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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一）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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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经验值: 519217

标题: 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一） (1278 reads) 时间: 2010-12-10 周五, 下午1:41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说明：

网站数据丢失后，老稀要我重新贴一下《镀金》。为此我对原文作了点删节，并尽可能把原来的段落并在一起，以便少贴几次。问题是，我这文字也会同时出现在牛博里，势必造成读者误会：我记得最后那篇是第十五段，但我重贴归并后再接着写，续作恐怕就要变成第七八段了，那边的读者就会以为是已经看过的旧作。这事还真是麻烦。但若不贴出来，光临此地的读者又看不到前半截，所以还是顾不得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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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帝国掠影

芦笛

俞天任君（网名“冰冷雨天”）的《芦笛印象》一出来，我这归国考察报告就不能不写了。不瞒列位，老芦前段确实“潜入大陆”（老邢的用语，NND，跟美蒋特务60年代窜犯大陆也差不多了），但第一没有什么政治使命，并不是去找我的国安上司接头，受薪或甚至受勋，第二并未打算go public。那动因很简单；想去见见阔别多年的亲人们，他们都已经在花甲乃至古稀之外，都是乘坐公车或逛公园不必买票的老者，这辈子见不上几次了。趁我还活着，也趁2012年尚未到来，老稀家的Nibiru尚未光临地球，赶快去使劲见上几次，能见一次是一次，以免贻悔于未来。原想“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的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故作深沉的屁话——云彩能带走么？哪怕是共党也没这本事吧？）”，但蒙朋友热心介绍，在国内结识了一些古道热肠的朋友，老冰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来原计划的秘密访问就在网上曝光了。

我这人天生是个做屁民的份儿，天性与张扬格格不入，属于扶不起的刘阿斗，上不得台盘的主，这辈子只会低调做人，绝无可能如郎咸平郎小白那样去厚颜忽悠众生。更何况我上网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得罪了一切可以得罪的人，真真成了“国人皆曰可杀”，光是威胁要杀我全家的匿名信就收到不下十来封，要是让人家人肉搜索出真身来，那岂不是科着头往刺丛里面钻？姑不说如今定居“长三角”的胡安宁曾赌咒发誓，扬言我一旦回国就要发动暴民治死我，光是我在海外惹下的乱子就够我喝一壶的。须知我真正得罪的人都在海外，那伙烂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要如肖传国那样雇佣个打手乃至杀手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没有方舟子万分之一的名气，挨了也白挨，谁让你嘴痒谁都骂涅？这也不在话下。

回去之前我倒是没太大顾虑，盖我怕暴民而不怕政府——政府若是拿我当回事，不给签证不就完了，有什么必要诱捕我，引起国际纠纷，自找麻烦？冯正虎案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政府虚怯到了极点。时至今日，我党的态度不是offensive，而是defensive的，巴不得把所有的麻烦都堵在门外，岂还会“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发放签证把祸祟主动引入门去？就算是政府捏造个罪名（例如嫖娼，间谍等等）把我牢起来，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反正在哪儿都是躺着，在牢里与在家里躺着有何区别？人斯大林还特地发明了“狱内科研”，特地把科学家抓到监牢里去开发高科技，我就不能去监牢里研究中共党史，顺便考察国内狱政？

所以，我入关时毫无顾虑，与“芦笛”出世前归国时毫无两样。那边检官员也丝毫不曾找我的麻烦，例行公事地验了护照的真伪后便“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让我进去了，前后用不了一分钟。倒是出来时有点小小的麻烦。先是那搜索我的女官特别粗暴，不但搜索得非常仔细，历时很久，而且那态度跟吆喝牛马也差不多。检查完后，我提上通过爱克斯光检查过的手提包，没走上五十米，一位关警追了上来：

“对不起，先生，”他的态度倒比那位那位女保安温柔得多，“您还得通过海关检查。”

出境也得通过海关检查，这倒透着新鲜，大概是为了杜绝文物走私吧。我于是跟着他走到另一部爱克斯光探查仪前，把提包放上了大托盘，蒙受第二次射线消毒。

这也算不了什么。国内连坐火车都要安检。那天我提着一大瓶朋友送的软饮料进站登车，一位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拦住了我：

“先生，请你打开这瓶子，自己喝一口。”

我遵嘱扭开瓶盖，只觉豪气涌上心来，视死如归，心一横，眼一闭，脖一仰，咕嘟嘟直往下灌。那位工作人员连声叫道：“够了！够了！不用再喝了！”我意犹未尽，干脆把瓶子递过去：

“味道不错，您要不也来一口？”

他貌似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这是为了公众安全，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当然知道，其实也并无反感，只不过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里的滑稽事，爱用来插科打诨而已。全怪极端回回（芦回回也知道谴责回回，奇怪）把本来好好的太平世界弄成这鸟样，害得全世界人民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少贫富尊卑贤愚不肖，全TND提着裤子狼狈万状地过安全门，全无一点绅士淑女做人的起码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回国后，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地巡视祖国的大好河山，从未发现自己的行动受限，亦未发现被人跟踪或监视。当然，我大大咧咧的，天性又很迟钝，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而忽略外界，天生不是当间谍的料（白让高寒、YQY等人抬举了一场，实在对不住哦），或许有这种事我未能发现也难说。但不管怎样，我从未受到当局的正式盘问或其他形式的刁难骚扰。

