，参加医保也不可能全报，例如医生自己看病就不能百分之百地报销，只是自费的比例要比上述的低。如今能百分之百报销者，似乎只有公务员和离休老干部。

如果白衣魔鬼们不是那么丧天良，则这制度还是能解决大问题的。问题是，国家给公民的这点福利，完全被医院抢走了。如今的医院都是自负盈亏，根本不是事业单位而是唯利是图的商业公司，不但构成了商业销售链的终端，而且还利用其职业的特殊性质，构成了权力腐败链的终端。我过去说，国内最黑暗的地方其实不是官场而是医院，引起白衣战士或其家属读者们的强烈反弹（其实在知识份子中，大夫乃是智力最低下的族群，哪怕是天才，进了医学院也肯定要被死记硬背活活弄成傻子。外科大夫则完全是手艺人，牙科就更别说了，偏偏这些弱智份子无论在中外报酬都是最丰厚的，当真无天理）。那话就算不准确，需要改的无非也就是“国内最黑暗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官场，一是医院”。

这次我回去后才知道，原来医院趁人之危抢病人，靠的是双管齐下：仪器检查与卖药。大夫抢病人主要靠卖药，盖所有的大夫都是药贩子，构成了五花八门的药商的销售环节的终端。药商要想把药物兜售给医院，先得给医院药房主任上贡，但这只能保证自己的货进入医院药房，最后能否卖出还得靠大夫。因此，药商与每个大夫都达成了提成协议（当然只是默契，绝无可能形成文字）。每到月底，药商便仔细查对大夫开出的一切处方（都有电脑存底并整理出了明细帐），确定哪个大夫开了他公司的多少药，再据此给大夫发佣金。大夫本人也要查帐，以防药商少给了钱。

于是，整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崇高事业，就完全变成了纯粹的商业交易。这交易与一般商业交易的区别，在于顾客根本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被大夫强制性卖给了大量昂贵的、他根本不需要、甚至有可能对身体有害的药物。这种强行售货得以发生，全在于病人所处的特殊不利的情势剥夺了他拒绝购买的权利——他本人在生病，绝对不敢不吃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与街上药房卖出的同名药物作价格比较。一般来说，医院卖出的药物售价要略低于街上的药房，于是他当然就买下了医院卖给他的药，浑不知其中有许多药根本就不必吃，哪怕是对症的药，也有更便宜的。

这说的还是门诊病人，住院病人就根本连上述选择余地都没有。大夫开出药来后直接就交给护士，护士便给病人打针发药，病人连看一眼处方的可能都没有，遑论去与市售药物比较价格。先父2000年病重时，尽管我们走通了路子，给主任大夫上过贡，他也一口答应帮忙控制开药量，然而下头的主管大夫却拼命地开好药，每天光是针水就是三千多元，十天就是三四万，家父原来的单位业已破产，无法报销，全靠子女们自掏腰包。我去找那畜生，说病人已经是癌症后期，业已全身扩散，放疗化疗都已毫无可能，无非是维持而已，还开什么昂贵的进口抗癌药，增加病人痛苦？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他是大夫，责任就是救死扶伤，非得开那些药物不可。他那富贵很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连他头上的主任医都无可奈何。

您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丧德的烂事么？然而这还不是whole story。大夫和药房都靠卖药有了“灰色收入”，院领导该怎么办？那当然只能充分利用全院的共同财产：仪器。各个医院都规定，大夫在治疗一个病人过程中，检查费与药费之比必须是45%，那意思就是，一个病人每掏出100元，必须有45元用于检查，55元用于药物。医院每个月都要考察大夫的创收比例，若是哪位大夫全月让病人掏出了一万元，其中只有3500元用于检查，距离规定差了1000元，则按十倍罚款，该大夫必须掏出10000元来赔给医院。