这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我党至今不知道芦笛是谁，要么我党不把芦笛看成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威胁。这第一种可能并不能完全排除，须知刘晓波也不对我党构成任何威胁，然而我党就是能蠢到把他视为生死大敌。这世上还没有什么蠢事是我党没干过的。所以，党至今不知芦笛是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毕竟还是存在的。我以后还要回国，敬请见过面的朋友不要公开介绍有关本人的信息，谢谢！

一、经济奇迹

回去最强烈的感受，便是那实实在在的经济奇迹，以硬件建设而言，当前的中国大约早就超过了“老欧洲”，比美国也不遑多让。

先说城市建筑与基础设施。城市就别说了，一律曼哈顿化，处处高楼大厦，正如我在旧作里哀悼过的，“文化中国”早已消失，如今残留的只有“地理中国”。每个城市都一模一样，无论是房屋建筑与布局，是街道的格局范式，绝对一模一样。如今您若睡在延安的酒店里，朝窗外看去，看到的景色也与北京毫无区别。最难得的是，就连阴沟里发出的恶臭，都与师爷先生上次返乡时伴随他温馨遨游全城的异味毫无区别。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使得他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城市制作成了工业上的所谓标准件，可以彼此互换而绝不会发生操作障碍。只是我才疏学浅，至今尚未想出“城市标准件”该怎么才能替换使用。

简言之，如今中国已无旅游价值，至少城市是这样。我走过的地方中，只有慕名而去的旅游热点丽江古城还能算是中国的地方（据说湘西的凤凰古城也不错，但我实在没功夫去了，下次再说吧），其他地方与中国似无太大相干，无一不是曼哈顿的拙劣拷贝。其实据导游说，就连丽江古城也是假古董。当地曾在1996年发生过大地震，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全城的建筑都是新建的。而且，今日的丽江古城已无单纯民居，城内建筑不是旅馆，便是商店餐馆，全由全国各地去的人冒充纳西族、摩梭族负责经营。原住民统统搬到了城外西式别墅区去纳福，个个是以出租物业为生的富翁，每年光租金便起码上百万。

但不管怎么说，或许是指导重建工程的人有点文化，该城还保留了传统的外观，实现了“中西合璧”的理想境界。例如酒店是典型的传统民居外观，但内部一律西化，标间与星级酒店毫无区别，席梦思、电视机、电脑、卫生间等一应俱全，而且保证免费无线上网，论居住的舒适，可绝不是原始人老祖宗能梦见的。我看这才是既能保留传统文化风情，又能确保现代物质享受的正道，只恨这样的地方太少太少。

勿过，只有我辈海外赤佬才会有这种惆怅，绝大多数乡亲（包括我家的亲人）都为遍地高楼而心花怒放，充满了自豪感。这也毫不足怪：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其实是以纽约曼哈顿为蓝本的，如今中国终于按那模式在自家土地上建起了天堂，有生以来又第一次住得那么宽敞，当然要扬眉吐气，无法理解海外赤佬莫名其妙的怀旧感伤。

好在我也适应了这巨变。过去我对回乡一直心存犹豫，迟迟不能下决心，生怕所见彻底替换了我珍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硬着头皮走一回之后，发现原来的担心不过是杞忧——在据说是我故乡的城市中漫步，目之所及，见不到一栋熟悉的建筑，遇不到任何可以唤醒我记忆的景象，这个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毫无相干的彻底陌生的城市，绝无可能替换我那些无限温馨的记忆。我只需假想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拜望搬迁到此地的亲朋即可。

国人为何要把自己的家园变成狰狞的水泥森林？原因大约颇复杂，除了暴发小农的粗俗的物质崇拜心理导致的高楼崇拜狂外，更是高昂的地价使得开发商只可能尽量向空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非常不合理，乃是严格按照权势梯度展开的。

如所周知，毛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按权势分配一切资源，所谓“城乡差别”不必说，就连城市都按官本位划分了级别，有所谓直辖市，省辖市，地辖市，县城，村镇等极为严苛的区分，并严格按那权力梯度分配资源，如同严格按照干部级别分配待遇一般。后毛共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使得大城市分到的资源远远超出了小城市，当仁不让地成了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为住民提供了最多的工作机会乃至发财机会，却又无法像毛时代那样强制冻结人口流动，于是便使得城市构成了强大的物质引力场，将周遭的农民统统吸引入那个局部“黑洞”中，造成了城市居民爆炸式的增长。如今大城市的住民，我敢说绝大部份并非土著，至少我家乡是如此。外来人口潮水般涌入城市，当然居住要成为大问题，不盖高楼何待？

如果政府不主控资源分配，而是像欧美那样，由市场的天然需求决定物流，则我想中国的城市化也能像西方那样遍地开花，不至于将全国闲人抽吸到北京上海，将全省闲人抽吸到省会。在华北平原上走一遭，您立刻就能察觉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区别，欧洲平原上是连绵不断的小城镇，而广袤的华北平原上除了几个较大的城市，依旧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竟然给人一种“地广人稀”的奇特感觉，与城市里人头挤挤、汽车塞得水泄不通的景观形成强烈对照，构成了新时代的“城乡差别”。

除了遍地摩天楼之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令人印象至深。从北京到天津，如今只需25分钟，所谓“动车”（城际列车）时速300多公里（据说最高为390公里，但我未曾留意到），却全不给人“风驰电掣”的感觉，非常平稳，席不暇暖，不知不觉间便到了目的地。反倒是上海的磁悬浮一点鸟意思都没有，最高时速为400公里，但乘坐的感受如同迪斯尼的过山车，颇有点惊心动魄的样子。

不光是高铁，动车与磁悬浮，地铁也充分体现了所谓“后发优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地铁都实行了电脑管理，自动售票机一律使用触摸式屏幕。你只需点击目的地站名，电脑便能立即算出你应付多少车钱，不管你中转多少线。当然这是上海的地铁，北京的则无论远近，票价一律二元，约等于免费乘车，全靠国家亏本营运。其他城市的地铁虽然没有那么便宜，但毕竟该是全球最便宜的地铁了。若干地铁站（不是所有的）的站台已经实行了全封闭，由玻璃钢建成的墙壁将乘客与铁道隔开，车到时门才开启，与车门一一对应。记得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北京某暴徒曾在列车进站之际将无辜乘客推下月台。如果全国的地铁站都改为这种格局，那此类恶性案件便可杜绝了。

服务设施也很齐备。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旁有醒目的时间显示，告诉大众红灯或绿灯还要开上多少分钟，让等待的行人或司机心中有数。地铁车厢内除了广播外，尚有液晶电视以及电子告示板不断显示下站名称，一律中英文双解。公共汽车内也同样如此，只是广告与废话实在太多。当局似乎把百姓当成了幼稚园的小宝宝，在一切场合孜孜不倦地告诉他们该如何乘车，如何下车，如何注意安全，各种禁止事项，等等。这种过度关心，不但是对公民智力的侮辱，而且以大批无聊屁话淹没了乘客真正需要知道的有用信息。

当然这也是我这海外赤佬的感觉，绝大多数乘客对那些噪音污染早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次我在北京南站排队购票，听大喇叭（那绝对是中国人的特殊爱好）中一个女人不断地嚷嚷，那声音和回声混合在一起，绝对听不懂任何一个字，而且极度刺激袭扰神经。我忍耐了几十分钟，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又无可能让她住嘴，乃转身问排在后面的一位同志：

“你能听懂她在广播里嚷嚷什么么？”

那位先生怪怪地看着我，似乎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向他提这种怪问题，颇纳闷世上怎么会有人傻到竟然会去注意广播里发出的噪音，良久略显失望地摇了摇头。

“你也听不懂？”我进一步落实道。

他再度怪怪地看着我，再度摇了摇头。

“那她为什么还要这么大声穷嚷嚷折磨人呢？你不觉得这噪音干扰非常难受？”

他第三次怪怪地看着我，第三次摇了摇头，这次有点绝望的意思，大概以为我精神不大正常。我长叹一声，把身子转了过去。

类似的对话又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过一次。一位坐在东方航空公司柜台里的先生对着麦克风嘟囔了一阵子，似在背诵莎翁的十四行诗，要么是密宗的咒语。那诵声照例和回音混在一起在大厅里来回翻滚，构成一种奇特的音响效果。我于是问负责指引办理登机手续的乘客的那位服务员小姐：

“对不起，小姐，我有语言障碍，你能为我翻译一下那位先生广播的重大消息么？”

小姐不大自如地答道：“对不起，先生，我刚才没注意，没留神他说什么。”

“原来你也有语言障碍，所以跟应付外语考试一般，必须聚精会神才能听懂？看来我的中文实在太差劲，刚才我全神贯注仍未听懂一个字，至今无法断定那到底是普通话、上海话还是外国话。不过，请告诉我，那到底是不是乘客须知的重大消息？如果是，为何用这种难懂的方式晓谕大众，而又无人理睬？如果不是，那他这么嚷嚷一气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当然，说话耗用的体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何况还有大功率扩音机，但噪音能造成公众健康问题也是公认的。你能不能代我向贵公司反映一下，以后用文字显示必要的信息。如果不是乘客必知的，则我建议不妨免掉这种服务，好么？”

话说回来，撇开文化上与美学上的考虑，中国的城市建设毕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战后重建，大概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900万方公里土地上，每个城市都如同广岛、长崎一般，被核弹彻底平毁了，每幢建筑物都是新建的。光是这一空前浩大的工程需要的建材诸如钢筋、水泥、玻璃钢、钢梁等等的数量就是个天文数字，更别说建起那无数摩天楼、立交桥、高架公路、高架铁路、机场及其配套设施，开挖隧道、地铁，管理空中、地面与地下交通等所需的技术。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与如此庞大的称职的技术队伍（包括设计人员，施工的技工，管理人员等等），竟然在短短30年中（尤其是最近10年中）便如同雨后的蘑菇一般遍地钻了出来，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与变魔术无异。