这是为什么？仪器是医院的财产，并不是大夫个人负责推销的货物。病人当然要为仪器检查出钱，但那钱在理论上是医院的共同收入，当然必须按权力阶梯分肥，大头只会落在院领导与有关科室领导的手里。临床大夫即使能拿到奖金，那也是九牛一毛。因此，对于开检查单，大夫本人并无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院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荷包丰满，便作出了这一聪明的规定，以重罚逼着大夫去为他们创收。这结果就是，哪怕您害了个感冒，也很有可能被大夫弄去做头部的CT扫描或核磁共振，因为感冒必然头痛，而这就给了大夫无情宰割您的借口，尤其是当他在电脑上算出他本月有可能被罚款时（若您碰巧见到大夫在电脑上仔细计算，那多半不是在研究病情而是在计算他本月的“药比”是否超标）。

当然，大夫也不完全都是良心泯灭者，向我披露“药比”的烂污勾当的那位朋友就非常愤怒，大骂“逼良为娼”，说他只能“杀富济贫”，看人下菜碟儿，根据病人的经济状况酌情开检验单。如果来了个牛气十足的款爷，他就猛开检化验，若是看上去比较穷的病人，则他就尽量靠视触扣听和简单检化验作诊断。但即使如此，也未必能确保穷人不挨抢，因为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尤其是如果该月的药比有可能超标，为了避免被十倍罚款，他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不仅如此，他还不能不充当药物销售终端，从药商那儿拿钱。盖他过去曾一根筋，试图“清者自清”，却引起同事的强烈不满，几乎把他挤兑出了那个三甲医院，整得他乖乖跟着大伙儿一道捞昧心钱，这才天下太平。开头良心上还下不去，但后来慢慢地也就麻木了，最后还捞出点滋味来，买房买车，颇有成就感，云云。

陈大夫认为这不是医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他认为，只要政府把医院收归国有，把医和药分开，不要让医院自负盈亏而是变成真正的福利机构，则这丑不可言的弊端即可消除，所以，说到底，还是政府的责任。他还说，若是让基督教会去管理医院，则医院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救死扶伤的机构。

陈大夫所说当然有理。虽然我讨厌基督徒在网上传教，几乎成了偏执狂，但并未因此抹杀良心。对教会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做的大量好事，本人历来高度肯定，多次指出那些“帝国主义文化特务”比中国人自己还爱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还盼望中国富强，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珍惜中华文化遗产，比中国人自己更爱护珍惜中国人的性命。没有他们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则中国绝无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内便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总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则带来了文明。中国如今最大的悲剧，就是只认识到了第一点，从而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抵抗，因而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却仍然顽固坚持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主要的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使得中国至今还处于野蛮状态。其实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还真有剥削中国人民的意味（尤其是在一个蓄意制造“低人权优势”的中国政府的主动全面配合下），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到底能从中国抢走什么，老芦迟钝，还真想不出来。

但问题是，就算政府会让教会去管医院（纯属做梦），那也绝无什么好结果。中国人的本事在于“洋为中用”，无论什么好东西都能让它获得鲜明的中国特色。

国内的教堂布道我也曾去参加过一两次，在门口便目瞪口呆：那教堂是新修的，十分漂亮，比国外大部份教堂都漂亮，然而两翼的厢房却是非常阔气的商店。为了查明它们与教会的关系，我特地进去询问服务员，人家告诉我，那些商品虽非教堂的财产，房舍却是从教会租来的。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份儿吧。据我所知，西方教会当然也有房产，但一般是租给贫民，有点像中国的所谓“廉租房”，其实还是属于善行。至于租给商店去牟利，好像在《新约》里也说过，据说那阵子的教堂成了商场，以致耶稣愤怒地冲进去把摊子掀翻了。倘若他老人家生在今日中国，只怕是千手千眼也掀不了那么多。何况他还没能掀翻一个货柜呢，恐怕立即就要让保安逮捕了。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信徒泪满襟。

牧师的布道我也曾耐心聆听过，讲授的完全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位年轻女士的布道最动人，居然告诫信徒们，买东西就得买名牌货，若想节省就对不起自己，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衣服鞋袜都是名牌，因为上帝并不反对人们享受，云云，令我眼界大开，觉得物质气味如此之浓的基督教，便信了也无妨。