岂止是基础建设如此？我上次回国是2000年的事，彼时私家车还如凤毛麟角。这次回去，满街跑的都是私家车，平均年龄大约不会超过五岁，还全是好车。世界上大约还没有哪个汽车大国如此年轻，就在最近四五年之中突然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genie一般在虚空中成型。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与如此庞大的技术员工队伍，到底是怎么在短期内就训练培养出来的？

IT工业就更不用说了。电脑与手机的普及率大概当仁不让是天下第一。10年前我回国，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网络为何物，没几家人有电脑，更不知email所云何物。我家算是知识份子人家，兄姐们都是所谓“高知”，然而那阵子只有两个姐姐家有电脑，只有其中一位有邮箱。这次回去，每家都是四五台电脑，都是液晶大屏幕，一律无线上网。晚上家人全在网上娱乐消遣，有看严肃文字者，有购物者，有打麻将者，有与人闲聊者，可谓各得其所。

国内网购也非常发达，如今已无“土特产”一说，所有的地方特产都能在网上买到。但国内的网购很奇特，充分表现了中国特色，那就是不能靠刷卡购物，必须先去某个中立的第三方担保机构开个帐户（称为“支付宝”），划入一定资金，挑中所需货物后，对方送货上门，十天内不必付钱。如质量不满意可以退货。十天后若无异议，则售方通过第三者从那帐户中提款。

这奇特的发明完全是针对骗子横行的具体国情作出来的，但似乎也没有妨碍交易物流，只是对海外赤佬颇为不便，使得他们的外国信用卡或银联卡丧失了购物功能（除非是在国际机场的免税店中），只有取款功能（无论是信用卡还是银联卡，都能在中国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的现金机上提取人民币）。我多次试图靠信用卡购买机票（火车票则根本无法网购，据说是因为票价不打折扣，中间商无利可图，因此只能到车站或城内的售票处去面对面地购买），多次被拒绝。好在中国有的是廉价劳力，靠人力支撑的服务业天下无双。虽然无法网购到机票，你只需向什么“携程”或其他旅游网打电话订购，人家就会免费送票上门，以现金交易，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比网购似乎也未遑多让。

总而言之，国外是靠电子服务尽可能节省劳力开支，而中国则是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力提供第一流服务。我在小哥哥家住宿时，某日他家的饮水用完了（现在国人饮用的都是净化水），嫂子当即给卖水的公司打了个电话。她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门铃就响了。那送水者在进屋之前，如同外科大夫或科研人员一般，取出一对一次性使用的塑料脚套，套在鞋子上，然后才扛着替换的水瓶进屋，以免把客户的客厅和厨房地板弄脏了。那考虑之周密，令我目瞪口呆。我惊问哥哥，这售水服务何以如此应答如响？哥哥说，那家公司的广告承诺过即时送货上门，他们平常派出许多送水员骑着电动车（我最讨厌那无声无息的东西，有次几乎把我这反应迟缓、步履维艰的颤巍巍的八旬老者撞倒了）或摩托在街上到处巡游。公司接到催货电话后，当即将客户地址告诉就在那家客户附近巡回的送水员，让他将水送去。这种高品质服务，也只有在劳力极度廉价的国家才能提供。

手机之普及就更不必说了。下了飞机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大众穿得非常之好而且时尚，再不是十年前的土老帽了，衬得我这海外赤佬格外寒酸土气，第二印象是人人手提相当高级的手机，不是iPhone，便是Blackberry，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其中有许多是山寨版，不禁肃然起敬。当然也不全是山寨版。家庭聚会时，小辈们聚在一起，互相检查对方的手机，比较谁的上网速度最快。那些手机都很不错，而且都是真品，并非来自水泊梁山。

即以山寨技术而言，那也相当了不起。听朋友说，中国人虽无原创力，但如今只要外国出了什么新玩意，相应的山寨产品不旋踵就推了出来，而且还结合中文特点，对原发明作了极大的改进。此话大约不虚。我过去从来不知道中文手机也能发短信，而且无法想象怎么才能靠十来个按钮拼写出全部汉字来。这次回去才发现那设计非常巧妙，其实是抄袭英文手机的smart spelling。但即使是抄袭，也是活学活用，本人绝对想不出那简单、有效、易学的输入方式来。正因为设计巧妙易学，我才在稍微练习后即能与人进行短信对话。尽管对方使用的是书写输入（这大概是中国人的又一发明吧），我靠按钮输入，速度也没慢到哪儿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能不对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与模仿能力深怀敬意。如所周知，中华民族傲然有别于世界各民族的特点，是她那令人无法置信的惊天动地的愚蠢，谋略全世界倒数第一，被人卖了还乐呵呵跑得屁颠屁颠地帮人数钱，偏偏还不知耻，专门吆喝叫卖见不得人之处，要厚颜自吹自家的神机妙算胜过鬼谷子。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无数的例子。但如今目睹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不能不修正自己的看法。看来中国人的愚蠢主要表现在社会领域里，主要还是个“文化诱导性智障”的问题。在工程技术上的学习与模仿能力则毫无疑义是第一流的。由此看来，国人惊天动地的愚蠢并非先天原因使然，不是不能纠正的，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仍有可能，疗愚事业大有可为，不能不令人无限欣慰。