当然比起来，基督教会可能算好的吧，佛道寺观更糟糕，开办的目的完全是搂钱。高昂的门票就不用说了（教堂好歹还不兴收门票，当然，那里面也没什么看头，西方名教堂照样卖票），一旦踏进山门，立即就被人缠住，拼命向你兜售香。据说杭州的寺庙最糟糕，和尚会缠着你去抽签，而那些判词都很糟糕，目的是引起你的恐惧心理，于是你为了消灾免祸，便不得不花钱请和尚替你做法事消解。此外还有若干狗屁东西以高价出售，它们之所以能卖高价，据说是和尚曾经对之念过经（所谓“开光”）。我家有人就曾从泰山背回一块什么“泰山石敢当”来，据说那是“开过光”的。

这大概就是当基督徒的好处，我这可是从太太那儿学来的。去参观寺庙时（对了，这次还看见江泽民前总书记为云南丽江黑龙庙题的匾额，上书“护国佑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大概也就只有他这么干。由此可见我党如今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每逢被人缠住，我便声称：“我是基督徒，教义规定不能搞这些活动。我是来参观人文景点的，不是来参加你们的宗教活动的。如果我参加这些活动，死了得下地狱。”到后来我干脆自称穆斯林，反正“芦回回”也当了多年了。

扯远了，我只想说，如果医院让教会去管，即使不变得更黑，只怕也是天下乌鸦。那个国家的溃烂是全面的，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药可医。

至于将医院再度收归国有，让“医”与“药”脱钩的设想，也不可能解民于倒悬。陈大夫可能忘记了当年的公费医疗是怎么回事。我在回忆录已经介绍过了。先慈87年病重时，奸相朱镕基尚未当国，国家尚未实行医改，医院还未变成现在这种纯商业公司，大多数人还享有劳保。然而白衣弱智魔鬼们照样有本事发财。他们和附近的旅馆联手，把它们改成“分院”，分院的收入就不上缴，完全成了医院的黑金库。病人入院第一件事，便是问你是自费还是公费。若是公费病人，他们就拼命给你开药，却把那些药物贪污了，拿去卖给自费病人，所得便装了腰包。弱智魔鬼们就连人血都敢吸。那阵子人血是商品，医院的血源主要是农村中大量的卖血者。需要输血的病人若是自费，他们就少收你的钱，但不给发票，所得便被他们贪污了。陈大夫建议改回去，除非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否则无非是又改成过去那样，能杜绝医院的贪腐么？而若是改成全民免费医疗，只怕百姓立即就要发动轰轰烈烈的人民看病战争，光是医疗费用就能让政府财政破产。

前天老太婆才跟我说，她跟她的髪小通过话，那人正准备去住院。我惊问（我和老婆子当年是一个厂的同事，她的髪小也是我的同事）：何病？答曰：没病。没病为何去住院？朋友们都去住了，她一个人无聊，也准备去住。住院成时髦了？不是，是去“吃医保”。现在国内开了一种医院，是专门“吃医保”的，开在郊外，其实就是度假村，疗养院。大伙儿约好一道去住，院方为防上面来查，也装模作样地开药挂盐水，但“医生”一走，“病人”就自己拔掉，在“病房”里打麻将，打腻了就出去玩，野餐什么的，据说很有意思。那这种医院能赚什么钱？具体原理不知道，反正这种医院就是专门开了钻医保的空子，迎合低收入阶层的低消费疗养的市场需要的。

您说这国家烂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全面溃烂，我看根本就不是改变社会制度或是改变政府可以治愈的。我在《文明真空》文中说，过去的中国是“上诈而下愚”，现在则是“上下俱诈”，成了不折不扣的丧德之邦。不光是政府会坑人民，人民同样会坑政府。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彻底丧失了羞耻心，什么道理都不讲，什么面子都不要了。政府可以蛮不讲理地拆迁，甚至动用黑社会抢劫“钉子户”，以此逼迫人家搬走，而百姓以高于国外的价格买房产，竟然只能买到70年的使用权，那所有权仍然是政府的，因此任何时候政府都可以以“征地”为名，将你从以天价买来的房子中赶出去。政府连这种下作无耻的烂事都干得出来，上行下效，还能指望公民诚实无欺？