电子工业与汽车工业也跃居世界先进水平。80年代我出国那阵子，国人最高理想便是买上一台日本彩电，若是谁有一部“雅马哈”摩托车，则立刻在大家心目中成了金甲神人。而如今中国价廉物美的电视机与摩托车等产品已经彻底击败日寇，据说不仅将日货逐出了国内市场，而且业已席卷东南亚市场。东南亚之大，已经放不下日本人的销售室了，令我这仇日者觉得无比痛快。10年前我写《仇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时，就曾痛诋张贤亮的“抵制日货”的滥情号召，主张国内厂家向当时的长虹集团学习，先以日为师，学会了人家的本事后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来将日货逐出市场。如今这理想终于实现了，其快又何如也！

当然，离开帝国主义无比猖狂的经济侵略，这经济奇迹就绝无可能发生，起码上述各产业那庞大的技术队伍就不可能培养出来。这次回去，才算是真正明白了“世界工厂”是什么意思。它其实与英美此语的涵义完全不同。如所周知，19世纪前的世界工厂是英国，20世纪的世界工厂是美国，21世纪的世界工厂是中国。然而相似者不过是皮相的。英美充当世界工厂，靠的是自己的资金与技术，而中国充当世界工厂，则是全世界把工厂搬到了中国去。如今世界上大约找不到一家没在中国设厂的西方公司。就连家家户户用的油烟机，也赫然打着“西门子”的铭牌。这种借鸡生蛋、速成致富的偷懒取巧高招，似乎要比英美当年靠自力更生致富的笨法子高明得多。

可笑的是，国人尤其是识字分子以其固有的愚蠢，竟然连这简单的因果关系都看不出来，至今似乎无人悟出，他们之所以能过上祖辈从未梦想过的好日子，靠的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对中国发动猖狂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野心狼。中国人对“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成语的诠释理解完全是颠倒的，那就是认恩为仇，认仇为恩，其最辉煌的例证就是国人尤其是识字分子对苏美截然不同的态度，它永远是昭示与纪念中华民族不识好歹，不辨善恶的愚蠢丰碑。我在下文中还要回到这话题上来，这里只是提一下。

当然，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奏效，前提是有一个与列强里应外合的卖国政府，而这就是邓小平立下的历史功勋。我党相对于前任统治者的巨大优势，是根本不受民意制衡，卖国与否全在党魁一念之间，因此一旦打定主意，便可肆无忌惮地放手卖国，使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深度，广度，与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满清与民国的总和，当然要引出空前的经济繁荣。反过来，无论是晚清帝室，是袁大头，是蒋介石，若是敢动念去干类似的事，只怕还没能做到亿万分之一，政权就要被愤怒的爱国愤青们推翻，臭名昭著的“保路运动”就是明证。所以，这“卖国求荣”的历史重担，似乎也只有我党才能挑起来。

不仅如此，在浮光掠影地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之后，我一直在想：若是1989年学运触发了中国政局的大规模改变，中国在苏联之前实行制度转型，成立了民主政府，今天还会有如此的建设成就么？我深表怀疑。上面已经说过了，“荣”是“卖”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罔顾民意，靠制造制度性不平等来牟利的下流极权政府，不靠“低人权优势”贱卖人力资源，全世界还会把工厂搬到中国去么？而若不是这么做，上面说到的那一系列资金与技术又从何而来？由此看来，中国民众虽然愚昧，但在“舍民主而求繁荣”这点上，似乎还是有点常智的。

二、社会组成巨变

这次回国的又一惊奇发现，是中国城市的社会组成已经发生了巨变，再不是我走时那样了，其最突出的改变，是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横空出世，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人间蒸发”。

我走那阵子，国内还根本没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只是所谓“个体户”，多半由前“社会渣滓”亦即劳释人员或失业青年（称“待业青年”）组成。这些人得以出现，全靠万能的共产党首次承认无力保障公民就业，不得不网开一面，允许失业人口自谋出路。

惟其如此，全社会对这些“无正当职业者”一致采取了歧视态度。他们的生存空间极度逼仄，只能做点小生意，记得出名者有什么北京的“大碗茶”，安徽的“傻子瓜子”等等。其中佼佼者称“万元户”，也就是年收入达一万元。他们对土匪政府满怀戒心，据说从不存钱而是把现金塞到酒瓶里，藏在炕洞里，随时等待“第二次土改”。我有两位中学同学就是这种“万元户”，都是靠做小生意发家，其中一位在家门口支了个行军床，就以那为摊位，在上面放点衣服百货什么的，另一位搞长途贩运，骑着一部“长江牌”摩托，在大众嫉恨的目光中来去如风。或许就是因为全社会的嫉恨与歧视，这拨人据说在89学运中很活跃，北京有名的“飞虎队”就是他们组成的。但无论是论人数还是经济实力，这拨“倒爷”根本就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既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或经济势力，就连个阶层似乎都不能算。