第三个困扰据说是子女教育。但我家的人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没有什么可教子女，这方面没有什么体会，只是听人闲谈时提到子女入学何等昂贵。这想来也不足奇，有财大家发么，既然医生可以把职业化为权力制高点，趁人之危去抢劫弱者，教师又胡为乎不可？中国生活方式的优美动人之处，就在于所有的人都力图找到别人有求于己之处，把那化为赤裸裸的敲诈手段。

农村的情况我不了解，大体情况估计是随所处地域的战略价值不同而异。随着城市面积爆炸式增长，原来的市郊农民统统成了城里人，这些人似乎都靠卖地发了财。若是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则要看当地有无商业资源，最富的似乎是地下埋着黑金的煤老板。至于一般的农村，我只能在火车上“考察”。在全国各地“考察”了几千公里，看到的农舍似乎都很象样，破旧的并不多，新房不少。尤其是“长三角”与京津一带，从火车上看下去，村舍都是洋房，周遭的农村都已经田园化了，颇有点外国农村的风味。当然这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风貌。如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均一，西南西北的农村绝对比不上沿海一带的。不过即使如此，我看到的景象与20多年前相比，也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那阵子东西南北都一样穷，没哪个地区是“先富起来”的。

四、生态环境

这次回去感到最欣慰的是，生态环境有极大改善。

90年代我频繁回国，每次回去心里都沉甸甸的：中国人正在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破坏自己的家园，把它变成人类根本无法居住的地方。每次回去我都要经过北京，每次飞机降落前，我都以为下面是阴天，因为根本就看不见城市，但飞机落地后我都发现，城市上空笼罩着的不是正常的云雾，而是极度污染造成的烟雾，鬼话称为smog者（smoke与fog融合而成）。城里仍能看见太阳，而且地上还洒着阳光，提示那并非阴天而是晴天。但天空却是灰扑扑、脏兮兮、无比骯脏浑浊的一片，实在没法让人认定那是晴天。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使得他们造出了一个不阴不晴的第三态。

这已经成了北京的典型景观。每次我回去都这样，唯一的例外是1999年“大庆”，那次我总算见到了丽日蓝天。可惜那短暂的晴空乃是用昂贵的金钱租来的。据说为了迎接那次“大庆”，北京所有的工厂都给关闭了一个月。十•一到来前几天，国家还使用了人工降雨，以此冲去空中悬浮着的尘埃。可惜第二年再去，北京市又恢复了那不阴不阳的第三态。头上顶着一块脏天，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能见度比真正的阴天还低，让人说不出的难受，然而似乎也就只有海外赤佬有这种感觉，大众似乎习以为常。

有次我从欧洲回国，心里非常难受，那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上空就不必说了，哪怕是在前苏联的空域中也罢，下面都是连绵的森林。什么时候绿色不见了，那就是到家了。飞机飞上几个小时，在无边的灰白色的土地上，只能见到一团团云彩投下去的黑影，见不到星点绿色，更见不到一条河流，那情景跟月球表面也差不大离。出境时我从香港走，飞机飞到珠江三角洲上空时，下面完全笼罩在沉沉的工业废气中，当真是怵目惊心。

更严重的是水污染，老百姓都再不敢喝自来水，改用商业公司售出的净化水。估计无非是自来水通过个离子交换柱，至于质量如何则根本没保证。家乡的鱼虾螃蟹再也无法食用，连文盲都知道它们构成了食物链终端，富含各种重金属诸如汞、铅等有毒元素。原来清澈见底的河流散发着恶臭，水面上长满了水葫芦。目睹此情此景，当真是万箭穿心，觉得中国正在自己的眼前沉沦，而且没谁能阻挡这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不料这次回去却令我惊喜交集。北京城上空的烟雾不见了，竟然可以见到蓝天，那天去奥运村游玩，风颇大，然而风里竟然没有沙子，令我非常惊诧而且不习惯——早在我念书那阵，北京就开始沙漠化了，一刮风便是飞沙走石。我与朋友分享这欣慰感，他却告诉我，也就是那几天如此，平常还是不行。看来我正好赶上了最好的时光。即使如此，我觉得仍然是巨大进步，盖若在90年代那阵，要有这种好时光，还得靠政府关闭工厂起码个把月，再加上人工降雨。

更令人欣慰的是，绿色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鸟儿也开始回来了。我在我姐家住时，总是半夜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坐在花园里抽烟（人家室内装修太漂亮，不好意思如在我家那样乱来）。她家门口装的照明灯有传感器，有人走过时便自动开启。一天在灯光下，一只黄鼠狼居然从我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令我喜出望外。对在国外居住的同志来说，这实在没什么稀罕的，不光是松鼠，有时就连鹿都常常会与您狭路相逢。然而那可是在中国啊！能见到一只黄鼠狼也该算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了。

更令我惊喜的是，在我姐那儿居住时，早晨居然听到了鸟叫声！这可是久违了。大概自70年代起，我就再没在城里听到过鸟叫。如果不是出国，我还从不知道城里可以有这么多的鸟，早晨叫得你睡不着。即使是在50年代，我也从未听到过如此喧嚣的鸟鸣。然而这次回去却居然在黎明时听到了鸟叫声，而且鸟儿为数还不少，虽然没有国外那么多，但比起过去来，不说是比十年前那严重污染的时代，就算是比起五十年代来，也可算惊人的奇迹了。

鸟儿和小动物之所以回来，我想还是绿化使然，而这正是我这次回国的又一惊喜发现。从孩提时代起，在我记忆中，父母坟墓所在的山就是寸草不生的童山。但我这次返乡上坟，但见满山林木葱茏，父母的坟墓已经藏在浓荫深处。20年前在坟前种下的柏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当年被迫把母亲葬在那荒山上，一直是子女们心中最大的痛，如今这痛楚总算消解了。

这不是敝乡一地发生的变化。为了广角度地观察国家的变化，我这次特地乘坐火车“考察”了母国的大好河山，行程几千公里，处处所见与几十年前迥异。

文革初与文革后，我多次在京广、陇海、沪杭、浙赣、湘黔、宝成诸线上旅行过，犹记我第一次在车上见到华北平原，愕然发现原来那在地图上绘成嫩绿色的一片者，其实是无比凄凉寡苦的的荒原，不但没有什么河流，而且连树木都少见。不仅如此，那植被破坏还与时俱进，每次旅行所见都怵目惊心。文革初在南方见到的山上还有树木，文革后则无一不是光秃秃的山峦。

但这次我乘火车所见则截然不同，南国山峦都为绿荫覆盖，淮北、华北平原上也到处是树，令人心花怒放。我还注意到，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那些树都很细，平均年龄大约三四岁，估计也就是在近5年内种下的。这说明在过去几年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的环保意识都有了个跃进。环境改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百姓有了足够的能源，用不着再去砍伐树木了。这可是非常关键的一条，盖四川农民当年的燃料完全靠稻草和树叶，那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背着背篓的农民在路上行走，用一个固定在木棍顶端的尖钉叉起落叶，再把那叶子扔到背篓里去。若是农民没燃料，当然要去偷伐林木，政府再提倡绿化也没什么用处。

这当然不是说形势大好，中国的污染仍很严重。城市高楼污染不必说，大量的汽车废气也不必说，哪怕就是在空旷的华北平原上，能见度也非常之低。本来那地方十分干燥，根本就不该有雾，但现在却是迷雾塞空。在一片朦胧中，但见血红的太阳贴在天际，柔和到可以逼视，提示那不是阴天而是晴天。由此可见当地的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但不管怎样，和十年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那个烂污世界相比，应该算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了吧。这进步非常可喜，希望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能再接再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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