这次回去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三十年间，民间资产阶级从原来那个徘徊在中国上空的幽灵突兀地降临世间。与马克思恩格斯痴情呼唤的那个毫无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幽灵不同，这具有无限生机的资产阶级幽灵抓住了改革开放的难得机遇，落地生根，疯狂繁殖，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便长成庞然大物，拥有的财富不但令“旧”社会的资本家如荣毅仁辈瞠乎其后，而且比欧美富豪也未遑多让。如今的中国机场与国外机场也差不多，停放着富豪们的私人飞机与直升飞机。

资本家们甚至把触角伸进了原来的绝对禁区。如今活跃在国内航线上的有家私人航空公司，名曰吉祥航空公司。该公司据说由温州王家三兄弟搞长途贩运起家，先是购买大巴搞长途客运，填补国营长途客运的空缺，现在发展成了拥有17架空中客车的航空公司，董事长似乎叫王均金，也就40来岁光景。17架空客！您去想想光这投入的资金就该是多少吧。如此规模的航空公司，即使是在西方也很了不起了。但在西方的民航史上，我还真没听说谁是靠大巴客运起家，在短短20多年便折腾出了个颇具规模的民航公司。中国人的创业能力，实在是了不起，若不是过往百年中白痴领袖白痴政客们川流不息地把中国往死里折腾，中国早就成了世界首富了。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我也享受过，开头还有点提心吊胆，总觉得不是国营的就有点山寨味，为此特地买了保险，好让我家属在我坠机身死后大大地捞上一票，坐上后才发现起降都很平稳，与国营航空公司乃至国外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也无什么区别。只是毕竟是民营，处处得穿政府的小鞋，登机“落机”（广东人管“下车”叫“落车”）不能走登机桥，只能坐摆渡车从舷梯上下。

然而据朋友说，这王均金兄弟也算不得中国的首富。据说在如今的中国，身家过亿者已达8万人（另一朋友则说是三四万人）。民营资本家拥有的财富，已经达到了国际财团的规模。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最近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支付了13亿美元现金与2亿美元的单据，该集团的李书福成了沃尔沃的新董事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资本家的强大金融实力。

这些人的财富，构成了国民经济的脊梁，把FT中文网张力奋文章的有关段落拷贝在这里：

“1979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时，中国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总量不到1%。30多年后，今年初中国官方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民营企业加上微型的小企业，已经达到了4100万户。对中国目前整个GDP的贡献超过了60%，对国家财政税收的贡献是超过了50%，并且为中国创造了将近80%的就业机会。所以阿里巴巴的马云最近有一句话说：现在的国营经济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补充。对应中国国情：30年前，中国的官方文件还会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现在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主体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数据彰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限活力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毫无生机。须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权力的狭缝里歪歪曲曲地艰难生长起来的，论起点与国企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却能在30年间一跃而为国民经济的栋梁。它们才是繁荣的缔造者。如果翻箱倒柜地查一下，只怕不难看出国企乃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与寄生虫，其存在全靠欺行霸市的恶性竞争，是权力人为扶持的结果，而备受打压排挤的民企才是经济繁荣的创造者。马克思竟然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发展，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有蛊惑力的最大的糊涂蛋。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款爷们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相当的现代工商眼光，甚至具有世界视野，其发家也未必是卖身给权力的结果。上引文字中提到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就颇有代表性，此人靠创办网站起家，其发家史颇有点像谷歌与雅虎。该同志是60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迟至1995年出访美国时才第一次接触到因特网，但他与我辈书呆网虫不同，立即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回国后即开办了“中国的黄页”网站。99年辞去公职下海，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迅即成为巨富。上文提到的“支付宝”似乎就是他开办的。这种同志的发家史，在我看来还是相当正当的，主要是眼光与智力的结果，似没有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骯脏”。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消亡。回去后与一位朋友在网上通信中交流，他说：现在城里还有谁当工人？听得我一楞一楞的。我去国那阵子，工人还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职业，也是最光荣的职业（当然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如今这位同志却告诉我，如今城里再没人当工人了，却并非60年代末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城里人到底干嘛去了？

改当“白领民工”去了。如今城里确实没谁当工人，但并不是说城里就没工人了。共产党的治国哲学，不是他们标榜的唯物主义，而是唯权主义。我反复说过，毛共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一切按权力严格分配的等级社会，其中城乡居民是梁漱溟老先生说的“九天九地之别”，农民与工人分处不同的权力等级，其权力落差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过来人都知道，跳出“农门”远远难过鲤鱼跳龙门。后毛共有限地突破了“唯权主义”哲学，引入极有限的“按资本分配”作为“按权力分配”的补充，但仍然保留了城乡的权力梯度。于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组成的改变时，原有的社会等级便依次“晋级”——城里的新一代上升为“白领民工”，而农村的新一代则进城当工人。不管怎么变，农村永远是城市的殖民地，而农民永远是二等公民。

对政府来说，这种变化省了他们的无数麻烦：若是城里人当工人，则政府就有责任照看他们的福利（当然也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当年朱镕基［据说他与王安石一样，眼中白多黑少］搞什么改制，把中小国企统统送给贪污犯，把广大工人阶级直接抛向街头，压根儿没想到他作为大国总理的起码责任），若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了，就算如朱镕基一般不理不睬，起码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有碍观瞻。如今当工人的却全是农民。从理论上来说，农民本来有国家分给他们的土地，进城打工算是第二职业挣外快，国家并无责任照看他们。第二职业当然不存在失业问题，若是工厂倒闭，回去种田就是了，关国家什么事？您说这设计该有多聪明？怪不得爱国青年们时时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无比自豪，咱们的政府算计子民的智力确实是第一流的。

那“白领民工”又是什么意思？共产党治国，为汉语增添了无数涵义无穷的新词语。在“人民国家”，凡是沾了“民”字的，大约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般而言，那“民”字作为前缀，意味着“低人一等”，有点像英文前缀sub。所以“民营企业家”就是比“国营企业家”低一等的生物，而“民工”就是比“国企工人”低一等的生物，“民办”也就是比“国营”低一等的企事业。顾名思义，所谓“白领民工”就是白领中低人一等的生物。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城乡居民依原来的权力等级依次晋级，原来该当农民的农村新一代进了城市，在私有企事业里当上了体力劳动者，便被称为“民工”，而原来该当工人的城市新一代进了扩招的大学（根据上述构词法原则，其实应该将此类劣等大学生称为“民大学生”，其质量远不如咱们当年），毕业后进了公司，充当下层白领苦力，便被称为“白领民工”。这批人活得其实并不容易。在北京上海那些所谓“一线城市”，每月拿的也就是两三千元人民币，工作极度辛苦，工时很长，毫无劳保福利，而且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为了节省开支，公司常常顶多雇佣他们两三年便将其炒了，省得有涨工资的问题，反正待业青年多的是，不愁找不到替换的人。当然这炒也可以是双向的。一位白领民工在某个企业里顶多也就干上两三年，若看晋级无望也常常会跳槽。

在我看来，白领民工与民工的区别，无非也就是脑体力劳动的区别，收入并不十分悬殊。例如我几乎在每个城市的餐馆都看见雇佣服务员的广告，那报酬一般是1千元左右，包吃包住。而白领民工并无雇主包吃住，所得不过两三千元，刨去吃喝住宿，能否剩下千元来还颇成问题。尽管如此，城市居民仍然对白领行业趋之若鹜，而餐馆服务员的位置则无人问津（否则也不会几乎每个餐馆都打广告招聘了）。之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心理增值”使然，一如当年的“领导阶级”的谀称哄得大众打破头争着去当工人，在毫无安全保障的血汗工厂里被机器轧掉手臂，打断脊梁，或是被活活毒死（我当年的穷哥们儿起码有十名早卒）。

这种“依原有权力梯度递进晋级”当然不是匀速的，越是处于权势阶梯的高端，则“晋级”的跃迁幅度也就越大，其中最有示范性的例子，大概是从原来的老知青兼“黑帮后代”晋升为未来的党国领袖与炙手可热的权贵的习近平与薄熙来。与此同时，我的老知青同学们大多沦为猿形鹄立、绳床瓦灶的丐帮。

这里顺便说一下，看老哈的《东张西望》文，薄熙来似乎民望甚高，其实我看他是白折腾。由“权威逐代递减律”派生的子定律是“庸人胜出律”。这定律早为勃列日涅夫那庸人从容胜出，不但成了在任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终身党国领袖，而且至今还是为俄罗斯各族人民深情怀念的伟大领袖的现象所揭示，也为胡锦涛的胜出再次证明。早在小胡转正时，我就通告过大众，他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那样的庸主，中国从此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这预言为今上本人在上次什么大会上庄严证实，他赌咒发誓要当勃列日涅夫那样的“维持会长”，亦即绝不改变现状，既不会搞民主改革，也不会如毛左所愿倒回去。

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最明智的选择。斯大林发明的党国的构建原理与运行法则决定，铁血强人只能是第一第二代统治者。在铁血强人死去后，留下来的“领导核心”只可能是庸人。这是因为才干胆略出众者只会引动先皇的猜忌而被无情除去，而为了防止宫廷政变，先皇也只会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蓄意在部下中制造分裂，使得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样，在先皇死去后，政权便落入一伙矛盾重重的庸人之中。这伙庸人推举出来的一把手，绝对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那种因循苟安、得过且过的超级庸人，貌似对谁都不构成威胁。若谁像赫鲁雪夫那样敢有什么改造国家的抱负，则一定会引起同僚极大的不安，要联合把他做翻。由此形成了一种专门把庸人选出来做党魁的负筛选机制。小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悟出这点来，不懂韬晦，太过于喜欢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这就决定了他只会引起同僚的反感、不安与猜忌，因而只会以政治局委员为其仕途顶峰。

由此可见，权势金字塔上各等级的“晋升”幅度并不一样，等级越高，经济繁荣带来的政经地位的改善就越大。换言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取决于他与核心官僚体系的距离。如果身处所谓“体制内”，则哪怕是区区警察也要变成贵族。

以后我才知道，如今的警察早成了贵族，轻易不会上第一线，什么都靠雇佣军：不但公众场合维持治安靠保安，居民小区的治安也靠保安（似乎是属于该区的物业管理处的），集市贸易管理靠城管，交通管理靠协勤，等等，等等。只是那些身处第一线的雇佣军们照样身着威武雄壮的军服（协助管理交通的协勤似乎是例外），海外赤佬一般认不出西贝货来而已。其实要知道对方是否警察，须看他是否佩戴上写“警察”二字的臂章。我在国内跑了好几个地方，只见过一个货真价实的警察，那还是因为他手下的雇佣军与某乘客发生尖锐冲突，几致老拳相向，他作为上司不得不出面处理调解。

顺便说一下，中国现在已成 “万国军服博览会”，世界上再没哪个国家有那么多人，身着五花八门的各国军服，从事形形色色的与军务毫不相干的职业了。例如列车员一律朝鲜式（？）军服，肩章领章一应俱全，您说那与军务有何相干？最逗的还是天津五大道的保安，居然头戴苏格兰贝雷帽，身穿英军军装，逼真地再现了当年英租界风光。

我不明白的是，保安本是普通商业公司的雇员，并非政府的执法力量，若在超市内维持治安还有一说，何来的法律权利在公众场合维持治安？这本来是警察的对口专业，警察为何不干，而要使用雇佣军？这种法外暴力机构，仍然是威权机构，并不因为是商业公司就能改变其性质，雇佣的警力仍然是警力。

我在欧美的大城市和小城镇都呆过，从未见到过如此庞大的正式与雇佣的警力。“城管”之类富于中国特色的玩意就不说了，就说警察吧，除非出了车祸，本人在西方基本上没见过什么交通警察，遑论庞大的“协勤”队伍。维持治安的警察也很少见到，见到他们基本是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时，那是负责保护群众，维持治安，防止发生暴力冲突的，并不是弹压驱赶群众的。除了在超市偶尔见到个把保安人员外，无论是在住宅区还是在商业区，亦或是机场车站等等，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保安队伍。兴许机场的保安确实是私人雇佣的，但我记忆中似乎不曾见到过有什么保安人员（安检那儿不计）。这与中国可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哪个角落没有保安的存在，到处以威武雄壮的军服诉说着（更准确地说是呼喊着）我党对垮台的极度恐惧。论警力（无论是正式还是雇佣的）与人民的数量比例，中国绝对是天下第一，而且那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一定为后者望尘莫及。如此庞大的维稳预算（亦即“和谐”成本），大概自有人类以来未之前闻。

当然，从提供就业的角度来看，这也未必是坏事。我曾跟我姐小区的保安聊过天，他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极度满意，十分海皮。据他说，他们公司包吃包住，提供集体宿舍，六人一间，有卫生间（含浴室），电视，电脑，除此之外尚有月薪2千元。这比饭馆服务员的平均收入可是高多了，而且什么事似乎都不需要干，其职能需要似乎就是站在那儿，向公众展示他的physical存在，以此对罪犯提供一种威慑力。其实他们对出入小区的陌生人根本就不盘问。起码我住过的好几个小区的看门的保安是如此。这种基本没有付出的寄生性职业，谁干上当然都非常海皮。

总而言之，如今的中国颇有点像古罗马帝国或后来的大英帝国，城市居民类似古罗马公民或是大英帝国本国内的白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雇佣非罗马公民或殖民地的“野蛮人”（如印巴人）来做，体现了鲜明的寄生性质，只不过那“非罗马公民”或殖民地的“野蛮人”是本国的农民而已。从这个意义来看，当今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不但对少数民族如此，对汉族人民也如此，是一个城市全面压榨乡村的畸形国家，只不过其压榨方式比毛时代更巧妙而已。

商业公司成为政权终端已经够邪门的了，最邪门的是黑社会也成了政权终端。据说为了拦阻人民赴京上访，各地政府竟然不惜动用黑社会搞所谓“协防”，暴力拦阻、抓捕甚至毒打试图赴京上访的冤民。据说这是因为中央对地方实行“维稳问责制”逼出来的。据说中央以赴京上访人数为评定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地方当局既不能光明正大地杜绝此类行为发生，当然便只能依靠黑社会了。

上面这段话，我是听来的，并非亲眼目睹，亦非受害人的第一手证词，因此处处注明“据说”二字，很可能是传谣。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当年厂里的一位女工后来成了个小企业家，她的企业不幸被列为拆迁对象。她抗命不迁，成了钉子户，当地政府也不搞什么强行拆迁，省得再逼出个毅然自焚的唐福珍来，趁她本人并不住在那里，直接动用黑社会趁夜把她那企业洗劫一空，所有设备都给偷走，所有的门窗都砸得粉碎。她报案无门，又已倾家荡产，再死守那破房已毫无意义，只好放弃，乖乖让政府推平了那房子。这我可是听她本人讲的，算得上第一手证词。我的感觉是，如今我党已经什么道理都不讲（也无道理可讲，无论是从马列主义毛思想，还是从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而言都毫无道理），什么脸都不要，已经从毛共那种具有邪教包装的黑社会进化到了赤裸裸的传统型黑社会了。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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